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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年前的一个夜晚，他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永远离开了他深深眷恋的故乡和爱戴他的人民群众。
当他的骨灰回到故乡时，3000多位村民夹道相迎，男女老少放声大哭，山河悲恸，天地动容。
村大队为他建墓立碑。追悼会上，无数挽联挽幛上写着“创业积痨，治河心碎，河星隐耀，艰苦创业好领班，吃水不忘挖井人……”
在他去世13年后的1993年，县委、人大、政府为他新立纪念碑。揭碑仪式上，几十位省市领导专程赶来，数千名村民注目默哀，集体表达对这位人民最忠实公仆的无限怀念。
他就是王海元，河曲县巡镇镇曲峪村人。生前从1959年担任曲峪村党总支书记，一直到他去世的1980年。1974年任河曲县委书记，1975年任忻县地委副书记。
他是河曲县历史上获得荣誉最多也是最高的人。党的“十大”代表；5次被邀请参加国庆观礼并赴周总理的国宴；先后10次晋京，4次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集体合影，在怀仁堂讲过话。如此殊荣，在忻州，在山西，也是屈指可数、凤毛麟角。
王海元是那个时代的英雄。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时间跨越近30年。他打碎了一个穷山恶水的旧曲峪，重建了一个山清水秀的新曲峪。在晋西北贫瘠山区，是第一家；在黄土高原，也是奇迹。
曲峪被誉为黄河畔上的一颗明珠，晋西北的“大寨”。
1923年2月，王海元出生于河曲县巡镇镇曲峪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44年他参加八路军，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王海元在战斗中负伤，一块弹片嵌入右臂，无法取出，右臂无法弯曲。同年7月，他谢绝了组织的转业安排，穿着一身灰布军装，复员回到家乡。
阔别5年的家乡是熟悉的，也是极度贫穷的。
曲峪村和晋西北许多地方一样，最大的特点是水土流失、十年九旱。“风沙漫天地不长，牲畜缺草人缺粮”。亩产只有五六十斤，百分之八十的人家常年过着“男人走口外、女人挖苦菜”的悲惨生活。
曲峪村全村总面积达1.8万亩。村东光秃秃的干山梁，被12条大沟和无数条小沟分割得支离破碎，干巴巴得活像一个个鸡爪子——下雨冲成鱼脊背，天旱晒成干铁片，起风刮成沙圪梁。村西守着黄河滩，不仅同样受风沙之害，赶上暴雨，洪水像脱缰的野马窜出沟口，淹没了黄河滩里的庄稼。黄河滩高低不平，明沙圪梁烂泥洼，庄稼长得像秃子头上的头发，种十遍丢九遍。土改分地的时候，人们宁愿要那干梁地，不愿意要滩地。
故乡的山是穷山，故乡的水是恶水。故乡的自然面貌不改变，人民永远受穷困。
治山治水，治沟治滩，战天斗地，这个经受了革命熔炉和战争烈火考验与锻炼的硬汉子，下定决心要彻底改变家乡面貌，誓要扭转跟着老天转的地瘦、多灾、低产的历史车轮。
一场新的战斗开始了。
治山治水，一锹一镢，寸土难移，谈何容易？更何况治山治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群众都在搞单干，人心不齐；群众很穷，温饱尚难，哪有资金和精力去治山治水？出路在哪里？出路在“组织起来”！
1951年，王海元带头组织了第一个常年互助组，共7户人家。
1953年，曲峪北村成立了58户的初级农业社，王海元被推选为社长。农业社穷居庙院，连点灯、打油、买炭的钱都没有，王海元把妻子结婚时陪嫁的一对手镯和一件新棉袄卖了，给社里打油买炭，又把家里仅有的一块毛毡拿到社里让会计铺上记账。
1955年秋天，曲峪的四个自然村，南村、北村、前后五门楼合并为一个500户的大社，成立了高级社，王海元又被推选为社长。他争取回国家治黄委员会的水保重点，制订了治山治水的12年规划。
为了抗旱，王海元带领群众在黄河边彻夜打下了16眼水井，架起16个吊杆，又在沟沟岔岔挖了20多眼水井，浇了600多亩庄稼，秋收夺得好收成。
新的形势面前，王海元遇到了严重的困难。摊子大，事情多，什么事情都要找他，忙得东奔西颠，连顿热饭也吃不上，连个囫囵觉也睡不成。更重要的是，家底薄，人们太穷了，买树苗、买工具、买树种……根本拿不出钱来。很多人动摇了，退缩了，不干了……
此时，王海元接到了政府通知，要调他到城市工作，待遇按原级别。只要他愿意，马上办转业手续。
一边是捉襟见肘的生活困境和工作中的大难题，一边是轻松舒适的城市工作，他该何去何从？
治山治沟正在节骨眼上，自己这时候走了，谁来挑这副重担？
要坚持，坚持！
谢绝了县里的好意，继续投入战斗，这是王海元最后的决定。
1956年初春，治理掏泥沟的首场战斗打响了。
掏泥沟里全是白花花的流沙，寸草不生，群众“谈沟色变”。王海元带着280多个强劳力，冒着刺骨的北风，冲进沟里。流沙被风卷起，朝着人的眼里、嘴里灌来，眼睛睁不开了，嘴里、耳里、鼻子里全是沙子。铲起一锹来，马上就会流去半锹；挖好一个坑，说话间又能填成半个坑，常常是干上一天，也不见什么痕迹。王海元不断给大家打气，他不顾伤痛的右臂，带头猛干、苦干，挖一尺不行就挖三尺；挖坑一次不行，就挖两次、三次；手上的血泡，起了破了，破了又起，一层层地脱落……苦战一月，终于战胜流沙，在梁上筑起了梯田，挖满了鱼鳞坑，种上了洋槐；在站不住人的流沙陡坡上，修下台阶似的水平阶，压上不怕风沙的红白柳条；在沟底，修起一道又一道的闸沟大坝，栽上一行行的果树。
首战告捷，但掏泥沟能不能经住山洪的考验？人们疑虑重重。
一天，黑云突起，霎时间，雷电交加，大雨倾盆，山洪四起。王海元冒着大雨向掏泥沟跑去。一路上，只见各坡各沟山洪滚滚，急流如泻，心里不禁着急起来。但走进掏泥沟一看，梁顶、坡上、沟底，到处是亮闪闪的“小水库”，绿茵茵的小树林，咆哮的山洪竟连个影儿也不见了。
王海元激动地不顾一切跑回村，含着兴奋的热泪，沿街转巷大声呼喊“快到掏泥沟开会！快到掏泥沟开会！”当惊奇的人们像赶会般地涌向掏泥沟时，热泪喷涌而出，整个掏泥沟里响彻了人们欢呼的声音。 铁的事实，终于打破了穷山恶水“治不了”的迷信思想，整个曲峪掀起了治山治水的新高潮。
黄河岸边10里长、20米宽的护岸林带栽起来了；高灌站修起来了，奔腾不驯的黄河水，顺着渠道乖乖流进了园田；1962年开始，曲峪大办了多种经营，在不长的时间里，粮食加工、农具修配，钉鞋、缝纫、烧窑、编织、油坊、粉坊、豆腐坊、醋坊等20多项副业陆续办起来了；万荣牛、广灵驴、新疆细毛羊、内江猪、梅花鹿等优种牲畜都陆续引进来了。
1966年，为了彻底解决枯水期机灌站抽不上水的难题，王海元带着社员们在黄河畔挖掘河床，干砌引水涵洞，站在齐大腿深的深水里，冻得牙打颤，唇发紫，苦战48个昼夜，黄河暗洞工程竣工。从此，只要黄河水不干，暗洞水长流。这项工程是王海元设计提出的，得到了水利专家的高度评价。
曲峪变了，变得不可思议。
治了梁、治了坡、治了沟、治了滩、蓄了水、保了土，建成了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的基本农田。只见风沙和瘠土的穷曲峪，变成一片绿色的树海。烂河滩从此变成米粮川。
在当年90%的合作社连农民的肚子也填不饱的背景下，曲峪的巨变令人震撼：4300亩新造水地，3500亩果园，6500亩森林，1500亩梯田，370座淤地坝，70万斤年水果产量，粮食年产量从60万斤到350万斤，增长5倍多；人均年收入从30元到330元，增长10倍多；公共积累达780多万元，户均万元……
20余年，王海元耗尽全部的心血和汗水，用无私的奋斗和激情换来了这些数字，也换来了曲峪人民的万贯家产。
时任水利部部长的钱正英视察曲峪后，称赞是“治山治水的榜样”，《人民日报》《山西日报》等报刊多次报道了曲峪治山治水、改变面貌的事迹。
层层叠叠的梯田，缠绕在起伏蜿蜒的梁坡上，漫山遍野的密林，随风摇动，沟沟坡坡上的果木树，桃李争艳，果实累累；白云般的羊群，在山坡上欢蹦乱跳。顺着黄河岸望去，平展展的园田，一眼望不到边；机灌站的抽水机，在隆隆嘶叫，澎湃的黄河水，乖乖流进了园田；优美的民歌声，荡漾在田野上……
景色如画，生机盎然，这就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曲峪新农村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景象。
为了描绘这幅美丽图画，王海元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和克服的困难和挫折。
1955年大旱，南北村社员因争水浇地起了冲突，纠集几十人手执铁锹准备械斗，王海元挺身而出，大喝一声“有胆的向我劈来！”制止了械斗，团结了群众。
1957年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洪水，冲得曲峪崖塌地毁，颗粒无收。百姓纷纷卷起铺盖要走西口。王海元带着老党员赶到渡口，说“你们相信共产党，就不要走！”从此，他带领群众劈石开山，破土引洪。
文革动乱时期，王海元被打成了“走资派”，被捏造罪名，贴大字报。被两次革职，一次取消省党代表资格，一次取消全国人大代表资格。
王海元被人们称作是农民政治家。他善于做群众工作，坚持原则，更能够抛开稿子，讲出许多生动而富有哲理的“自造语言”。如“没有怂兵，只有怂将”“干部干部，先干一步”“鸡下蛋，蛋生鸡，山区建设只能靠自己”“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挑担子的人就比空走的人快得多”……深入浅出地将许多大道理形象化。
王海元治山治水不仅有胆，而且有识。他文化不高，辩证法却用得好。他总结出集中治理、综合治理和连续治理“三个治理”，治土与治水结合、治山与治滩结合、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结合、建设与养护结合“四个结合”的治理经验，科技含量很高，很符合自然规律。他总结的“生物养工程，工程保生物”“三分建设、七分养护”“治水不治土，有水无用处”“治滩不治山，农田遭祸端”等经验到今天，在水保上也具有很高的指导价值。他设想成功地黄河引水暗洞，填补了黄河枯水期灌溉的一项技术空白。
他敢于藐视任何困难，敢于向穷山恶水进行长期战斗。他善于通过政治思想工作，把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思想变成曲峪群众的共同思想。他既有治山治水的全盘计划，又能集中力量在一沟一坡上搞个天翻地覆。
王海元一手培养出来的干部们至今都铭记着他以身作则、身先士卒的实干精神。
生于斯，长于斯，工作于斯的王海元，深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穷苦农民，最盼“实打实”，最怕“假大空”，因而每一项工程的上马，都是在充分科学论证、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决策的。干一件，成一件，受益一件。
在1958年虚报浮夸的年代里，乃至70年代“五项革命”“割资本主义尾巴”极“左”思潮中，王海元甘冒撤职、被“批判”的风险，也绝不干“损害父老乡亲的事”，这也正是他得民心之所在。
上世纪70年代，大队每年进行生产大检查，路过果园瓜地，王海元从来不让干部们白吃群众的东西，吃一次瓜每人交款2毛，吃一次果子每人交款2毛。当时每个劳动日才分1元钱，按说大队干部检查工作吃个瓜果再平常不过了，但他教育干部，立党为公要从小事做起，群众才会信赖。
王海元没有上过学，但从1952年到1980年的工作笔记有57本，约有80余万字。他的一生受毛泽东思想影响极大，《毛泽东全集》看过不止一遍。每晚睡前必看书，《矛盾论》《实践论》是最感兴趣的文章。
他用愚公移山的精神，给群众栽下“摇钱树”，让群众端上“铁饭碗”。
1971年，曲峪遭受了百年少见的特大洪灾，冲毁了1200亩良田，冲走了5万多元的物资，但这一年仍然取得了全面丰收。
1972年，又遭到了百年少见的大旱灾，风、冻、虫灾连续发生，但这一年又是一个丰收的年头。
人们说，曲峪在大灾之年出现了“四个较大”，产量较大、收入较大、发展较大、对国家贡献较大。也就是在他去世的前一年，1979年12月，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亲自签署国务院嘉奖令；“河曲县巡镇公社曲峪大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成绩优异，特予嘉奖，此令。” 王海元在治山治水的战斗中始终是一位斗士，勇敢坚毅，但他更有柔情的一面，他把最深的感情都给了群众。
孤儿、孤老、军烈属、贫困户，都忘不了海元书记对他们的关爱。
孤儿樊保是王海元接济长大的，为了感恩，他把名字改成“王保社”，意为保卫合作社。他结婚都是王海元一手操办的，逢人就说，要不是海元书记，他早就冻死饿死了。
北村王七林老太太是位烈属。每年过年、过古会，王海元都把老人接到家里吃饭，还让妻子把家里不多的口粮挖给老人，渡过青黄不接。当老人得知海元书记去世的消息后，久久泣不成声。
王海元说：“小便宜是糖衣炮弹，吃着甜，害处大。”
在河曲，街头巷尾至今还流传着关于他“一颗西瓜”“五斤牛肉”“几条黄瓜”的故事。
路过瓜地，看瓜的社员拉他到地里吃了一个西瓜，临走时他硬留下了5毛钱。他说：“我吃一个瓜虽说算不了什么，可是大队120多个干部都看着我，每人一个，就是120个，那还了得。”
他帮七队到巡镇卖菜，在集上碰见熟人，请吃了几条黄瓜。客人走后，他自掏腰包付了账。
腊月，队里给社员们分完了过年的肉，还剩40多斤牛肉，决定把肉平分给没有杀猪宰羊的干部。当一位干部把5斤牛肉送到王海元家里时，他说什么也不要，他说：“咱当干部的不能比社员特殊。”
类似这样的事情不胜枚举。
担任县委书记后的王海元，依旧爱吃家里的五谷杂粮、家常便饭。他住在烧地炉子的平房办公室，没有沙发，只有一个帆布躺椅。吃在县政府的集体大灶上，坚决不让另立小灶。
他下乡带的是一个黄色书包，包内装着一个半导体收音机、一个笔记本、一张河曲地图。
他跑遍了河曲的300多个村庄。
他担任忻县地委副书记后，人们说，再没有见过或听过像他那样贫寒的“副地市级”干部。
除了部队赠送的一件黄棉布大衣外，他终身没有穿过超过20元的衣服。最“高级”的衣料是维棉布，最“时兴”的鞋子是黄胶鞋。
晋京观礼，别人劝他做件新衣，他幽默一笑：“毛主席保证不嫌我穿得赖！”
现在的人或许觉得不可思议，一个当了20多年总支书记，七八年县委书记以上职务的人，会穷吗？
看看他曲峪的旧房，第一印象就觉得他还不如曲峪的普通老农，家具、衣什、杂物，除了“破”“旧”之外再找不出可以形容的字眼。算算他20多年来家中人均生活费只有7.5元这一笔账，更会觉得他生计艰难。
曲峪富了，可没有富了王海元。
他1959年被提拔为公社副主任兼大队书记后，经济待遇便与大队完全脱钩，45元薪金之外分文不取。大队补贴工、公社下乡补助，一概拒绝。
拒绝换来了清贫。终他一生，家庭人均生活费没有超过15元，去世后还欠下1千多元债务。
这是一个完完全全靠工资生活、没有丝毫染指“外财”的人物。
常年超负荷的工作，王海元劳累过度，积劳成疾。1976年冬天，他已经患上冠心病，大夫要求必须住院治疗，但他对工作那样负责，把最后的精力都消耗在工作上，导致心绞痛反复发作，病情加重。
1980年4月，王海元下乡跑了一个多月，劳累过度，心脏病发作。6月，重病期间，从医院到家有4里的路程，他坚持步行，从不用公车接送。
同事们去看望他，他仍然询问南石沟大坝的情况，那是他当县委书记时亲自设计安排的骨干大坝。当时他说话已很吃力。
8月4日，王海元病发，抢救无效死亡。
王海元去世第3天，遗体在太原火化，骨灰中最显眼的就是那块在他身上存在了30多年始终无法取出的弹片。
海元书记的一生是清贫的，但他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重于泰山。
当他的骨灰回到故乡时，3000多位村民夹道相迎，男女老少放声大哭，山河悲恸，天地动容。
村大队为他建墓立碑。追悼会上，无数挽联挽幛上写着“创业积痨，治河心碎，河星隐耀，艰苦创业好领班，吃水不忘挖井人……”
在他去世13年后的1993年，县委、人大、政府为他新立纪念碑。揭碑仪式上，几十位省市领导专程赶来，数千名村民注目默哀，集体表达对这位人民最忠实公仆的无限怀念。
他就是王海元，河曲县巡镇镇曲峪村人。生前从1959年担任曲峪村党总支书记，一直到他去世的1980年。1974年任河曲县委书记，1975年任忻县地委副书记。
他是河曲县历史上获得荣誉最多也是最高的人。党的“十大”代表；5次被邀请参加国庆观礼并赴周总理的国宴；先后10次晋京，4次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集体合影，在怀仁堂讲过话。如此殊荣，在忻州，在山西，也是屈指可数、凤毛麟角。
王海元是那个时代的英雄。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时间跨越近30年。他打碎了一个穷山恶水的旧曲峪，重建了一个山清水秀的新曲峪。在晋西北贫瘠山区，是第一家；在黄土高原，也是奇迹。
曲峪被誉为黄河畔上的一颗明珠，晋西北的“大寨”。
1923年2月，王海元出生于河曲县巡镇镇曲峪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44年他参加八路军，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王海元在战斗中负伤，一块弹片嵌入右臂，无法取出，右臂无法弯曲。同年7月，他谢绝了组织的转业安排，穿着一身灰布军装，复员回到家乡。
阔别5年的家乡是熟悉的，也是极度贫穷的。
曲峪村和晋西北许多地方一样，最大的特点是水土流失、十年九旱。“风沙漫天地不长，牲畜缺草人缺粮”。亩产只有五六十斤，百分之八十的人家常年过着“男人走口外、女人挖苦菜”的悲惨生活。
曲峪村全村总面积达1.8万亩。村东光秃秃的干山梁，被12条大沟和无数条小沟分割得支离破碎，干巴巴得活像一个个鸡爪子——下雨冲成鱼脊背，天旱晒成干铁片，起风刮成沙圪梁。村西守着黄河滩，不仅同样受风沙之害，赶上暴雨，洪水像脱缰的野马窜出沟口，淹没了黄河滩里的庄稼。黄河滩高低不平，明沙圪梁烂泥洼，庄稼长得像秃子头上的头发，种十遍丢九遍。土改分地的时候，人们宁愿要那干梁地，不愿意要滩地。
故乡的山是穷山，故乡的水是恶水。故乡的自然面貌不改变，人民永远受穷困。
治山治水，治沟治滩，战天斗地，这个经受了革命熔炉和战争烈火考验与锻炼的硬汉子，下定决心要彻底改变家乡面貌，誓要扭转跟着老天转的地瘦、多灾、低产的历史车轮。
一场新的战斗开始了。
治山治水，一锹一镢，寸土难移，谈何容易？更何况治山治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群众都在搞单干，人心不齐；群众很穷，温饱尚难，哪有资金和精力去治山治水？出路在哪里？出路在“组织起来”！
1951年，王海元带头组织了第一个常年互助组，共7户人家。
1953年，曲峪北村成立了58户的初级农业社，王海元被推选为社长。农业社穷居庙院，连点灯、打油、买炭的钱都没有，王海元把妻子结婚时陪嫁的一对手镯和一件新棉袄卖了，给社里打油买炭，又把家里仅有的一块毛毡拿到社里让会计铺上记账。
1955年秋天，曲峪的四个自然村，南村、北村、前后五门楼合并为一个500户的大社，成立了高级社，王海元又被推选为社长。他争取回国家治黄委员会的水保重点，制订了治山治水的12年规划。
为了抗旱，王海元带领群众在黄河边彻夜打下了16眼水井，架起16个吊杆，又在沟沟岔岔挖了20多眼水井，浇了600多亩庄稼，秋收夺得好收成。
新的形势面前，王海元遇到了严重的困难。摊子大，事情多，什么事情都要找他，忙得东奔西颠，连顿热饭也吃不上，连个囫囵觉也睡不成。更重要的是，家底薄，人们太穷了，买树苗、买工具、买树种……根本拿不出钱来。很多人动摇了，退缩了，不干了……
此时，王海元接到了政府通知，要调他到城市工作，待遇按原级别。只要他愿意，马上办转业手续。
一边是捉襟见肘的生活困境和工作中的大难题，一边是轻松舒适的城市工作，他该何去何从？
治山治沟正在节骨眼上，自己这时候走了，谁来挑这副重担？
要坚持，坚持！
谢绝了县里的好意，继续投入战斗，这是王海元最后的决定。
1956年初春，治理掏泥沟的首场战斗打响了。
掏泥沟里全是白花花的流沙，寸草不生，群众“谈沟色变”。王海元带着280多个强劳力，冒着刺骨的北风，冲进沟里。流沙被风卷起，朝着人的眼里、嘴里灌来，眼睛睁不开了，嘴里、耳里、鼻子里全是沙子。铲起一锹来，马上就会流去半锹；挖好一个坑，说话间又能填成半个坑，常常是干上一天，也不见什么痕迹。王海元不断给大家打气，他不顾伤痛的右臂，带头猛干、苦干，挖一尺不行就挖三尺；挖坑一次不行，就挖两次、三次；手上的血泡，起了破了，破了又起，一层层地脱落……苦战一月，终于战胜流沙，在梁上筑起了梯田，挖满了鱼鳞坑，种上了洋槐；在站不住人的流沙陡坡上，修下台阶似的水平阶，压上不怕风沙的红白柳条；在沟底，修起一道又一道的闸沟大坝，栽上一行行的果树。
首战告捷，但掏泥沟能不能经住山洪的考验？人们疑虑重重。
一天，黑云突起，霎时间，雷电交加，大雨倾盆，山洪四起。王海元冒着大雨向掏泥沟跑去。一路上，只见各坡各沟山洪滚滚，急流如泻，心里不禁着急起来。但走进掏泥沟一看，梁顶、坡上、沟底，到处是亮闪闪的“小水库”，绿茵茵的小树林，咆哮的山洪竟连个影儿也不见了。
王海元激动地不顾一切跑回村，含着兴奋的热泪，沿街转巷大声呼喊“快到掏泥沟开会！快到掏泥沟开会！”当惊奇的人们像赶会般地涌向掏泥沟时，热泪喷涌而出，整个掏泥沟里响彻了人们欢呼的声音。 铁的事实，终于打破了穷山恶水“治不了”的迷信思想，整个曲峪掀起了治山治水的新高潮。
黄河岸边10里长、20米宽的护岸林带栽起来了；高灌站修起来了，奔腾不驯的黄河水，顺着渠道乖乖流进了园田；1962年开始，曲峪大办了多种经营，在不长的时间里，粮食加工、农具修配，钉鞋、缝纫、烧窑、编织、油坊、粉坊、豆腐坊、醋坊等20多项副业陆续办起来了；万荣牛、广灵驴、新疆细毛羊、内江猪、梅花鹿等优种牲畜都陆续引进来了。
1966年，为了彻底解决枯水期机灌站抽不上水的难题，王海元带着社员们在黄河畔挖掘河床，干砌引水涵洞，站在齐大腿深的深水里，冻得牙打颤，唇发紫，苦战48个昼夜，黄河暗洞工程竣工。从此，只要黄河水不干，暗洞水长流。这项工程是王海元设计提出的，得到了水利专家的高度评价。
曲峪变了，变得不可思议。
治了梁、治了坡、治了沟、治了滩、蓄了水、保了土，建成了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的基本农田。只见风沙和瘠土的穷曲峪，变成一片绿色的树海。烂河滩从此变成米粮川。
在当年90%的合作社连农民的肚子也填不饱的背景下，曲峪的巨变令人震撼：4300亩新造水地，3500亩果园，6500亩森林，1500亩梯田，370座淤地坝，70万斤年水果产量，粮食年产量从60万斤到350万斤，增长5倍多；人均年收入从30元到330元，增长10倍多；公共积累达780多万元，户均万元……
20余年，王海元耗尽全部的心血和汗水，用无私的奋斗和激情换来了这些数字，也换来了曲峪人民的万贯家产。
时任水利部部长的钱正英视察曲峪后，称赞是“治山治水的榜样”，《人民日报》《山西日报》等报刊多次报道了曲峪治山治水、改变面貌的事迹。
层层叠叠的梯田，缠绕在起伏蜿蜒的梁坡上，漫山遍野的密林，随风摇动，沟沟坡坡上的果木树，桃李争艳，果实累累；白云般的羊群，在山坡上欢蹦乱跳。顺着黄河岸望去，平展展的园田，一眼望不到边；机灌站的抽水机，在隆隆嘶叫，澎湃的黄河水，乖乖流进了园田；优美的民歌声，荡漾在田野上……
景色如画，生机盎然，这就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曲峪新农村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景象。
为了描绘这幅美丽图画，王海元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和克服的困难和挫折。
1955年大旱，南北村社员因争水浇地起了冲突，纠集几十人手执铁锹准备械斗，王海元挺身而出，大喝一声“有胆的向我劈来！”制止了械斗，团结了群众。
1957年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洪水，冲得曲峪崖塌地毁，颗粒无收。百姓纷纷卷起铺盖要走西口。王海元带着老党员赶到渡口，说“你们相信共产党，就不要走！”从此，他带领群众劈石开山，破土引洪。
文革动乱时期，王海元被打成了“走资派”，被捏造罪名，贴大字报。被两次革职，一次取消省党代表资格，一次取消全国人大代表资格。
王海元被人们称作是农民政治家。他善于做群众工作，坚持原则，更能够抛开稿子，讲出许多生动而富有哲理的“自造语言”。如“没有怂兵，只有怂将”“干部干部，先干一步”“鸡下蛋，蛋生鸡，山区建设只能靠自己”“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挑担子的人就比空走的人快得多”……深入浅出地将许多大道理形象化。
王海元治山治水不仅有胆，而且有识。他文化不高，辩证法却用得好。他总结出集中治理、综合治理和连续治理“三个治理”，治土与治水结合、治山与治滩结合、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结合、建设与养护结合“四个结合”的治理经验，科技含量很高，很符合自然规律。他总结的“生物养工程，工程保生物”“三分建设、七分养护”“治水不治土，有水无用处”“治滩不治山，农田遭祸端”等经验到今天，在水保上也具有很高的指导价值。他设想成功地黄河引水暗洞，填补了黄河枯水期灌溉的一项技术空白。
他敢于藐视任何困难，敢于向穷山恶水进行长期战斗。他善于通过政治思想工作，把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思想变成曲峪群众的共同思想。他既有治山治水的全盘计划，又能集中力量在一沟一坡上搞个天翻地覆。
王海元一手培养出来的干部们至今都铭记着他以身作则、身先士卒的实干精神。
生于斯，长于斯，工作于斯的王海元，深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穷苦农民，最盼“实打实”，最怕“假大空”，因而每一项工程的上马，都是在充分科学论证、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决策的。干一件，成一件，受益一件。
在1958年虚报浮夸的年代里，乃至70年代“五项革命”“割资本主义尾巴”极“左”思潮中，王海元甘冒撤职、被“批判”的风险，也绝不干“损害父老乡亲的事”，这也正是他得民心之所在。
上世纪70年代，大队每年进行生产大检查，路过果园瓜地，王海元从来不让干部们白吃群众的东西，吃一次瓜每人交款2毛，吃一次果子每人交款2毛。当时每个劳动日才分1元钱，按说大队干部检查工作吃个瓜果再平常不过了，但他教育干部，立党为公要从小事做起，群众才会信赖。
王海元没有上过学，但从1952年到1980年的工作笔记有57本，约有80余万字。他的一生受毛泽东思想影响极大，《毛泽东全集》看过不止一遍。每晚睡前必看书，《矛盾论》《实践论》是最感兴趣的文章。
他用愚公移山的精神，给群众栽下“摇钱树”，让群众端上“铁饭碗”。
1971年，曲峪遭受了百年少见的特大洪灾，冲毁了1200亩良田，冲走了5万多元的物资，但这一年仍然取得了全面丰收。
1972年，又遭到了百年少见的大旱灾，风、冻、虫灾连续发生，但这一年又是一个丰收的年头。
人们说，曲峪在大灾之年出现了“四个较大”，产量较大、收入较大、发展较大、对国家贡献较大。也就是在他去世的前一年，1979年12月，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亲自签署国务院嘉奖令；“河曲县巡镇公社曲峪大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成绩优异，特予嘉奖，此令。” 王海元在治山治水的战斗中始终是一位斗士，勇敢坚毅，但他更有柔情的一面，他把最深的感情都给了群众。
孤儿、孤老、军烈属、贫困户，都忘不了海元书记对他们的关爱。
孤儿樊保是王海元接济长大的，为了感恩，他把名字改成“王保社”，意为保卫合作社。他结婚都是王海元一手操办的，逢人就说，要不是海元书记，他早就冻死饿死了。
北村王七林老太太是位烈属。每年过年、过古会，王海元都把老人接到家里吃饭，还让妻子把家里不多的口粮挖给老人，渡过青黄不接。当老人得知海元书记去世的消息后，久久泣不成声。
王海元说：“小便宜是糖衣炮弹，吃着甜，害处大。”
在河曲，街头巷尾至今还流传着关于他“一颗西瓜”“五斤牛肉”“几条黄瓜”的故事。
路过瓜地，看瓜的社员拉他到地里吃了一个西瓜，临走时他硬留下了5毛钱。他说：“我吃一个瓜虽说算不了什么，可是大队120多个干部都看着我，每人一个，就是120个，那还了得。”
他帮七队到巡镇卖菜，在集上碰见熟人，请吃了几条黄瓜。客人走后，他自掏腰包付了账。
腊月，队里给社员们分完了过年的肉，还剩40多斤牛肉，决定把肉平分给没有杀猪宰羊的干部。当一位干部把5斤牛肉送到王海元家里时，他说什么也不要，他说：“咱当干部的不能比社员特殊。”
类似这样的事情不胜枚举。
担任县委书记后的王海元，依旧爱吃家里的五谷杂粮、家常便饭。他住在烧地炉子的平房办公室，没有沙发，只有一个帆布躺椅。吃在县政府的集体大灶上，坚决不让另立小灶。
他下乡带的是一个黄色书包，包内装着一个半导体收音机、一个笔记本、一张河曲地图。
他跑遍了河曲的300多个村庄。
他担任忻县地委副书记后，人们说，再没有见过或听过像他那样贫寒的“副地市级”干部。
除了部队赠送的一件黄棉布大衣外，他终身没有穿过超过20元的衣服。最“高级”的衣料是维棉布，最“时兴”的鞋子是黄胶鞋。
晋京观礼，别人劝他做件新衣，他幽默一笑：“毛主席保证不嫌我穿得赖！”
现在的人或许觉得不可思议，一个当了20多年总支书记，七八年县委书记以上职务的人，会穷吗？
看看他曲峪的旧房，第一印象就觉得他还不如曲峪的普通老农，家具、衣什、杂物，除了“破”“旧”之外再找不出可以形容的字眼。算算他20多年来家中人均生活费只有7.5元这一笔账，更会觉得他生计艰难。
曲峪富了，可没有富了王海元。
他1959年被提拔为公社副主任兼大队书记后，经济待遇便与大队完全脱钩，45元薪金之外分文不取。大队补贴工、公社下乡补助，一概拒绝。
拒绝换来了清贫。终他一生，家庭人均生活费没有超过15元，去世后还欠下1千多元债务。
这是一个完完全全靠工资生活、没有丝毫染指“外财”的人物。
常年超负荷的工作，王海元劳累过度，积劳成疾。1976年冬天，他已经患上冠心病，大夫要求必须住院治疗，但他对工作那样负责，把最后的精力都消耗在工作上，导致心绞痛反复发作，病情加重。
1980年4月，王海元下乡跑了一个多月，劳累过度，心脏病发作。6月，重病期间，从医院到家有4里的路程，他坚持步行，从不用公车接送。
同事们去看望他，他仍然询问南石沟大坝的情况，那是他当县委书记时亲自设计安排的骨干大坝。当时他说话已很吃力。
8月4日，王海元病发，抢救无效死亡。
王海元去世第3天，遗体在太原火化，骨灰中最显眼的就是那块在他身上存在了30多年始终无法取出的弹片。
海元书记的一生是清贫的，但他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重于泰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