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抗战时期，重庆以其独特的城市文化性格为作家的文学想象提供了灵感，从而不断回响在国统区的文学创作中。在创作中，重庆的城市空间、文化上的本土性和混杂性以及客观存在的意识形态斗争极大地影响了作家对城市的美学认知，影响了作家生活和思维的方式，这决定了他们作品的内容和艺术表现形式，使重庆借助文学艺术穿越时空而被广泛体验。
关键词：抗战时期 重庆文化 重庆书写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学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由于自然和社会多种因素的作用，常常会形成具有区域文化特点的风貌。在中国文学中，“重庆”就因其人文地理环境、城市文化性格，吸引过无数的文人墨客对其进行书写。十分密集地瞄准重庆、大量地书写重庆，要数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的文学作品。在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中，重庆星光灿烂，很多知识分子、文人墨客纷至沓来。在当时重庆的文坛上，既有一批二三十年代已成名的作家，如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冰心、梁实秋、张恨水、沙汀、艾芜、萧红、端木蕻良、田汉等，也有一批新的作家，如吴组缃、路翎、田涛、姚雪垠、万迪鹤、碧野、丰村、白朗、草明、肖蔓若、郁茹、黄贤俊等，在他们的作品中，不仅有着前线的硝烟战火，更有着大后方重庆的种种世态和人文风情。作家们不约而同地让重庆或远或近地充当了作品的文学背景和描写对象，重庆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生产方式，重庆的生活节拍、声光行色，给了作家一种特殊的视野和感悟力，这深深地影响了他们的创作。
一 城市的空间
贺维（Irving Howe）对城市文学的探询思路是：城市如何影响文学，文学又是如何反映城市？这是一个非常有启发性意义的话题。一个作家的创作归根结底根植于一方水土，而作家的创作势必会体现这一方的文化意识和色彩。也就是说，一个城市的社会内涵、特性以及都市空间和生活方式对作家的美学认知是有极大影响的。
对于影响、制约艺术创造的诸多因素，人们进行过很多方面的研究，出现过维柯的“特定时代、特定方式”说、斯太尔夫人的“民族精神”说、泰纳的“种族、环境、时代”说，等等。相对于其他因素而言，人们对城市的空间于艺术活动的影响关注甚少，在某种程度上，空间对于艺术产生与发展的重要性被或多或少地忽略了。就空间本身而言，它是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形态的，大到山川平原、江河湖泊，小到房屋居室、亭台楼阁。对于重庆来说，无论是城区内林立的高楼、喧嚣的人流、惑人的灯光、逍遥的消费场所，还是城区之外的贫瘠旷野、蛮荒矿区、强悍的乡场，都已成为表现重庆这座城市以及城市中人的性格、趣味和文化心态的影像符号。城市的空间不只是人物活动的背景、一种简单的表意元素，它已内化为城市人的人格，成为城市人人格的一种表征，而这些又是可以通过文学的具象表现出来。
当然，城市是一个包容异己、多彩纷呈、具有多元文化的空间。在城市里，不是一种人、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价值标准，而是许多不同的人、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不同的价值标准。城市的空间往往呈现出不同的文化脉络——“你轻易从文化的空间，走入商业的空间，从私人的空间，走入公众的空间，界限模糊，它们是互相重叠、互相渗透的。在这些空间中流连，逐渐发觉很难分辨什么是本来的，什么是外来的；什么是自己的，什么是他人的；什么是传统的，什么是现代的；什么是东方的，什么是西方的。”一个城市的发展是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城市不断吸取个中文化素养，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不过，当一个城市在大量吸收外部物质、能量、信息的同时，也不断向外部释放物质能量，输出传播文化信息，而这些能量和信息不可避免会被居住在城内的人接收到，特别是那些敏锐的作家。
抗战时期，在日本侵略者疯狂进攻与狂轰滥炸之下，作家们离开书斋，离开家乡，突破狭小的生活圈，改变固有的生活方式，到由农民组成的军队中，到各色人混杂的难民群中，到落后闭塞的农村和城镇中，投向广大而陌生的世界。对于那些来到重庆的人来说，重庆斑驳的文化和新奇的感官冲击使他们新鲜不已，他们的文学视野为之扩大。在重庆，作家们获得新的感受，他们的世界出现了从来不曾见过甚至未曾想到的景象，他们的心灵翻滚着太多的情感体验，迫不及待地要通过手中的笔倾泻出来。鲁云涛先生说，文学是“处在一定社会生活的‘场’中，即由上述的经济、政治、哲学、宗教、道德、文化传统、文化交流、文学天才、社会心理、民族性格、自然环境……等等构成的文化场。”这里的“场”源自物理学中的电磁学理论——带电粒子的相互作用可产生电场或磁场，电场或磁场又反过来受到电力或磁力的影响。美国心理学家K·莱温将“场”引入心理学研究中，提出了“心理场”或“生命空间”的概念，对人类行为的模式进行描述。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将文学放置在“文化空间”里，即“文化场”中，来研究重庆文化对文学的孕育。
二 山城文化的本土性
“本土性”，即重庆的地域文化色彩和品性。重庆独特的山水地域环境，塑造了重庆别具一格的民风民俗。本地作家不必说，外地作家历尽千辛万苦，从率先触及现代化气息的下江、北京地区，辗转迁徙到环境艰苦、经济相对落后的重庆，他们隔江听涛，出门登高，耳濡目染之中不免受到重庆特质文化的感染，使他们不自觉以一种地域文化的思维进行创作，使作品放射出具有“重庆情怀”的文化光辉。
去过重庆的人都知道，重庆临江倚山，风貌别致，蒸热的天气、沉重的雾气、奔腾的嘉陵江、吆喝着的纤夫、凶恶的老鼠、滑溜溜的滑竿都让人难忘。不仅如此，重庆依山而建，整个城市七弯八拐、上坡下坎、陡峭的石梯往往会让习惯在平原生活的人叹为观止，叫苦连连。对此，张恨水在作品中这样叙述：“重庆半岛无半里见方之平原，出门继续升或降……有坡上而望坡下，行人车马，宛居天半。”正因为这种行走方式，所以山城的轿夫也给内迁的作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靳以在《乱离》中写到：“下来的车子，车夫的脚尖轻轻点着光滑的路面，全身像悬在空中，一股不可见的力推着它飞奔下来；可是向上去的车，却是一寸寸地拖着，车夫的身躯俯下去，两只手臂拉得长长的，汗水就不断地淌下来。”作家将重庆的地域文化甚至地理环境的精神融入到文学之中，虽然不是重庆人创作的作品，却包含了重庆人的文化记忆和地域感受。抗战时期的重庆，乘船是重要的交通方式之一，当作家乘船时，自然接触到嘉陵江畔大量的纤夫，“船夫光着铜色的背脊，摆着健壮的臂，纤夫喏喏地打着号子，船夫露着多毛的手，遮着耀眼的阳光，纤夫匍匐着，鼓着多毛的腿肚，纤夫挨进沙滩，一步步地爬了过去，爬过一片沙滩，又爬过一堵堵岩，低沉地叫出了负荷的沉重，缓缓地吐出胸间的气力。”纤夫，最具有原生态的重庆劳动民众，他们的身姿常常出现在作家笔下。
一部具有地方色彩的作品，如果不能揭示丰富的文化内涵，不过是一种“风物志”、“地方志”似的介绍。从内在的角度讲，重庆商业社会的生产方式、物质主义的生存原则、拜金主义的风气，以及享受生活的休闲方式和逸乐传统，对作家们的审美观念更是有着极大的影响。就城市类型而言，重庆自古就是一个商业城市。由于地理上的水运优势是四川各地所不能比拟的，因此古代的重庆充分开发和利用长江、嘉陵江的水运，发挥自己转口贸易的优势，遂成为长江上游一个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到近代，开埠后的重庆不再以内贸为主，而具备外贸功能，其商业贸易的发达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外商人、企业家、官员来此投资开发。商业贸易的发展改变了城市的面貌，从朝天门码头到南纪门，形成了一个长达7里的下半城。下半城商店林立，车水马龙，十分热闹。重庆的这种商业经济经历以及所形成的小商意识，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市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甚至在抗战时期，在大后方物资缺乏的情况下，陪都重庆仍是巨大的经商热扑面而来。据统计，抗战期间重庆的大小公司、商店由初期的1007家增加到27481家，各商业同业公会有123个。1946年，重庆的商业从业人员更是多达26.2万人。表现在文学中，刘盛亚《点金术》中“我”的表弟才二十多岁就练就了一副精明的商业头脑，整天满嘴生意经，和人聊天时也只是敷衍性的对话，心里一直在盘算怎样赚钱。宋之的《雾重庆》，妻子林卷妤在重庆收集物资价格消息，丈夫沙大千则在香港采办奇缺物品运回重庆囤积销售，随时准备“待时而沽，将本求利”。整个城市文化的商业意识十分浓厚，上至经理官员下至脚夫走卒，都做着投机买卖。
重庆的文化从根本上说是封闭、稳定而保守的。重庆处于有“天府”之称的四川盆地的东部，在大中国的版图上偏处内地，优越的地理环境条件加上城市里的居民一般都有一官半职或一产半业，因而城市形成了奢侈、享乐的生活习惯与悠闲、淡逸的精神追求。在作品中，我们经常发现有大量的休闲享受的场所，如茶馆、饭馆、澡堂、戏院；而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则大多讲究休闲的生活态度，追求闲适安稳的价值观，即使是卖菜的小贩、无业游民，也要享受抽烟喝酒的快乐，时常坐茶馆，吃小饭馆。甚至在抗战的岁月里，在硝烟和弹坑之下，生活在重庆的市民们似乎还浸融在和平的氛围里，同样过着闲适的生活。人们忙着看电影，还常常因为排不到电影票而大吵大闹。重庆的人们以极大的兴趣和乐趣来品味生活，享受生活。他们这种好享乐、寻闲适、求稳定、崇尚土地生活的传统习性，在相当程度上保留着农耕文化的印记，而且并不会因为抗战而中断。
三 码头文化的混杂性
“混杂”（hybridity），是考察重庆文化的另一个向度。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一个城市是不断变化的，它不断地在填入新的内容。从开埠到抗战，由于人、物、信息和媒介的流动，重庆呈现一种混杂的空间。重庆似乎是一个在多种文化交汇点上的文化驿站、文化码头，她的文化具有开放性、杂交性，其混杂文化的特质——新与旧、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等二元冲突所构成的内在张力，不可避免地成为重庆城市书写的一个深刻主题。
如果说开埠使重庆走向了近代化，那么抗战则使重庆走向了现代化。重庆因内迁而盛，因救国而兴，城市不仅政治地位大幅升高，而且经济大发展，城市建设空前迅速。现代化的机场在重庆出现，电力、电话、电灯、自来水、公共汽车等公用事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各种新式建筑——银行、饭店、影剧院、咖啡店、舞厅、图书馆、医院、办公大楼、教堂等林立街头，与旧城区鸽笼式木架结构的民房形成鲜明对比，构成了重庆城市的现代要素。在茅盾的《某一天》中，老赵家所在的那条小巷子外边，那地形高起的沿马路一带有着高矗的楼房，一到晚上就灯火辉煌，而老赵家住的小巷子里，尽是破烂平屋里闪出的点点桐油光。在列躬射的《吃了一顿白米饭》中，除了黄经理家宽阔的洋房外，更有林雨生不堪入目的破屋。在重庆，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富丽堂皇、流光溢彩，在绚丽繁华之下，还有挤满了陋鄙的棚户区和散发着恶臭的石板巷。在人们的生活中，既有着西式现代的舞厅、西餐馆、咖啡馆、玩梭哈的消费方式，也有着一派中国传统情调的吊脚楼、茶馆、书场、酒肆、戏院、玩麻将的娱乐方式。像张恨水笔下的许多人物，常在工作之余邀两三好友，寻一个僻静地区之小茶馆，闲谈上下古今事，就连《纸醉金迷》中的范宝华，那么现代派的一个人，平时和伙伴洽谈生意也是在街边的茶馆。
重庆不仅有新旧文化的差异，更有着本土与外来文化的冲突。抗战爆发，沿海沿江及其他地区的人员大批往西南地区迁移，大量移民的流入，使客籍居民在城市人口所占的比例大大提高。司马 在《重庆客》中写到：“一幢小小的三层楼，往往居住着四个到六个省籍不同的家庭……主人们使用着若干语系中的若干方言，一如他们的不同的身份，各自保持其不同的趣味与尊严；晚间则唱出各式的歌：秦腔，河南坠子，楚剧，北京的‘秦琼卖马’，苏州的‘泪洒相思带’……”在这些迁徙至重庆的难民中，以江浙沪一带的人口最多。由于他们地处长江下游，因此，重庆人和川人称呼他们为“下江人”。不过，随着内迁的人口越来越多，这个称号不再仅仅限于长江下游的人，凡是外省来的，不管南北都称为“下江人”。由于“下江人”来自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地区，其经济实力和文化素质都比较高，工作和生活理念更趋于现代化，他们在重庆开店开厂，打理生意，一时间下江人的饭馆、绸缎店、照相馆等新店铺和新招牌满街都是，处处可见“南京”、“上海”等招牌字样。活跃的“下江人”给重庆的文化带来了鲜活的滋养，他们的活动逐渐渗透到重庆人生活的各个领域。在重庆本地人的眼里，下江人要么是温文儒雅的文人，要么是家世显赫的官员，要么是手腕灵活的商人。萧红《山下》中，叙述了小女孩“林姑娘”在抗战中期，得以服侍“下江人”的欢欣和失去服侍机会的悲哀。善良活泼的林姑娘一直自豪于在“下江人”的家里帮佣，因为“下江人”在她眼里都是有身份的有钱人，他们对待佣人也十分慷慨大方，可是后来林姑娘由于生病而失去了这份工作，从此她便郁郁寡欢。这说明“下江人”的到来会给当地人的心灵造成冲击，假如这些“下江人”所携带的生活习俗和文化因子与重庆本地人发生冲突时，也必然会引发一些不满。
四 意识形态的角力场
重庆作为国际社会广泛承认的中国战时陪都，作为中国正面战场和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中国战场的指挥中心，作为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重要舞台，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暧昧的政治意味。在那里，国际国内风云激荡，政治斗争纷繁复杂，有许多不同政治倾向、不同文化色彩、主张各不相同的多元文化群体。各种文化在重庆交流、磨擦、碰撞、渗透、冲突，重庆成为大后方重要的政治舞台。当然，最能体现重庆这种多元的政治文化格局的是中共南方局周恩来领导的以《新华日报》、《群众周刊》为核心刊物聚集的大批共产党人以及进步文化人士，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为首的20世纪30年代即已知名的大批左翼作家和文化工作者也在重庆，这些在抗战全面爆发前还属于国民党文化“围剿”对象的进步知识分子，来到重庆后不但具有了合法存在的地位，而且还被安排在政府官员的位置上。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有两点：一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政治局面所使然；二是国民党缺少第一流文化人才的必然结果。不是国民党不需要人才，而是它在30年代对进步文化人士进行围剿，把“五四”以来一大批第一流的“大家”赶到共产党周围去了。在1937年3月下旬，周恩来赴杭州与蒋介石面对面的国共杭州谈判中，蒋介石即“承认由于国共分家致十年来革命失败，造成军阀割据、帝国主义占领中国的局面”，“承认他过去亦有错误，其最大失败，在没有造出干部，他现在已有转变”。重庆文化多元的格局表现在文学上即是左翼的文学、民主主义乃至自由主义的文学与表现为所谓右翼的文学，在重庆都得到了生存与发展。
重庆这种抗战文化多元的格局是客观存在的，包容在这种多元格局下的国共两党两大“元”文化的矛盾和斗争也是客观存在的。两党之间的斗争不仅表现在政治上，还表现在对文艺的引导方面，并且会被作家表现在作品中。在田苗《互替的两船夫》中，王和尚是一个将推船作为全部生命的船夫，某一天他加入了一场工人和军人之间的骚乱，最终被警察拖到牢房，成为别人的替代壮丁，被送入了新兵服务营。这个故事看似简单，却内藏深意：王和尚之所以被抓不仅仅因为他参加这场骚乱，扰乱了后方秩序，具有汉奸嫌疑，更是因为在他的船上发现有《×华日报》，怀疑他是××党，意欲造反。可实际上王和尚并不懂政党，他不过是因为生活过于单调和苦闷，参加了镇上的导生传习所，学了一些字和歌曲，平时无事时嗡嗡地哼着：“我们都是没饭吃的穷朋友……”，“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即便是导生传习所的老师因为是“左军”、是“共匪”，走的走，关的关，书被烧掉几千本，他也只是觉得要是不烧掉那些书，要是那些老师不走，他不晓得还要学到多少字和多少歌。政治权力、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是残忍、冷酷的，共产党所办的导生传习所给老百姓带去了文明和知识，像王和尚这个只懂推船的大老粗也开始识得字，开始有一种蒙昧的求知欲，时常还为其他人来迟了没能参加学习而感到惋惜。而且正是因为受了启蒙认识字，才可以勉强认识到报纸上写着“强拉壮丁……”、“老百……苦……旱”、“……税……灾”、“五丁是壮、×、病、死、光”，才依稀觉得社会的不公，进而当他看到工人被穿黄军服的人欺负时，才加入嘈杂混乱之中。当我们读到这时，不得不感慨，政党之间的斗争是可怕的，国民党为了政治斗争，可以封闭导生传习所，不惜阻断老百姓迈向文明的步伐。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国民党宁愿百姓大字不识，永远处在愚昧之中。政治固然有时可以直接干预文艺活动，但政治最终是国家、政党等政治实体所构成的权力机制通过营造某种流行的政治信仰、政治情感来对文艺施加影响，而且在当时民族解放斗争的政治需求前，政治情感更是具有无法抵抗的感召力，文人们或多或少都会融入到某种政治情绪之中。对此，赵园曾精辟地分析：“中国现代史以更为巨大的吸引力，把知识者吸引到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政治斗争的漩涡中来”，“正是在知识者与政治、知识者与命运的关系方面，现代作家对人性的发掘达到了他们所能达到的较大深度，创造出现代文学史上一批著名的文学典型。而这种开掘，离开了作家本人的政治意识则是不能想象的”。
总之，抗战时期重庆的崛起与繁荣、重庆的文化对重庆文学有着重要影响——大家纷纷来到重庆并且书写重庆。重庆给了作家足够驰骋的艺术舞台，作家也给重庆留下了辉煌的艺术丰碑，他们在文学中书写重庆，使重庆借助文学艺术穿越时空而被广泛体验，成为永恒的城市。
参考文献：
[1] 张美君、朱耀伟：《香港文学@文化研究》，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 鲁云涛：《民族文化与民族文学》，云南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
[3] 张恨水：《张恨水说重庆》，四川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4] 艾芜：《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小说卷），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
[5] 秦牧：《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散文杂文卷），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
[6] 张仲礼、熊月子、沈祖炜：《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7] 陈雪春：《山城晓雾》，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8]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9] 赵园：《艰难的选择》，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作者简介：尹莹，女，1981—，湖北仙桃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现代文学，工作单位：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人文旅游分院。
关键词：抗战时期 重庆文化 重庆书写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学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由于自然和社会多种因素的作用，常常会形成具有区域文化特点的风貌。在中国文学中，“重庆”就因其人文地理环境、城市文化性格，吸引过无数的文人墨客对其进行书写。十分密集地瞄准重庆、大量地书写重庆，要数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的文学作品。在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中，重庆星光灿烂，很多知识分子、文人墨客纷至沓来。在当时重庆的文坛上，既有一批二三十年代已成名的作家，如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冰心、梁实秋、张恨水、沙汀、艾芜、萧红、端木蕻良、田汉等，也有一批新的作家，如吴组缃、路翎、田涛、姚雪垠、万迪鹤、碧野、丰村、白朗、草明、肖蔓若、郁茹、黄贤俊等，在他们的作品中，不仅有着前线的硝烟战火，更有着大后方重庆的种种世态和人文风情。作家们不约而同地让重庆或远或近地充当了作品的文学背景和描写对象，重庆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生产方式，重庆的生活节拍、声光行色，给了作家一种特殊的视野和感悟力，这深深地影响了他们的创作。
一 城市的空间
贺维（Irving Howe）对城市文学的探询思路是：城市如何影响文学，文学又是如何反映城市？这是一个非常有启发性意义的话题。一个作家的创作归根结底根植于一方水土，而作家的创作势必会体现这一方的文化意识和色彩。也就是说，一个城市的社会内涵、特性以及都市空间和生活方式对作家的美学认知是有极大影响的。
对于影响、制约艺术创造的诸多因素，人们进行过很多方面的研究，出现过维柯的“特定时代、特定方式”说、斯太尔夫人的“民族精神”说、泰纳的“种族、环境、时代”说，等等。相对于其他因素而言，人们对城市的空间于艺术活动的影响关注甚少，在某种程度上，空间对于艺术产生与发展的重要性被或多或少地忽略了。就空间本身而言，它是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形态的，大到山川平原、江河湖泊，小到房屋居室、亭台楼阁。对于重庆来说，无论是城区内林立的高楼、喧嚣的人流、惑人的灯光、逍遥的消费场所，还是城区之外的贫瘠旷野、蛮荒矿区、强悍的乡场，都已成为表现重庆这座城市以及城市中人的性格、趣味和文化心态的影像符号。城市的空间不只是人物活动的背景、一种简单的表意元素，它已内化为城市人的人格，成为城市人人格的一种表征，而这些又是可以通过文学的具象表现出来。
当然，城市是一个包容异己、多彩纷呈、具有多元文化的空间。在城市里，不是一种人、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价值标准，而是许多不同的人、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不同的价值标准。城市的空间往往呈现出不同的文化脉络——“你轻易从文化的空间，走入商业的空间，从私人的空间，走入公众的空间，界限模糊，它们是互相重叠、互相渗透的。在这些空间中流连，逐渐发觉很难分辨什么是本来的，什么是外来的；什么是自己的，什么是他人的；什么是传统的，什么是现代的；什么是东方的，什么是西方的。”一个城市的发展是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城市不断吸取个中文化素养，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不过，当一个城市在大量吸收外部物质、能量、信息的同时，也不断向外部释放物质能量，输出传播文化信息，而这些能量和信息不可避免会被居住在城内的人接收到，特别是那些敏锐的作家。
抗战时期，在日本侵略者疯狂进攻与狂轰滥炸之下，作家们离开书斋，离开家乡，突破狭小的生活圈，改变固有的生活方式，到由农民组成的军队中，到各色人混杂的难民群中，到落后闭塞的农村和城镇中，投向广大而陌生的世界。对于那些来到重庆的人来说，重庆斑驳的文化和新奇的感官冲击使他们新鲜不已，他们的文学视野为之扩大。在重庆，作家们获得新的感受，他们的世界出现了从来不曾见过甚至未曾想到的景象，他们的心灵翻滚着太多的情感体验，迫不及待地要通过手中的笔倾泻出来。鲁云涛先生说，文学是“处在一定社会生活的‘场’中，即由上述的经济、政治、哲学、宗教、道德、文化传统、文化交流、文学天才、社会心理、民族性格、自然环境……等等构成的文化场。”这里的“场”源自物理学中的电磁学理论——带电粒子的相互作用可产生电场或磁场，电场或磁场又反过来受到电力或磁力的影响。美国心理学家K·莱温将“场”引入心理学研究中，提出了“心理场”或“生命空间”的概念，对人类行为的模式进行描述。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将文学放置在“文化空间”里，即“文化场”中，来研究重庆文化对文学的孕育。
二 山城文化的本土性
“本土性”，即重庆的地域文化色彩和品性。重庆独特的山水地域环境，塑造了重庆别具一格的民风民俗。本地作家不必说，外地作家历尽千辛万苦，从率先触及现代化气息的下江、北京地区，辗转迁徙到环境艰苦、经济相对落后的重庆，他们隔江听涛，出门登高，耳濡目染之中不免受到重庆特质文化的感染，使他们不自觉以一种地域文化的思维进行创作，使作品放射出具有“重庆情怀”的文化光辉。
去过重庆的人都知道，重庆临江倚山，风貌别致，蒸热的天气、沉重的雾气、奔腾的嘉陵江、吆喝着的纤夫、凶恶的老鼠、滑溜溜的滑竿都让人难忘。不仅如此，重庆依山而建，整个城市七弯八拐、上坡下坎、陡峭的石梯往往会让习惯在平原生活的人叹为观止，叫苦连连。对此，张恨水在作品中这样叙述：“重庆半岛无半里见方之平原，出门继续升或降……有坡上而望坡下，行人车马，宛居天半。”正因为这种行走方式，所以山城的轿夫也给内迁的作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靳以在《乱离》中写到：“下来的车子，车夫的脚尖轻轻点着光滑的路面，全身像悬在空中，一股不可见的力推着它飞奔下来；可是向上去的车，却是一寸寸地拖着，车夫的身躯俯下去，两只手臂拉得长长的，汗水就不断地淌下来。”作家将重庆的地域文化甚至地理环境的精神融入到文学之中，虽然不是重庆人创作的作品，却包含了重庆人的文化记忆和地域感受。抗战时期的重庆，乘船是重要的交通方式之一，当作家乘船时，自然接触到嘉陵江畔大量的纤夫，“船夫光着铜色的背脊，摆着健壮的臂，纤夫喏喏地打着号子，船夫露着多毛的手，遮着耀眼的阳光，纤夫匍匐着，鼓着多毛的腿肚，纤夫挨进沙滩，一步步地爬了过去，爬过一片沙滩，又爬过一堵堵岩，低沉地叫出了负荷的沉重，缓缓地吐出胸间的气力。”纤夫，最具有原生态的重庆劳动民众，他们的身姿常常出现在作家笔下。
一部具有地方色彩的作品，如果不能揭示丰富的文化内涵，不过是一种“风物志”、“地方志”似的介绍。从内在的角度讲，重庆商业社会的生产方式、物质主义的生存原则、拜金主义的风气，以及享受生活的休闲方式和逸乐传统，对作家们的审美观念更是有着极大的影响。就城市类型而言，重庆自古就是一个商业城市。由于地理上的水运优势是四川各地所不能比拟的，因此古代的重庆充分开发和利用长江、嘉陵江的水运，发挥自己转口贸易的优势，遂成为长江上游一个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到近代，开埠后的重庆不再以内贸为主，而具备外贸功能，其商业贸易的发达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外商人、企业家、官员来此投资开发。商业贸易的发展改变了城市的面貌，从朝天门码头到南纪门，形成了一个长达7里的下半城。下半城商店林立，车水马龙，十分热闹。重庆的这种商业经济经历以及所形成的小商意识，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市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甚至在抗战时期，在大后方物资缺乏的情况下，陪都重庆仍是巨大的经商热扑面而来。据统计，抗战期间重庆的大小公司、商店由初期的1007家增加到27481家，各商业同业公会有123个。1946年，重庆的商业从业人员更是多达26.2万人。表现在文学中，刘盛亚《点金术》中“我”的表弟才二十多岁就练就了一副精明的商业头脑，整天满嘴生意经，和人聊天时也只是敷衍性的对话，心里一直在盘算怎样赚钱。宋之的《雾重庆》，妻子林卷妤在重庆收集物资价格消息，丈夫沙大千则在香港采办奇缺物品运回重庆囤积销售，随时准备“待时而沽，将本求利”。整个城市文化的商业意识十分浓厚，上至经理官员下至脚夫走卒，都做着投机买卖。
重庆的文化从根本上说是封闭、稳定而保守的。重庆处于有“天府”之称的四川盆地的东部，在大中国的版图上偏处内地，优越的地理环境条件加上城市里的居民一般都有一官半职或一产半业，因而城市形成了奢侈、享乐的生活习惯与悠闲、淡逸的精神追求。在作品中，我们经常发现有大量的休闲享受的场所，如茶馆、饭馆、澡堂、戏院；而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则大多讲究休闲的生活态度，追求闲适安稳的价值观，即使是卖菜的小贩、无业游民，也要享受抽烟喝酒的快乐，时常坐茶馆，吃小饭馆。甚至在抗战的岁月里，在硝烟和弹坑之下，生活在重庆的市民们似乎还浸融在和平的氛围里，同样过着闲适的生活。人们忙着看电影，还常常因为排不到电影票而大吵大闹。重庆的人们以极大的兴趣和乐趣来品味生活，享受生活。他们这种好享乐、寻闲适、求稳定、崇尚土地生活的传统习性，在相当程度上保留着农耕文化的印记，而且并不会因为抗战而中断。
三 码头文化的混杂性
“混杂”（hybridity），是考察重庆文化的另一个向度。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一个城市是不断变化的，它不断地在填入新的内容。从开埠到抗战，由于人、物、信息和媒介的流动，重庆呈现一种混杂的空间。重庆似乎是一个在多种文化交汇点上的文化驿站、文化码头，她的文化具有开放性、杂交性，其混杂文化的特质——新与旧、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等二元冲突所构成的内在张力，不可避免地成为重庆城市书写的一个深刻主题。
如果说开埠使重庆走向了近代化，那么抗战则使重庆走向了现代化。重庆因内迁而盛，因救国而兴，城市不仅政治地位大幅升高，而且经济大发展，城市建设空前迅速。现代化的机场在重庆出现，电力、电话、电灯、自来水、公共汽车等公用事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各种新式建筑——银行、饭店、影剧院、咖啡店、舞厅、图书馆、医院、办公大楼、教堂等林立街头，与旧城区鸽笼式木架结构的民房形成鲜明对比，构成了重庆城市的现代要素。在茅盾的《某一天》中，老赵家所在的那条小巷子外边，那地形高起的沿马路一带有着高矗的楼房，一到晚上就灯火辉煌，而老赵家住的小巷子里，尽是破烂平屋里闪出的点点桐油光。在列躬射的《吃了一顿白米饭》中，除了黄经理家宽阔的洋房外，更有林雨生不堪入目的破屋。在重庆，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富丽堂皇、流光溢彩，在绚丽繁华之下，还有挤满了陋鄙的棚户区和散发着恶臭的石板巷。在人们的生活中，既有着西式现代的舞厅、西餐馆、咖啡馆、玩梭哈的消费方式，也有着一派中国传统情调的吊脚楼、茶馆、书场、酒肆、戏院、玩麻将的娱乐方式。像张恨水笔下的许多人物，常在工作之余邀两三好友，寻一个僻静地区之小茶馆，闲谈上下古今事，就连《纸醉金迷》中的范宝华，那么现代派的一个人，平时和伙伴洽谈生意也是在街边的茶馆。
重庆不仅有新旧文化的差异，更有着本土与外来文化的冲突。抗战爆发，沿海沿江及其他地区的人员大批往西南地区迁移，大量移民的流入，使客籍居民在城市人口所占的比例大大提高。司马 在《重庆客》中写到：“一幢小小的三层楼，往往居住着四个到六个省籍不同的家庭……主人们使用着若干语系中的若干方言，一如他们的不同的身份，各自保持其不同的趣味与尊严；晚间则唱出各式的歌：秦腔，河南坠子，楚剧，北京的‘秦琼卖马’，苏州的‘泪洒相思带’……”在这些迁徙至重庆的难民中，以江浙沪一带的人口最多。由于他们地处长江下游，因此，重庆人和川人称呼他们为“下江人”。不过，随着内迁的人口越来越多，这个称号不再仅仅限于长江下游的人，凡是外省来的，不管南北都称为“下江人”。由于“下江人”来自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地区，其经济实力和文化素质都比较高，工作和生活理念更趋于现代化，他们在重庆开店开厂，打理生意，一时间下江人的饭馆、绸缎店、照相馆等新店铺和新招牌满街都是，处处可见“南京”、“上海”等招牌字样。活跃的“下江人”给重庆的文化带来了鲜活的滋养，他们的活动逐渐渗透到重庆人生活的各个领域。在重庆本地人的眼里，下江人要么是温文儒雅的文人，要么是家世显赫的官员，要么是手腕灵活的商人。萧红《山下》中，叙述了小女孩“林姑娘”在抗战中期，得以服侍“下江人”的欢欣和失去服侍机会的悲哀。善良活泼的林姑娘一直自豪于在“下江人”的家里帮佣，因为“下江人”在她眼里都是有身份的有钱人，他们对待佣人也十分慷慨大方，可是后来林姑娘由于生病而失去了这份工作，从此她便郁郁寡欢。这说明“下江人”的到来会给当地人的心灵造成冲击，假如这些“下江人”所携带的生活习俗和文化因子与重庆本地人发生冲突时，也必然会引发一些不满。
四 意识形态的角力场
重庆作为国际社会广泛承认的中国战时陪都，作为中国正面战场和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中国战场的指挥中心，作为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重要舞台，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暧昧的政治意味。在那里，国际国内风云激荡，政治斗争纷繁复杂，有许多不同政治倾向、不同文化色彩、主张各不相同的多元文化群体。各种文化在重庆交流、磨擦、碰撞、渗透、冲突，重庆成为大后方重要的政治舞台。当然，最能体现重庆这种多元的政治文化格局的是中共南方局周恩来领导的以《新华日报》、《群众周刊》为核心刊物聚集的大批共产党人以及进步文化人士，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为首的20世纪30年代即已知名的大批左翼作家和文化工作者也在重庆，这些在抗战全面爆发前还属于国民党文化“围剿”对象的进步知识分子，来到重庆后不但具有了合法存在的地位，而且还被安排在政府官员的位置上。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有两点：一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政治局面所使然；二是国民党缺少第一流文化人才的必然结果。不是国民党不需要人才，而是它在30年代对进步文化人士进行围剿，把“五四”以来一大批第一流的“大家”赶到共产党周围去了。在1937年3月下旬，周恩来赴杭州与蒋介石面对面的国共杭州谈判中，蒋介石即“承认由于国共分家致十年来革命失败，造成军阀割据、帝国主义占领中国的局面”，“承认他过去亦有错误，其最大失败，在没有造出干部，他现在已有转变”。重庆文化多元的格局表现在文学上即是左翼的文学、民主主义乃至自由主义的文学与表现为所谓右翼的文学，在重庆都得到了生存与发展。
重庆这种抗战文化多元的格局是客观存在的，包容在这种多元格局下的国共两党两大“元”文化的矛盾和斗争也是客观存在的。两党之间的斗争不仅表现在政治上，还表现在对文艺的引导方面，并且会被作家表现在作品中。在田苗《互替的两船夫》中，王和尚是一个将推船作为全部生命的船夫，某一天他加入了一场工人和军人之间的骚乱，最终被警察拖到牢房，成为别人的替代壮丁，被送入了新兵服务营。这个故事看似简单，却内藏深意：王和尚之所以被抓不仅仅因为他参加这场骚乱，扰乱了后方秩序，具有汉奸嫌疑，更是因为在他的船上发现有《×华日报》，怀疑他是××党，意欲造反。可实际上王和尚并不懂政党，他不过是因为生活过于单调和苦闷，参加了镇上的导生传习所，学了一些字和歌曲，平时无事时嗡嗡地哼着：“我们都是没饭吃的穷朋友……”，“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即便是导生传习所的老师因为是“左军”、是“共匪”，走的走，关的关，书被烧掉几千本，他也只是觉得要是不烧掉那些书，要是那些老师不走，他不晓得还要学到多少字和多少歌。政治权力、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是残忍、冷酷的，共产党所办的导生传习所给老百姓带去了文明和知识，像王和尚这个只懂推船的大老粗也开始识得字，开始有一种蒙昧的求知欲，时常还为其他人来迟了没能参加学习而感到惋惜。而且正是因为受了启蒙认识字，才可以勉强认识到报纸上写着“强拉壮丁……”、“老百……苦……旱”、“……税……灾”、“五丁是壮、×、病、死、光”，才依稀觉得社会的不公，进而当他看到工人被穿黄军服的人欺负时，才加入嘈杂混乱之中。当我们读到这时，不得不感慨，政党之间的斗争是可怕的，国民党为了政治斗争，可以封闭导生传习所，不惜阻断老百姓迈向文明的步伐。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国民党宁愿百姓大字不识，永远处在愚昧之中。政治固然有时可以直接干预文艺活动，但政治最终是国家、政党等政治实体所构成的权力机制通过营造某种流行的政治信仰、政治情感来对文艺施加影响，而且在当时民族解放斗争的政治需求前，政治情感更是具有无法抵抗的感召力，文人们或多或少都会融入到某种政治情绪之中。对此，赵园曾精辟地分析：“中国现代史以更为巨大的吸引力，把知识者吸引到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政治斗争的漩涡中来”，“正是在知识者与政治、知识者与命运的关系方面，现代作家对人性的发掘达到了他们所能达到的较大深度，创造出现代文学史上一批著名的文学典型。而这种开掘，离开了作家本人的政治意识则是不能想象的”。
总之，抗战时期重庆的崛起与繁荣、重庆的文化对重庆文学有着重要影响——大家纷纷来到重庆并且书写重庆。重庆给了作家足够驰骋的艺术舞台，作家也给重庆留下了辉煌的艺术丰碑，他们在文学中书写重庆，使重庆借助文学艺术穿越时空而被广泛体验，成为永恒的城市。
参考文献：
[1] 张美君、朱耀伟：《香港文学@文化研究》，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 鲁云涛：《民族文化与民族文学》，云南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
[3] 张恨水：《张恨水说重庆》，四川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4] 艾芜：《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小说卷），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
[5] 秦牧：《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散文杂文卷），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
[6] 张仲礼、熊月子、沈祖炜：《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7] 陈雪春：《山城晓雾》，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8]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9] 赵园：《艰难的选择》，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作者简介：尹莹，女，1981—，湖北仙桃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现代文学，工作单位：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人文旅游分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