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起让人闻之耸然的新闻:西安一名大三学生,在驾车不慎撞伤行人后,居然连捅伤者八刀,致人死亡。事件之令人发指的程度,尤甚于“我爸是李刚”,虽然网上也为之耸动一时,然而这则恶闻的火爆程度,仍远逊于李刚之子撞人事件的连锁反应。
　　有人对此殊为不解。或许,是类似恶闻越积越多,社会心理也产生了审丑麻痹。我们记忆犹新的,还有杭州的“欺实马”事件。再扩大一些,对生命极度漠视的恶性事件就更多了。于是,见怪不怪,再敏感的大众神经也有麻木的时候。比如,层出不穷的矿难,频率高得已经激不起受众心里的任何涟漪,媒体也对此产生了疲倦——除非有了类似智利矿难救援成功的新刺激,才让舆论如服兴奋剂般弹跳了一下。
　　西安大学生撞人再杀人事件只是一起个案,然而,类似个案的堆积,日渐麻痹同胞的神经,这是真正可怕的——当一些个体生命的冤死,迅速在舆论场成了转瞬即逝的过眼烟云,谁还会在意继续制造或接受这样的“恶闻”呢?对生命尊严的漠视,岂不是会像恶性传染病一样,在国中蔓延无尽吗?这样的恶性传染病,对国民心理、社会道德和民族形象的严重伤害,甚至更甚于非典和禽流感的传播。但是,我们是否也动员过国家力量、法制利器和社会各界,如防非典一样去防控这样的“漠视生命恶性传染病”呢?
　　遗憾的是,非但没有全方位的防控,甚至,我们还时常耳濡目染到对这种“恶性传染病”来自文化传统的、来自权力阶层乃至来自娱乐层面有意无意的纵容甚至怂恿。
　　那么,究竟是谁手执利刃,向平民的生命接连捅去呢?
　　首先,是文化的。
　　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对平民生命的鄙薄几乎贯穿于众多线装书的字里行间。以“四大名著”为例,《水浒》中,每个得列天罡地煞的“好汉”,几乎都有“杀人如草芥”的经历,李逵杀人杀得快活,如同儿戏,“一斧一个,排头儿砍将去”,杀的多是无辜,曾经“把扈太公一门老幼尽数杀了,不留一个”,还对宋江说:“谁鸟耐烦!见着活的便砍了。”然而,李逵在民间仍有忠厚美名。《三国演义》曾经被恶谥为“杀人演义”,不要说十常侍杀人如麻,如刘、关、张等忠义双全的豪杰也都无数血案在身。有人细心统计过,光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刘备就杀过9人,关羽杀过19人,张飞杀过8人,所杀无名小卒更不计其数,而赵云光是在长阪坡就斩杀数十人之众。《西游记》更不消说,死在孙悟空一条金箍棒下的小妖和凡人数不胜数;就连风花雪月的《红楼梦》都阴风惨惨,司棋、晴雯、金钏、尤三姐……众多花朵般的女孩子命丧豪门,而有温柔敦厚之名的千金小姐薛宝钗谈及金钏自杀,只是淡淡地说,“不过是个糊涂人,也不为可惜”。
　　好汉和小姐们口中的“杀人快活”和“不为可惜”,皆因平民的、凡夫俗妇的生命,如蝼蚁,如草芥,死不足惜。于是,“草民”“蚁民”之称贯穿于史册,也成了平民自谦的“流行语”。
　　而今,来自权力的对蚁民及草民的蔑视,也并未消解。
　　我们确实有过进步。自汶川大地震起,曾经只为国家领导人逝去降半旗的共和国,第一次有了为平民的群体性遇难举哀的先例,彰显着对平民生命的高度尊重,这是我们从特大地震的痛楚中收获的精神成果,这也是我们走向更高层次的民主政治的重大转折。然而,尊重生命的意识还远未深入人心,更没有走向制度层面。
　　基层权力对草民性命的不屑一顾,导致矿难或其他涉及百姓死伤事件的报道、公布死难者名单都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雷池,只有那一串串冰冷的黑色数字。在缺乏生命温度的报道中,我们很容易淡忘死难者,淡忘曾经惨痛的一次次灾难,只能坐视生命灾难的不断卷土重来。
　　尊重生命的努力,首先应当始于尊重个体生命。美国矿难,奥巴马在致辞中逐个念出遇难矿工的名字,让我们动容。生命正是在具体细节中丰满起来的。公布死难者名单和他们的人生故事,是宣示生命之美满和珍贵,让所有人在他们面前惕惧并警醒,更迫切地杜绝夺命灾难的重现。
　　我们的孩子,在各种各样的游戏界面也不断体验着暴力血腥的杀人快活感,生命在他们的指下,也只是一个个积累功力、分数和级别的数字。
　　在这样铺天盖地从文化、权力到娱乐都在消解个体生命的意义的环境中,让我们如何苛求社会心理的麻木不仁?
　　只有当国家层面、权力层面、文化层面,当主流社会的话语体系,当我们的基础教育体系,都开始尊重并膜拜平民个性生命的时候,才有遏制“漠视生命恶性传染病”流行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