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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寒冬，可可西里。杨欣和反偷猎的“野牦牛”巡山队被困在无人区，海拔近五千米，气温零下三十九度，粮食和汽车燃料只够再维持一天，没有救援。
队长扎巴多杰提议抄近路，顺着一条十几公里长的咸水湖冰面出山。漂流探险运动员出身的杨欣本能地感到危险—咸水湖不易结冰，冰层脆弱，有裂缝。扎巴多杰说：“没办法，等着也是死。”他们决定冒险一试。杨欣回忆，平时走冰面会先上去跑几圈，打几个枪眼，试探冰层厚度，那一次，车队直接就开上去了。“很大一个湖泊，还没法横切，两岸都是山。”
车子小心翼翼地往前走，车轮压到冰缝时，冰面就开始浮动，湖水像喷泉一样喷射上来。杨欣在车里提心吊胆，他很清楚，一旦掉下去，必死无疑。“水温太低了，掉下去马上就会失去知觉。”十几公里的冰面，走了两个多小时，直到车子开到地面，杨欣才确定他们捡回了一条命。之后几年，陆续有地质考察队在这一区域失联，他们的遗体和车辆后来都在湖里被打捞上来。
2002年，华谊兄弟传媒的董事长王中军找到导演陆川说，他要拍一部电影，名字定好了，不能改，内容由陆川自己去找。根据王中军提供的线索，陆川拍出了日后享誉国际的《可可西里》。
影片讲述一支武装巡山队在无人区追击盗猎藏羚羊者的故事。巡山队途遇大雪封山、车辆抛锚、汽油耗尽、食品短缺，有队员身负重伤，或被流沙吞噬，队长日泰也死在盗猎者的枪下。《可可西里》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片中巡山队的原型便是“野牦牛”队，日泰队长的原型是索南达杰—原青海治多县县委副书记，他生前曾说：“在中国办事，不死几个人很难引起社会重视，如果这事需要死人，就让我成为第一个。”
按杨欣的话说，可可西里有太多的血雨腥风。
1998年，“野牦牛”队长、原治多县公安局局长扎巴多杰，在家中死于近距离枪击，警方判定系自杀，而在杨欣等扎巴多杰的朋友眼里，死因至今是谜。杨欣还告诉《中国慈善家》，“野牦牛”队解散之后，被辞退的队员只领到了几千元的补偿，有些人无法融入新的生活，找不到固定工作，借酒消愁，生活没有节制，至少又死了四个人，“据我所知是病死的，而且还很年轻。”
王中军和陆川知道可可西里的故事，来源便是杨欣—公益组织绿色江河的创始人。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可可西里盗猎藏羚羊的高峰期，杨欣建立了中国民间第一个自然保护站—索南达杰保护站，为巡山队提供后勤支援，让世界知道并且关注可可西里和藏羚羊。他记得，1995年他来北京演讲时，在座除了两位科学家听说过可可西里和藏羚羊外，其他人对此一无所知。
在可可西里升级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盗猎被有效抑制后，杨欣又将工作重心转到了青藏线垃圾调查、长江源冰川退缩监测和生态人类学调查。他在青藏高原做了三十年的公益，期间至少九次死里逃生。四十岁之前，杨欣一直祈祷自己能活到四十岁。今年，他五十二岁，庆幸自己“赚了十二年”。
现在，杨欣已经在长江源地区建了三个自然保护站，他拿过中国大部分的环保类奖项：2000年“地球奖”，2001年、2014年两次“福特汽车环保奖”最高奖，2002年“母亲河奖”，2004年“志愿服务与生态建设大奖”，2005 年“中国首届野生资源保护奖”，2006年“中华环境奖”、“绿色中国年度人物奖”，2007年SEE·TNC生态一等奖。他组织的青藏线垃圾调查持续了8年，冰川退缩监测持续了6年，人类学调查也持续了6年，“每年由一个人类学教授带着他的学生做，光笔记叠起来就有一米多厚。”
但杨欣最得意的，是绿色江河带出了一支适应高原极地、兼具专业和耐力的志愿者队伍，他们当中有科学家、人类学家、动植物专家、高山病医生，还有一流的驾驶员、摄影师和探险运动员。“时间最长的志愿者跟了我20年，每年都来。”
绿色江河的志愿者，最高在海拔5600米的地方连续工作四个多月。这样的海拔高度，空气含氧量只有50%，与他们相比，当地派出所、自然保护区、青藏铁路的员工，一般上去工作半个月，下去休息半个月。“那些单位的人，因为长期在那儿，眼神有点木讷，我们的志愿者眼睛是发光的，他们能在那里找到自己的定位和精神寄托。”
每个月，都有年轻的志愿者被送到保护站来，这对五十二岁的杨欣来说有压力。“我得跟‘80后’、‘90后’拼体能，五千多米的高度，我得背得比他们重，走得比他们快，我不能怂。我还得不断策划新项目，带着他们去完成，让他们找到自豪感。为什么？人家一定图什么，不是钱，那就是精神上的，我得做出表率，在精神上鼓励他们。”
谈及绿色江河未来三年的发展规划，杨欣归纳为“一横、一纵、一平台”，以及生物多样性调查。
“一横”是指1900公里长的青藏公路，沿途设置18个垃圾回收站。目前，青海省发改委已经立项，将以政府购买的方式出资600万元，由绿色江河执行，先在青海境内设立8个垃圾回收站。从功能上看，它更像是服务区，除了回收垃圾，还有休息站、公共厕所、上千平米的停车场；“一纵”是指长江沿线11个省市的长江主题邮局。“一平台”是绿色江河特有的志愿者平台。杨欣说，他们可以为科考专家提供强大的后勤保障，比如摄影师和医生。
未来三年，杨欣还希望把通天河的生物多样性、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学调查做完，这是绿色江河的强项，他们对长江源生态环境的调查远远超过当地政府和科研机构所掌握的数据。“把环境的家底搞清楚，占据主动，比如我提前告诉政府某个地方有多少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你在那里建水电站会不会被骂死。他们自己会去衡量经济成本和政治成本，等于在那个地方画了一条红线，政府不会轻易去碰。”杨欣认为，NGO以科学数据为支持，影响政府决策的力度就会大得多，而不是单纯地喊口号。
因为足够专业，绿色江河有时会拿到政府和其他机构的项目订单，价格却只有市场价的三分之一或五分之一，而仅维持一个保护站的运转，每年就需要50万元。“我们有四万瓦的太阳能发电设备、污水处理设备、水净化设备、电加热设备，还有六台越野车、三条船，和各种各样的考察设备。没有这些后勤物资，考察持续不下来。”
队长扎巴多杰提议抄近路，顺着一条十几公里长的咸水湖冰面出山。漂流探险运动员出身的杨欣本能地感到危险—咸水湖不易结冰，冰层脆弱，有裂缝。扎巴多杰说：“没办法，等着也是死。”他们决定冒险一试。杨欣回忆，平时走冰面会先上去跑几圈，打几个枪眼，试探冰层厚度，那一次，车队直接就开上去了。“很大一个湖泊，还没法横切，两岸都是山。”
车子小心翼翼地往前走，车轮压到冰缝时，冰面就开始浮动，湖水像喷泉一样喷射上来。杨欣在车里提心吊胆，他很清楚，一旦掉下去，必死无疑。“水温太低了，掉下去马上就会失去知觉。”十几公里的冰面，走了两个多小时，直到车子开到地面，杨欣才确定他们捡回了一条命。之后几年，陆续有地质考察队在这一区域失联，他们的遗体和车辆后来都在湖里被打捞上来。
2002年，华谊兄弟传媒的董事长王中军找到导演陆川说，他要拍一部电影，名字定好了，不能改，内容由陆川自己去找。根据王中军提供的线索，陆川拍出了日后享誉国际的《可可西里》。
影片讲述一支武装巡山队在无人区追击盗猎藏羚羊者的故事。巡山队途遇大雪封山、车辆抛锚、汽油耗尽、食品短缺，有队员身负重伤，或被流沙吞噬，队长日泰也死在盗猎者的枪下。《可可西里》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片中巡山队的原型便是“野牦牛”队，日泰队长的原型是索南达杰—原青海治多县县委副书记，他生前曾说：“在中国办事，不死几个人很难引起社会重视，如果这事需要死人，就让我成为第一个。”
按杨欣的话说，可可西里有太多的血雨腥风。
1998年，“野牦牛”队长、原治多县公安局局长扎巴多杰，在家中死于近距离枪击，警方判定系自杀，而在杨欣等扎巴多杰的朋友眼里，死因至今是谜。杨欣还告诉《中国慈善家》，“野牦牛”队解散之后，被辞退的队员只领到了几千元的补偿，有些人无法融入新的生活，找不到固定工作，借酒消愁，生活没有节制，至少又死了四个人，“据我所知是病死的，而且还很年轻。”
王中军和陆川知道可可西里的故事，来源便是杨欣—公益组织绿色江河的创始人。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可可西里盗猎藏羚羊的高峰期，杨欣建立了中国民间第一个自然保护站—索南达杰保护站，为巡山队提供后勤支援，让世界知道并且关注可可西里和藏羚羊。他记得，1995年他来北京演讲时，在座除了两位科学家听说过可可西里和藏羚羊外，其他人对此一无所知。
在可可西里升级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盗猎被有效抑制后，杨欣又将工作重心转到了青藏线垃圾调查、长江源冰川退缩监测和生态人类学调查。他在青藏高原做了三十年的公益，期间至少九次死里逃生。四十岁之前，杨欣一直祈祷自己能活到四十岁。今年，他五十二岁，庆幸自己“赚了十二年”。
现在，杨欣已经在长江源地区建了三个自然保护站，他拿过中国大部分的环保类奖项：2000年“地球奖”，2001年、2014年两次“福特汽车环保奖”最高奖，2002年“母亲河奖”，2004年“志愿服务与生态建设大奖”，2005 年“中国首届野生资源保护奖”，2006年“中华环境奖”、“绿色中国年度人物奖”，2007年SEE·TNC生态一等奖。他组织的青藏线垃圾调查持续了8年，冰川退缩监测持续了6年，人类学调查也持续了6年，“每年由一个人类学教授带着他的学生做，光笔记叠起来就有一米多厚。”
但杨欣最得意的，是绿色江河带出了一支适应高原极地、兼具专业和耐力的志愿者队伍，他们当中有科学家、人类学家、动植物专家、高山病医生，还有一流的驾驶员、摄影师和探险运动员。“时间最长的志愿者跟了我20年，每年都来。”
绿色江河的志愿者，最高在海拔5600米的地方连续工作四个多月。这样的海拔高度，空气含氧量只有50%，与他们相比，当地派出所、自然保护区、青藏铁路的员工，一般上去工作半个月，下去休息半个月。“那些单位的人，因为长期在那儿，眼神有点木讷，我们的志愿者眼睛是发光的，他们能在那里找到自己的定位和精神寄托。”
每个月，都有年轻的志愿者被送到保护站来，这对五十二岁的杨欣来说有压力。“我得跟‘80后’、‘90后’拼体能，五千多米的高度，我得背得比他们重，走得比他们快，我不能怂。我还得不断策划新项目，带着他们去完成，让他们找到自豪感。为什么？人家一定图什么，不是钱，那就是精神上的，我得做出表率，在精神上鼓励他们。”
谈及绿色江河未来三年的发展规划，杨欣归纳为“一横、一纵、一平台”，以及生物多样性调查。
“一横”是指1900公里长的青藏公路，沿途设置18个垃圾回收站。目前，青海省发改委已经立项，将以政府购买的方式出资600万元，由绿色江河执行，先在青海境内设立8个垃圾回收站。从功能上看，它更像是服务区，除了回收垃圾，还有休息站、公共厕所、上千平米的停车场；“一纵”是指长江沿线11个省市的长江主题邮局。“一平台”是绿色江河特有的志愿者平台。杨欣说，他们可以为科考专家提供强大的后勤保障，比如摄影师和医生。
未来三年，杨欣还希望把通天河的生物多样性、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学调查做完，这是绿色江河的强项，他们对长江源生态环境的调查远远超过当地政府和科研机构所掌握的数据。“把环境的家底搞清楚，占据主动，比如我提前告诉政府某个地方有多少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你在那里建水电站会不会被骂死。他们自己会去衡量经济成本和政治成本，等于在那个地方画了一条红线，政府不会轻易去碰。”杨欣认为，NGO以科学数据为支持，影响政府决策的力度就会大得多，而不是单纯地喊口号。
因为足够专业，绿色江河有时会拿到政府和其他机构的项目订单，价格却只有市场价的三分之一或五分之一，而仅维持一个保护站的运转，每年就需要50万元。“我们有四万瓦的太阳能发电设备、污水处理设备、水净化设备、电加热设备，还有六台越野车、三条船，和各种各样的考察设备。没有这些后勤物资，考察持续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