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台湾同胞“一个中国”的理念

来源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guofeng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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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台湾就属于中国的神圣领土,台湾人就是中国人。台湾同胞历经磨难,积淀了“一个中国”的深厚感情。甲午战败,被迫割让台湾之后,台湾同胞与大陆军民坚守“一个中国”理念,同呼吸、共命运,浴血抗击El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终于赢得台湾光复。二十世纪中叶之后,台湾同胞恪守“一个中国”理念,热爱宝岛,仰慕大陆,争取两岸和平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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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资源和特殊地方的利用与保护之间的紧张关系早已不是一个新话题。但是,像联合国这样的一些国际机构的介入为这个问题开启了新的视角。由于更多地考虑国际社会利益,可能或好或坏会对地方层面产生一些复杂的影响。例如,国际机构计划协助保护由联合国官方认证的世界遗产地和一些其他保护区,如"拉姆萨尔保护区(湿地保护区)"以及一些具有"普遍价值"的地方。
当代中国的消费文化以传统儒家消费文化为基础,吸收了追求个人舒适和乐趣的价值取向,融合了西方消费主义思潮,其中既有消费不足的种子,也有过度消费的身影,还有低俗消费的苗头。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消费文化,应既不赞成一味吝惜物质财富,也不主张无节制消耗物质财富,其核心在于合理适度消费,其关键在于在保障物质性消费的同时增加精神性消费,使人们既不为清贫所迫,又不为物质所累。
自"二战"以来,中国对国际人权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派出参与《世界人权宣言》谈判的张彭春把儒家哲学注入了人权理论,奠定了人权发展的另一种愿景,这种愿景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彼此联系,而不是相互对抗;中国已经形成了一种以和谐与对话而不是对抗和挑战来处理人权的模式;中国以自身为例子表明,人权既是普遍的,又是因国情而异的,非常有说服力;而且中国也始终支持澄清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关联。这些贡献与中国在"二战"期间抗击法西斯所作出的努力相似:二者都影响深远;二者不仅服务于中国人民的利益,还服务于更广泛的国际社会的利益
通过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实证方法,对当代中国民商阶层政治文化进行了研究。分析表明:民商阶层对政治稳定有明确诉求,政治认同度较高,而政治发展意识不强;在政治、政府与政策深刻影响企业经营的现实环境中,民商阶层对政府及其政策既有期待又有不满;民商阶层的权利意识、法治意识、政治参与意识、独立诉求意识等日渐增强,同时受到功利性因素的较大影响;作为社会精英的民商阶层关注政治现实,而"在商言商"意识近年来较为浓厚,认为不应对政府政策变革、政治发展承担责任,社会责任感也不强。总体上,民商阶层政治文化当前不断萌生和分化整合,
任何事物都是一种结构性存在,决定了事物的性质和功能。随着中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制约中国发展和稳定的结构性矛盾已经显现,且与体制性问题相比较,社会结构问题更为根本。中国发展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结构性问题必须通过结构性改革才能得到有效地破解。因此,只有不失时机地推进由体制性改革走向结构性改革,才会使中国走出一条由相对注重体制性改革走向相对注重结构性改革的新路。
重大事项决定权是我国宪法赋予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法定职权。但调查显示,目前该项职权是地方人大常委会行使极不充分的一项权力,这既有认识上和法律上的原因,更有制度的根源。如何减小重大事项决定权的制度设计与实际功效的落差,是这次调查带给我们的问题和思考。
科学发展观的主体性与人文性思维方式,整体性与协调性思维方式,开放性与包容性思维方式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所具有的当代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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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和规制党员表达权是发挥马克思主义政党优势的本质要求,是化解党内矛盾实现党内和谐的根本途径,是推进思想解放、防止思想混乱的有力武器。当前党员在行使表达权的过程中出现了“沉默”与“失范”两种与民主集中制相悖的现象。保障和规制党员表达权,应以制度建设为基础,不断拓宽、完善党员意愿表达渠道,明确党员表达权边界,加强对党员表达行为的约束。
目前我国城市发展面临的问题是长期以来粗放型、外延式的城市发展方式所致。要从转变城市发展方式着眼,建设“生态城市”,实现精明增长;建设“数字城市”,实现集约发展;优化城市布局,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变土地“外延式”扩张为“内涵式”开发;优化产业结构,构建新型城市产业分工体系;重视城市文化建设,丰富城市化可持续发展内涵;以大城市发展为主导,重视中小城市的发展和城乡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