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访民到“信访主任”，两个看似不可逾越的角色，在成都青羊区访民李华成身上完成了统一。
　　从去年10月开始，每周二上午9点，李华成骑着一辆破电动车，准时出现在青羊区信访局，在信访接待大厅排队登记。
　　“请依法依理处理我的问题。”在窗口登记过后，他转身来到大厅一侧、离登记窗口七八米远的小办公室，在“李华成信访调解室”的牌子后坐下，转身一变成了“信访主任”。
　　李华成是这里的资深访民，多年来，他几乎每周都出现在这里。这段经历为他赢来了这个“职位”——青羊区信访局认为他“了解访民心态”，以每月800元的“工资”聘用他，专门接待因征地拆迁问题的访民。
　　然而在办公室坐了4个月后，李华成又辞去了这一职务。如今，他仍在周二出现在接待大厅登记窗口前，重新做回了访民。
　　47岁的李华成身高1米61，大圆脸、额头宽大，短发紧贴头皮，皮肤晒得黑红，卷到脚腕的裤管下，是一双破旧的黑布鞋。“信访解决不了问题。”他点着一根烟，狠狠地吸了一口。

“京城有包青天”

　　李华成是成都市青羊区文家乡董家坝村村民。他和妻子牟红秀育有一子，正读大学一年级。他在家中排行第四，上面有3个姐姐，父母都是农民，家境贫寒，因此李华成初中没有毕业便出去打工，补贴家用。在征地拆迁前，他已是村里的包工组长，负责带领村人互相帮助盖房子，用他的话说，“事业达到顶峰”。
　　李华成认为当地政府的拆迁征地毁了他的一生。
　　2005年，青羊区修建景观大道，要占用李华成的房屋，李华成认为赔偿数额不合理，双方一直未达成协议。2007年，当地再次修建占地1500多亩的高尔夫俱乐部，董家坝村7组的土地全部被征收。李华成家有7亩自留地，种的都是果树。他拒绝土地流转，希望政府给在其他地方划同样大小的土地。他也对自留地上附着物的赔偿数额不满意。他最终成了村里为数不多的钉子户。
　　那年国庆，家里突然断了电，儿子正读初中，每晚只能点蜡烛看书。“这彻底激怒了我。”李华成不再工作，从此走上了上访之路。
　　2009年6月24日，李华成记得很清晰，那天，100多名不明身份人员，将他和妻子架出，拖上面包车带走。他的房子被推土机强拆，土地被强征。
　　“当时家里有五万两千元钱，还有账本，我问能不能把钱拿出来，然后随便拆，但没同意。”李华成说着，眉毛都竖了起来。
　　那年7月，听从别人建议，李华成和妻子去北京告状。为了省钱，他们买了站票，坐了三十几个小时的绿皮火车，人很多很热，晚上就睡在过道里。
　　那也是李华成第一次到北京。他之前对北京的了解全部来自儿歌《我爱北京天安门》，他觉得北京是首都，是公平正义和为民做主的地方，很神圣。“京城里有包青天。”因此，他一路心中充满期待，觉得只要见到中央领导，自己的问题就能解决。“走在北京的马路上，心胸都宽阔了很多。”
　　他和妻子住进了40元一晚的地下室，蚊子很多，一晚上没睡着。第二天天不亮去国家信访局排队，不想前面已有上百人。有身强力壮的人想插队，李华成说：“你本身就是弱势群体，还欺负弱势群体的人！”
　　一直到下午，他才把材料交上去，当场拿到了回执，他兴奋极了。

“我是跟恶官僚斗”

　　拿到回执第二天他就去看天安门，这是他从小的梦想。由于连日奔波，他脸色很差，手中装满材料的袋子，出卖了他的身份。
　　一个警察过来问：“你是不是上访的？哪里人？需不需要给你们驻京办说？”
　　李华成用蹩脚的普通话介绍了自己，并同意告诉驻京办。他觉得那名警察是个好人，在派出所给他水喝。
　　成都街道办的人和警察来接他们夫妻俩回去。
　　随后，他被带到派出所询问了一天，第二天被送到了拘留所，最终被青羊区公安分局以非法携带证据为由行政拘留9天。行政处罚决定书他还留着，上面写道：“据查两人非法携带两份材料，22张照片，3张光盘到北京上访确有此事。”
　　出来后，李华成心有不甘：“我是恐怖分子吗？访民不能去天安门吗？如果我扰乱国家信访局秩序他们会给我回执单吗？”
　　他坚信自己的逻辑，也更坚定了维权的决心。他花几百元买了法律书籍，开始学习法律。最先学的是《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法》。一个月后，他向成都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要求撤销青羊分局对他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
　　但成都市公安局支持分局的处罚决定，认为：青羊分局对他的行政处罚，适用依据正确，内容适当，程序合法。
　　李华成的犟劲儿上来了，继续起诉了青羊区政府、成都市人民政府、省公安厅……他唐·吉诃德一般，一次次挥舞着长枪冲向想象的风车，到头来风车纹丝不动——他所有的起诉无一立案，连驳回通知书都没有。
　　亲戚朋友劝他放弃。他说：“我会把握尺度的，谢谢。”街道办工作人员也告诫李华成不要再去起诉政府部门，李华成义正辞严地回应：“政府是人民的，我没跟政府斗，我是跟恶官僚斗！”他觉得对方连这点基本认识都没有，没资格跟他谈话。
　　诉讼无效，他便继续上访。国庆节、两会、党代会，凡是重点会议期间，他就去北京。有了第一次赴京上访的经验，他每次都在国家信访局登记后，就去天安门找民警诉苦，之后被地方政府接回来。
　　久而久之，这个过程仿佛成了个游戏。李华成说，虽然没有成果，但可以不断通过这种方式给当地政府施压。他甚至幽默感十足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维权要保持轻松的心态，快乐的心态，要以苦为乐。”

“信访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乐事”竟然真的出现了。
　　2012年年底，李华成学习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后，分别向成都市国土资源局、四川省国土资源厅、国土资源部申请公开“董家坝7组所建高尔夫球场和别墅占地”的批文信息。
　　之后，三级国土部门都回复他：经查，没有批文信息。李华成高兴了：没有批文，就是违法占地。他带着记者去暗访高尔夫球场，最终曝光。
　　曝光没有使高尔夫球场停止施工，但李华成一直引以为豪，“这是个壮举，我这是为民请命。”
　　曝光也没有帮助李华成要回自己的土地、解决他的问题，反倒使他成为重点监控对象。街道办抽调联防队员对他轮流监视。
　　2013年两会期间的一天傍晚，李华成正在楼下看别人打麻将，被警察带走，在派出所待到深夜才回家。他年近八旬的母亲见他久久不归，下楼找他时摔了一跤，之后便病倒，3个多月后去世。“那天是7月1日。”李华成强调。
　　当时正值中日双方钓鱼岛争端白热化，李华成希望儿子报考军校，可是政审时，他上访被行政拘留的记录，成为儿子升学无法逾越的障碍。
　　所有的怨恨积累在一起，李华成向法院提出了当地政府给予他900万行政赔偿的诉讼请求。有人质疑他是漫天要价，他回答：“我这是让政府知道不规范执法的代价。”
　　但没人理他。
　　“我现在是骑虎难下，下来就被老虎吃了，我必须把老虎制服才能下来。”李华成宣誓一般说道：“这场战争或者游戏我会坚持到底，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但他其实也很矛盾。成都金牛区唐福珍自焚事件后，他给唐福珍送了花圈，不过他又话锋一转：“我维权有两个原则，一是不伤害自己，二是不危害社会。”
　　他又走回了信访之路，每周二都去青羊区信访局上访，从不缺席。周二是区领导接访的日子。
　　他以为生活就会这样下去。
　　妻子牟红秀支持他。牟红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信访是我们唯一的希望。”她身体很单薄，与拆迁人员发生冲突时脊椎受过伤，至今未愈。夫妻俩都没有正式工作，在离家十多公里外的荒地里种菜，维持生计。李华成说：“你看，访民也是自强不息的！”
　　自家房子被强拆后，两口子一直在外租房，李华成父母去世后，他们搬进了父母的回迁安置房。两室一厅的房间低矮破旧，水泥地板上堆满了麻袋和农具，麻袋里装满了粮食。笨拙的电视机是家里最像样的电器。李华成有点自嘲又自大地说：“这屋子与我的气质有点不相符，我说起话这么硬气，应该像个有钱人。”

从“李主任”到弼马温

　　这样的生活在2013年9月底被打破。一天，李华成在信访局接待大厅碰上了青羊区信访局局长谢愚，对方把他叫住：“你来信访局上班吧。”
　　李华成本以为是玩笑之谈。没想到，过了几天，信访局专门通知他去局里一趟。原来真的想让他去信访局上班：每周二上午（即区领导接待日）上班，在接待大厅一旁有他的办公室，月工资800元，专门负责需接待因征地拆迁问题上访的访民。
　　李华成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谢愚告诉请他当信访调解主任，给访民普法、讲道理，劝说访民走司法程序，并向访民传达信访局工作的难处。谢愚甚至还向大家介绍：“这是李主任。”
　　李华成听了信心满满，认为距离解决自己的问题不远了。而且，“李主任”的称呼相当有吸引力。他表示愿意接受，也提了自己的要求：“绝不偏向任何一方，必须公平公正。”
　　国庆节后的第一个周二，他就上班了。每次，他都先在信访登记窗口排队登记自己的上访诉求，之后，转身走到信访室一侧的办公室，成为“李主任”。
　　红底黄字的“李华成信访调解室”牌子后，是间约10平方米的办公室，墙上挂满了“为党分忧、为民解难”之类的锦旗，身材矮小的李华成正襟危坐，信访局还为他配了一位“秘书”。他很认真地对秘书说：“我说的哪里不对，请批评指正！”
　　李华成一上午最多接待十几名访民，至少也有一两名。中午他在信访局吃免费午餐，下午骑电动车回家。
　　他也整理了一套工作方法，先跟访民讲法、讲政策，然后结合自己经历出主意，他还研究公文写作格式，帮访民改正。
　　李华成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份公益事业——成为访民和政府之间的桥梁，“不想有下一个李华成再受到伤害，为社会健康和谐做出贡献。”
　　谭伟是苏坡街道办访民，他第一次上访就遇见李华成。李华成带他到接访的区领导面前说：“请依法依理督促相关部门把相关问题解决了！”李华成回忆，他以前从没这么直接和上级领导说过话。
　　谭伟也是因征地拆迁上访，但李华成的帮助没使问题得到解决。他后来便放弃了。“我女儿才15岁，我要工作挣钱，没时间再上访了，上访也没有用；不像李华成有文化，我小学没毕业也不会打官司，不知该怎么办。”
　　李华成的工作似乎也有成效。访民薛明远被李华成说服，开始走司法程序。一段时间，青羊区信访局访民明显减少了。
　　访民的看法却不同。谭伟觉得李华成变成了领导的“防弹衣”，还有人他被“招安”了，是“叛徒”，更多访民说：“李华成在接访，给领导当挡箭牌，去了也没用，不如不去。”
　　被叫了几个月“李主任”后，李华成渐渐觉得不是滋味了：他初中都没有毕业，而信访局的工作人员都是大学毕业、公务员，大家都用别样的眼光瞧他，李华成感到，“我跟他们成不了朋友”；接访了几个月，他除了帮忙说几句“请依法解决相关问题”，没帮助一个访民解决问题。他渐渐灰了心，有熟人在信访室遇见他，想请他帮忙多说几句，他冷冷地回：我其实是个弼马温。

“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李华成觉得被骗了。他决定辞去这份差事。
　　不过，“李主任”的影子还常在李华成身上显现。访民薛明远觉得李华成有知识、有能耐，政府都讲不过他；但“当官”后，李华成学会了打官腔，比如“说着说着话，声调一下子提得很高，吓人一跳”。
　　谈及任何一部法律，李华成都会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七个字，以示威严。因此有人揶揄他：“李华成你现在不一样了，说话高度不一样了！”
　　不过，访民经验似乎也依然有效。他能在人群中很快识别谁是记者，谁是派来跟踪他的人。和《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会面时，他说他觉得刚才有联防人员跟踪他，就把雨衣蒙在头上，一个急转弯，然后加速，把人甩掉了。
　　在电动车后备厢里，一个绿色塑料袋里装着他多年的信访资料，他仔细地用文件夹分类整理好，足有一本新华字典那么厚。
　　但信访调解室的经历使他对上访的作用也失去了信心，“就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司法程序屡屡碰壁，又对信访失去了信心，未来怎么办？
　　“我还是得坚持下去。”他说，“说不定哪天遇到一位开明领导，我的问题就解决了。”
　　“你觉得能遇到吗？”
　　“一定能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