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利益与价值观念:全球疫情下的国际冲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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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体的价值观念偏好是影响国家之间关系的重要因素。2020年全球疫情暴发后各国所采取的应对政策,至少在以下三个议题上超越了物质利益,更与价值观念相关联:一是面对突发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不同国家根据其社会所偏好的价值观念,采取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应对措施;二是面对全球范围内医疗物质短缺和供应不足,那些一直倡导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的国家,以确保"安全、公正、对等"等价值为名,率先推出战略产业政策干预产业链的布局;三是面对世界的无政府状态,被认为具有领导力的国家并不是基于物质利益优先抗击疫情,而是以民主自由等价值取向划界构建新的政治联盟。这表明,过分强调物质利益而忽略观念在行为体利益认知及国内制度形成过程中的影响,是很难全面理解疫情暴发后国际社会所发生的合作与冲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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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不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世界所经历的最为严重公共卫生事件。新冠疫情给中国、日本、韩国及其他东亚国家的生命财产和经贸合作带来巨大损失,同时也凸显出东亚地区区域合作的重要性。一、推进中日韩三国区域经济合作本次疫情再次凸显中日韩三国加快区域经济合作的必要性。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非洲国家尽管在整体上也面临实现保障民生和疫情防控的两难选择,但它们还是采取积极举措应对疫情。非洲联盟和成员国建立起二级联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机制;教育公众做好群防群控和改善社区诊所,使防疫"下沉到社区";民间和社区也自发产生各种创新性应对行动。这些区域间团结合作方式有效地延缓了疫情在非洲的发展。同时,为因应此次疫情,中国与非洲都表现出团结互助精神,中国在已有卫生合作基础上,向非洲派出抗疫专家医疗队,传递抗击新冠病毒的信心和防疫知识与技术。新冠肺炎疫情远未结束,中国在与非洲携手抗疫的过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继续在全球蔓延,对人类生命安全和世界政治、经济及社会等广泛领域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此次疫情如此惨烈,以如此迅猛的速度传遍全球,充分暴露出现存全球卫生治理体制在应对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的不足。疫情之后,国际社会必将痛定思痛,深刻反思全球卫生治理体系的不足,严肃思考如何完善和强化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全球卫生治理体制。本文拟就如何加强全球卫生治理体制以避免人类再次遭受如此惨不堪言之灾难谈一点个人看法。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开启了东亚合作"转危为机"传统的序幕。新冠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危机能否再次推动东亚合作的转危为机,成为亟需回答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在有关东亚合作转危为机的研究议程中,以下议题值得重视:议题一:东亚合作的危机态与平常态的转换研究。东亚合作源于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历史性地催生了东亚合作,起到转危为机的作用。
人类社会对卫生的治理有漫长的历史。在18世纪末之前,对大瘟疫流行,疫情流行国家采取船舶禁运、疫区封锁、隔离检疫的措施,如对14世纪的欧洲黑死病,这是缺乏国际合作的国家治理阶段。19世纪初至20世纪80年代,国际卫生治理形成体系。为检疫协调,资料收集,疫情调查和通报,国际间的卫生交流和合作明显加强,包括召开国际卫生大会(1851年).
世界卫生大会(World Health Assembly,WHA)是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决策机制,每年5月下旬,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国聚集日内瓦,讨论与全球卫生治理的有关议题。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组织法,世界卫生大会有以下几个使命:确定世界卫生组织的政策、选举总干事、审查财务政策及项目预算,以及由执委会所提出来的需要提交大会讨论的问题。(1)在不同时期,由于全球的健康问题不同,疾病的流行风险不同,影响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不同。
2020年的新冠疫情给全球化带来前所未有挑战。全球化的本质是资本全球化,通过资本的全球流动形成了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新冠疫情在中国开始暴发的时候,影响了全球价值链的供给侧;但是,随着中国疫情结束,疫情在欧美暴发,又冲击了全球价值链的需求侧。这种极端外部因素暴露出全球价值链的脆弱性,发达国家因为自身的医疗物资严重依赖全球产业链。
2020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迅速蔓延为前所未有的全球性大流行病,全球大流行病的自身特性及其非常态应对措施使本已陷于困境的全球化发展迅速"熔断",并进一步加速了全球化发展的历史大转折。一、疫情是"熔断"全球化前所未有的强制性力量2020年伊始,新冠疫情迅速蔓延为全球性大流行病,使人类遭遇了过去40年来前所未有的全球化"大熔断"。
新冠肺炎病毒肆虐全球,本应是国家间开展合作的重要契机,却在地缘政治对抗的裹挟下催生出前所未有的国际法纷争。随着抗疫前线从中国转移至美欧,国际舆论也从对华隔岸观火疾速转向对华进行有罪推定,鼓吹在司法机构起诉中国、在国际机构调查中国,要求中国为全球疫情蔓延承担法律责任并赔偿疫情带来的损失。新冠疫情"中国责任论"(holding China responsible,holding China accountable)始于美国。
新冠疫情给美国总体国家安全带来了新的课题。在以大国竞争为战略转向重心的前提下,美国已在政治动员、作战思想、装备研发、力量结构等各方面开启了应对新兴军事大国的转型准备。这一转型虽有政治指导和军事顶层设计,但由于战略惯性、组织习惯、政军关系、军种政治、军工利益集团等多重因素作用,在重点方向的选择方面始终表现得较为迟疑,缺乏果断的战略权衡、取舍与优化。新冠疫情对美国经济与金融领域产生了极大影响和冲击,而美国政府与美联储的财政、货币及债务收购政策又将进一步增强疫情时期美国国民经济基本面的不确定性。在中短期内,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