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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4月初以来，瑞典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总数持续增长。据统计，瑞典报告的每百万人口的新冠肺炎死亡人数达358人，远高于其北欧邻国丹麦（93）、芬兰（53）和挪威（44），甚至远超备受关注的美国（267）。
瑞典是世界上少数拒绝采取封锁措施以遏制新冠病毒传播的国家之一。从疫情开始至今，瑞典“宽松”的抗疫政策令外界感到困惑。特别是在疫情危机面前，瑞典首相及政府的组织力表现“疲软”，除首相等在电视上向公众苦口婆心地劝导少出门少聚餐外，有关抗疫的一些硬性规定均由瑞典国家公共卫生局制定和发布。
位于斯德哥尔摩的瑞典野战方舱医院。
同时，有关抗疫物资供给配发，由卫生部下的国家卫生与福利委员会来负责统筹和协调;调查和监管各大医院、养护机构、养老机构的医疗护理、医护人员、社会服务，处理医患矛盾和床位纠纷等工作，则由卫生和社会保健检查局管辖。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与瑞典政治体系中政府与国家公共机构的关系有关。按照国际上对“公共机构”（全部或部分使用财政性资金的国家机关）概念的界定，上述与疫情管控相关的瑞典国家卫生与福利委员会、卫生和社会保健检查局等都属于公共机构。
根据瑞典宪法的规定，瑞典政府统治整个国家，而在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中，包含对国家职能部门和各国家公共机构的管理。瑞典政府下设的国家公共机构隶属于各部委，但它们不仅构成了政府实现管理国家任务的主要工具，同时也是实施议会颁布的各项政策的具体操作者。换言之，瑞典的国家公共机构不仅要对政府负责，也同样需要对议会负责。
瑞典全国约220个国家公共机构中约有16万员工，覆盖抑制犯罪、边境保护、国际合作、税收、高等教育等诸多重要的社会服务职能。政府每年给国家公共机构制订工作内容、拨付预算，并向各公共机构指派负责人。
但同时，政府却无权干预国家公共机构如何依据宪法开展工作。在多数欧洲国家，政府部长拥有直接插手这些国家公共机构日常工作的权力，而在瑞典，却严格禁止部长直接干预国家公共机构运行。瑞典的国家公共机构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较为松散和独立，与其说它们为政府服务，不如说是在为瑞典这个国家服务。
这些国家公共机构除了负责处理和实施议会通过的法律、法规、指令和决策，还有一部分工作内容源于机构领导层作出的决定。对于公共机构而言，只要是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能达到政府期望和要求的，机构本身可以拟定相关措施，决定执行和完成政府任务的具体方法和途径。
换言之，瑞典国家公共卫生局为控制疫情扩散，既可以设定较严格的管理标准，也可以制订较宽松的抗疫措施。目前瑞典采取的抗疫措施多来自该局的建议，足见其自主性。该局首席流行病学家安德斯·泰格内尔早前表示，根据该机构统计模型，首都斯德哥尔摩在5月份就能实现“群体免疫”。
同时，部分国家公共机构并不归属于某一个国家部委，很可能在实际工作中需要联系和对接多个部委，这在无形中提高了其办事灵活度，但同时也降低了办事效率，增加了沟通的时间成本。
此外，在2014年大选后，瑞典社民党执政，以前由首相直接管理的对抗危机的部门被转至司法部，这也导致了在危机处理中首相“调动一切”的速度和权力大不如前。
这个本由首相直接管理的部门名为危机处理办公室，是2008年在弗雷德里克·赖因费尔特任首相期间成立的，隶属于内阁，由各国务委员组成，并向首相的国务秘书汇报工作。通过国务秘书能够快速协调和联系各部委，并能让首相及时知晓处理进度，在紧急时刻调动各部门展开行动。
不过，2014年该办公室被转移至司法部，负责人改为内务部部长和该部长秘书。当时就有分析人士指出，危机处理办公室的职能职权将被弱化，因为司法部无权调动其他部门来服务其下属机构，同时该办公室与首相之间的直接联系也被切断。
当时决定“降格”危机处理办公室的人，正是目前遭遇疫情应对难题的现任首相斯特凡·勒文。
一些研究政治心理学的专家认为，勒文这么做，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其执政风格和执政理念。比起“做领导”，勒文更倾向于做支持型的工作，在这次疫情危机中，勒文选择信任并听取安德斯·泰格内尔的意见，这符合其一贯风格。
同时，瑞典的抗疫表现，还被一些观察家认为与其国家治理模式中的“自由理想主义”色彩有关。高度信赖国家公共机构和青睐弱政府、强社会治理理念的首相，其实也是这种理想主义的延伸和体现。
在瑞典政府的组阁上，我们能看到这种理想主义的影子。2014年后，受欧债危机、难民危机等影响，极右翼势力在瑞典抬头，瑞典民主党的支持率一路攀升。因此2018年大选的结果，不论是左派和右派都无法在议会获得绝对多数，首相的候选人成为当年瑞典政治的热门话题。
在目前的欧洲，右派和极右联合组阁的政府并不罕见，从意识形态而言也是顺理成章。然而，本可以与极右翼政党联盟并踏入政府的瑞典右派政党却对此产生了分歧。属于右派的中间党和自由人党竟与左派的社民党达成一致，愿意在议会中支持勒文担任首相，条件是要参与对预算案等一些重要事项的事先磋商。最后社民党和绿党进行组阁，形成了如今的少数党政府。
虽然瑞典經历了近半年的悬浮议会，但这样的结果的确更为符合在瑞典大行其道的“理想主义”政治理念。
对于此次抗疫的政府表现，瑞典工商业日报指出：“瑞典是一个基于信任和责任的开放社会，因此政府选择了符合国家模式的策略。”安德斯·泰格内尔也对媒体表示，瑞典关于传染病的相关法案大多都基于自愿原则。
勒文敦促瑞典人运用“常识”：“我们的成年人必须完全是‘成年人’……每个人都承担着沉重的责任”。瑞典外交大臣安·林德表示：“我们正在做大多数其他国家也在做的事情，但我们的做事方式不一样。我们没有封城，我们非常信任民众，要求他们自己承担责任。”
不过，有观察人士指出，国家公共机构的运行、社会职责的履行，如果都依靠社会和民众的自觉，的确存在过于理想化的一面。目前，瑞典在抗疫政策上的一些调整，便透露出对这种理想主义的校正与反思。
瑞典是世界上少数拒绝采取封锁措施以遏制新冠病毒传播的国家之一。从疫情开始至今，瑞典“宽松”的抗疫政策令外界感到困惑。特别是在疫情危机面前，瑞典首相及政府的组织力表现“疲软”，除首相等在电视上向公众苦口婆心地劝导少出门少聚餐外，有关抗疫的一些硬性规定均由瑞典国家公共卫生局制定和发布。
同时，有关抗疫物资供给配发，由卫生部下的国家卫生与福利委员会来负责统筹和协调;调查和监管各大医院、养护机构、养老机构的医疗护理、医护人员、社会服务，处理医患矛盾和床位纠纷等工作，则由卫生和社会保健检查局管辖。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与瑞典政治体系中政府与国家公共机构的关系有关。按照国际上对“公共机构”（全部或部分使用财政性资金的国家机关）概念的界定，上述与疫情管控相关的瑞典国家卫生与福利委员会、卫生和社会保健检查局等都属于公共机构。
“与众不同”的公共机构
根据瑞典宪法的规定，瑞典政府统治整个国家，而在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中，包含对国家职能部门和各国家公共机构的管理。瑞典政府下设的国家公共机构隶属于各部委，但它们不仅构成了政府实现管理国家任务的主要工具，同时也是实施议会颁布的各项政策的具体操作者。换言之，瑞典的国家公共机构不仅要对政府负责，也同样需要对议会负责。
瑞典全国约220个国家公共机构中约有16万员工，覆盖抑制犯罪、边境保护、国际合作、税收、高等教育等诸多重要的社会服务职能。政府每年给国家公共机构制订工作内容、拨付预算，并向各公共机构指派负责人。
但同时，政府却无权干预国家公共机构如何依据宪法开展工作。在多数欧洲国家，政府部长拥有直接插手这些国家公共机构日常工作的权力，而在瑞典，却严格禁止部长直接干预国家公共机构运行。瑞典的国家公共机构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较为松散和独立，与其说它们为政府服务，不如说是在为瑞典这个国家服务。
这些国家公共机构除了负责处理和实施议会通过的法律、法规、指令和决策，还有一部分工作内容源于机构领导层作出的决定。对于公共机构而言，只要是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能达到政府期望和要求的，机构本身可以拟定相关措施，决定执行和完成政府任务的具体方法和途径。
换言之，瑞典国家公共卫生局为控制疫情扩散，既可以设定较严格的管理标准，也可以制订较宽松的抗疫措施。目前瑞典采取的抗疫措施多来自该局的建议，足见其自主性。该局首席流行病学家安德斯·泰格内尔早前表示，根据该机构统计模型，首都斯德哥尔摩在5月份就能实现“群体免疫”。
同时，部分国家公共机构并不归属于某一个国家部委，很可能在实际工作中需要联系和对接多个部委，这在无形中提高了其办事灵活度，但同时也降低了办事效率，增加了沟通的时间成本。
职权与风格
此外，在2014年大选后，瑞典社民党执政，以前由首相直接管理的对抗危机的部门被转至司法部，这也导致了在危机处理中首相“调动一切”的速度和权力大不如前。
这个本由首相直接管理的部门名为危机处理办公室，是2008年在弗雷德里克·赖因费尔特任首相期间成立的，隶属于内阁，由各国务委员组成，并向首相的国务秘书汇报工作。通过国务秘书能够快速协调和联系各部委，并能让首相及时知晓处理进度，在紧急时刻调动各部门展开行动。
不过，2014年该办公室被转移至司法部，负责人改为内务部部长和该部长秘书。当时就有分析人士指出，危机处理办公室的职能职权将被弱化，因为司法部无权调动其他部门来服务其下属机构，同时该办公室与首相之间的直接联系也被切断。
当时决定“降格”危机处理办公室的人，正是目前遭遇疫情应对难题的现任首相斯特凡·勒文。
一些研究政治心理学的专家认为，勒文这么做，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其执政风格和执政理念。比起“做领导”，勒文更倾向于做支持型的工作，在这次疫情危机中，勒文选择信任并听取安德斯·泰格内尔的意见，这符合其一贯风格。
理想与现实
同时，瑞典的抗疫表现，还被一些观察家认为与其国家治理模式中的“自由理想主义”色彩有关。高度信赖国家公共机构和青睐弱政府、强社会治理理念的首相，其实也是这种理想主义的延伸和体现。
在瑞典政府的组阁上，我们能看到这种理想主义的影子。2014年后，受欧债危机、难民危机等影响，极右翼势力在瑞典抬头，瑞典民主党的支持率一路攀升。因此2018年大选的结果，不论是左派和右派都无法在议会获得绝对多数，首相的候选人成为当年瑞典政治的热门话题。
在目前的欧洲，右派和极右联合组阁的政府并不罕见，从意识形态而言也是顺理成章。然而，本可以与极右翼政党联盟并踏入政府的瑞典右派政党却对此产生了分歧。属于右派的中间党和自由人党竟与左派的社民党达成一致，愿意在议会中支持勒文担任首相，条件是要参与对预算案等一些重要事项的事先磋商。最后社民党和绿党进行组阁，形成了如今的少数党政府。
虽然瑞典經历了近半年的悬浮议会，但这样的结果的确更为符合在瑞典大行其道的“理想主义”政治理念。
对于此次抗疫的政府表现，瑞典工商业日报指出：“瑞典是一个基于信任和责任的开放社会，因此政府选择了符合国家模式的策略。”安德斯·泰格内尔也对媒体表示，瑞典关于传染病的相关法案大多都基于自愿原则。
勒文敦促瑞典人运用“常识”：“我们的成年人必须完全是‘成年人’……每个人都承担着沉重的责任”。瑞典外交大臣安·林德表示：“我们正在做大多数其他国家也在做的事情，但我们的做事方式不一样。我们没有封城，我们非常信任民众，要求他们自己承担责任。”
不过，有观察人士指出，国家公共机构的运行、社会职责的履行，如果都依靠社会和民众的自觉，的确存在过于理想化的一面。目前，瑞典在抗疫政策上的一些调整，便透露出对这种理想主义的校正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