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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华裔女子帅贝贝怀孕33周因情自杀，对其进行8天治疗后，剖腹产产下一女，两天后胎儿脑出血死亡。印第安纳州检察官认为胎儿的死亡与帅贝贝有关，她必须对她腹中胎儿的安危负刑事责任，因此指控其犯有谋杀罪和堕胎未遂罪，此案引起了美国各界广泛关注。
关键词 怀孕妇女 歧视 正义
作者简介：何峰，山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张爱艳，山东政法学院。
中图分类号：D9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5）08-051-04
2011年3月14日，Marion县公诉机关对一名34岁友善的、温和的、没有犯罪前科的妇女——帅贝贝，以谋杀罪和堕胎未遂罪提起刑事诉讼，指控帅女士在怀孕期间尝试自杀为犯罪。帅女士怀孕期间患有严重的抑郁，在她怀孕33周的时候，被孩子的爸爸（她生命中的另一半和交往了一年半的爱人）彻底的抛弃了，患有抑郁症的她选择服用毒鼠强自杀。
尽管在印第安纳州自杀并不是犯罪，但是在印第安纳州200年的历史上第一次对怀孕妇女提起谋杀罪名的起诉——最十恶不赦的罪——在检察官看来，孩子的死亡是帅贝贝自杀未遂导致的，检察官认为应该提起这史无前例的诉讼而无需咨询所有致力于研究母亲和胎儿健康方面的专家，他们会认为对怀孕妇女定罪是不公正的，并且在医学上也是没听过的。
这起案件引起了美国各界广泛关注，其中80个全国知名的、多领域的健康、医学、科学专业组织和专家向法庭助理审判提交了五份“法庭之友”辩护状，支持帅女士，反对法庭的指控，其中包括一流的专致于研究孕妇和胎儿健康的心理专业协会。
医学专家们一致反对对因健康状况出现问题而犯罪的怀孕妇女适用刑罚，因为它会导致更严重的公共健康危害并且使得怀孕妇女因害怕被逮捕而不敢承认她们的状况寻求帮助。
在引起自杀的原因还有起诉怀孕妇女的负面影响方面具有很多研究的围产期精神科专家指出对孕妇的犯罪化处理不仅不利于胎儿健康，反而会促使胎儿死亡。“只因怀孕妇女怀孕后遭受了深度的抑郁还有试图自杀就指控她犯罪，明显侵犯了她的自由权还有身体完整权，并且没有为胎儿的健康增加任何合法权益。”对怀孕妇女的起诉“只会使精神健康混乱的情况更严重，并且会驱使那些想要自杀的人更隐藏自己行为。”
那些花時间仔细研究帅女士案中所包含的事实和争议点的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州对她的起诉是违反宪法的，是违反宗教、医学、法律和伦理准则的，并且这个起诉是歧视性成见的产物，是关乎性别、精神健康、种族还有贫穷的。
应该关爱、尊重怀孕的妇女，并且给予她们适当的治疗，而不是起诉她们并将她们关进监狱。
2013年8月的最后一周，将会选陪审团。9月3日，将在Marion 县高级法院开庭审判。
帅贝贝1976年9月6日出生在中国上海。依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她没有其他兄弟姐妹，是独生女。2000年大学毕业，23岁，跟随丈夫搬到了印第安纳州的印第安纳波利斯。2008年分开。后来，她和多年朋友权志良相爱成为“生活伴侣”，他比帅女士大18岁，和自己配偶分居。
一年半的亲密关系后，2010年夏，帅女士怀孕，他们开始为他们的孩子规划，帅女士给权先生钱去支付以后的医疗费，权先生同意将会带帅女士去医院，在她分娩时陪伴她，并且以后帮助抚养他们的孩子，为了迎接新生命的诞生，他们一块儿购买孩子的衣服还有生活用品。
帅女士在怀孕期间患有严重的抑郁症，2010年10月和11月，在她先前三次严重的试图自杀中，权先生陪着她，甚至从她手中夺下美工刀，但他从不带她去医院，或者拨打911救助电话，或者帮她获得专业性治疗，帅女士变得孤独，因为爱和照顾而仅能依赖于权先生。
2010年10月初，帅女士和权先生为了孩子的到来计划着，一起买衣服还有参加产前预约。10月11日，权先生当着帅女士的面，给他分居的妻子打电话告诉她，他们家已经不存在很长一段时间了，而且他和帅女士在一起。此后不久，他分居的妻子还有两个成年的孩子到印第安纳波利斯旅行，要求、威胁还有劝说他离开帅女士，甚至质疑孩子是不是他的，起初，他向帅女士保证他们会在一起，可惜后来，他拒绝见他曾天天联系、交往一年半，并且现在已经怀孕7个月的妇女，甚至不回她电话。
几天来，帅女士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变得更加恐惧，身体变得不适，她不断地担心如何去医院还有如何独立地抚养她的孩子，她未婚先孕感到很羞愧，在她的文化中，她知道她是一个被社会遗弃的人，还有她的孩子将被看作是私生子，她给权先生留了很多信息，乞求他至少留在她身边直至他们的孩子出生。
最终，沉默了几天之后，权先生终于联系帅女士并告诉她，他对他们的孩子不再有感情，并且他们的女儿还未出生，事实上她还不存在，他更告诉帅女士，他不再想和她还有他们的孩子在一起。帅女士因她钟爱伴侣的嫌弃而感到不知所措，感到极为悲痛。后来权先生同意见她，但只是为了还她先前托他保管的医疗费用。
2010年12月20日下午，帅女士和权先生在停车场见面，在那里他把钱扔给她，告诉她哭也没用，她和孩子对他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尽管知道帅女士经受着严重抑郁，他仍把蹲着啜泣并且情绪很明显不稳定的帅女士独自留在停车场。
12月23日早上，帅女士万念俱灰，第四次决定自杀，吃了她认为虽引起痛苦，但相对可以快速死亡的毒鼠强（毒鼠强是被全世界妇女为确保死亡而服用的主要毒药，中国毒鼠强比在这儿能找到的常规毒物浓烈60倍之多）。
那天晚些时候，帅女士被朋友送到了安德森市医院的急救室，尽管她有宪法上的权利拒绝药物治疗，但她没有，为了救孩子，她信赖医生的建议，配合所有治疗。她同意转到印第安纳州卫理公会教派的医院，因为她想接受紧急的剖腹产手术进行分娩。
12月24日大约1点，卫理公会派教徒接收了帅女士，在那里对她进行了自杀监视，在她床边安排了一名护工。卫理公会派教徒没有进行紧急的剖腹产手术，反而在接下来7天的疗程中，从12月24日至30日，告知帅女士她和她的孩子都很好。健康护理专家甚至建议她在婴儿出生前可以先出院。心理学家还有其他健康护理专家也对她进行了心理咨询和其他方面的治疗。在这段时间，帅女士同意所有推荐的医疗方法，包括但不限于，各种各样的测试，摄取类固醇，安胎药，还有其它处方药物，插入输入阀，还有进行胎儿监护仪记录。 2010年12月31日，医生检查完胎儿监护仪后，提议进行剖腹产手术，帅女士同意了。上午10点，帅女士的女儿出生了。之后，帅女士为了新生儿仍同意所有要求的疗程，包括注射疫苗、输血还有其它各种各样的疗程。
下午4：55，距离进行完疼痛手术仅几小时，帅女士就去新生儿重症监护室看她的孩子。当晚晚些时候大约10：25，她又去看了她的孩子，边看边笑，并谈论着带她女儿回家。
2011年1月1日，帅女士好几次去看她新出生的孩子，孩子的成长给她以动力，很多次她被告知孩子正在成长。医院职员告诉她如何喂养母乳，以及其他抚养孩子的方法，这些帮助在她出院以后是很有用的。
1月2日，医院告诉帅女士需要她同意释放孩子脑部压强，她签署了同意书。那天下午，医院员工告知帅女士发生了转折性的事件，他们需要见她和她的朋友。帅女士被告知她女儿脑死亡，孩子没希望了。并且她必须做决定何时把孩子的呼吸机移除。帅女士询问是否有可能让孩子继续生存。医院职员说可以，但那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她不能吃、不能走。除了移除呼吸机别无他法。
帅女士开始止不住的啜泣和伤心，她哭得直到晕过去，醒过来后又哭直到再次失去意识。这种悲伤情绪持续了好几个小时，护士不断地查看帅女士以确定她是否已做了决定。
下午大约8：25，帅女士告诉职员可以移除呼吸机，但她要抱着她女儿，在牧师和朋友的见证下，孩子的呼吸机被移除了。帅女士极度痛苦，她们移到了一个单独的房间，帅女士5个多小时来，一直抱着她的孩子。1月3日凌晨1：30，孩子死在妈妈的怀里，帅女士歇斯底里地大哭，“为什么不能我代替她死”，她被带到了她的病房，但为了她的安全，她的物品都移走了，在她被移到卫理公会教派精神科安全区域前一直给她安排了一名看护。
从1月3日（孩子去世的日期）直到2月4日（32日的疗程），帅女士在卫理公会教派进行了全面的心理治疗，在那段时间，她安排了她女儿的火化，然后她被允许出院，并且立即复工。在夜晚，放在她床边女儿的骨灰伴随着孤独的她一起入睡。
2011年3月14日，帅女士被指控谋杀罪和杀害胎儿未遂罪，并且即刻被囚禁到Marion县监狱不得保释。在印第安纳州的法律中，谋杀罪要求立即关押并且不许保释除非发现州指控理由不足，例如：证据不明显而不是强劲地有罪推定。
在Marion县监狱关押14个月后，上诉法院因发现州指控不足而获准帅女士保释。
Marion县的检察官应该并且本应行使自由裁量权不去根据其对有关杀人罪的法律规定进行的前所未有的解释进行指控。而且他们本能选择指控其它重罪例如非预谋故意杀人罪或过失致人死亡罪等这些可保释的罪名，但他们没这样做。他们起诉谋杀罪是计划好的决定——迫使帅女士呆在监狱中直到她同意辩诉交易，如果认罪则起诉一个相对轻的罪名。
1.试图自杀不是犯罪。试图自杀不是犯罪，州议会（立法机构）同意著名的医学和公众健康权威专家提出的建议，把试图自杀解释为公众健康事件而不是犯罪。自杀在中国也不是犯罪，怀孕妇女试图自杀是不起诉的，事实上，在中国，单身妇女怀孕被看作是非法怀孕，因此会剥夺孩子的教育和健康照护权。
印第安納州妇女服毒自杀的频率比任何其他方法都高，怀孕妇女像其他人一样，经历着抑郁、自杀。事实上，自杀是怀孕妇女死亡的主要原因。在美国，男性自杀的较多，然而，在中国，却相反。妇女通过食用毒鼠强或其它杀虫剂自杀，因为它们便宜、容易获得而且不需要处方。
尽管怀孕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女人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但它也是精神极易受伤害的时期包括抑郁。
抑郁是需要治疗和药物克服的，怀孕妇女像其他人一样，不能自行从抑郁中解脱出来，那些经历严重抑郁的人不能有意识的思考和理解他们对自身的伤害行为。然而很多人认为精神正常是理所当然的，对一些人来说，生活就是每天维持隐忍和稳定之间的平衡。华里克牧师最近失去了他的儿子Matthew，如他所说，他那和抑郁而战的儿子，当绝望的浪潮再次向他袭来的时候，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自杀或认真试图自杀的人正经历着无法忍受的精神痛苦，他们不能独立自主地寻求解决方法。相反，他们坚信自杀是让他们从不能忍受的痛苦中解脱出来的唯一方法。因为他们自己不会寻求帮助，所以其他人一定要帮忙确保他们保持一个好的状态。
权先生知道帅女士怀孕有抑郁、自杀倾向，而没有试图帮她寻求解决方法——并且事实上，完全抛弃了她。不像权先生，帅女士的朋友们当知道她试图自杀时，开车送帅女士去医院接受治疗，也正因此帅女士被起诉。如果她当初拒绝治疗，她的孩子就没有出生的机会，也许她们俩早就一起去世了，帅女士也不会被起诉。
州法院不曾对孩子的父亲起诉，检察部门在提起公诉前甚至没有审问他。显而易见州检倾向于传唤他作为帅女士案的证人。
2.这起诉影响所有已怀孕或将怀孕的妇女。根据Marion县检察官对印第安纳州法律的解释，在孕期任何时间试图自杀的妇女会依印第安纳州的自杀法令被提起诉讼而不管是否造成危害结果。在孕妇身上创设刑事法律责任使得妇女怀孕之时就受到检察官、警察、甚至医疗者的监视，并有被追诉的风险。
正如马里兰州法院判决指出的那样，把胎儿和孕妇关联在一起适用刑法，将会使那些实际上从事易受伤活动的妇女受到犯罪调查，包括：
持续使用孕期禁止使用的药物，过量饮用含酒精的饮料，吸烟，合理膳食，避免进行适当且可获得的孕期医疗护理，开车时忘记系安全带，通过违反其它交通法规的方式，引起或加剧个人受伤进而对孩子造成显著危险的行为，锻炼太多或太少。
乔治亚州法庭警告说“任何经历后存活率流产的妇女可以通过仔细检查来推定她是否是故意导致流产”。工作场所还有环境危害，例如：暴露于化学物品或溶剂易导致死胎。众所周知，各种各样的医疗设备和治疗会给成长中的胎儿带来危险，则使用这些设备的人也有犯罪嫌疑。此外，孕期放弃特定的医疗会被认为试图自杀或堕胎，一名学者已经注意到拒绝接受剖腹产也是犯罪。 3.其他不合理和违反宪法的起诉。执法官员行动时并不总是非常明智，尤其是在试图控制怀孕妇女生命的领域内。尽管在其他州过多的针对孕妇的起诉被取消，或者判决违宪，但执法官员的刑事指控才是孕妇面临的真正危险，例如：
加利福尼亚检察官以部分刑事疏忽的罪名起诉一名孕妇，因为她没有遵从医嘱——在怀孕时多休息还有避免性交。
爱荷华州检察官以堕胎未遂罪起诉一名22岁的妇女，因为州声称她试图从家里的楼梯摔下来结束怀孕，尽管最后没伤到孩子。
马萨诸塞州的检察官以非暴力过失杀人罪起诉一名妇女，因为她在处于无助和意外分娩时，不寻求医疗救助。 孟菲斯警察在一起交通事故后，逮捕了怀孕四个月的西班牙妇女，因为她故意使胎儿陷入危险，尽管她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仅是法律限定标准的二分之一。
4. 没有科学证据能得出结论证明：是孕妇的行为引起胎儿受伤。像帅女士案件发生的那样，许多检察官还有警察经常仅因为孕妇实行了他们认为不恰当的行为具有对胎儿造成危险的可能性，就直接得出结论孕妇的行为与胎儿陷入危险有因果关系。但案件不是这么简单的。
怀孕是复杂的，尽管许多妇女经历死胎还有新生儿死亡，但常常没有人知道原因。美国最高法院判决并经医学专家同意，导致胎儿死亡和受伤的原因不经科学证明是不能确定的。
在北卡罗莱纳州，Regina McKnight，一个21岁的非裔美国妇女，被指控虐待儿童，她经历了无预期的死产，州主张死产是服用可卡因导致的，尽管，后来会证明死产是感染的结果。监禁8年后，上诉法院指出州提出指控所依据的调查是“过时的”，并发现McKnight案的审判助理没有召集专家指证，那些人会证明通过最近调查显示服用可卡因对胎儿的伤害不比尼古丁、低营养、缺乏产前护理或其它通常与城市贫穷有关的情形重。
在路易斯安那州，一个26岁的非裔美国妇女去医院说失血而且肚子疼。医生怀疑她自行生孩子，并联系警察，检方以二级谋杀罪起诉关押她。最终她的律师获得病例，病例揭示出胎儿最多11-15周大，并且在她流产前，她被注射避孕药物，这种药物如果施用于已经怀孕的妇女可能会导致流产。
在这起案件中，检察官不恰当地得出结论，帅女士服毒导致了她女儿死亡，而没有咨询专家的意见，专家会主张毒药的分子结构太大不可能穿透胎儿的胎盘，且她服用的大多数毒药在她被送到医院后已经被施用的碳治疗法吸收不可能对胎儿造成影响。此外，帅女士使用的药会导致早产新生儿大脑出血，并且做出的其它药物治疗决定已经影响了孩子的生存。
5. 性别歧视。现在任何人在印第安纳州患有抑郁症和企图通过自杀逃避刑事起诉的做法是合法的——除非碰巧你是一名孕妇。自古以来，女性特殊的生理和心理都是对女性歧视的基础，往往相较于男士而言，会对妇女设置额外的限制。国家增加怀孕妇女负担的行为是性别歧视。
该州的起诉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胎儿比孕妇自己更重要。正如一个全国性的出版物关于帅女士案总结的那样，“通过将胎儿、胚胎和卵子纳入法律保护的范围，会减少所有女性的人权，同时会对孕妇创设一个单独的法律制度，减少她们的人权。”
Marion县检察官只关注孕妇的行为揭示了起诉的本质是歧视性的。仅帅女士一个人并不能怀孕。在这起案件中，孩子的父亲是她情绪崩溃的催化剂，答应照顾妻儿的父亲没有照顾她们，反而抛弃她们的人没有被起诉，反而被州传唤为证人对抗那个被他欺骗和可耻虐待的女人。
6.选择性起诉，种族和民族歧视。第一个在印第安纳州被以谋杀罪和堕胎罪起诉的妇女是中国移民并不足为奇。研究显示是否对怀孕妇女进行起诉是有选择性的，并且对那些贫穷、不同肤色妇女的起诉是不成比例的。
在南卡罗来纳，一个检察官办公室和医院联合，检查起诉经检测体内含阳性药物的孕妇。除了其中一个白人每个被起诉的妇女都是非裔美国人，护士说这个白人有一个“黑人男友”。
尽管白人女性更有可能做出有害孩子健康的危险行为，包括饮酒还有滥用处方药，但其他种族的女性更频繁地被起诉，黑人妇女通常被描述为不负责任和淫乱的，相比之下，白人妇女则是“纯洁和脆弱的”。
“治安子宫”将妇女隐私的内容搬上大荧幕，使妇女在社会等级中的地位以可以看得见的方式记录下来，其中不乏奇观化穷人、孕妇还有她们孩子生活的内容。“治安子宫”所描述的是建立在国家坚信由妇女再生产的不动产或动产由更大的社区所有和监视的基础上。正像一名学者注意到的那样，这些起诉追溯回奴隶时代，那时白人奴隶主拥有所有奴隶的子宫还有他们的孩子。
7.有罪起诉对鼓励堕胎具有悲剧性的影响。如果这个误导性的起诉胜利，则那些有精神病史、抑郁、毒瘾或其他健康问题的妇女若支付不起所需的全面的产前护理、药物治疗还有精神健康设备，她们则不能确保生下的宝宝健康，因此，她们会被迫考虑终止怀孕，从而避免因流产、死产或者新生儿的死亡而引起牢狱之灾。
因危及胎儿生命而起诉怀孕妇女，逼得她们为防止被起诉而选择终止怀孕，在北达科他州，Martina Greywind，一个本土美国人，怀孕大约十二个周，被起诉怠忽致危罪，检方声称因她吸入油漆气体，导致对还未出生的孩子造成严重的身体伤害或死亡这样的重大危险。Greywind女士然后流产，结果自她终止怀孕检方也放弃了起诉。
这并不是一个反堕胎或主张堕胎合法化的案子，双方都赞成监禁不是对社会最好的。对妇女监禁的增加是令人警醒的，会加剧偏见、歧视以及不成比例地对妇女适用刑法。在印第安納州，从1990年到2011年妇女监禁人口增加267%，作为对比，男性监禁人口增加119%，“然而，男性人口是1990年的两倍多，女性人口几乎是四倍”。
8.残酷和不同寻常的惩罚。将对社会没有威胁的孕妇试图自杀的行为认定为谋杀罪，已有45年至65年的历史了，这种不相称的惩罚违反了美国宪法和印第安纳宪法的规定——禁止残酷和异常的刑罚。
以谋杀罪起诉妇女是无正当理由的，并且与相关法律格格不入，印第安纳州堕胎法律并没有将妇女不遵守堕胎法令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事实上，如果帅女士在她晚期妊娠堕胎的话，她就不能依印第安纳州的堕胎法律被起诉——只会追究那些实施堕胎人的刑事责任。
印第安纳州历史上从未有孕妇因伤害胎儿而被指控谋杀罪。事实上，翻看历史，大多数时候孕妇服用任何据说可能导致损害胎儿的物质，会面临一项轻罪的指控，即使那样，轻罪法令也从未执行。唯一起诉的是那些执行堕胎的人，因为他们导致女性遭受痛苦的死亡。在Roe诉Wade案后，轻罪被废除，并且再未适用另一个针对妇女的刑法。
对帅女士的指控和导致里士满山上气体泄漏致两人死亡、毁掉一个城市街区，造成数百万美元损失的三名被告一样；和射杀一名怀孕的银行出纳员，致双胞胎死亡的两名银行劫匪一样；和杀死了正在睡觉的怀孕的妻子，并随后杀死了他母亲的Paul Baird一样，很明显，对她的指控罪刑不相适应。
帅女士应得到自由和正义，每个理解她情况和相信正义的人，应加入这场使她获得自由的斗争。
关键词 怀孕妇女 歧视 正义
作者简介：何峰，山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张爱艳，山东政法学院。
中图分类号：D9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5）08-051-04
2011年3月14日，Marion县公诉机关对一名34岁友善的、温和的、没有犯罪前科的妇女——帅贝贝，以谋杀罪和堕胎未遂罪提起刑事诉讼，指控帅女士在怀孕期间尝试自杀为犯罪。帅女士怀孕期间患有严重的抑郁，在她怀孕33周的时候，被孩子的爸爸（她生命中的另一半和交往了一年半的爱人）彻底的抛弃了，患有抑郁症的她选择服用毒鼠强自杀。
尽管在印第安纳州自杀并不是犯罪，但是在印第安纳州200年的历史上第一次对怀孕妇女提起谋杀罪名的起诉——最十恶不赦的罪——在检察官看来，孩子的死亡是帅贝贝自杀未遂导致的，检察官认为应该提起这史无前例的诉讼而无需咨询所有致力于研究母亲和胎儿健康方面的专家，他们会认为对怀孕妇女定罪是不公正的，并且在医学上也是没听过的。
这起案件引起了美国各界广泛关注，其中80个全国知名的、多领域的健康、医学、科学专业组织和专家向法庭助理审判提交了五份“法庭之友”辩护状，支持帅女士，反对法庭的指控，其中包括一流的专致于研究孕妇和胎儿健康的心理专业协会。
医学专家们一致反对对因健康状况出现问题而犯罪的怀孕妇女适用刑罚，因为它会导致更严重的公共健康危害并且使得怀孕妇女因害怕被逮捕而不敢承认她们的状况寻求帮助。
在引起自杀的原因还有起诉怀孕妇女的负面影响方面具有很多研究的围产期精神科专家指出对孕妇的犯罪化处理不仅不利于胎儿健康，反而会促使胎儿死亡。“只因怀孕妇女怀孕后遭受了深度的抑郁还有试图自杀就指控她犯罪，明显侵犯了她的自由权还有身体完整权，并且没有为胎儿的健康增加任何合法权益。”对怀孕妇女的起诉“只会使精神健康混乱的情况更严重，并且会驱使那些想要自杀的人更隐藏自己行为。”
那些花時间仔细研究帅女士案中所包含的事实和争议点的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州对她的起诉是违反宪法的，是违反宗教、医学、法律和伦理准则的，并且这个起诉是歧视性成见的产物，是关乎性别、精神健康、种族还有贫穷的。
应该关爱、尊重怀孕的妇女，并且给予她们适当的治疗，而不是起诉她们并将她们关进监狱。
2013年8月的最后一周，将会选陪审团。9月3日，将在Marion 县高级法院开庭审判。
帅贝贝1976年9月6日出生在中国上海。依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她没有其他兄弟姐妹，是独生女。2000年大学毕业，23岁，跟随丈夫搬到了印第安纳州的印第安纳波利斯。2008年分开。后来，她和多年朋友权志良相爱成为“生活伴侣”，他比帅女士大18岁，和自己配偶分居。
一年半的亲密关系后，2010年夏，帅女士怀孕，他们开始为他们的孩子规划，帅女士给权先生钱去支付以后的医疗费，权先生同意将会带帅女士去医院，在她分娩时陪伴她，并且以后帮助抚养他们的孩子，为了迎接新生命的诞生，他们一块儿购买孩子的衣服还有生活用品。
帅女士在怀孕期间患有严重的抑郁症，2010年10月和11月，在她先前三次严重的试图自杀中，权先生陪着她，甚至从她手中夺下美工刀，但他从不带她去医院，或者拨打911救助电话，或者帮她获得专业性治疗，帅女士变得孤独，因为爱和照顾而仅能依赖于权先生。
2010年10月初，帅女士和权先生为了孩子的到来计划着，一起买衣服还有参加产前预约。10月11日，权先生当着帅女士的面，给他分居的妻子打电话告诉她，他们家已经不存在很长一段时间了，而且他和帅女士在一起。此后不久，他分居的妻子还有两个成年的孩子到印第安纳波利斯旅行，要求、威胁还有劝说他离开帅女士，甚至质疑孩子是不是他的，起初，他向帅女士保证他们会在一起，可惜后来，他拒绝见他曾天天联系、交往一年半，并且现在已经怀孕7个月的妇女，甚至不回她电话。
几天来，帅女士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变得更加恐惧，身体变得不适，她不断地担心如何去医院还有如何独立地抚养她的孩子，她未婚先孕感到很羞愧，在她的文化中，她知道她是一个被社会遗弃的人，还有她的孩子将被看作是私生子，她给权先生留了很多信息，乞求他至少留在她身边直至他们的孩子出生。
最终，沉默了几天之后，权先生终于联系帅女士并告诉她，他对他们的孩子不再有感情，并且他们的女儿还未出生，事实上她还不存在，他更告诉帅女士，他不再想和她还有他们的孩子在一起。帅女士因她钟爱伴侣的嫌弃而感到不知所措，感到极为悲痛。后来权先生同意见她，但只是为了还她先前托他保管的医疗费用。
2010年12月20日下午，帅女士和权先生在停车场见面，在那里他把钱扔给她，告诉她哭也没用，她和孩子对他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尽管知道帅女士经受着严重抑郁，他仍把蹲着啜泣并且情绪很明显不稳定的帅女士独自留在停车场。
12月23日早上，帅女士万念俱灰，第四次决定自杀，吃了她认为虽引起痛苦，但相对可以快速死亡的毒鼠强（毒鼠强是被全世界妇女为确保死亡而服用的主要毒药，中国毒鼠强比在这儿能找到的常规毒物浓烈60倍之多）。
那天晚些时候，帅女士被朋友送到了安德森市医院的急救室，尽管她有宪法上的权利拒绝药物治疗，但她没有，为了救孩子，她信赖医生的建议，配合所有治疗。她同意转到印第安纳州卫理公会教派的医院，因为她想接受紧急的剖腹产手术进行分娩。
12月24日大约1点，卫理公会派教徒接收了帅女士，在那里对她进行了自杀监视，在她床边安排了一名护工。卫理公会派教徒没有进行紧急的剖腹产手术，反而在接下来7天的疗程中，从12月24日至30日，告知帅女士她和她的孩子都很好。健康护理专家甚至建议她在婴儿出生前可以先出院。心理学家还有其他健康护理专家也对她进行了心理咨询和其他方面的治疗。在这段时间，帅女士同意所有推荐的医疗方法，包括但不限于，各种各样的测试，摄取类固醇，安胎药，还有其它处方药物，插入输入阀，还有进行胎儿监护仪记录。 2010年12月31日，医生检查完胎儿监护仪后，提议进行剖腹产手术，帅女士同意了。上午10点，帅女士的女儿出生了。之后，帅女士为了新生儿仍同意所有要求的疗程，包括注射疫苗、输血还有其它各种各样的疗程。
下午4：55，距离进行完疼痛手术仅几小时，帅女士就去新生儿重症监护室看她的孩子。当晚晚些时候大约10：25，她又去看了她的孩子，边看边笑，并谈论着带她女儿回家。
2011年1月1日，帅女士好几次去看她新出生的孩子，孩子的成长给她以动力，很多次她被告知孩子正在成长。医院职员告诉她如何喂养母乳，以及其他抚养孩子的方法，这些帮助在她出院以后是很有用的。
1月2日，医院告诉帅女士需要她同意释放孩子脑部压强，她签署了同意书。那天下午，医院员工告知帅女士发生了转折性的事件，他们需要见她和她的朋友。帅女士被告知她女儿脑死亡，孩子没希望了。并且她必须做决定何时把孩子的呼吸机移除。帅女士询问是否有可能让孩子继续生存。医院职员说可以，但那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她不能吃、不能走。除了移除呼吸机别无他法。
帅女士开始止不住的啜泣和伤心，她哭得直到晕过去，醒过来后又哭直到再次失去意识。这种悲伤情绪持续了好几个小时，护士不断地查看帅女士以确定她是否已做了决定。
下午大约8：25，帅女士告诉职员可以移除呼吸机，但她要抱着她女儿，在牧师和朋友的见证下，孩子的呼吸机被移除了。帅女士极度痛苦，她们移到了一个单独的房间，帅女士5个多小时来，一直抱着她的孩子。1月3日凌晨1：30，孩子死在妈妈的怀里，帅女士歇斯底里地大哭，“为什么不能我代替她死”，她被带到了她的病房，但为了她的安全，她的物品都移走了，在她被移到卫理公会教派精神科安全区域前一直给她安排了一名看护。
从1月3日（孩子去世的日期）直到2月4日（32日的疗程），帅女士在卫理公会教派进行了全面的心理治疗，在那段时间，她安排了她女儿的火化，然后她被允许出院，并且立即复工。在夜晚，放在她床边女儿的骨灰伴随着孤独的她一起入睡。
2011年3月14日，帅女士被指控谋杀罪和杀害胎儿未遂罪，并且即刻被囚禁到Marion县监狱不得保释。在印第安纳州的法律中，谋杀罪要求立即关押并且不许保释除非发现州指控理由不足，例如：证据不明显而不是强劲地有罪推定。
在Marion县监狱关押14个月后，上诉法院因发现州指控不足而获准帅女士保释。
Marion县的检察官应该并且本应行使自由裁量权不去根据其对有关杀人罪的法律规定进行的前所未有的解释进行指控。而且他们本能选择指控其它重罪例如非预谋故意杀人罪或过失致人死亡罪等这些可保释的罪名，但他们没这样做。他们起诉谋杀罪是计划好的决定——迫使帅女士呆在监狱中直到她同意辩诉交易，如果认罪则起诉一个相对轻的罪名。
1.试图自杀不是犯罪。试图自杀不是犯罪，州议会（立法机构）同意著名的医学和公众健康权威专家提出的建议，把试图自杀解释为公众健康事件而不是犯罪。自杀在中国也不是犯罪，怀孕妇女试图自杀是不起诉的，事实上，在中国，单身妇女怀孕被看作是非法怀孕，因此会剥夺孩子的教育和健康照护权。
印第安納州妇女服毒自杀的频率比任何其他方法都高，怀孕妇女像其他人一样，经历着抑郁、自杀。事实上，自杀是怀孕妇女死亡的主要原因。在美国，男性自杀的较多，然而，在中国，却相反。妇女通过食用毒鼠强或其它杀虫剂自杀，因为它们便宜、容易获得而且不需要处方。
尽管怀孕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女人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但它也是精神极易受伤害的时期包括抑郁。
抑郁是需要治疗和药物克服的，怀孕妇女像其他人一样，不能自行从抑郁中解脱出来，那些经历严重抑郁的人不能有意识的思考和理解他们对自身的伤害行为。然而很多人认为精神正常是理所当然的，对一些人来说，生活就是每天维持隐忍和稳定之间的平衡。华里克牧师最近失去了他的儿子Matthew，如他所说，他那和抑郁而战的儿子，当绝望的浪潮再次向他袭来的时候，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自杀或认真试图自杀的人正经历着无法忍受的精神痛苦，他们不能独立自主地寻求解决方法。相反，他们坚信自杀是让他们从不能忍受的痛苦中解脱出来的唯一方法。因为他们自己不会寻求帮助，所以其他人一定要帮忙确保他们保持一个好的状态。
权先生知道帅女士怀孕有抑郁、自杀倾向，而没有试图帮她寻求解决方法——并且事实上，完全抛弃了她。不像权先生，帅女士的朋友们当知道她试图自杀时，开车送帅女士去医院接受治疗，也正因此帅女士被起诉。如果她当初拒绝治疗，她的孩子就没有出生的机会，也许她们俩早就一起去世了，帅女士也不会被起诉。
州法院不曾对孩子的父亲起诉，检察部门在提起公诉前甚至没有审问他。显而易见州检倾向于传唤他作为帅女士案的证人。
2.这起诉影响所有已怀孕或将怀孕的妇女。根据Marion县检察官对印第安纳州法律的解释，在孕期任何时间试图自杀的妇女会依印第安纳州的自杀法令被提起诉讼而不管是否造成危害结果。在孕妇身上创设刑事法律责任使得妇女怀孕之时就受到检察官、警察、甚至医疗者的监视，并有被追诉的风险。
正如马里兰州法院判决指出的那样，把胎儿和孕妇关联在一起适用刑法，将会使那些实际上从事易受伤活动的妇女受到犯罪调查，包括：
持续使用孕期禁止使用的药物，过量饮用含酒精的饮料，吸烟，合理膳食，避免进行适当且可获得的孕期医疗护理，开车时忘记系安全带，通过违反其它交通法规的方式，引起或加剧个人受伤进而对孩子造成显著危险的行为，锻炼太多或太少。
乔治亚州法庭警告说“任何经历后存活率流产的妇女可以通过仔细检查来推定她是否是故意导致流产”。工作场所还有环境危害，例如：暴露于化学物品或溶剂易导致死胎。众所周知，各种各样的医疗设备和治疗会给成长中的胎儿带来危险，则使用这些设备的人也有犯罪嫌疑。此外，孕期放弃特定的医疗会被认为试图自杀或堕胎，一名学者已经注意到拒绝接受剖腹产也是犯罪。 3.其他不合理和违反宪法的起诉。执法官员行动时并不总是非常明智，尤其是在试图控制怀孕妇女生命的领域内。尽管在其他州过多的针对孕妇的起诉被取消，或者判决违宪，但执法官员的刑事指控才是孕妇面临的真正危险，例如：
加利福尼亚检察官以部分刑事疏忽的罪名起诉一名孕妇，因为她没有遵从医嘱——在怀孕时多休息还有避免性交。
爱荷华州检察官以堕胎未遂罪起诉一名22岁的妇女，因为州声称她试图从家里的楼梯摔下来结束怀孕，尽管最后没伤到孩子。
马萨诸塞州的检察官以非暴力过失杀人罪起诉一名妇女，因为她在处于无助和意外分娩时，不寻求医疗救助。 孟菲斯警察在一起交通事故后，逮捕了怀孕四个月的西班牙妇女，因为她故意使胎儿陷入危险，尽管她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仅是法律限定标准的二分之一。
4. 没有科学证据能得出结论证明：是孕妇的行为引起胎儿受伤。像帅女士案件发生的那样，许多检察官还有警察经常仅因为孕妇实行了他们认为不恰当的行为具有对胎儿造成危险的可能性，就直接得出结论孕妇的行为与胎儿陷入危险有因果关系。但案件不是这么简单的。
怀孕是复杂的，尽管许多妇女经历死胎还有新生儿死亡，但常常没有人知道原因。美国最高法院判决并经医学专家同意，导致胎儿死亡和受伤的原因不经科学证明是不能确定的。
在北卡罗莱纳州，Regina McKnight，一个21岁的非裔美国妇女，被指控虐待儿童，她经历了无预期的死产，州主张死产是服用可卡因导致的，尽管，后来会证明死产是感染的结果。监禁8年后，上诉法院指出州提出指控所依据的调查是“过时的”，并发现McKnight案的审判助理没有召集专家指证，那些人会证明通过最近调查显示服用可卡因对胎儿的伤害不比尼古丁、低营养、缺乏产前护理或其它通常与城市贫穷有关的情形重。
在路易斯安那州，一个26岁的非裔美国妇女去医院说失血而且肚子疼。医生怀疑她自行生孩子，并联系警察，检方以二级谋杀罪起诉关押她。最终她的律师获得病例，病例揭示出胎儿最多11-15周大，并且在她流产前，她被注射避孕药物，这种药物如果施用于已经怀孕的妇女可能会导致流产。
在这起案件中，检察官不恰当地得出结论，帅女士服毒导致了她女儿死亡，而没有咨询专家的意见，专家会主张毒药的分子结构太大不可能穿透胎儿的胎盘，且她服用的大多数毒药在她被送到医院后已经被施用的碳治疗法吸收不可能对胎儿造成影响。此外，帅女士使用的药会导致早产新生儿大脑出血，并且做出的其它药物治疗决定已经影响了孩子的生存。
5. 性别歧视。现在任何人在印第安纳州患有抑郁症和企图通过自杀逃避刑事起诉的做法是合法的——除非碰巧你是一名孕妇。自古以来，女性特殊的生理和心理都是对女性歧视的基础，往往相较于男士而言，会对妇女设置额外的限制。国家增加怀孕妇女负担的行为是性别歧视。
该州的起诉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胎儿比孕妇自己更重要。正如一个全国性的出版物关于帅女士案总结的那样，“通过将胎儿、胚胎和卵子纳入法律保护的范围，会减少所有女性的人权，同时会对孕妇创设一个单独的法律制度，减少她们的人权。”
Marion县检察官只关注孕妇的行为揭示了起诉的本质是歧视性的。仅帅女士一个人并不能怀孕。在这起案件中，孩子的父亲是她情绪崩溃的催化剂，答应照顾妻儿的父亲没有照顾她们，反而抛弃她们的人没有被起诉，反而被州传唤为证人对抗那个被他欺骗和可耻虐待的女人。
6.选择性起诉，种族和民族歧视。第一个在印第安纳州被以谋杀罪和堕胎罪起诉的妇女是中国移民并不足为奇。研究显示是否对怀孕妇女进行起诉是有选择性的，并且对那些贫穷、不同肤色妇女的起诉是不成比例的。
在南卡罗来纳，一个检察官办公室和医院联合，检查起诉经检测体内含阳性药物的孕妇。除了其中一个白人每个被起诉的妇女都是非裔美国人，护士说这个白人有一个“黑人男友”。
尽管白人女性更有可能做出有害孩子健康的危险行为，包括饮酒还有滥用处方药，但其他种族的女性更频繁地被起诉，黑人妇女通常被描述为不负责任和淫乱的，相比之下，白人妇女则是“纯洁和脆弱的”。
“治安子宫”将妇女隐私的内容搬上大荧幕，使妇女在社会等级中的地位以可以看得见的方式记录下来，其中不乏奇观化穷人、孕妇还有她们孩子生活的内容。“治安子宫”所描述的是建立在国家坚信由妇女再生产的不动产或动产由更大的社区所有和监视的基础上。正像一名学者注意到的那样，这些起诉追溯回奴隶时代，那时白人奴隶主拥有所有奴隶的子宫还有他们的孩子。
7.有罪起诉对鼓励堕胎具有悲剧性的影响。如果这个误导性的起诉胜利，则那些有精神病史、抑郁、毒瘾或其他健康问题的妇女若支付不起所需的全面的产前护理、药物治疗还有精神健康设备，她们则不能确保生下的宝宝健康，因此，她们会被迫考虑终止怀孕，从而避免因流产、死产或者新生儿的死亡而引起牢狱之灾。
因危及胎儿生命而起诉怀孕妇女，逼得她们为防止被起诉而选择终止怀孕，在北达科他州，Martina Greywind，一个本土美国人，怀孕大约十二个周，被起诉怠忽致危罪，检方声称因她吸入油漆气体，导致对还未出生的孩子造成严重的身体伤害或死亡这样的重大危险。Greywind女士然后流产，结果自她终止怀孕检方也放弃了起诉。
这并不是一个反堕胎或主张堕胎合法化的案子，双方都赞成监禁不是对社会最好的。对妇女监禁的增加是令人警醒的，会加剧偏见、歧视以及不成比例地对妇女适用刑法。在印第安納州，从1990年到2011年妇女监禁人口增加267%，作为对比，男性监禁人口增加119%，“然而，男性人口是1990年的两倍多，女性人口几乎是四倍”。
8.残酷和不同寻常的惩罚。将对社会没有威胁的孕妇试图自杀的行为认定为谋杀罪，已有45年至65年的历史了，这种不相称的惩罚违反了美国宪法和印第安纳宪法的规定——禁止残酷和异常的刑罚。
以谋杀罪起诉妇女是无正当理由的，并且与相关法律格格不入，印第安纳州堕胎法律并没有将妇女不遵守堕胎法令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事实上，如果帅女士在她晚期妊娠堕胎的话，她就不能依印第安纳州的堕胎法律被起诉——只会追究那些实施堕胎人的刑事责任。
印第安纳州历史上从未有孕妇因伤害胎儿而被指控谋杀罪。事实上，翻看历史，大多数时候孕妇服用任何据说可能导致损害胎儿的物质，会面临一项轻罪的指控，即使那样，轻罪法令也从未执行。唯一起诉的是那些执行堕胎的人，因为他们导致女性遭受痛苦的死亡。在Roe诉Wade案后，轻罪被废除，并且再未适用另一个针对妇女的刑法。
对帅女士的指控和导致里士满山上气体泄漏致两人死亡、毁掉一个城市街区，造成数百万美元损失的三名被告一样；和射杀一名怀孕的银行出纳员，致双胞胎死亡的两名银行劫匪一样；和杀死了正在睡觉的怀孕的妻子，并随后杀死了他母亲的Paul Baird一样，很明显，对她的指控罪刑不相适应。
帅女士应得到自由和正义，每个理解她情况和相信正义的人，应加入这场使她获得自由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