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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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快速崛起和国际与地区地缘战略格局相应出现显著变化的大背景下，南中国海（以下简称“南海”）问题已成为中国对外战略和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广为关注的课题，甚至有成为一门“显学”之势。其原因显而易见。首先，中国崛起，从大战略视野来看，一个重要的维度是走向海洋，而南海是中国海洋战略前出的一个最重要方向。其次，中国与东南亚海洋国家之间的南海岛礁主权与海洋权益争端，在外部力量的介入和推动下，近期以来不断发酵升温，致使南海问题可能成为一个掣肘中国周边外交以及中国和平发展大战略的重要的消极因素。最后，中外学术界从一种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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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快速崛起和国际与地区地缘战略格局相应出现显著变化的大背景下，南中国海（以下简称“南海”）问题已成为中国对外战略和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广为关注的课题，甚至有成为一门“显学”之势。其原因显而易见。首先，中国崛起，从大战略视野来看，一个重要的维度是走向海洋，而南海是中国海洋战略前出的一个最重要方向。其次，中国与东南亚海洋国家之间的南海岛礁主权与海洋权益争端，在外部力量的介入和推动下，近期以来不断发酵升温，致使南海问题可能成为一个掣肘中国周边外交以及中国和平发展大战略的重要的消极因素。最后，中外学术界从一种简化主义的历史类比出发，奢谈中美战略竞争的可能的“修昔底德陷阱”趋势，进而将南海问题视为中美“安全困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愈益增加了南海问题作为学术研究和战略筹划的紧迫性。近年来，中国学者从历史、法律和战略角度对南海问题的讨论及著述，几乎称得上汗牛充栋，其中，历史与法律的“说理”和政策与战略的“建言”之作尤其数不胜数。多学科交叉或跨学科研究的视角与框架，以及战略筹划意义上的双边及多边的功能性合作研究，却寥若晨星。实际上，无论在中国崛起的大战略意义上，还是在南海问题的战略战术博弈上，从所有相关维度出发，考虑所有相关因素，正是战略筹划的应有之义。因此，海洋史和国际史交叉视野中的南海问题研究，其难能可贵之处，至少在于可以从复杂的南海地区海洋史和国际史中找到一些清晰而不乏启示的南海合作案例。另一方面，“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中国式传统智慧，“武力作为最后手段”的西方治国方略，都要求我们把南海合作作为当前和今后中国对外战略博弈的一个重要方面。更为重要的是�
其他文献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迁都是一个极其复杂且影响巨大的事件，其与抗战的整体战略具有重要的关联性。重庆是正面战场的支柱，也是战时的一座国际城市。在迁移过程中，国民政府部分官员管理无能、贪污腐化；迁都重庆后，蒋介石集大权于一身，诸多政策失误，渐失民心。国民党坚持政府抗战方针，持续限制全民抗战特别是中共力量的发展，削弱了抗战实力。对战时蒋介石的地位与作用，须置于时代背景下思考，不能简单论处。
应声虫病故事主要有四种类型，即唐代出现的张文仲治应病和苏澄治应病故事，及宋代出现的“杨动中年得异疾”和“毛景得奇疾”故事。应声虫病故事在历史书写中发生衍变，呈现出由传记式到医案式再到专业化和生活化的转向，在文本传抄的过程中，原本记载于文人笔记小说中的日常医疗经验逐渐进入到医书之中，变成专业的医学知识，指导医学实践，拓展医学认知，并进而通过医学知识的传播，于明清时期实现了医学知识的常识化和生活化。古代医学是经验医学，也是文化医学，书写文化形塑了医学知识的建构。
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电脑技术与互联网事业的飞速发展，给整个社会带来焕然一新的变化，这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文化、学术的各个层面，而且影响还在日益扩大。其中与文化、学术事业直接关联的电子文献和电子文献检索，一经产生，就对延续千年的图书馆工作造成很大的挑战，不得不直面应对，做出电子资源方面的建设。对此，学术界已经多所讨论和采取了不少措施。本文不拟分析上述较为宏观的问题，仅从中国历史研究者个人运用电子文献检索和史料查阅的角度，谈谈其学术上的功能和利弊。
为筹集备荒仓储谷本，晚清江苏普遍推行积谷捐这类田赋加派。由于积谷捐加重民众负担，亦有违清廷定制，曾引发争议和抵制。鉴于此，官府主动调整策略，根据清廷“民捐民办”的政策，将强制带征的积谷捐称作“民捐”，并要求地方绅士参与仓储管理，其目的是以“民捐绅办”或“民捐民办”为名，绕过清廷不准加赋勒派的制度障碍，减少积谷捐的推行阻力。但所谓“绅办”实属“官督绅办”，备荒仓储仍由官府掌控。“官督绅办”管理模式的兴起，反映出晚清基层社会管理格局的变动趋势。由于“官督绅办”的管理模式往往以强制“民捐”为基础，加重了民众负担
古老的中国曾经是“天朝上国”，经济、政治、文化、科技都曾领先于世界，但进入近代以后，地位一落千丈，逐渐沦为了资本主义列强的半殖民地。因而“赶超”西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孙中山的毕生追求。
随着世界政治经济中心从欧洲向亚太地区的转移，以及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和“亚投行”的发起，“亚洲复兴”成为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种学科探讨的新热点。近代中国知识人的亚洲意识，是中国近代史学界需要深入探索的课题，其中对孙中山的亚洲论述进行重新检视尤有必要。
从汉代开始，在极少数拥有特殊地位的贵臣或诸侯王死后，皇帝会赐以多种形式的“殊礼”。殊礼本身意味着超越了一般制度的礼遇，因此殊礼的标准并非依据既定的礼仪或法律，而是以“故事”，即前代人物的事例为准。通过梳理史料，可以确定汉魏晋南北朝葬仪中所用殊礼主要包括有韫椋车、黄屋左纛、鸾辂、龙旗九旒、虎贲百人等车舆及仪仗。追根溯源，这些殊礼的下赐均源自西汉霍光以及东汉诸侯王的葬礼故事。经过西晋朝的整理与改造，上述葬礼中所用殊礼又为东晋南北朝所继承沿袭。
东宫制度自汉代建立之后，经过不断完善，至唐初已发展至顶峰。然而，宋代的东宫却沦为名存实废的闲散机构。实际上，宋代东宫衰微并非骤变，中唐五代时期已出现东宫凋敝的趋势。由于宋代主流意识对太子参政的弊端有着清醒的认识，在沿袭中唐五代立储制度的同时，宋代诸帝结合本朝情况，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限制东宫的发展。自宋太宗定下设置苟简的基调之后，宋真宗建立资善堂进一步架空东宫，晚立储甚至不立储惯例的形成又从时间上遏制了其发展。这一系列制度设计既巧妙地缓和了帝王与储君间的矛盾，又兼顾了对皇太子的培养与防范。专制社会不断加强的
大革命时期的河南农民协会于1925年8月开始建立，其发展过程先后经历了兴起、高涨、消退三个阶段。全省各地农民协会广泛开展了支援北伐战争、建立农民自卫武装、维护农民经济利益、创建农工政权以及进行文化教育等一系列活动。较之其他省份，河南农民协会呈现出鲜明的历史特点：它是大革命时期最早崛起于北方且为全国最发达的协会之一；它在利用和改造红枪会等原始农民自卫组织的基础上，迅速发展和壮大起来；它所建立的一些县临时治安委员会开创了北方农工阶级掌握政权的光辉范例；它在国共合作方针指导下广泛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等等。大革命
抗战胜利前后,英国制造西藏＂自治＂,中国再一次面临着严重的边疆危机。国民政府调整边疆民族政策,同意赋予西藏＂高度自治＂,强调中华民族的团结与统一。制宪国民大会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规定西藏为中国固有疆域之一,将＂高度自治＂具体化为中央政府指导下的地方自治,明确西藏及省属藏区参加国民大会、立法院、监察院的名额。西藏地方按照规定选举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和监察委员,当选者向有关机关报到。西藏的政治地位在宪法上再次得到确认,再次向世界表明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