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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不应是一蹴而就的投机行为,它是一项需要用生命去衡量的事业。热爱收藏的人,纯粹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诉求,在收藏的世界里,发现历史,找寻心灵的寄托。他们发掘出藏品独有的艺术价值,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让历史得以再现,让文化得以传承。
收藏家们为那些艺术品优美的造型而着迷,为那段不平凡的历史而感慨,为重拾曾被遗弃的文化而寻觅,这才是收藏的魅力所在。
20世纪30年代初,张伯驹在湖北赈灾书画的展览会上第一次见到了稀世珍品《平复帖》,他担心这幅字画流落在外,便想买此帖。辗转得知清恭王府的袭爵将军溥心畬藏有此帖,便提出购买。溥心畬回复说目前尚不想卖,如果张伯驹要买的话,需出价20万大洋。张伯驹那个时候没有能力购买,只好等待时机。
1936年,他听人说唐韩幹的《照夜白图》被上海叶某买去,转手就卖给了英国商贩,那正是溥心畬所藏。他又怒又恨,生怕《平复帖》也随之脱手,于是急忙上门找到溥心畬,一见他,溥心畬不由得一愣:“老兄,好久不见,您有何贵干呀?”“你说我干什么来呀!”张伯驹没好气地说。溥心畬赶紧倒茶问:“这是谁招惹您生气啦?”“就是你呗!”张伯驹一脸怒色地说道。溥心畬恍然大悟,明白了他的来意:“您是为《照夜白图》来的吧?”
张伯驹书法题跋陆机《平复帖》,故宫博物院藏。除了稀世珍宝《平复帖》,张伯驹先生还捐献了其他很多的私人藏品,比如杜牧那幅著名的《张好好诗》,黄庭坚当年的《草书》,展子虔的《游春图》,唐寅的《王蜀宫妓图》等等,可以说,张先生所捐献的书画类藏品占据了故宫中顶级书画藏品的一半以上。张伯驹先生说:“我作为一个收藏者,目的并不是为了独占这些文物,让这些文物保留在自己的名下,我的任务是为了给这些古人的遗迹一个好的归宿。”
“您别生气,我也是一时糊涂卖给了那个姓叶的,谁知道他会弄到外国去啊!”溥心畬知道自己有错,小心地赔着不是。张伯驹这才缓了一口气,说:“我今天来不是找你算账的,我知道你也是不知情,我是为《平复帖》来的。你是还要把它卖到国外去吗?”溥心畬说:“您可别这么说,我还没想卖呢!”张伯驹费尽口舌,跟他磨了半天,溥心畬终于答应暂时不卖《平复帖》,就是要卖也会先和张伯驹说一声,张伯驹这才拱手告辞了。
张伯驹当时住在上海,溥心畬在北京。张伯驹怕他夜长梦多,一时变卦,便不时地打听消息。1937年,张伯驹应故宫博物院的邀请来京鉴定古代字画,正好赶上七七事变,一时回不了上海,就在北京住下来。在老朋友傅增湘的帮助下,一心想买《平复帖》的张伯驹终于花4万大洋买来了《平复帖》。张伯驹收得《平复帖》的消息很快传到几个深知中国文物价值的日本人耳中。他们通过古董商找到张伯驹说,愿出30万大洋高价收买《平复帖》,被张伯驹断然拒绝了。
一天上午,正当他在街上行走的时候,一个茶房伙计打扮的人对他说:“张老先生,我们老板请您过去一下,说有件东西请您看看。”这种事对张伯驹来说是经常有的,所以他没有多想就跟着上了一辆人力车,也不知道走了多少路,才停了下来。进了一家店铺的后院,又进了一间正房,只听“哗啦”一声,门就被锁上了。他使劲儿推门大喊:“你们到底要做什么?”只听见外边有人回答说:“您别喊啦!快叫家里人拿30万元来赎命吧!”张伯驹这才醒悟过来,原来他是被绑架了。
夫人潘素在家里很快得到了消息:让她准备30万元来赎张伯驹,可这30万元一时间也弄不来啊。思来想去,最后她决定到警察局报案。哪里想到警察局长竟然说:“张太太,您可以向我们报案,但是警察局向来是报案的多,破案的少。万一张老先生有什么意外,可就划不来了。我这边着手调查案子,您那边准备好钱,先得把张老先生救出来啊!”潘素一听,觉得也有道理,只好抹着眼泪走了。
范宽《雪景寒林图》,天津艺术博物馆藏。
傅增湘知道绑匪是为了《平复帖》而来的,但如果真拿《平复帖》把张伯驹赎回来,也就等于要了他的命了。商量了半天,还是束手无策,只好再次去警察局。可是警察局长见了他们竟然说:“你们也是死脑筋,为一张旧书帖把命搭上了,犯得上吗?”他们一听顿觉没了希望,垂头丧气地走出警局大门。
潘素和傅增湘分别后,还没等到家就被人拦住了,原来绑匪请潘素过去一下,说张伯驹这两天不吃不喝,已经快不行了,张老先生想见您。这时候的潘素是什么也顾不上了,马上就跟着那人一起走了。
见到面色蜡黄的张伯驹,潘素的眼泪立刻流了下来。张伯驹拉着潘素的手说:“记住,家里的那些东西一件也不能少,那可是比我们的命还重要呀。”潘素一边点头,一边擦着泪水。他们的话绑匪也听到了,就凑到一塊儿小声嘀嘀咕咕:“其实是小日本在惦记着他的书帖,关我们什么事?都是中国人,何必为难老先生呢!”
听到他们这样说,潘素急忙摘下耳环手镯递给劫匪说:“兄弟,你们在江湖上混也不容易,张先生和你们素来没有恩怨仇恨,你们还是高抬贵手放了他吧。”一个头领模样的人听了,接过耳环、手镯说:“张太太,兄弟我在江湖也有一号,叫瞎头魔障虎三。看您这么爽快,我也就不为难您了。”说完让潘素从家里拿出5万元。潘素立马照办了,虎三把钱交给一个同伙,然后把张伯驹平安送回了家里。
新中国成立后,张伯驹把他舍命保下来的《平复帖》连同藏品里的其他几件精品共同捐献给了国家。 1935年年初,战争的乌云笼罩在德国的上空,格奥尔格先生于是将家族财产和很多的艺术藏品转移到了国外。霍夫曼劝说好友早点和家属去美国避难,但是因为斯蒂夫的母亲不想离开故土,就这样,他家错过了逃离德国的机会。
1937年1月,在柏林的犹太人大批地被关入了集中营。格奥尔格先生打算用重金买英国护照,以英国侨民的身份全家逃离出德国。但是在紧要的关头,格奥尔格先生被人出卖了。最后在霍夫曼的帮助下,只有斯蒂夫以难民的身份得到了英国的一个家庭养子的资格。斯蒂夫跟贝蒂一家打算坐一辆火车逃出德国,可到了登车的时候大家才发现,斯蒂夫的名字竟然被调到了下一趟火车的人员名单上。不管霍夫曼先生怎么交涉,军方还是没有能让斯蒂夫和贝蒂坐上同一辆火车。无奈下,霍夫曼先生决定先到伦敦去等斯蒂夫。
可是,第二辆火车却没有再开出柏林。霍夫曼一家回到美国后,时刻关注着战局的进展。最后他被告得知,除了几个零散成员逃到非洲之外,格奥尔格家族里的其他成员没有一个逃脱出来。绝望的贝蒂只能祈祷斯蒂夫的在天之灵可以安息。
1950年,贝蒂跟着新婚的丈夫格鲁尼,以美国驻英国大使夫人的身份来到了伦敦。她吃惊地发现,在苏富比拍卖会上,正在拍卖的正是毕加索的《拿烟斗的男孩》!最后贝蒂花了2.8万美元的价格,买回了那幅满载着感伤回忆的画作。从那以后,这幅画就一直被藏在格鲁尼家族的私人书房里,一直到5年后,格鲁尼先生结束任期回到了波士顿的老家,这幅画才跟随着格鲁尼夫妇也回到了美国。
但是,令人想不到的是,两位初恋的情人居然在18年后重逢了!
原来,斯蒂夫·格奥尔格在纳粹集中营里的时候,在死人堆里被美國士兵救了出来,侥幸回到了德国。1955年,在伦敦《泰晤士报》上,斯蒂夫·格奥尔看到了贝蒂,此时她已身为美国驻英国大使夫人。他本来是想借朋友的关系能够联系大使夫妇,但是不巧第二天,德国临时有急事,他就只好匆匆返回到了柏林。
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他就联合了跟自己有同等遭遇的人,向德国政府交涉,以得到政府赔偿。但是,诉讼的道路漫长、坎坷。在快绝望的时候,斯蒂夫在一个朋友那儿听说有一对美国的格鲁尼夫妇,以前当过英国大使,现在正在帮助流亡到美国的犹太人重建事业。同时,那个朋友在闲聊中还说起,格鲁尼夫人以前收藏过一幅毕加索的名画——《拿烟斗的男孩》。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贝蒂竟然一直珍藏着有着自己宝贵初恋回忆的画。抑制不住自己内心的激动,第二天他就办理了到美国的签证。
他们终于见面了!贝蒂牵着斯蒂夫的胳膊,两个人来到书房,贝蒂给他看了那幅画。他们站在《拿烟斗的男孩》前面,激动的泪水再也抑制不住。格鲁尼夫妇本想留斯蒂夫在家里多住几天,但是斯蒂夫固执地要回到柏林。斯蒂夫临走时,贝蒂想要把那画还给他,斯蒂夫说道:“你一定要留着这幅画:首先,是你使这幅画能够保全,让它免落到别人手里。这样,我父母的在天之灵肯定很欣慰。然后,对我来说,画里有太多太多的记忆。在你手里,这就意味着你从来都没有把我忘掉,这至少是我继续活下去的理由和勇气。”贝蒂答应斯蒂夫要一直保留画。
1996年,格鲁尼先生去世。两年后,贝蒂的病情恶化,她致电斯蒂夫,再次希望在她活着的时候,他能够拿回那幅画。斯蒂夫到美国去看望了贝蒂,还说服她打消这个念头。2003年年底,贝蒂辞世一年半之后,其后人决定拍卖此画。2004年4月,在伦敦的苏富比拍卖会上,《拿烟斗的男孩》最后以1.04亿美元的天价成交,这成为世界拍卖史上的奇迹。
然而,创造奇迹的买家却一直未露面。直到2004年11月,斯蒂夫辞世后,斯蒂夫的后人遵照他的遗嘱,把一封有斯蒂夫亲笔签名的信转给贝蒂后人的时候,真相最后才终于大白——那个神秘的购买者,正是斯蒂夫本人。这幅画一直陪伴着他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责编:马南迪)
收藏家们为那些艺术品优美的造型而着迷,为那段不平凡的历史而感慨,为重拾曾被遗弃的文化而寻觅,这才是收藏的魅力所在。
为《平复帖》遭绑架的张伯驹
20世纪30年代初,张伯驹在湖北赈灾书画的展览会上第一次见到了稀世珍品《平复帖》,他担心这幅字画流落在外,便想买此帖。辗转得知清恭王府的袭爵将军溥心畬藏有此帖,便提出购买。溥心畬回复说目前尚不想卖,如果张伯驹要买的话,需出价20万大洋。张伯驹那个时候没有能力购买,只好等待时机。
1936年,他听人说唐韩幹的《照夜白图》被上海叶某买去,转手就卖给了英国商贩,那正是溥心畬所藏。他又怒又恨,生怕《平复帖》也随之脱手,于是急忙上门找到溥心畬,一见他,溥心畬不由得一愣:“老兄,好久不见,您有何贵干呀?”“你说我干什么来呀!”张伯驹没好气地说。溥心畬赶紧倒茶问:“这是谁招惹您生气啦?”“就是你呗!”张伯驹一脸怒色地说道。溥心畬恍然大悟,明白了他的来意:“您是为《照夜白图》来的吧?”

“您别生气,我也是一时糊涂卖给了那个姓叶的,谁知道他会弄到外国去啊!”溥心畬知道自己有错,小心地赔着不是。张伯驹这才缓了一口气,说:“我今天来不是找你算账的,我知道你也是不知情,我是为《平复帖》来的。你是还要把它卖到国外去吗?”溥心畬说:“您可别这么说,我还没想卖呢!”张伯驹费尽口舌,跟他磨了半天,溥心畬终于答应暂时不卖《平复帖》,就是要卖也会先和张伯驹说一声,张伯驹这才拱手告辞了。
张伯驹当时住在上海,溥心畬在北京。张伯驹怕他夜长梦多,一时变卦,便不时地打听消息。1937年,张伯驹应故宫博物院的邀请来京鉴定古代字画,正好赶上七七事变,一时回不了上海,就在北京住下来。在老朋友傅增湘的帮助下,一心想买《平复帖》的张伯驹终于花4万大洋买来了《平复帖》。张伯驹收得《平复帖》的消息很快传到几个深知中国文物价值的日本人耳中。他们通过古董商找到张伯驹说,愿出30万大洋高价收买《平复帖》,被张伯驹断然拒绝了。
一天上午,正当他在街上行走的时候,一个茶房伙计打扮的人对他说:“张老先生,我们老板请您过去一下,说有件东西请您看看。”这种事对张伯驹来说是经常有的,所以他没有多想就跟着上了一辆人力车,也不知道走了多少路,才停了下来。进了一家店铺的后院,又进了一间正房,只听“哗啦”一声,门就被锁上了。他使劲儿推门大喊:“你们到底要做什么?”只听见外边有人回答说:“您别喊啦!快叫家里人拿30万元来赎命吧!”张伯驹这才醒悟过来,原来他是被绑架了。
夫人潘素在家里很快得到了消息:让她准备30万元来赎张伯驹,可这30万元一时间也弄不来啊。思来想去,最后她决定到警察局报案。哪里想到警察局长竟然说:“张太太,您可以向我们报案,但是警察局向来是报案的多,破案的少。万一张老先生有什么意外,可就划不来了。我这边着手调查案子,您那边准备好钱,先得把张老先生救出来啊!”潘素一听,觉得也有道理,只好抹着眼泪走了。

傅增湘知道绑匪是为了《平复帖》而来的,但如果真拿《平复帖》把张伯驹赎回来,也就等于要了他的命了。商量了半天,还是束手无策,只好再次去警察局。可是警察局长见了他们竟然说:“你们也是死脑筋,为一张旧书帖把命搭上了,犯得上吗?”他们一听顿觉没了希望,垂头丧气地走出警局大门。
潘素和傅增湘分别后,还没等到家就被人拦住了,原来绑匪请潘素过去一下,说张伯驹这两天不吃不喝,已经快不行了,张老先生想见您。这时候的潘素是什么也顾不上了,马上就跟着那人一起走了。
见到面色蜡黄的张伯驹,潘素的眼泪立刻流了下来。张伯驹拉着潘素的手说:“记住,家里的那些东西一件也不能少,那可是比我们的命还重要呀。”潘素一边点头,一边擦着泪水。他们的话绑匪也听到了,就凑到一塊儿小声嘀嘀咕咕:“其实是小日本在惦记着他的书帖,关我们什么事?都是中国人,何必为难老先生呢!”
听到他们这样说,潘素急忙摘下耳环手镯递给劫匪说:“兄弟,你们在江湖上混也不容易,张先生和你们素来没有恩怨仇恨,你们还是高抬贵手放了他吧。”一个头领模样的人听了,接过耳环、手镯说:“张太太,兄弟我在江湖也有一号,叫瞎头魔障虎三。看您这么爽快,我也就不为难您了。”说完让潘素从家里拿出5万元。潘素立马照办了,虎三把钱交给一个同伙,然后把张伯驹平安送回了家里。
新中国成立后,张伯驹把他舍命保下来的《平复帖》连同藏品里的其他几件精品共同捐献给了国家。 1935年年初,战争的乌云笼罩在德国的上空,格奥尔格先生于是将家族财产和很多的艺术藏品转移到了国外。霍夫曼劝说好友早点和家属去美国避难,但是因为斯蒂夫的母亲不想离开故土,就这样,他家错过了逃离德国的机会。
1937年1月,在柏林的犹太人大批地被关入了集中营。格奥尔格先生打算用重金买英国护照,以英国侨民的身份全家逃离出德国。但是在紧要的关头,格奥尔格先生被人出卖了。最后在霍夫曼的帮助下,只有斯蒂夫以难民的身份得到了英国的一个家庭养子的资格。斯蒂夫跟贝蒂一家打算坐一辆火车逃出德国,可到了登车的时候大家才发现,斯蒂夫的名字竟然被调到了下一趟火车的人员名单上。不管霍夫曼先生怎么交涉,军方还是没有能让斯蒂夫和贝蒂坐上同一辆火车。无奈下,霍夫曼先生决定先到伦敦去等斯蒂夫。
可是,第二辆火车却没有再开出柏林。霍夫曼一家回到美国后,时刻关注着战局的进展。最后他被告得知,除了几个零散成员逃到非洲之外,格奥尔格家族里的其他成员没有一个逃脱出来。绝望的贝蒂只能祈祷斯蒂夫的在天之灵可以安息。
1950年,贝蒂跟着新婚的丈夫格鲁尼,以美国驻英国大使夫人的身份来到了伦敦。她吃惊地发现,在苏富比拍卖会上,正在拍卖的正是毕加索的《拿烟斗的男孩》!最后贝蒂花了2.8万美元的价格,买回了那幅满载着感伤回忆的画作。从那以后,这幅画就一直被藏在格鲁尼家族的私人书房里,一直到5年后,格鲁尼先生结束任期回到了波士顿的老家,这幅画才跟随着格鲁尼夫妇也回到了美国。
但是,令人想不到的是,两位初恋的情人居然在18年后重逢了!
原来,斯蒂夫·格奥尔格在纳粹集中营里的时候,在死人堆里被美國士兵救了出来,侥幸回到了德国。1955年,在伦敦《泰晤士报》上,斯蒂夫·格奥尔看到了贝蒂,此时她已身为美国驻英国大使夫人。他本来是想借朋友的关系能够联系大使夫妇,但是不巧第二天,德国临时有急事,他就只好匆匆返回到了柏林。
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他就联合了跟自己有同等遭遇的人,向德国政府交涉,以得到政府赔偿。但是,诉讼的道路漫长、坎坷。在快绝望的时候,斯蒂夫在一个朋友那儿听说有一对美国的格鲁尼夫妇,以前当过英国大使,现在正在帮助流亡到美国的犹太人重建事业。同时,那个朋友在闲聊中还说起,格鲁尼夫人以前收藏过一幅毕加索的名画——《拿烟斗的男孩》。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贝蒂竟然一直珍藏着有着自己宝贵初恋回忆的画。抑制不住自己内心的激动,第二天他就办理了到美国的签证。
他们终于见面了!贝蒂牵着斯蒂夫的胳膊,两个人来到书房,贝蒂给他看了那幅画。他们站在《拿烟斗的男孩》前面,激动的泪水再也抑制不住。格鲁尼夫妇本想留斯蒂夫在家里多住几天,但是斯蒂夫固执地要回到柏林。斯蒂夫临走时,贝蒂想要把那画还给他,斯蒂夫说道:“你一定要留着这幅画:首先,是你使这幅画能够保全,让它免落到别人手里。这样,我父母的在天之灵肯定很欣慰。然后,对我来说,画里有太多太多的记忆。在你手里,这就意味着你从来都没有把我忘掉,这至少是我继续活下去的理由和勇气。”贝蒂答应斯蒂夫要一直保留画。
1996年,格鲁尼先生去世。两年后,贝蒂的病情恶化,她致电斯蒂夫,再次希望在她活着的时候,他能够拿回那幅画。斯蒂夫到美国去看望了贝蒂,还说服她打消这个念头。2003年年底,贝蒂辞世一年半之后,其后人决定拍卖此画。2004年4月,在伦敦的苏富比拍卖会上,《拿烟斗的男孩》最后以1.04亿美元的天价成交,这成为世界拍卖史上的奇迹。
然而,创造奇迹的买家却一直未露面。直到2004年11月,斯蒂夫辞世后,斯蒂夫的后人遵照他的遗嘱,把一封有斯蒂夫亲笔签名的信转给贝蒂后人的时候,真相最后才终于大白——那个神秘的购买者,正是斯蒂夫本人。这幅画一直陪伴着他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责编:马南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