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琳·查伯走进Isardhouse的办公楼，这是英国肯特郡一家疗养院，她从高高的架子上拿起一个文件夹，把大约70页医院记录拿出来，交给一位同事，他们从平时很少有人使用的后门楼梯溜出去，把资料拿到一台复印机那里备份。他们希望利用这些证据，把这家疗养院扳倒，让它承认虐待老弱病人的事实。
　　有责任告密
　　“我在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当时我甚至不知道所谓‘告密者’是什么意思，”查伯说，“当我看到他们对着病人大吼大叫，又推又搡，就不自觉地被推动着越过了这条界线。我们向管理层和社会福利机构报告了这些虐待现象，但没人站出来阻止这一切。”她觉得自己有责任行动起来。如果对一切心知肚明却袖手旁观，会让她觉得自己是个帮凶。
　　“当时我就想，如果我能拿到疗养院记录，证明医生给埃德娜、一位九十多岁、非常可爱的老人，开了超大剂量的安定药，以至于坐着也会把脑袋搁在桌子上昏睡，就能阻止这一切发生。”但是，后来的事情让查伯意识到，曝光利益相关者蓄意隐瞒的秘密是多么艰难的事情，会给“告密者”带来怎样的遭遇。
　　不久前，查伯来到了伦敦。她要参加英国举报者（简称WBUK）会议。WBUK是一个成立不久的慈善团体，由来自各行各业的举报者组成，包括银行家、国防承包商、警察局侦探、医生等。
　　在英国，专门保护举报人的法律于1999年生效，并被纳入该国的劳工法。它要求举报人举报时必须是为了公共利益，允许对举报者进行不加限制条件的赔偿，并且在理论上严禁附带保密条款。但是，与美国不同，美国还没有全国适用的举报人保护法，但是它不久前任命了负责处理举报事宜的官员，将迫害举报者的行为视为违法。对于那些帮助政府追回欺诈损失的举报人，联邦法律会加以奖赏，可以分享罚金。
　　WBUK是英国首个由举报人组成、得到广泛支持的游说组织。在位于伦敦东北部的城市大学学院楼一楼的AG03房里，全是举报干将。他们中有人拯救了生命，制止了虐待，帮助引入新的反贿赂法，强迫医院和疗养院进行整饬。他们发起的行动为英国带来了5亿多美元的罚金。
　　举报者失去很多
　　这个新兴组织的主席是前陆军中校伊安·福克斯利。他歪着身子，坐在一张椅子上，左边是彼得·加第纳，一位71岁的企业家，在伦敦经营一家有着21年历史的旅行公司。他们都曾经是“告密者”，分别检举英国国防承包商行贿沙特官员的行为。共同的经历让两人走到一起，成为知己。在会议桌的拐角处坐着的是加文·迈克法迪恩，英国调查新闻中心负责人，就是他在去年夏天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建议举报者成立自己的组织。
　　除了他们，房间里还有20多个人。跟福克斯利和加第纳一样，他们的生活因举报而改变。他们之所以走到一起，是为了组建一个网络，为未来的“告密者”提供建议、法律咨询和心理关怀，并为共同的举报事业努力。
　　2011年3月，WBUK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伊安·福克斯利将那次会议比作“坠机后一群劫后余生者在现场回味自己和同伴的伤痛”，但现在这里更像一间病房，挤满了“医生和病人”。至于你到底是医生还是病人，要看你身处“告密者”哪个生命阶段。
　　伊安·塔普林是劳埃德银行前高管，还在为自己对银行的举报得到认可而努力。他是一名“病人”，处于初级阶段，沉浸于案子的不公之中。跟他斜对角坐着的，是马丁·伍兹，他曾在美联银行担任调查员，发现墨西哥毒枭通过该银行账户洗钱，金额高达数百万美元。
　　一开始伍兹状态跟现在的塔普林一样。“我想，这房间里每个人都曾想过一了百了。”他说。他不懈地向媒体曝光，向美国的金融监管机构检举，后者终于罚了美联银行一大笔钱，最终境况有所好转。但是，在接下来的三年中，整个金融业都将他拒之门外。这次会议举行前，他才找到一份跟原先类似的工作。
　　伍兹和福克斯利、加第纳、查伯及其他少数几位一样，属于“医生”。比如金姆·霍尔特，她曾在哈里吉医院工作，举报了该医院混乱的管理情况。受母亲及其男友虐待而亡的婴儿彼得·康奈利就是在这家医院接受的检查，死前两天医院还出具了一份检查报告，说孩子完全健康；还有玛格丽特·海伍德，她帮BBC曝光了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里的虐待现象，结果被吊销了护士资格；而薇薇安·雅安姆举报了两名警察的不道德行为，导致自己25年从警生涯终结。
　　坐在福克斯利斜对面的戴维·摩根是一名精神治疗医师和心理分析学者。他认为，许多人之所以能好好活着，是因为对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不义行为装作看不见。对于举报给人带来的心理负担，以及社会对于举报者揭发的内容的强烈反应，他很感兴趣。“我们是靠着睁只眼闭只眼来维持生存，保护自己的安全。出于种种原因，举报者逆潮流而动，不愿闭上眼睛。”摩根说。
　　一些举报者非常坚韧，被雇主指控失职或精神不正常时，仍不屈服；在警方和监管机构未对举报作出回应时，克服怀疑；拒绝诱惑，不接受封口费与和解。这类举报者似乎有一个共同点，他们说，如果闭上眼，或者让了步，他们的内心冲突非常厉害。
　　然而，惩罚可能是非常残忍的。金姆·霍尔特举报之后，好几年不能重返岗位。“我女儿在学校受到威胁，她还看到妈妈受到严重威胁，甚至生了病。”她说。“但我会换一个角度想问题。我有丈夫，有金钱作后备，我从未真正失业，有些举报者再也没能找回工作，最后沦为穷光蛋。”
　　彼得·加第纳就不像霍尔特那么幸运。他的旅行公司曾经“接待”沙特官员，2004年，他向英国严重欺诈办公室（SFO)举报，那些官员的费用由英国国防承包商BAE支付。加第纳原本与BAE签有利润颇丰的合同，但后来终止，因为律师建议说，英国新反恐法里有反贿赂条款，这意味着他的业务再继续下去可能违法。但在终止合同并向SFO举报后，加第纳的日子一落千丈，他本来拥有豪车和私人飞机，在伦敦郊外拥有带六个卧室的住宅，现在他失去了住所、事业、艺术收藏、退休金，也失去了家庭。
　　最初SFO调查的加第纳本人，“没人愿意雇用一个被调查的人，我身无分文，婚姻解体了，那是最糟糕的，”他说，声音很低。后来SFO对BAE的调查被时任首相布莱尔以国家利益为由撤消，此时加第纳拼命谋生。“我开始做清洁工，打扫教堂，”他说他当时告诉自己：“这是真实的世界，这就是真相。”辩护又花了他四年时间，最后美国司法部对BAE进行了调查，认定它在一些交易上误导美国当局，对它罚款4亿美元。
　　不同国家对举报者法律不一
　　戴维·摩根说，很多人对于欺诈和滥用权力睁只眼闭只眼并不奇怪，而那些被举报的企业和当权者设法回击和报复，有时手段恶劣更是正常。他将举报者比作《皇帝的新衣》里面说真话的孩子。“就是那表面上的权威，那皇帝般的权威，蒙蔽了我们的双眼，让我们看不到事情的本来面目，并让那些看到真相的人沉默。害怕被嘲笑，害怕被拒绝，这是一种强大的阻碍，”摩根说。“举报需要勇气。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人人都需要确定感，这是人类的基本欲望，挑战这一点要冒很大风险。因此在真相暴露或被深埋之前，他们得忍受种种不确定感。”
　　英国与美国举报相关的法律不同，在举报者的圈子里有着激烈争论。英国法律的优点在于它覆盖每一个人，不管谁是雇主，而且采取的处理手段也相对统一。而在美国，举报者会因所处的州不同而得到不同的对待。在很多举报者看来，美国远胜过英国，因为它鼓励严肃的举报者和他们的代理律师。美国不仅有专门负责举报事宜的官员，而且各种各样、职能有时彼时交叉的监管机构也有更强烈的追究被举报者的意愿。
　　WBUK成员中最热烈的一个话题是：该组织应否游说英国政府学习美国，保证举报者可以分享他们帮助得来的罚金。这笔奖励可能是非常丰厚的。2010年，当美国监管机构与英国葛兰素史克制药公司达成刑事和民事和解时，该公司前质量控制经理谢丽尔·埃卡德从7.5亿美元的和解金中得到9600万美元的奖励。因为埃卡德曾经警告公司，波多黎各的工厂有污染问题，高层却听而不闻，并试图掩盖。最近美国国税局奖励曾在瑞银工作的银行家布拉德利·伯肯菲尔德1.04亿美元，因为他揭发了该银行一项逃税计划，金额达数十亿美元。
　　很多举报者喜欢这样的奖励制度。他们认为，这可以鼓励举报者，帮助人手不足的监管机构更好地工作，而且也让英国律师事务所能从举报案中获得更多收入，现在他们对此类案子不太感兴趣。医生、护士和护工更加不愿举报。“如果能带来收入，可能会有更多人自称是举报者。对我们来说，最大的奖赏是可以改善我们的服务，防止婴儿死亡这样的事再度发生。”霍尔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