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前夕，北京大学成立了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高级副行长林毅夫出任中心主任。这不禁让人想起林毅夫参与创办的另一所知名经济学研究和教育机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时间刚好过去整二十年。
二十年里，CCER成长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也见证了中国发展的奇迹。但我们面对的并非一个静止或线性增长的世界。如何描述在此消彼长的全球经济共生中独树一帜的中国增长轨迹，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轨迹能否提炼出发展模型和经济理论，并能通过实践被再次检验？这正是林毅夫和他创立的研究中心希望解决的问题，他将这一轨迹概括为基于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启动快速结构性变化的进程”。
早在2012年9月出版的《从西潮到东风》一书中，林毅夫便提出，假如没有结构性改革，欧元区、日本和美国都将陷入漫长的低增长、高风险和金融投资低回报的“新常态”。同时认为应该启动新马歇尔计划，促进全球范围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三年过去，林毅夫描述的“新常态”正演变为全球经济的“新平庸”和“大分化”，推进产能和投资“走出去”则成为中国新一轮经济改革战略的核心。中国开始走上前台，“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2015年12月2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发布公报，提出“推进结构性改革，必须依靠全面深化改革。”此前一周，在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成立现场，《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就宏观经济形势、结构性改革等当前热点问题及政策取向专访了林毅夫。
经济增速放缓主因是外因
《财经国家周刊》：最近几年，我国经济增速一直处于下滑态势。有一些观点认为这是受到国际经济形势大环境的影响，但更多的声音则表示，这反映了过去多年经济增长中的体制机制问题。您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林毅夫：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肯定有不少体制机制的问题，当然要改。但我认为2010年以来的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更大的原因是外部性的。可以从两个维度来说明。
一是跟我们处于同一个发展程度的国家，例如印度、巴西，都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经济下滑。巴西在2010年的经济增速是7.6%，但2014年仅有0.4%，经济下滑幅度超过了中国。这些国家所面临的内部问题各有不同，却同样在过去几年出现了严重的经济下滑。所以我们不能把我国经济所面临的体制机制问题和经济下滑就必然地连结起来。
二是观察那些高收入、高表现、但是出口比例比较高的经济体，他们作为较为发达的经济体，按说没有我们国家所面临的体制机制、增长模式的问题，但我发现只要是出口比例比较大的经济体，这段时间的表现跟我们基本是一样的。
从2010年到2014年，韩国从6.5%的经济增速下降到3.3%，中国台湾从10.8%下降到3.5%，新加坡从15.2%下降到仅有2.9%，等等。这些增长模式更为合理的高收入经济体，有的下滑速度比我们还快。那么唯一能够解释以上现象的，就是所有這些国家的经济下滑都是由共同的外部因素导致的。
林毅夫：无论对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都是要靠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 王旻/摄
有质量的增长不等于放慢增速
《财经国家周刊》：对经济增速减缓的不同归因，会给政策层面带来很大影响。由于有观点将减速的主要原因归结在增长模式不合理上，因此又认为增速下降正是经济转型的一个表现，也只有增速下降才有可能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实现转型。您怎么看？
林毅夫：我认为这是一个误区。目前伴随着经济增长出现很多问题，例如环境压力增大、雾霾问题突出，社会认为这是因为经济增长太快，用高速度牺牲了增长的质量，所以认为要有质量的增长就等于放慢经济增速。
虽然很多问题跟我们的发展阶段是相关的，但是跟经济增速没有直接的因果联系。
以环境为例，我国正处于产业结构以制造业为主的发展阶段，才导致了环境压力，因为制造业阶段能源使用、排放密度高。只有尽快进入高收入阶段，产业结构变成以服务业为主才能更好地改善环境。如果降低增长速度，只会使我们在制造业阶段停留的时间更长。
此外，也只有经济保持一定增速，我们才有相对稳定的环境推动改革与转型。
认识到上面所讲的，一是目前的经济下滑主要是外部因素导致的一个结果，二是与经济转型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那就意味着采取稳增长措施是非常重要的了。
8%潜力，7%现实
《财经国家周刊》：您曾经提出，我国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还可以保持每年8%增长的潜力。这句话的背景正是经济增速开始减缓的时间当口，因此引起不少争议。8%是怎么测算出来的？
林毅夫：8%是指增长潜力，而非实际增速。
无论对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都是要靠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这两方面可以体现在一个指标上，就是人均GDP。
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都要靠自己，发展中国家则有后发优势。按购买力计算，1979年我们人均GDP只有美国的5%，经过30年的发展，到了2008年达到美国的21%。
这是什么水平？这相当于日本在1951年、新加坡在1967年、中国台湾在1975年、韩国在1977年与美国的差距。而这些国家都在此后都实现了20年的高速增长，增幅处于7.6%到9.2%之间。这个后发优势，他们已经实现了，那对我们来讲就是有可能的。
因此我说从2008年开始，我们应该还有20年平均每年8%增长的潜力。这里强调的是潜力，只代表可能，不是说一定会实现。 《财经国家周刊》：在目前国际国内的经济环境下，如果对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速做一个现实的预测，可能是什么水平？
林毅夫：我觉得即使国际经济不好，如果有足够力度的稳增长政策，也就是提振国内投资和消费，在现实当中依然可以超过7%。因为从投资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有利条件仍然很多。
调整投资而非否定投资本身
《财经国家周刊》：投资是前几年提到稳增长时的关键词，现在很多产业都产能过剩，很多人将注意力放在消费上。您怎么看？
林毅夫：现在社会上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将投资等同于产能过剩，认为我国过去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导致了今天的产能过剩，因此应该控制投资。
这种看法是不准确的。消费虽然重要，但拉动增长的前提是依托在就业基础上的收入不断提高。只有通过投资推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才能使劳动生产力水平得到提高，进而增加收入、刺激消费。所以讨论的重点还应放在投资上。
《财经国家周刊》：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如何用投资来促进经济增长？
林毅夫：首先，虽然很多产业出现了产能过剩，但是还有很多可以产业升级、转型。这跟发达国家不一样，发达国家产业都在前沿，下一个新的产业还没找到，我们新的产业并不难找。
第二，产业要发展，要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其完善的空间还很多，以往的基建重点在城市间的联系上，比如高铁、高速公路和机场。但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如轨道交通、地下管网、改善环境也需要投资。
现在城市化水平大概占总人口 55%，发达国家城市化水平是 85%，城市化每年在推进，公共基础设施也要相应增加很多。
《财经国家周刊》：在您看来，我们促进投资的有利条件有哪些？
林毅夫：有好的投资机会，同样需要资金来进行。中国政府积累的公共负债现在只有40%多一点。日本240%，其他发达国家普遍超过110%，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普遍超过100%。
地方政府平台的问题不是总量太多，而是借短债来进行长期投资。要解决期限不配套的问题，地方政府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应以地方政府长期建设的资金来做，现在财政部已经着手进行落实了。
从货币政策来看，虽然经过数次降息降准，但是资金价格相对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还是比较高的。所以货币政策空间也比较大。
除了政府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空间外，我国民间储蓄率大概是50%，外汇储备还有3.5万亿，这在世界上处于最高水平，都是投资可以利用的有利条件。
新结构经济学眼中的产业升级
《财经国家周刊》：您刚才提到，用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一大重点就落在产业升级上。这呼应了当前提出的供给侧改革，您认为应该怎样布局产业升级？
林毅夫：我认为，从新经济结构学的角度，可以把现在的产业分成五大类来分析。
第一类产业，与发达国家还有差距，称为追赶型产业。比如发达国家现有的汽车产业、高端装备业、高端材料业，附加价值、技术水平都比我们高。这是我们发挥后发优势最好的机会，可以通过并购、到国外设立研发中心、招商引资的方式来获得先進的技术和管理。
第二类产业，在国际上是领先的或跟发达国家差距已经非常小。比如说家电产业，白色家电是最明显的。这类产业要自主研发新技术、新产品，否则很容易被后面的国家赶超。
自主研发需要基础性研究，这属于公共知识，企业在这方面的积极性非常低，所以在基础研究上，需要政府多投入。发达国家政府有国家科学基金、国防部各种基金，都是在支持跟它有优势产品所需的科研研究。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也必须这么做。
第三类，称为退出型。一种是我们已经失掉比较有优势的产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行业。一种是产能过剩行业，主要是建筑业相关的产业，有些产能是非常先进的、近几年刚投资的，在国内过剩，在国际上却非常稀缺。一带一路就是以基础设施为抓手的。
第四类，弯道超车型，比如互联网，移动通信。这种以人力资本投资为主，研发周期非常短的新产业，我们确实可以跟发达国家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竞争。
最后是战略性产业。这类产业资本投入非常高，而且周期非常长。为了国防安全需要，我们也必须发展这类产业，像大飞机、超级计算机。这些产业必须政府补贴。
这五种不同产业类型在目前的新常态下处处是投资和发展的机会，这些投资都能够提高我们的生产率水平、竞争力和发展的质量。
政府角色定位
《财经国家周刊》：2015年以来，社会投资增速并不见起色，甚至在一些领域出现大幅下滑，是经济增速趋缓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说基础设施建设应由地方政府多多发力，那么上述五大产业的转型升级、尤其是前四类，则是企业投资的主战场。可是社会投资热情似乎还欠火候，您认为是什么原因？
林毅夫：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看，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要共同发挥作用，才能推动经济的转型和持续增长。虽然经济发展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但这并非否定政府的作用。
但是，最近我们在调研中发现一个值得担忧的现象：在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方面，市场在发力，但一些地方政府的作为相对滞后。面对经济新常态，曾经在以往高速增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一些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处于不知所措甚至懈怠的状态。
投资尤其是民间投资的不到位，与此不无关系。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中，必须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倘若失败，这个人将承担所有成本;倘若成功，大家都会涌进，他不会得到垄断利润。失败的成本和成功的收益是不对称的。
因此，政府需要给“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足够的激励，这样才会有人愿意去冒风险。
但是我们现在的鼓励政策并不到位。有的地区实行一些减免税政策，力度较低，有的鼓励政策要在盈利情况下才能得到。
此外，“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成功与否，并不完全取决于其个人，新产业的发展需要金融政策支持、交通电力港口的基础设施，还有法律法规等软的制度环境以及基础科学的突破，这些都不是企业自己可以解决的。
这些都需要政府有所作为，去协调、去克服，或是由政府直接提供服务，协助企业家实现那些回报最高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
二十年里，CCER成长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也见证了中国发展的奇迹。但我们面对的并非一个静止或线性增长的世界。如何描述在此消彼长的全球经济共生中独树一帜的中国增长轨迹，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轨迹能否提炼出发展模型和经济理论，并能通过实践被再次检验？这正是林毅夫和他创立的研究中心希望解决的问题，他将这一轨迹概括为基于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启动快速结构性变化的进程”。
早在2012年9月出版的《从西潮到东风》一书中，林毅夫便提出，假如没有结构性改革，欧元区、日本和美国都将陷入漫长的低增长、高风险和金融投资低回报的“新常态”。同时认为应该启动新马歇尔计划，促进全球范围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三年过去，林毅夫描述的“新常态”正演变为全球经济的“新平庸”和“大分化”，推进产能和投资“走出去”则成为中国新一轮经济改革战略的核心。中国开始走上前台，“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2015年12月2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发布公报，提出“推进结构性改革，必须依靠全面深化改革。”此前一周，在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成立现场，《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就宏观经济形势、结构性改革等当前热点问题及政策取向专访了林毅夫。
经济增速放缓主因是外因
《财经国家周刊》：最近几年，我国经济增速一直处于下滑态势。有一些观点认为这是受到国际经济形势大环境的影响，但更多的声音则表示，这反映了过去多年经济增长中的体制机制问题。您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林毅夫：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肯定有不少体制机制的问题，当然要改。但我认为2010年以来的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更大的原因是外部性的。可以从两个维度来说明。
一是跟我们处于同一个发展程度的国家，例如印度、巴西，都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经济下滑。巴西在2010年的经济增速是7.6%，但2014年仅有0.4%，经济下滑幅度超过了中国。这些国家所面临的内部问题各有不同，却同样在过去几年出现了严重的经济下滑。所以我们不能把我国经济所面临的体制机制问题和经济下滑就必然地连结起来。
二是观察那些高收入、高表现、但是出口比例比较高的经济体，他们作为较为发达的经济体，按说没有我们国家所面临的体制机制、增长模式的问题，但我发现只要是出口比例比较大的经济体，这段时间的表现跟我们基本是一样的。
从2010年到2014年，韩国从6.5%的经济增速下降到3.3%，中国台湾从10.8%下降到3.5%，新加坡从15.2%下降到仅有2.9%，等等。这些增长模式更为合理的高收入经济体，有的下滑速度比我们还快。那么唯一能够解释以上现象的，就是所有這些国家的经济下滑都是由共同的外部因素导致的。
有质量的增长不等于放慢增速
《财经国家周刊》：对经济增速减缓的不同归因，会给政策层面带来很大影响。由于有观点将减速的主要原因归结在增长模式不合理上，因此又认为增速下降正是经济转型的一个表现，也只有增速下降才有可能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实现转型。您怎么看？
林毅夫：我认为这是一个误区。目前伴随着经济增长出现很多问题，例如环境压力增大、雾霾问题突出，社会认为这是因为经济增长太快，用高速度牺牲了增长的质量，所以认为要有质量的增长就等于放慢经济增速。
虽然很多问题跟我们的发展阶段是相关的，但是跟经济增速没有直接的因果联系。
以环境为例，我国正处于产业结构以制造业为主的发展阶段，才导致了环境压力，因为制造业阶段能源使用、排放密度高。只有尽快进入高收入阶段，产业结构变成以服务业为主才能更好地改善环境。如果降低增长速度，只会使我们在制造业阶段停留的时间更长。
此外，也只有经济保持一定增速，我们才有相对稳定的环境推动改革与转型。
认识到上面所讲的，一是目前的经济下滑主要是外部因素导致的一个结果，二是与经济转型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那就意味着采取稳增长措施是非常重要的了。
8%潜力，7%现实
《财经国家周刊》：您曾经提出，我国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还可以保持每年8%增长的潜力。这句话的背景正是经济增速开始减缓的时间当口，因此引起不少争议。8%是怎么测算出来的？
林毅夫：8%是指增长潜力，而非实际增速。
无论对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都是要靠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这两方面可以体现在一个指标上，就是人均GDP。
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都要靠自己，发展中国家则有后发优势。按购买力计算，1979年我们人均GDP只有美国的5%，经过30年的发展，到了2008年达到美国的21%。
这是什么水平？这相当于日本在1951年、新加坡在1967年、中国台湾在1975年、韩国在1977年与美国的差距。而这些国家都在此后都实现了20年的高速增长，增幅处于7.6%到9.2%之间。这个后发优势，他们已经实现了，那对我们来讲就是有可能的。
因此我说从2008年开始，我们应该还有20年平均每年8%增长的潜力。这里强调的是潜力，只代表可能，不是说一定会实现。 《财经国家周刊》：在目前国际国内的经济环境下，如果对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速做一个现实的预测，可能是什么水平？
林毅夫：我觉得即使国际经济不好，如果有足够力度的稳增长政策，也就是提振国内投资和消费，在现实当中依然可以超过7%。因为从投资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有利条件仍然很多。
调整投资而非否定投资本身
《财经国家周刊》：投资是前几年提到稳增长时的关键词，现在很多产业都产能过剩，很多人将注意力放在消费上。您怎么看？
林毅夫：现在社会上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将投资等同于产能过剩，认为我国过去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导致了今天的产能过剩，因此应该控制投资。
这种看法是不准确的。消费虽然重要，但拉动增长的前提是依托在就业基础上的收入不断提高。只有通过投资推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才能使劳动生产力水平得到提高，进而增加收入、刺激消费。所以讨论的重点还应放在投资上。
《财经国家周刊》：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如何用投资来促进经济增长？
林毅夫：首先，虽然很多产业出现了产能过剩，但是还有很多可以产业升级、转型。这跟发达国家不一样，发达国家产业都在前沿，下一个新的产业还没找到，我们新的产业并不难找。
第二，产业要发展，要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其完善的空间还很多，以往的基建重点在城市间的联系上，比如高铁、高速公路和机场。但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如轨道交通、地下管网、改善环境也需要投资。
现在城市化水平大概占总人口 55%，发达国家城市化水平是 85%，城市化每年在推进，公共基础设施也要相应增加很多。
《财经国家周刊》：在您看来，我们促进投资的有利条件有哪些？
林毅夫：有好的投资机会，同样需要资金来进行。中国政府积累的公共负债现在只有40%多一点。日本240%，其他发达国家普遍超过110%，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普遍超过100%。
地方政府平台的问题不是总量太多，而是借短债来进行长期投资。要解决期限不配套的问题，地方政府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应以地方政府长期建设的资金来做，现在财政部已经着手进行落实了。
从货币政策来看，虽然经过数次降息降准，但是资金价格相对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还是比较高的。所以货币政策空间也比较大。
除了政府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空间外，我国民间储蓄率大概是50%，外汇储备还有3.5万亿，这在世界上处于最高水平，都是投资可以利用的有利条件。
新结构经济学眼中的产业升级
《财经国家周刊》：您刚才提到，用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一大重点就落在产业升级上。这呼应了当前提出的供给侧改革，您认为应该怎样布局产业升级？
林毅夫：我认为，从新经济结构学的角度，可以把现在的产业分成五大类来分析。
第一类产业，与发达国家还有差距，称为追赶型产业。比如发达国家现有的汽车产业、高端装备业、高端材料业，附加价值、技术水平都比我们高。这是我们发挥后发优势最好的机会，可以通过并购、到国外设立研发中心、招商引资的方式来获得先進的技术和管理。
第二类产业，在国际上是领先的或跟发达国家差距已经非常小。比如说家电产业，白色家电是最明显的。这类产业要自主研发新技术、新产品，否则很容易被后面的国家赶超。
自主研发需要基础性研究，这属于公共知识，企业在这方面的积极性非常低，所以在基础研究上，需要政府多投入。发达国家政府有国家科学基金、国防部各种基金，都是在支持跟它有优势产品所需的科研研究。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也必须这么做。
第三类，称为退出型。一种是我们已经失掉比较有优势的产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行业。一种是产能过剩行业，主要是建筑业相关的产业，有些产能是非常先进的、近几年刚投资的，在国内过剩，在国际上却非常稀缺。一带一路就是以基础设施为抓手的。
第四类，弯道超车型，比如互联网，移动通信。这种以人力资本投资为主，研发周期非常短的新产业，我们确实可以跟发达国家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竞争。
最后是战略性产业。这类产业资本投入非常高，而且周期非常长。为了国防安全需要，我们也必须发展这类产业，像大飞机、超级计算机。这些产业必须政府补贴。
这五种不同产业类型在目前的新常态下处处是投资和发展的机会，这些投资都能够提高我们的生产率水平、竞争力和发展的质量。
政府角色定位
《财经国家周刊》：2015年以来，社会投资增速并不见起色，甚至在一些领域出现大幅下滑，是经济增速趋缓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说基础设施建设应由地方政府多多发力，那么上述五大产业的转型升级、尤其是前四类，则是企业投资的主战场。可是社会投资热情似乎还欠火候，您认为是什么原因？
林毅夫：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看，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要共同发挥作用，才能推动经济的转型和持续增长。虽然经济发展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但这并非否定政府的作用。
但是，最近我们在调研中发现一个值得担忧的现象：在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方面，市场在发力，但一些地方政府的作为相对滞后。面对经济新常态，曾经在以往高速增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一些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处于不知所措甚至懈怠的状态。
投资尤其是民间投资的不到位，与此不无关系。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中，必须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倘若失败，这个人将承担所有成本;倘若成功，大家都会涌进，他不会得到垄断利润。失败的成本和成功的收益是不对称的。
因此，政府需要给“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足够的激励，这样才会有人愿意去冒风险。
但是我们现在的鼓励政策并不到位。有的地区实行一些减免税政策，力度较低，有的鼓励政策要在盈利情况下才能得到。
此外，“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成功与否，并不完全取决于其个人，新产业的发展需要金融政策支持、交通电力港口的基础设施，还有法律法规等软的制度环境以及基础科学的突破，这些都不是企业自己可以解决的。
这些都需要政府有所作为，去协调、去克服，或是由政府直接提供服务，协助企业家实现那些回报最高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