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进入明代，应该说是帖学大盛，人才辈出。最具影响力的书法家当首推祝枝山、文徴明、黄道周、王宠、张瑞图、董其昌等等。而董其昌书法的精逸灵秀，颇受帝王贵胄们的喜爱，一时间，内廷和民间皆以习董字为荣，其浩大的人气指数，足以标新明代书法榜首！“祝沈文唐”四人，除祝枝山主攻书法外，沈周、文徴明、唐寅都是以画名世。学者钱庸曾于解放前（1948年春）在沪上购得祝允明草书《乐志论》条幅，颇为欣喜，即赴“梅景书屋”恭请吴湖帆先生甄辨真伪，吴先生看后十分高兴，首先肯定墨迹为真品，并认定该草书应为祝氏晚年十分难得之精作。吴湖帆先生赏玩之余，乃取出家藏的文徴明七绝草书条幅，认为尺寸大小与祝字很般配，遂持以赠之。一年后，大气儒雅的吴湖帆先生又将其珍藏沈石田五律行书赠给钱庸。并告诉钱说，你现在已有了吴门“祝沈文”三家的书法真品，已经十分不易了。但若要能再收藏到唐伯虎的书法真迹，那可说是“吴门四大家”中的书法盛事，那才算是真正的艺术完璧了！当时的书画藏家都知道，要收藏到吴门“四大画家”的作品不难，但要想收藏到吴门“四大书家”的作品，可说是难上加难！吴门“四大书家”墨迹中，唐寅墨迹几乎无处寻觅。钱庸恪守吴湖帆先生教诲，艰辛秘密寻访了十年有余，尚不见唐寅的书法墨迹。无独有偶，1959年钱庸造访“过云楼”第四代主人顾公硕【顾公硕（？—1966），苏州人，大收藏家，著名画家顾鹤逸子。家学渊源，“怡园”中珍藏字画古籍雄富天下。其对苏州刺绣、桃花坞木刻年画贡献巨大。曾任苏州工艺美术研究所所长，苏州市博物馆副馆长。家中所藏都无私捐献给了国家。“文革”祸起，顾先生不堪“造反派”凌辱，自沉“虎丘河”，时人闻听皆叹为痛之……】先生，顾先生热心公益，宽厚待人。立言《过云楼书画记》曾著录有唐寅行书条一幅，并称今仍在家中，即立马取出与其共赏，巧的是，唐寅此轴与自己收藏三家字幅尺寸基本一致！想到此，钱先生知唐寅宝墨藏“过云楼”府中已逾四代，十分的珍罕稀贵，断不敢随意启齿，唯只有兴叹而归！
　　1959年国庆，钱庸再访“过云楼”，趁建国十周年之际，与顾公硕先生商量，可否将唐寅宝墨连同其他三幅吴门书家真迹，一同向国家十周年的国庆节献礼？真没想到，顾公硕先生欣然同意。他们愉快地将吴门四幅宝墨捐献给苏州文物保管委员会收藏（现已转交苏州博物馆珍藏）。倡导此事者吴湖帆先生，奔波此事者钱庸先生，而合璧此事者乃顾公硕先生也。今睹物思人，此二公早已驾鹤西去。但墨迹中，所淡淡散发出的幽幽余香，依旧让人痴迷陶醉！
　　余不揣简陋，现将此吴门“四大书家”的墨笔宝翰介绍如下：
　　祝允明草书《乐志论》立轴（东汉·仲长统著）（图1），111.2×29.3厘米，墨迹纸本。曾为钱庸先生收藏。
　　祝允明（1460—1526）字希哲，号枝山，又号枝指生，苏州人。举人出身，官应天府通判。善文通诗，精书法，擅真、行、草、章草；能小楷，尤精草书。小楷有魏晋风骨，草学“颠张醉素”之气韵，笔墨入黄山谷剑骨凌风之神俊；又自出笔墨新机，笔势起伏跌宕，劲健开合，不可端倪，灵动中透着股天真纵逸之柔刚仙气。
　　此枝山先生《乐志论》草书乃其晚年入骨晋唐笔墨之精善佳作，殊可喻之为人书俱老。章法笔致跌宕起伏，似有“疏可走马，密不容针”之妙趣。书法用笔多了份清润中之刚柔，少了盛年期剑拔弩张之纵势。应为书家梦里追求书法艺术之最高境界！右首边绫下有吴湖帆先生三行长跋，更增加了该幅草书的千斤分量！
　　沈周行书诗立轴（图2），129.3×29.9厘米，墨迹纸本。（原吴湖帆先生收藏。后赠钱庸先生。）沈周（1427—1509），字启南，号石田，又号白石翁，苏州人。工诗能书善画，尤精山水。为“明四家”之首，杰出吴门画派领袖人物。山水宗宋元法，笔墨得山林幽奥之气；书法效仿黄山谷，得其神韵，唯力稍逊。门下弟子众多，唐伯虎、文衡山为其学生中之佼佼者。沈氏行书五律诗曰：“疏木林屋静，野人心迹闲。流云过屋上，落叶在书间。扫地迎佳客，推门看好山。时时问城市，拄杖待樵还。”沈石田这首五律诗，原本应该是题在画上的。因先生的画名实在太大，以至于他的书法并非如其画一样而令世人所关注。不少收藏家只关注石田老人的画作，而忽略了他画中的诗文和书法。这是让人十分遗憾的。“过云楼”主人顾文彬曾严厉地告诫子孙道；“一个杰出的收藏家，切莫只‘重画轻书’！”顾老此言，正可说是入骨三分！我时常听一些所谓无聊的“行家”谈论，认为“书法”卖不过“绘画”，流传有序的古画，还卖不过现今不堪入目的庸俗画。这绝对是个令人可笑的荒唐误区。否则，并不懂中文的世界绘画大师毕加索曾坦言地认为：“中国艺术，不是绘画，而是书法！”当今天有幸欣赏到这幅沈石田行书佳作时，我们好像已从内心世界真的感觉到一丝别样的自然天性。平中见奇的幽然笔墨，渐渐荡去了市井喧闹的灰霾尘埃。这幅“诗中有书”、“书中藏画”的艺术珍品，带给我们真的是美妙的遐想和回忆！
　　文徴明草书七绝诗轴（图3），109.6×30.6厘米，墨迹纸本。（原吴湖帆家中旧藏，后赠钱庸。）文徴明（1470—1559），改字征仲，号衡山，苏州人，曾任翰林院待诏。善诗书画，尤精小楷，本出晋唐，笔致超然，自成风貌，写来清风明月，秀逸雅静，笔墨精深，对后世小楷影响深远，历代奉为圭臬神明。行草偶仿黄山谷，笔墨有智永法师之遗韵。画宗元人，追学石田师。得其精髓，早中画风笔墨细致，晚岁线条粗涩自然，饶有佳趣。文氏草书七绝诗曰：“玉泉千尺泻湾漪，天镜分明不掩疵。老去常思泉畔坐，莫教尘土上鬚眉。”文徴明善画山水、人物、花卉。山水成就最高，也最有山林丘壑、云烟满纸之气。此诗也是题于画作上的，颇有诗境古韵。在一般对文氏书法理解来看，好像他并不十分擅长写行草大字，因为研究书法的人都知道，文是善作小楷以及中号行楷的。而与大字创作好像力不从心，这一点，我也有些同感，但也不是绝对的。比如这幅文徴明草书，就写得笔致流畅，章法错落有致，内含一股清刚之气。应是文徴明草书大字中较为突出的一幅传世精品！文徴明学生甚多，这一点，与他的老师相伯仲。还有一点，明代书法最为推崇帖法，这样他们在笔墨书写的驾驭上，十分得心应手，很符合当时文人士大夫们的审美要求。
　　唐寅行书七律诗轴（图4），146.5×36.2厘米，墨迹纸本。（“过云楼”旧藏，顾公硕捐献给国家）唐寅（1470—1523），字伯虎，一字子畏，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因主人屋外种了很多桃树，每年3—4月桃花竞相开放，煞是好看，故名），苏州人，二十九岁中乡试第一，故有“南京解元”之称。后因会试科场舞弊案牵连，而决断仕途。唐寅从小家境殷实，颇喜欢文墨的父亲，开了一爿不错的茶楼，专卖名茶和点心。因为人诚实憨厚，童叟无欺，加之经营得法，故茶楼生意兴隆。经常有不少文人墨客来茶楼喝茶。这其中，就有名震四方的大文士祝允明经常光顾此茶楼，并与唐寅父亲相交甚好。祝枝山对小他不少的唐寅绘画才华非常欣赏，建议他拜个名师，周臣就是伯虎的第一任老师，作界画较为出名，也教了伯虎不少绘画技法。但终因伯虎天资过于聪明，恐自己再教下去会误人子弟，只好将伯虎引荐给自己的好友沈周沈石田来教。所以说，周臣应该还算有自知之明的一位名师，决可称得上是受人敬重的良师益友。伯虎在沈周处，的确学到了较周臣更多的绘画技法，加之沈周腹笥深厚，故不仅教伯虎临摹古代优秀名画，更教他读书做人。后来伯虎不甘心自己只卧伏在家中临摹古画，应该走进大自然，去理解“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云烟真气，这样胸中方可感悟大自然的妙然真谛。佛教所说的“放下”，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得失”。伯虎在现实生活中，虽然失去了很多，但他得到的是千古留名以及绘画笔墨的无与伦比！其山水、人物、花鸟（花卉）无一不精，诗词作的雅逸超群，艺术才华真气逼人。由于伯虎的绘画名气如雷贯耳，以至于他高超的书法造诣，被画名所掩。这一点，伯虎和他的老师沈周很相似，然所不同的是，伯虎的书画才气绝对要高于他的老恩师。伯虎的书法（画）从不轻作，从各大博物馆传世伯虎的书画真迹来看，几乎幅幅精彩，决看不到一幅应酬败笔。在明代，他的画都十分难求，更何况凤毛麟角的传世真品。余于上世纪90年代曾赴苏州办事，恰逢苏州博物馆展出馆藏珍品，所幸的是，吴中“四大书家”墨宝也展列其中，余甚感眼福不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