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去世得早，是父亲把我们姊妹三个一手拉扯大的。母亲去世的时候，姐姐10岁，我7岁，妹妹只有4岁。
　　母亲去世后，我们姊妹三人中只有我能够继续读书。姐姐和妹妹不能读书，倒不是因为父亲重男轻女，而是因为家里实在太网难了。一是家里丧失了劳动力，父亲需要有人帮忙操持家务；二是家里实在拿不出钱，父亲不仅没钱给我们买书、纸、笔、墨，就是买油买盐、给我们买御寒的衣服也紧张。我开学那天，父亲红着脸到村里会计那儿借了5块钱。据说，这5块钱父亲攒了半年才还上。
　　在饥寒交迫的年代，我能够上学已经很幸运了。我读书很用心，在班上的成绩不是第一就是第二，作文比赛也常常得第一。这也是父亲勒紧裤腰带一心要供我读书的原因。
　　从我们村到我读书的中学有三四十里路，中间要翻过一座大山，还要跨过一条大河。我每个星期跑回家拿两块钱的伙食费，要走四五个小时。由于我自小身体瘦弱单薄，常常要挨到天黑才两眼昏花地赶到家。为了减轻我来回奔波的辛苦，父亲每到街天(乡民到镇上赶集的日子)就来看望我，顺便给我捎来那两块钱的伙食费。为了挣这两块钱，父亲要提前一天到山上砍明子(即松明，山松多油脂，劈成细条，点燃后用来照明)，等到街天再挑着明子到街上卖。一担明子也就卖两块多钱，只够我一个星期的伙食费。我读中学那几年，生活费全是父亲用不计其数的明子换来的。
　　父亲去卖明子那段路，从忙冒垭口到马蜂腰那个地方，要爬两个多小时的直坡，从马蜂腰到陶二寨桥又要下两个小时的陡坡。上直坡的时候，会让人两腿酸疼全身几乎要散了架，下陡坡的时候又会让人双脚颤得心慌。父亲挑着一担明子走这么陡峭的山路，该是多么艰难啊。遇到雨季泥滑路烂，稍不留心，就有可能摔跤。有的时候，我看到父亲满身满脸都是泥。
　　父亲平时不抽烟，但走路走累的时候，会用一小片废纸裹着叶子烟抽。父亲说抽着烟上路一可以解辛苦，二可以骄避虫蛇。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没有抽过真正的香抽。在那个年代，农村曾经流行的“马缨花”、“金沙汀”和“春耕”等两毛钱的劣质香烟父亲都舍不得买。
　　父亲穿的衣服总是很破旧。我不记得父亲穿过什么颜色的衣服，只记得他的衣服上有许多补丁，纽扣也从来不齐全。不过，父亲的衣服洗得很干净，有的已经洗得发白。我的书包就是用父亲穿破的衣服缝的，背在身上，我常能闻到父亲的味道。
　　有一次，父亲来给我送伙食费，全班的同学像看猴戏一样围了上来，弄得我很是尴尬。那天，因为下雨，父亲不仅没有穿鞋，还把裤脚挽得很高，身上披着一件蓑衣，肩上扛着一根木棒——那是挑明子用的棒棒。同学们都说我的父亲很像武打片里的江湖大侠。父亲听不懂“大侠”是什么意思，只是一个劲儿地点头。后来，我再也不让父亲进学校的大门了。我给父亲交代，每到街天，就在校门外的那棵大榕树下等我。从此，学校外面那棵大榕树下就成了我和父亲会面的地方。
　　也是一个街天，下了一整天的瓢泼大雨，我以为父亲不会来了，一边心不在焉地在教室里做作业，一边为自己一个星期的伙食费发愁。等到雨稍小的时候，我撑着伞走出学校的大门，发现榕树根上正坐着被雨淋得像落汤鸡一样的父亲。父亲看到我，激动地从怀里掏出那两块钱。父亲的手很凉。钱却被父亲的胸口焐得热乎乎的。我的眼泪要流出来了，父亲却故意作出轻松的表情，一个劲儿地安慰我：“以后你工作了，那钱多得可以用来垫屁股呢。”
　　我参加工作以后，因为工作关系，曾多次回到我读书的那所中学。那棵大榕树还在，只是苍老了许多。每次看到它，我都会想起父亲。父亲也像那棵大榕树一样，一直默默地庇护着我长大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