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写那幅字时，心里是怎样想的？”一位慈眉善目的长者，看着对面衣着寒酸的瘦弱青年，温和地问。“没什么，只是生活太苦了，感觉没意思，不知这漫长的日子何时是尽头……”青年摇摇头，故作淡然地回答。“你的情况我已有些了解：做代课教师，工作勤奋，业绩突出，可每月工资才38元，付出与收获不成正比，胸中必有块垒。所以说你能在这样的地方，这样的岗位上坚守下来，的确不容易啊！”长者望了一眼不远处已成废墟的校舍，重重地叹了口气。“可是，我1959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农村改造辗转十多年，有冤无处伸，有苦无处诉，遭的罪没法说……最后平反回城，从大学教授的岗位上退下来，现在还能干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晚年也很幸福——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更不幸的人呢！” 青年语塞了，有些羞愧地低下头。“如果我能给你提供物质帮助，你现在最渴望得到什么？”教授换个话题问。“进修本科！”青年的眸子倏然一亮，眼里分明燃烧起希望之火。“行！让我们考虑考虑吧！”长者与青年简单地握握手，然后匆匆而去。
　　长者乃潘文彦先生（丰子恺老先生的关门弟子），瘦弱的男青年是我。这是1998年的秋天，我与潘先生初识时的场景。1998年的大洪水冲垮了我任教的那所原本破破烂烂的乡村小学，潘先生代表香港福慧慈善基金会前来赈灾。其间，看到我办公桌上方那首毛笔自题的小诗，便单独约见我，谈了那一番令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的话。
　　其后不久，基金会帮助受灾的家乡建起了漂亮的希望小学。同时，基金会也开始逐批拨款，资助我就读湖北大学的函授本科。与其他学员的轻松相比，我常常是一脸的凝重。因为身边的那些学员大多是在职的正式教师，带薪进修，所有费用由单位报销；而我，虽然费用也由基金会代为“报销”，但性质根本不同——从资助弱势群体的善款中，切割出的每一分、每一角都显得那样的弥足珍贵。受恩承惠，我是带着怎样的一颗感恩之心上路啊！“三更灯火五更鸡”、“不用扬鞭自奋蹄”。一千多个日日夜夜与时间赛跑，生活的餐桌上只剩下“教学”与“进修”两道“大菜”。2001年末，我以优秀学员身份顺利毕业，捧着镌刻着钢印证书的那一刻，我心潮起伏，如孙少平历经坷坎，终于跳出“农门”，当上了煤矿工人。欣喜、激动、感激之情，简直无以言表。那天，我倚在路边的电话亭旁，语无伦次地把本科毕业的消息告诉远在上海的潘先生。冬日融融中，夕阳的余辉洒满一身，温暖在胸腔弥漫，而胸前的衣襟早已被泪水濡染……
　　数年后，我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绩，毅然辞掉公职，离妻别子，来特区深圳发展，成为茫茫人海中打工一族。在这块领地，我人生的价值日益提升，教学能力得到长足发展，物质生活也有了丰厚回报。去年的重阳节，我把满载深情的花篮、礼品邮寄给潘先生以示感激。而电话那头，传来的是先生的谆谆教诲：我是个佛教徒，一切随缘结喜。是你的际遇让我们的善心找到了落脚之处，是你帮我达成了助人的心愿。所以我还要感激你呢！现在能看到你成才并达观的生活，成为一个对社会有更大用处的人，这是我莫大的快慰。我没有什么值得感激的，真要感激，就报答这个社会吧，回馈社会，就是最大的感激……
　　——我还能说什么呢？只能是又一次的泪眼模糊了。而先生的话如记记重锤敲击我的心胸，促我警醒，教我反思，使我更清醒地认识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个体在社会中应承载的责任与道义。其时，学习“丛飞精神”的号角已在这个城市铿锵嘹亮；“效益深圳”、“和谐宝安”成为精神文明建设新的风向标。于是，西乡街乞讨青年的破碗中多了我的一份心意；重走长征路的旅程中有我忙碌的身影；与大西北结对扶助捐款的汇单上留下我“一个曾受帮助者”的署名……
　　我知道：爱心是没有止尽的，以爱育爱，因爱而生。而前方的路，还在向更远更深处延伸……
　　（作者单位：深圳清华实验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