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

　　谈到中国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建立及改革，让我们想到了两位老人，一位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陈云，另一位是党内资深的农业问题专家杜润生。陈云提出并贯彻了谨慎又可行的统购统销政策，杜润生连续5年参与主持起草了著名的5个“中央一号文件”，逐步取消了实施32年之久的统购统销政策。
　　统购统销政策，包括在农村向余粮户实行计划收购（统购），对城市居民和农村缺粮户计划供应（统销），严禁私商自由经营粮食，由国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对私营工商业进行严格控制;在中央统一管理之下，由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对粮食进行管理。
　　本文根据《陈云年谱》和《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整理而成。

缓解粮食赤字危机

　　时光回到上世纪50年代，那时中国正经历着粮食危机。
　　据粮食部当时的报告，1953年粮食年度内，国家收入粮食与支出粮食赤字40亿斤，当年6月30日全国粮食库存下降了40亿斤。在当年10月份，全国粮食销量同比增加31%。
　　缓解粮食赤字危机，成为实施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初衷之一。
　　主管全国财经工作的陈云，经过反复比较、权衡利弊得失，下决心提出在农村统征、城市配售的解决粮食问题的办法。
　　1953年10月1日晚上，在天安门城楼会见厅里，陈云向毛泽东汇报粮食征购与配售的办法，得到毛泽东的赞同。10月2日晚上，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由陈云作粮食问题的报告，提出农村征购、城市逐步采取粮食配售等应对方法。毛泽东在会上作结论：赞成陈云同志的报告。
　　1953年10月10日，在北京举行的全国粮食会议上，陈云作了《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报告，详细分析了全国粮食问题的严重形势，提出了又征又配等8种方案。陈云说：我这个人不属于激烈派，总是希望抵抗少一点，但是，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都要波动;如果采取征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选择一个，都是危险家伙。现在的问题是要确实把粮食买到，如果办法不可行，落空了，我可以肯定地讲，粮食市场一定要混乱。全国26万个乡、100万个自然村，百分之一出毛病，逼死人或打扁担以至暴动都可能发生。
　　陈云指出，粮食不充足是我国较长时间内的基本状况，采取征购措施是不可避免的，拖得越久，混乱局面会越严重，在农村征购，在城市采取配售粮食的办法，名称可以叫作“计划收购”“计划供应”，简称“统购统销”。
　　当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实施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相关政策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1月23日发布，这标志着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正式出台。
　　1953年至1954年粮食年度，国家粮食征购量同比增长29%，完成了当年的统购任务，新政策稳定了粮食局势，扭转了粮食市场上国家购少销多的局面。
　　陈云指出，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是为了在人民购买力提高、许多商品供不应求的情况下，首先保证出口和大中城市、工矿区的物资供应，而这样做又是为了保证国家工业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我们短时间内不可能有工业品出口，如果不出口农产品，就换不回机器。这个情况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等我们造的机器、工业品多了的时候，也许能改变。
　　统購统销政策实施之初，实现了抑制投机、缓和粮食危机等目的。但后来带来连锁反应，由粮食发展到油料、棉花等多种产品实行派购（即按照国家政策，商业部门借助行政手段，规定交售任务，农副产品生产者按照任务和计划价格，交售农副产品）。
　　1954年9月，陈云指出：计划收购的政策今后要继续实行下去，但计划供应只能是一种暂时措施，只要消费品的生产增加到可以充分供应市场需要的程度，定量分配的办法就应该取消。
　　改革开放后，粮食联产承包责任制带来了粮食连年丰收，出现了“粮食多了，卖粮难”，统购统销政策到了能够变革的时候。

五个中央“一号文件”

　　1981年底，全国实行包产到户的社队（编者注：公社大队）已近半数，时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的杜润生等人负责起草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杜润生记得，他向胡耀邦建议，《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这个文件最好安排在新年的元旦发出，成为新年的一号文件，以便全国、全党重视。胡当即表示赞同。这个文件报送给中央，邓小平看后说：“完全同意。”陈云看后叫秘书打来电话，说：“这个文件我已看了，这是个好文件，可以得到干部和群众的拥护。”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后，1982年1月1日，当年中央一号文件（即《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正式公布，文件对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制度改革作了原则规定，并强调 “农副产品收购，要坚持国家、集体、个人三兼顾”的原则，为以后改革统购统销体制埋下了伏笔。胡耀邦说，农村工作方面，每年搞一个战略性文件，下次还要排“一号”。此后5年，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谈农业问题。
　　文件公布后，中国农村发展研究组研究人员深入调查，杜润生说：“几位年轻研究人员从国民经济总体结构的角度，提出了改革统购统销制度，并逐步着手具体改革方案的设计和试点。” 从1982年开始，连续3年粮食超速发展，全国各地甚至出现了卖粮难和“打白条”（即国营粮食部门欠农民的售粮款）现象。
　　针对卖粮难、财政补贴负担重的问题，杜润生回忆：“1983年时，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整理出一个书面建议，提请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拟议中的1984年‘一号文件’，应该围绕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力这个中心，疏通流通渠道，实行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的方针，多种经济并存，创造一个竞争促发展的新局面。”
　　杜润生等人提出了5项建议，其中第5项是“国营商业、供销社逐步开放贸易、退出市场垄断、改变服务方式，供销社回归民办”。对这项建议，到会的领导同志要求商业、供销、财政部门进行清理，与粮食统购统销问题一并解决。

合同订购过渡

　　1984年夏天，国务院在北戴河开会时，杜润生作了汇报：“改革粮食购销体制和价格形成机制，现在是有利时机，应该抓住机会”，“对此，国务院总理和姚依林、田纪云等人都赞成。” 改革的具体办法是先搞粮食“合同订购制”。
　　1985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的十项经济政策第一条：“改革农产品统派购制度。从今年起，除个别品种外，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农产品统购派购任务，按照不同情况，分别实行合同订购和市场收购。”
　　虽然1985年夏收粮食歉收，新的合同订购制度被放弃，成为一种过渡体制，但改革领域还是扩大了。1986年以后，城市统销放开。
　　编辑：邹松霖 zousonglin@ceweekly.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