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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8日，上海第十次党代会开幕。这次会议推行一项新制度，党代表提案制。会议期间，代表10人以上联名，可向大会提出提案。近800名党代表一共提交了123件提案，全部被立案。提案一般自交办之日起6个月内答复代表，并及时向全体代表公布，还要向下一次党代表大会书面报告。
“开展代表提案，体现了对代表主体地位和权利的尊重与保障，是党内民主的生动实践。”上海媒体引用党代表的话如此评价这项创新。关于地方党代会，有人戏称是“五年开次会，会期三五天，散会靠一边”，也有人戏称“开一次会，举一次手，画一次圈，吃一顿饭”，党代表的参政机会和参政深度远不如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上海首试党代表提案制正是“破冰”之举。
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直言“着力推进执政方式的现代化”，即“民主、科学、依法”执政。中共18大前夕，以上海的地位，在省市地方党代会首试党代表提案制，给外界传递出执政党积极变革的信号。
执政方式现代化
人们对党代表应该承担什么功能一直比较模糊，如今有了提案制，更增加了人们的困惑，它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有什么区别？
本次上海党代会曾公布首批收到的37件提案分类情况，其中经济建设方面的8件，社会建设方面的11件，文化建设方面的2件，政治建设方面的1件，党的建设方面15件。从这里可以看出党代表提案与人大代表议案、政协委员提案的区别了。政治建设和党的建设这两块是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不太涉及的领域，这是党代表的“开发区”。
不过，政治建设即政治体制改革事关全国大局，不是上海地方党代会可以决定的事情，需要交由全国党代会议决，因此37件提案中只有一件涉及“政治建设”。地方党代会可以大有作为的是“党的建设”，比如这一次上海提出“执政方式现代化”：深化全委会运行机制改革，充分发挥党代表在任期内的作用，乡镇普遍推行党代会常任制。探索扩大党内基层民主多种实现形式，保障党员主体地位。
如何理解“执政方式现代化”这个新表述？
上海理工大学党委书记燕爽代表对《南风窗》记者表示：“当下社会分化是一个大趋势，面对越来越多的社会阶层，党需要用新的观念和方法去赢得各方面、各阶层、各领域的支持，凝聚起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党组织要发挥思想凝聚和政治引领的作用，需要一种更加开放、包容、自信的观念。时下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加强对改革的领导。我们的党组织要学会运用自身优势去破除妨碍改革的体制、机制性障碍，从而赢得广大社会阶层的认同。”
具体而言，燕爽提到了“党政分开”：“党组织的工作不能套用行政工作的模式，更不能同行政工作产生错位甚至对抗。拿高校来说，我们要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那么党组织就应当在加强政治引领的同时真诚地支持、帮助行政班子推进教学、科研、人才培养等主业的发展，而这个过程必须强调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党委书记和行政首长错位甚至对抗是一个常见现象，如何解决好“党政分开”，是今后执政党继续面临的一道老难题。
上海市委党校教授刘红凛认为，“执政方式现代化”是上海第十次党代会一个创新点，其关键还是依法执政，民主执政，科学执政问题。民主、法治建设如何推进？党代表提案制就是上海党代会的一项制度创新，上海不敢迈大步，选择了“党代表提案制”这个小步伐推进省市党内民主往前走，“使党代表作用的发挥能常态化、长效化，或者说是机制化有了一个进步”。
党代表提案制，上海已经在乡镇一级党委试行12年，2011年浦东新区党代会也采用了，再到今年上海市党代会采用。它是上海在乡镇试验党代表常任制的产物。在上海金山区吕巷镇的试验，先行者编织了一张网，一个党委委员联系20个党代表，一个党代表联系5个党员，1个党员联系5个群众。有了这张网，党代表就成了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党代表提案作为一种机制，可以自下而上把社会民生问题反映到党委。任何一级的党组织都面临与群众沟通的问题，执政党最大的问题也在于脱离民众。提案制，正是对症下药之举。
不过，乡镇、区县、市，这三级党代表的功能不尽相同，刘红凛观察到，因为乡镇没有政协委员，党代表和人大代表的提案、议案基本都是社会民生问题，区别不大，他们都是民意的代言人，发挥着党和政府联系民众的桥梁作用。但区县一级以上，尤其是省市一级，党代表就要注意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之间的区分，他们的提案应该更多专注于“党的领导与党的建设”。
核心权利是选举
上海首试党代表提案制，党代表们反响热烈，其效果大小还不好下定论，至少可以激发党代表的积极性，尊重党代表的权利，发挥他们的作用，使整个党内民主的氛围有所改善，避免政治冷漠。
刘红凛教授的评价很谨慎：党代表提案制只是党内民主的一个有益补充，在党内民主没有重大推进的时候，这是推进党内民主一种稳妥的方式，但党内民主最核心的问题还是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问题。尽管很多人呼吁党代表常任制、党代会年会制，但由于人数众多、时间有限，要使党代表大会成为真正的权力机关比较困难，还只能选择代议制民主。
“给党代表充分的选举权、监督权、罢免权之后，党代表选出优秀的人员来当干部，他干得好继续干、干得不好再选。党内民主并不是每个环节都要非常民主，大家都来参与，这样成本也高，而且也不可能。”刘红凛说，党内民主的关键是民主选举、民主监督，其中关键的是党内干部制度的民主化。在国外竞争性政党制度下，政党可以不民主，通过政党间的民主竞争来促进国家民主与社会民主。但在我国一党执政下，必须发展党内民主、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
所谓“干部制度民主化”，刘红凛认为，目前省市以上党委依然保持间接选举，由党代表选出委员，再由委员选出常委；在现代信息社会、民主社会，基层直接民主是大趋势，区县以下党委书记则要力推“公推直选”，关键是要实现真正的“民选”；政党提名是政党政治国家的通例，由党和组织提名2~3名候选人，然后施行真正的民主选举，票多者胜，党员一人一票。如此一来，一方面，候选人由党组织提名，被提名者必须“对上负责”；另一方面，若失去民众就失去选票，因此被提名者必须“对下负责”。这样真正被票选出的干部就会“既对上负责，又对下负责”。
“没有干部选举制度的实质性突破，党内民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突破性的发展。”刘红凛认为，现在我们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一把手权力集中问题，若无干部制度的民主化、不以民主破解“一把手的集权与专断”，党的建设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就会流于形式，党的其他制度建设就会软弱无力。以党代表提案制为例，党代表提案的本质还是属于一种“建议权”。党代表能不能切实发挥监督权与罢免权、克服一把手权力集中问题，这才是党代表权力的关键。
也就是说，党代表的作用，即“选举、监督、罢免”三驾马车，提案只是党代表发挥作用的一个形式，这是党内民主的重要表现，对补充、完善党内民主很重要，但并不代表着党内民主的根本。
事实上，上海首试提案制，本意也是为了更多关注民生。从发挥党代表作用提高党内民主质量这点来看，提案制有其现实意义。
“开展代表提案，体现了对代表主体地位和权利的尊重与保障，是党内民主的生动实践。”上海媒体引用党代表的话如此评价这项创新。关于地方党代会，有人戏称是“五年开次会，会期三五天，散会靠一边”，也有人戏称“开一次会，举一次手，画一次圈，吃一顿饭”，党代表的参政机会和参政深度远不如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上海首试党代表提案制正是“破冰”之举。
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直言“着力推进执政方式的现代化”，即“民主、科学、依法”执政。中共18大前夕，以上海的地位，在省市地方党代会首试党代表提案制，给外界传递出执政党积极变革的信号。
执政方式现代化
人们对党代表应该承担什么功能一直比较模糊，如今有了提案制，更增加了人们的困惑，它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有什么区别？
本次上海党代会曾公布首批收到的37件提案分类情况，其中经济建设方面的8件，社会建设方面的11件，文化建设方面的2件，政治建设方面的1件，党的建设方面15件。从这里可以看出党代表提案与人大代表议案、政协委员提案的区别了。政治建设和党的建设这两块是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不太涉及的领域，这是党代表的“开发区”。
不过，政治建设即政治体制改革事关全国大局，不是上海地方党代会可以决定的事情，需要交由全国党代会议决，因此37件提案中只有一件涉及“政治建设”。地方党代会可以大有作为的是“党的建设”，比如这一次上海提出“执政方式现代化”：深化全委会运行机制改革，充分发挥党代表在任期内的作用，乡镇普遍推行党代会常任制。探索扩大党内基层民主多种实现形式，保障党员主体地位。
如何理解“执政方式现代化”这个新表述？
上海理工大学党委书记燕爽代表对《南风窗》记者表示：“当下社会分化是一个大趋势，面对越来越多的社会阶层，党需要用新的观念和方法去赢得各方面、各阶层、各领域的支持，凝聚起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党组织要发挥思想凝聚和政治引领的作用，需要一种更加开放、包容、自信的观念。时下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加强对改革的领导。我们的党组织要学会运用自身优势去破除妨碍改革的体制、机制性障碍，从而赢得广大社会阶层的认同。”
具体而言，燕爽提到了“党政分开”：“党组织的工作不能套用行政工作的模式，更不能同行政工作产生错位甚至对抗。拿高校来说，我们要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那么党组织就应当在加强政治引领的同时真诚地支持、帮助行政班子推进教学、科研、人才培养等主业的发展，而这个过程必须强调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党委书记和行政首长错位甚至对抗是一个常见现象，如何解决好“党政分开”，是今后执政党继续面临的一道老难题。
上海市委党校教授刘红凛认为，“执政方式现代化”是上海第十次党代会一个创新点，其关键还是依法执政，民主执政，科学执政问题。民主、法治建设如何推进？党代表提案制就是上海党代会的一项制度创新，上海不敢迈大步，选择了“党代表提案制”这个小步伐推进省市党内民主往前走，“使党代表作用的发挥能常态化、长效化，或者说是机制化有了一个进步”。
党代表提案制，上海已经在乡镇一级党委试行12年，2011年浦东新区党代会也采用了，再到今年上海市党代会采用。它是上海在乡镇试验党代表常任制的产物。在上海金山区吕巷镇的试验，先行者编织了一张网，一个党委委员联系20个党代表，一个党代表联系5个党员，1个党员联系5个群众。有了这张网，党代表就成了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党代表提案作为一种机制，可以自下而上把社会民生问题反映到党委。任何一级的党组织都面临与群众沟通的问题，执政党最大的问题也在于脱离民众。提案制，正是对症下药之举。
不过，乡镇、区县、市，这三级党代表的功能不尽相同，刘红凛观察到，因为乡镇没有政协委员，党代表和人大代表的提案、议案基本都是社会民生问题，区别不大，他们都是民意的代言人，发挥着党和政府联系民众的桥梁作用。但区县一级以上，尤其是省市一级，党代表就要注意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之间的区分，他们的提案应该更多专注于“党的领导与党的建设”。
核心权利是选举
上海首试党代表提案制，党代表们反响热烈，其效果大小还不好下定论，至少可以激发党代表的积极性，尊重党代表的权利，发挥他们的作用，使整个党内民主的氛围有所改善，避免政治冷漠。
刘红凛教授的评价很谨慎：党代表提案制只是党内民主的一个有益补充，在党内民主没有重大推进的时候，这是推进党内民主一种稳妥的方式，但党内民主最核心的问题还是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问题。尽管很多人呼吁党代表常任制、党代会年会制，但由于人数众多、时间有限，要使党代表大会成为真正的权力机关比较困难，还只能选择代议制民主。
“给党代表充分的选举权、监督权、罢免权之后，党代表选出优秀的人员来当干部，他干得好继续干、干得不好再选。党内民主并不是每个环节都要非常民主，大家都来参与，这样成本也高，而且也不可能。”刘红凛说，党内民主的关键是民主选举、民主监督，其中关键的是党内干部制度的民主化。在国外竞争性政党制度下，政党可以不民主，通过政党间的民主竞争来促进国家民主与社会民主。但在我国一党执政下，必须发展党内民主、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
所谓“干部制度民主化”，刘红凛认为，目前省市以上党委依然保持间接选举，由党代表选出委员，再由委员选出常委；在现代信息社会、民主社会，基层直接民主是大趋势，区县以下党委书记则要力推“公推直选”，关键是要实现真正的“民选”；政党提名是政党政治国家的通例，由党和组织提名2~3名候选人，然后施行真正的民主选举，票多者胜，党员一人一票。如此一来，一方面，候选人由党组织提名，被提名者必须“对上负责”；另一方面，若失去民众就失去选票，因此被提名者必须“对下负责”。这样真正被票选出的干部就会“既对上负责，又对下负责”。
“没有干部选举制度的实质性突破，党内民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突破性的发展。”刘红凛认为，现在我们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一把手权力集中问题，若无干部制度的民主化、不以民主破解“一把手的集权与专断”，党的建设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就会流于形式，党的其他制度建设就会软弱无力。以党代表提案制为例，党代表提案的本质还是属于一种“建议权”。党代表能不能切实发挥监督权与罢免权、克服一把手权力集中问题，这才是党代表权力的关键。
也就是说，党代表的作用，即“选举、监督、罢免”三驾马车，提案只是党代表发挥作用的一个形式，这是党内民主的重要表现，对补充、完善党内民主很重要，但并不代表着党内民主的根本。
事实上，上海首试提案制，本意也是为了更多关注民生。从发挥党代表作用提高党内民主质量这点来看，提案制有其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