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奥巴马上台后颁布了“限薪令”大得人心；与此同时。中国刮起了高管减薪风暴，社会效果却不尽如意。
　　三一集团近日宣布。集团董事长梁稳根2009年只领1元年薪。全体董事降薪90％，集团高管降薪50％。对此，众多网友并不认可，认为“降薪纯粹是低级秀”。因为。高管除了年薪，还有分红、股权激励等。如果年薪1元，年终奖金5000万?其实，缺乏制度机制作保证，高管们的高境界是靠不住的。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吴春波教授认为，目前当着力于制度建设。
　　国企高管年薪居高不下，颇为公众所诟病。天价年薪不仅是贡献的价值被高估，而且严重背离社会公平，超出了公众所能承受的心理底线。早就成为不和谐因素。在世界经济危机，中国发展速度下滑的背景下。这一问题尤其显得刺眼，不合时宜。在已公布年报的31家企业中，多家公司业绩下滑，但高管薪酬仍逆势上扬。国泰君安证券被曝去年发薪酬32亿元，人均达100万元。引起舆论哗然。国有或国有控股银行中，有关负责人的薪酬都在近200万元左右，有的甚至超过千万元；有的出现巨亏，需国家巨资注入，仍旧享受天价年薪。“天理难容”!无论从回归市场理性。与职工“甘苦与共”、“共渡时艰”，还是从防止国家资产无端流失考量，天价年薪都必须“与时俱减”。
　　可怎么个减法?就不能各吹各的号。年薪1元式的“自我革命”，虽然表现了某种“政治自觉”，却并非可持续之策。当然，高管们哪个不家财万贯?有丰厚的资产作后盾，即使年薪1元亦不会引发“经济危机”。更何况。高管层的薪酬由薪金、绩效奖励、超额奖励和股权激励等组成，除了年薪尚有其他收入垫底。尽管梁董事长的本意良善，抑或思想境界之高，但此时此景，此举倒显得滑稽可笑。
　　事实上。天价年薪的有效解决，不仅需要自身觉悟，需要与职工与国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自觉，更需机制作为铺垫和保障。
　　首先，国企高管的薪酬谁来定，本身就是问题。从实际操作看。多由国资委或相关上级部门定个框框，然后由企业自定，但事实是高管自定。所谓董事会表决，因为成员利益共享，大多走走过场。在国有资产所有人监管即全体国民缺位的情景下，靠国资委“婆婆”管“儿媳”的年薪岂能靠得住。最好的办好，只能是由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大常委会成立专门的薪酬委，来决定国企高管的年薪。
　　其次。薪酬标准怎么定?笔者以为，既要看经济效益，更要看耗能成本；既要看盈利水平，更要看国资投入产出比；既要看与职工收入比，更要与国际同行业比。尤其要看央企的垄断地位下高管的贡献率到底有多少，有多少属于垄断利润，又有多少属于科学管理的成果。吴春波教授就建议设定历史的标杆，行业的标杆。增量的标杆。总之要与经济效益挂钩，既负盈，又要负亏。打破旱涝保收的薪酬体系。再也不能亏损了无人负责。高薪高福利依旧了。
　　其三，谁来考绩?这些年来，国资委一方面代表政府行使出资人的功能，即股东职能，另一方面又通过行政权力行使行政管理职能。这种“婆婆加老板”，“左手管右手”的机制，其对企业高管考绩考核的真实性和公信度都大打折扣。笔者曾经建议，强化国家审计机关、国家统计局、全国人大财经委等权威监督机关和社会会计、审计等中立机构介入。打破国资委单方面的信息披露自说自话的格局。才使确保高管的业绩是真实的，那么分配和奖惩才可能是公正和公平。
　　最终要建立公开透明兼顾效率和公平、合理有序的分配秩序。作为资产所有人的国民却无缘知道国企高管们的年薪到底是多少?即使在饱受争议的时下，也仅仅知道高管们承诺减薪百分之几，而不知道百分之百究竟是个什么数字?雇主竟然不知道雇工的薪酬是几何。岂非咄咄怪事?
　　正如对上市公司。中小股东在利益分配上没有发言权；国民对国企分配同样没有知情权和发言权。何谈监督，又何谈公平?
　　高管减薪高调登场却遭冷落，“不降反升”的说法却让人“信服有嘉”，这一大逆向式“主流思维”，说明了社会对少数高管阶层的财富来源产生了极大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