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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健康守护热线开通一年接听来电一万多个。工作人员分析来电特点如下。
高危行为后“恐艾”咨询不断
在地坛医院门诊大厅的南侧，有一个带有落地窗的小屋，坐在里面可以清楚地看到医院人来人往。这个小屋对很多艾滋病患者及志愿者们来说非常熟悉和亲切，不大的办公室接待过不少焦虑不安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倾听过他们的困扰和痛苦。而办公桌上的一部热线电话，把这间有限的“红丝带之家”延伸到了全国。
一年前，北京“红丝带之家”开通了一个面向全国的守护健康援助热线。一年来，15名工作人员先后接听了一万多个来电，有询问艾滋病用药问题的，有确诊后不知所措的，也有恐艾人群一遍又一遍的来电……中午往往是来电的密集期，为此，工作人员们很少吃上一顿完整的午饭，常常一个电话就是20多分钟。而这些辛苦也换来了来电者的信任，不少电话从“我替朋友问一下”开始，以“那个朋友就是我”结束。
2017年世界艾滋病日前夕，北京“红丝带之家”开通了守护健康援助热线4000681221。现场，北京地坛医院艾滋病诊治专家赵红心接听、回答了首个热线咨询电话。
15名“红丝带之家”的工作人员承担起了这条热线的接听工作，为艾滋病感染者，医护人员提供艾滋病危险性行为评估咨询、职业暴露评估咨询、心理疏导、就诊咨询等服务，帮助公众了解艾滋病基本知识、国家“四免一关怀”政策。从一年来的接听情况看，午餐时分成为来电高峰、高危行为后“恐艾”咨询不断、最怕暴露隐私成为热线的三大特点。
日均40个来电中午成为来电高峰
北京“红丝带之家”副会长、办公室主任王克荣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所有的来电者中以男性居多，年轻男性更是主要人群，这也与我国目前的艾滋病感染者情况相同。
“我们不会对电话进行录音，更不会询问来电者的个人信息，只对他们的疑问进行解答。”王克荣说，保护隐私对于艾滋病防控工作者来说是一条基本原则。每周日到周五，早上8点到下午4点半，电话一响，“红丝带之家”的工作人员就会第一时间接起电话。电话量不固定，但平均下来每天的接听量在40个左右，最多有一天60多个。
“午饭时候或者临近午饭的时候来电比较密集，”北京“红丝带之家”的志愿者旭东说，“经常我们这边刚坐下来准备吃饭，电话就响了。放下筷子接电话，一个接一个，再回去吃饭的时候饭就凉了。”对这种情况旭东表示理解：“他们肯定也是选择比如旁边没啥人，方便的时候，上午下午都有工作或者学习安排，中午就成了来电高峰。”
恐艾者的电话很“专业”
“我的衣服和家人的衣服一起洗，会传染给他们吗？”王克荣曾经接到过一名感染者小心翼翼的询问。“不会，放心。艾滋病的传播渠道只有三个，性传播、血液传播和母婴传播。”王克荣用平静温和的语气回答电话那头的咨询者。这样的疾病咨询组成了每天来电的主要内容。有的是感染者打来，有时候是感染者的家属打来。
除了关于艾滋病相关问题的咨询，恐艾者的来电也让工作人员印象深刻。“老师老师，我有个问题咨询一下，占用你三分钟时间。”这句话开头的电话，“红丝带之家”的成员几乎都接到过。对方是一名恐艾者，一次高危性行为后，担心自己会感染上艾滋病。最初打来电话是询问如何检测，多次抗体检测都是阳性（没有感染HIV）后，并没有消除他的担忧。“会不会过几年才查出来感染啊？”“上次抽血，没有看到医生换针头，我会不会感染？”
旭东说，恐艾者对艾滋病知识的了解不比专业人士少，但为了消除内心的疑问和恐惧，会不断地打来电话。电话接起来就很难放下，常常一打就是二三十分钟。“他们经常提出一个问题后，自己回答，然后又把自己绕进去，陷入到对艾滋病的恐惧中走不出来。”
最担心隐私被暴露
刚确诊的感染者往往比较谨慎，不愿承认“我感染了”。王克荣接听的电话里，就有过这样的故事。“您好，我替朋友咨询一下，感染了艾滋病的话，会有哪些表现呢？去哪里做检测？”耐心回答完一系列问题后，王克荣提醒他：“您最好让朋友给我们打一个，具体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直接跟他说。”这个时候，对方沉默了几秒钟，说“其实那个朋友就是我”。
王克荣说：“我很理解他们的这种心情，一是怕暴露隐私，第一次打来的时候，往往比较谨慎。另外就是，病耻感让他们很难承认‘我是一名感染者’或者‘我可能感染了HIV’。”
不久前，工作人员旭东接到一个电话，听声音是个年轻的小伙子：“我刚被确诊感染了，可以到你们医院治疗吗？”旭东问他是否拿到了确诊报告，小伙子说：“疾控中心给我打电话了，但我不敢去取。去了会不会被别人知道？”
这是很多刚被确诊的感染者的共同顾虑。旭东告诉他：“不用担心，疾控中心有非常严格的工作规范，不会暴露你的个人信息，这么多感染者都在治疗，没有出现泄露个人隐私的。确诊报告一定要保存好，这是以后治疗的重要凭证……”挂电话前，小伙子说：“你什么时候在医院？到时候我去找你，你带我过去拿药可以吗？”
对话
希望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能“正大光明”地看病拿药
对话人：北京“红丝带之家”副会长王克荣
北青报：您觉得这些年来“艾滋病”在国内有哪些变化？
王克荣：400热线来电中多数人都知道艾滋病的三个传播渠道等基础知识，这个小细节也折射出全社会对于艾滋病的认识水平在提高。变化还体现在抗病毒治疗水平提高、国家对于艾滋病防控的投入加大、社会对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歧视减轻等。
北青报：志愿服务還有哪些难点呢？
王克荣：比如艾滋病患者住院难、手术难的问题。在北京地坛医院、佑安医院艾滋病患者的治疗效果都很好，但他们往往还是有病耻感，到其他医院就诊的时候会遇到一些困难。
北青报：志愿服务未来是否有一些新的举措？
王克荣：400热线开通后，接到了很多偏远地区的电话，这些地区在艾滋病知识普及、母婴阻断的推广仍然欠缺。也是基于这样的情况，今年“红丝带之家”开始到凉山等地区，培养当地的志愿者队伍，让基层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享受到更好的医疗服务。此外，年轻的来电者也比较多，还是要继续加大对青年、大学生群体的防艾宣传。
北青报：明年是“红丝带之家”成立20周年，未来有什么愿景呢？
王克荣：希望艾滋病患者和其他病人一样，走到医院看病的时候，可以“正大光明”“大大方方”地说：“我是HIV感染者”，而不必担心有异样的眼光。（摘自《北京青年报》记者/张小妹）
高危行为后“恐艾”咨询不断
在地坛医院门诊大厅的南侧，有一个带有落地窗的小屋，坐在里面可以清楚地看到医院人来人往。这个小屋对很多艾滋病患者及志愿者们来说非常熟悉和亲切，不大的办公室接待过不少焦虑不安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倾听过他们的困扰和痛苦。而办公桌上的一部热线电话，把这间有限的“红丝带之家”延伸到了全国。
一年前，北京“红丝带之家”开通了一个面向全国的守护健康援助热线。一年来，15名工作人员先后接听了一万多个来电，有询问艾滋病用药问题的，有确诊后不知所措的，也有恐艾人群一遍又一遍的来电……中午往往是来电的密集期，为此，工作人员们很少吃上一顿完整的午饭，常常一个电话就是20多分钟。而这些辛苦也换来了来电者的信任，不少电话从“我替朋友问一下”开始，以“那个朋友就是我”结束。
2017年世界艾滋病日前夕，北京“红丝带之家”开通了守护健康援助热线4000681221。现场，北京地坛医院艾滋病诊治专家赵红心接听、回答了首个热线咨询电话。
15名“红丝带之家”的工作人员承担起了这条热线的接听工作，为艾滋病感染者，医护人员提供艾滋病危险性行为评估咨询、职业暴露评估咨询、心理疏导、就诊咨询等服务，帮助公众了解艾滋病基本知识、国家“四免一关怀”政策。从一年来的接听情况看，午餐时分成为来电高峰、高危行为后“恐艾”咨询不断、最怕暴露隐私成为热线的三大特点。
日均40个来电中午成为来电高峰
北京“红丝带之家”副会长、办公室主任王克荣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所有的来电者中以男性居多，年轻男性更是主要人群，这也与我国目前的艾滋病感染者情况相同。
“我们不会对电话进行录音，更不会询问来电者的个人信息，只对他们的疑问进行解答。”王克荣说，保护隐私对于艾滋病防控工作者来说是一条基本原则。每周日到周五，早上8点到下午4点半，电话一响，“红丝带之家”的工作人员就会第一时间接起电话。电话量不固定，但平均下来每天的接听量在40个左右，最多有一天60多个。
“午饭时候或者临近午饭的时候来电比较密集，”北京“红丝带之家”的志愿者旭东说，“经常我们这边刚坐下来准备吃饭，电话就响了。放下筷子接电话，一个接一个，再回去吃饭的时候饭就凉了。”对这种情况旭东表示理解：“他们肯定也是选择比如旁边没啥人，方便的时候，上午下午都有工作或者学习安排，中午就成了来电高峰。”
恐艾者的电话很“专业”
“我的衣服和家人的衣服一起洗，会传染给他们吗？”王克荣曾经接到过一名感染者小心翼翼的询问。“不会，放心。艾滋病的传播渠道只有三个，性传播、血液传播和母婴传播。”王克荣用平静温和的语气回答电话那头的咨询者。这样的疾病咨询组成了每天来电的主要内容。有的是感染者打来，有时候是感染者的家属打来。
除了关于艾滋病相关问题的咨询，恐艾者的来电也让工作人员印象深刻。“老师老师，我有个问题咨询一下，占用你三分钟时间。”这句话开头的电话，“红丝带之家”的成员几乎都接到过。对方是一名恐艾者，一次高危性行为后，担心自己会感染上艾滋病。最初打来电话是询问如何检测，多次抗体检测都是阳性（没有感染HIV）后，并没有消除他的担忧。“会不会过几年才查出来感染啊？”“上次抽血，没有看到医生换针头，我会不会感染？”
旭东说，恐艾者对艾滋病知识的了解不比专业人士少，但为了消除内心的疑问和恐惧，会不断地打来电话。电话接起来就很难放下，常常一打就是二三十分钟。“他们经常提出一个问题后，自己回答，然后又把自己绕进去，陷入到对艾滋病的恐惧中走不出来。”
最担心隐私被暴露
刚确诊的感染者往往比较谨慎，不愿承认“我感染了”。王克荣接听的电话里，就有过这样的故事。“您好，我替朋友咨询一下，感染了艾滋病的话，会有哪些表现呢？去哪里做检测？”耐心回答完一系列问题后，王克荣提醒他：“您最好让朋友给我们打一个，具体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直接跟他说。”这个时候，对方沉默了几秒钟，说“其实那个朋友就是我”。
王克荣说：“我很理解他们的这种心情，一是怕暴露隐私，第一次打来的时候，往往比较谨慎。另外就是，病耻感让他们很难承认‘我是一名感染者’或者‘我可能感染了HIV’。”
不久前，工作人员旭东接到一个电话，听声音是个年轻的小伙子：“我刚被确诊感染了，可以到你们医院治疗吗？”旭东问他是否拿到了确诊报告，小伙子说：“疾控中心给我打电话了，但我不敢去取。去了会不会被别人知道？”
这是很多刚被确诊的感染者的共同顾虑。旭东告诉他：“不用担心，疾控中心有非常严格的工作规范，不会暴露你的个人信息，这么多感染者都在治疗，没有出现泄露个人隐私的。确诊报告一定要保存好，这是以后治疗的重要凭证……”挂电话前，小伙子说：“你什么时候在医院？到时候我去找你，你带我过去拿药可以吗？”
对话
希望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能“正大光明”地看病拿药
对话人：北京“红丝带之家”副会长王克荣
北青报：您觉得这些年来“艾滋病”在国内有哪些变化？
王克荣：400热线来电中多数人都知道艾滋病的三个传播渠道等基础知识，这个小细节也折射出全社会对于艾滋病的认识水平在提高。变化还体现在抗病毒治疗水平提高、国家对于艾滋病防控的投入加大、社会对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歧视减轻等。
北青报：志愿服务還有哪些难点呢？
王克荣：比如艾滋病患者住院难、手术难的问题。在北京地坛医院、佑安医院艾滋病患者的治疗效果都很好，但他们往往还是有病耻感，到其他医院就诊的时候会遇到一些困难。
北青报：志愿服务未来是否有一些新的举措？
王克荣：400热线开通后，接到了很多偏远地区的电话，这些地区在艾滋病知识普及、母婴阻断的推广仍然欠缺。也是基于这样的情况，今年“红丝带之家”开始到凉山等地区，培养当地的志愿者队伍，让基层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享受到更好的医疗服务。此外，年轻的来电者也比较多，还是要继续加大对青年、大学生群体的防艾宣传。
北青报：明年是“红丝带之家”成立20周年，未来有什么愿景呢？
王克荣：希望艾滋病患者和其他病人一样，走到医院看病的时候，可以“正大光明”“大大方方”地说：“我是HIV感染者”，而不必担心有异样的眼光。（摘自《北京青年报》记者/张小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