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听到窗外鸟儿第一声鸣叫，我和妻子就起床去跳舞。
　　说起跳舞，让我眉开眼笑。社区公园的一角，音乐响起，我们红星舞蹈团的伙伴们在乐曲中快乐舞蹈。说起跳舞，我和妻子还有个小故事呢。
　　我们年轻时都喜欢跳舞，我曾做过矿工、钳工、机械设计师、局级工会宣传干部和广告公司经理兼摄影师，这些工作几乎没有几个和舞蹈沾边的。可我却从心底里热爱跳舞，“文革”中，我曾在北京学生乌兰牧骑文艺宣传队当过舞蹈演员，跳了两年的革命舞蹈。18岁曾被部队文工团录取，因单位不放未去成。参加工作后，我又在北京矿务局工会担任领舞、编舞和小提琴手。我还爱摄影和绘画，素描作品还得过奖。
　　几年前我退休了，感到有责任帮助附近的中老年朋友跳舞健身。因为我舞蹈功底不错，艺术细胞特多。说唱就唱，说跳就跳，招之即来，来之能战。舞蹈队的日常训练、排练，对节目的推敲、完善，都是我在具体地抓。长期的工作阅历使我对组织工作特别有心得。有几个队员从没有跳过舞蹈，能说服他们并留住，进而上台毫不怯场，实在不易。所以大家都特别支持我工作。两年多的时间，我们组建了一支平均年龄56岁的中老年舞蹈团，我和另一位团长赵旭创编排演了诸多舞蹈节目，如《十送红军》、《天路》、《欢聚一堂》等等，得过北京市民族杯健身操舞大赛的金奖。
　　其实，我们多年坚持的舞蹈爱好，在退休后却受到阻力。我们夫妻俩在家里是重任在身的，我的父母都有严重的冠心病，有一次两位老人因心绞痛、心衰双双住院。妻子的母亲也曾因急性胰腺炎住院手术。所以我们参加舞蹈队活动的困难远比想象的大。但我们总是尽可能地合理安排，“两不误”。
　　我们夫妻俩坚持跳舞都有了一定的成效，妻子的慢性支气管炎不犯了，我也有种“60岁的年龄，50岁的打扮，40岁的时尚，30岁的追求”永葆青春的自豪感。我们夫妻俩的共同语言也多了，家庭关系更和谐了。笑容也常挂在我们脸上了，因为我们不但在跳舞中找到自己的价值，也帮助周围的老年朋友们在舞蹈健身中找回了青春与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