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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国家法定节假日调整方案所引发的大规模激辩，乃是近期最重要的公共事件之一。此次公共讨论的议题不仅触及了“调整方案利大弊大”之类的具体表象，更深入到“民意是否真实”、“民意吸纳机制是否合理”、“公共决策如何尊重民意”等深层次问题。正是这些特殊之处，使得此次事件在中国民主社会的成长史上别有意味。
调查问卷是个坑
2007年11月9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其官方网站及国内主要门户网站公布了《国家法定节假日调整方案》，并刊登了对调整方案的问卷调查，征求公众意见。
调整方案一公布，相关评论连篇累牍，网民留言多达数十万条。褒贬不一的舆论声浪中，增设传统节日获得了普遍认同，但取消“五一”黄金周却招来如潮争议。
2007年11月15日，在5家官方指定的网站上进行的网上问卷调查正式结束，约有155万名网民参与了调查，6个调查问题全部获得过半数的支持率，而且大多超过80%的支持率。调查方据此得出结论：约有八成民众支持调整方案。
然而，与超高支持率相伴的，却是更加高涨的舆论批评，网上数十万网民跟帖更是令调整方案大输人气。并且，质疑的炮火集中轰向了调查问卷本身。
人们质疑，调查问卷的6道调查题，竭力放大了节假日调整可能带来的益处，却回避了最受关注、争议最大的“五一”黄金周问题。使人们无法表达真实的意见，有“逼人支持”、收拢好话之嫌。
以调查问卷中唯一与“五一”黄金周沾点边的第二题为例，该题是：“对于将‘五一’国际劳动节调整出的2天和新增加的1天用于增加清明、端午、中秋三个传统节日为国家法定节假日，您的态度是什么？”许多网民质疑说，该题不仅将取消“五一”黄金周为预设前提，而且和增加传统节日“搅在一起”，诱使人们选择“支持”，甚至无论怎样回答都可视为同意调整方案。即便如此，对该问题68%的支持率也是所有调查问题中最低的，这也许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们的无奈心态。
一些专家直言不讳地指出，调查问卷的设计存在重大缺陷，应当明确列出“是否同意取消‘五一’黄金周”这一关键问题，否则无法反映真正的民意。而诸多网民则形容调查问卷“是个坑”、“是个陷阱”。一些言词激烈者，直斥这是一场“诱骗民意、辱人智商”的“民意调查秀”。有专家学者进一步批评说，民意调查应当充分满足百姓的表达权，如果仅仅为了博取所谓的“民意支持”和“一致看法”，只会掩盖问题，并在日后形成新的难题。
就在官方民意调查陷入信任危机之时，各种民间调查却风起云涌。人民网的民调显示，60%的网民明确反对取消“五一”黄金周。沈阳、太原两地媒体的民调则表明，分别有六成沈阳市民和七成太原市民是旗帜鲜明的反对者。媒体之外，一些公民个人也展开了自发性的民意调查。深圳一位职员借就餐之机，在食堂举行了“全民公决”，结果127名同事仅有3人同意取消“五一”黄金周。海口一位干部看了电视播放的有关“超高支持率”的新闻后，疑窦顿生，当即在本单位各部门作了走访，结果无一人赞同取消“五一”长假……超高支持率的官方调查与超低支持率的民间调查，令扑朔迷离的“民意”，一时胶着成虚虚实实、真伪难辨的奇特景观。
遭到质疑的还有此次民意调查的方式、程序等等。不足一周的调查时间，使得公众来不及通过信函等形式反映意见，难免有仓促、草率之嫌。更重要的是，网民作为特殊群体，并不能代言全体公众的意见，尤其是对于那些缺乏上网条件的农民工、“蓝领”职工而言，更是难以表达自己的心声，而这些渴望团聚、休假的底层群体，恰恰对“五一”黄金周存废极为敏感。
“调查问卷是个坑”——这样的情绪宣泄也许过于偏激，对于官方调查的种种指责也许不无偏颇之处。但重要的是，正是通过对调查问卷的质疑，社会关注的焦点已不再纠缠于节假日调整方案本身，而是直面民意吸纳的真伪性、民主形式的合理性等深层次问题，对于国人的民主意识和民主素质而言，这是一次令人欣喜的“上升”。
傲慢与偏见
面对社会质疑，有关部门的回应是“没有调整问卷的打算”。一位有“说漏嘴”之嫌的官方人士更是直言：“设计这个问题的目的并不是要征集大家的意见，把大家的想法都征收上来。”此言一出，群情哗然，一位网友不无黑色幽默地留言：“既然如此，大家还瞎填什么问卷!”
尽管有关方面表示，除了网上调查外，通过热线电话、电子邮件、信函等渠道反映上来的公众意见，也将提交上去。但是得到高调宣传的却是网上调查的超高支持率，至于其他渠道收集到的意见，以及与此相关的科学统计等等，却未公之于众。与此同时，一些官方人士频频放出“调整方案预计不会再有大的变动”、“不出意外的话，明年‘五一’长假将被取消”之类的暗示，不免使公众高涨的参与热情有冷水淋头之感。
耐人寻味的是，参与拟定调整方案的一些专家，也令不少公众颇感失望。参与公共决策的专家学者，本应以独立的、理性的姿态参与其间，但一些专家不顾民意沸扬，四处推销“取消黄金周有百利而无一害，对新方案我想不出什么反对理由”之类的论调，被人批评为“上级意志的传声筒”，甚至被一些网民施以“吐口水”待遇，将专家与专断画上等号。
典型的一例是，根据调整方案，一年中的法定节假日由10天增加为11天，这多出来的1天成了一些专家兴致勃勃、反复强调的“亮点”，甚至上升到“反映了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新阶段”之类的高度。但不少普通百姓的真实感受却是，每逢除夕、中秋这样的传统节日，许多单位出于人性化考虑，都实行放半天假甚至一天假的“潜规则”，而调整方案将这些特殊日子正式计入节假日，反而“洗白”了原来的“准假日”，导致全年假期变相缩水，又何来增加1天假日之喜？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参与此次节假日改革的专家大多来自高等院校，每年有着长达三个多月的寒暑假，被许多人视若珍宝的黄金周，对这些专家也许只是可有可无的鸡肋。这些“社会精英”无法体会底层群体的生存状况和情感需要，也就难以要求他们以普通劳动者的立场思考问题。
追溯起来，1999年出台的黄金周等休假制度，基本上就是关门决策的结果，以致施行8年就面临夭折的困局。时至今日，有关部门在拟制调整方案的过程中，虽然已通过座谈会、专题调研等途径征求意见，但参与其间的多为政府部门、社会团体以及专家学者、企业高管等精英人士，基本上局限于“高层论坛”，而且调整思路、意见分歧等等始终处于封闭状态，亿万普通劳动者只能围绕一些“小道消息”干着急。
合理的做法是，在拟制调整方案的过程中，就应该提出多套调整方案，并通过听证、公众征询、公开讨论等方式，允许社会各阶层，尤其是普通劳动者参与政策拟制。如果由部门、专家独享政策拟制权，很难想象他们能在黄金周存废等重大问题上充分理解普通劳动者的愿望。调整方案一旦成形，出于维护“官方权威”的需要或专家的惯性思维使然，即使开展了一些民意调查等等，也容易走过场。而且，对于这样一项关涉全民福利的政策调整，似乎也不应由行政机关把持最终决策权，而是应当提请人大审议，由民意机关再把一道关。
事关国民重大利益的公共政策，如何打破决策权的垄断，使公众参与的节点尽可能地提前，以防止决策过程中可能滋生的傲慢与偏见，在民意充分表达、意见充分博弈的基础上达成最优方案，并通过舆论、人大等各种层次的民主机制加以平衡和制约。这些，乃是公共生活必须解决的大问题。
以民意为本，方能以人为本
2007年12月7日，高层原则通过了国家法定节假日调整方案，经进一步修改后于12月16日公布实施。至此，取消“五一”黄金周等重大改变已成定局，但是在此期间，来自网络和民间社会的争议仍是“一地鸡毛”。在经历了如此澎湃的论辩后，假日政策的修正并未达成基本共识，不能不令人备感遗憾。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在社会利益日趋多元、民主意识日益提升的年代，公共政策遭遇种种争议和批评，乃是正常现象。重要的是，如何真诚对待众说纷纭的民间意见，尤其是如何尊重反对者的声音。这就需要构建起公平合理的公共讨论机制，以及严谨科学的民意吸纳、评估、回应机制等等。这样的民主机制，虽然不能满足所有人的个人愿望，但必须满足所有人的知情权和表达权，使人人享受到真实的民主滋味。
综观此次节假日政策的调整过程，虽然也不乏开放的高姿态，在节假日调整方案正式公布后，有关部门也在公共媒体上较为具体地阐释了此次政策修正的前因后果、民意反响等等，尤其是对反对者的声音尽量作出了解释，体现了公权机关面对民意的应尽责任。但在此之前，无论是有“陷阱”之嫌的民意调查，还是有关方面对种种质疑的轻描淡写和躲闪回避，乃至决策过程中远远不够充分的公共讨论，以及有意无意暴露的傲慢与偏见，都成为当下意见纷扰不止、民意反弹不休的根源所在，公共决策部门的民主意识、民主技术等等显然远未成熟。
对民意的尊重，亦体现在如何正确解读民意。对黄金周弊端的讨伐由来已久，其中不乏来自普通民众的抱怨，但如果将其视为取消“五一”黄金周的“民意基础”，恐怕是对民意的严重曲解。需要厘清的是，一些公众对黄金周的情绪发泄，究竟是讨厌悠长的假期，还是不满严重滞后的公共服务，这涉及到政策修正的基本思路究竟是简单地废弃黄金周，还是想方设法提高公共服务能力，恐怕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问题的另一面是，节假日政策的制定应当秉持怎样的出发点？黄金周休假制度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的背景下诞生的，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促进旅游、拉动内需。在其后几年的黄金周存废之争中，旅游部门亦以报喜的姿态，不断公布黄金周期间旅游收入的“井喷”，以此力挺黄金周。如今，虽然提出了许多新的调整理由，但参与决策的一些部门和专家还是更多地围着“假日经济”打转转，只不过这一回，黄金周已经“对消费的边际贡献在递减”、“拉动经济的效果不佳”，“经济至上”的思维依然主宰着黄金周的进退、左右着节假日政策的天平。
黄金周真的应该等同于“经济工具”吗？节假日制度真的应该以经济考量为首吗？事实上，以拉动内需为原始出发点的黄金周，却在客观上增进了国民的休息福利。而国民休假制度的设计，也应当以保障国民休息权、改善国民生活质量为核心追求。遗憾的是，以前的决策曾陷入了惟“经济利益”马首是瞻的误区，今天的决策过程也不能说完全走出了这种误区。
“弘扬传统文化”等等，亦是此次节假日调整的重要理由，这些固然是良好的愿望。但是，且不论几个传统节日能否承载起“弘扬文化”的伟大使命，重要的是，与一些专家反复抒发的宏大意义相比，如何真正了解、真正满足百姓最真实、最朴素的休假愿望，也许才是最最要紧的。
休假并不是一种恩赐，而是全体国民应该享有的权利，是一种体现社会文明程度的公民生活方式和社会价值观。因此，如何使民众最大程度地自主决定休假制度，就成了衡量社会文明和民主水平的标尺。与节假日有关的公共决策只有以民意为本，才能由此实现以人为本。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即使黄金周外出旅游是“遭罪”，也不要轻易剥夺民众“遭罪”的权利！
围绕法定节假日调整所发生的风波，终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风平浪静。民众也许会慢慢习惯新的休假安排，并逐渐体会到政策修正可能带来的一些益处。但是，这起公共事件的“后效应”远远不止这些，它带给我们的最大教益就是——黄金周可以减少，但公共决策的含金量必须提高！
调查问卷是个坑
2007年11月9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其官方网站及国内主要门户网站公布了《国家法定节假日调整方案》，并刊登了对调整方案的问卷调查，征求公众意见。
调整方案一公布，相关评论连篇累牍，网民留言多达数十万条。褒贬不一的舆论声浪中，增设传统节日获得了普遍认同，但取消“五一”黄金周却招来如潮争议。
2007年11月15日，在5家官方指定的网站上进行的网上问卷调查正式结束，约有155万名网民参与了调查，6个调查问题全部获得过半数的支持率，而且大多超过80%的支持率。调查方据此得出结论：约有八成民众支持调整方案。
然而，与超高支持率相伴的，却是更加高涨的舆论批评，网上数十万网民跟帖更是令调整方案大输人气。并且，质疑的炮火集中轰向了调查问卷本身。
人们质疑，调查问卷的6道调查题，竭力放大了节假日调整可能带来的益处，却回避了最受关注、争议最大的“五一”黄金周问题。使人们无法表达真实的意见，有“逼人支持”、收拢好话之嫌。
以调查问卷中唯一与“五一”黄金周沾点边的第二题为例，该题是：“对于将‘五一’国际劳动节调整出的2天和新增加的1天用于增加清明、端午、中秋三个传统节日为国家法定节假日，您的态度是什么？”许多网民质疑说，该题不仅将取消“五一”黄金周为预设前提，而且和增加传统节日“搅在一起”，诱使人们选择“支持”，甚至无论怎样回答都可视为同意调整方案。即便如此，对该问题68%的支持率也是所有调查问题中最低的，这也许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们的无奈心态。
一些专家直言不讳地指出，调查问卷的设计存在重大缺陷，应当明确列出“是否同意取消‘五一’黄金周”这一关键问题，否则无法反映真正的民意。而诸多网民则形容调查问卷“是个坑”、“是个陷阱”。一些言词激烈者，直斥这是一场“诱骗民意、辱人智商”的“民意调查秀”。有专家学者进一步批评说，民意调查应当充分满足百姓的表达权，如果仅仅为了博取所谓的“民意支持”和“一致看法”，只会掩盖问题，并在日后形成新的难题。
就在官方民意调查陷入信任危机之时，各种民间调查却风起云涌。人民网的民调显示，60%的网民明确反对取消“五一”黄金周。沈阳、太原两地媒体的民调则表明，分别有六成沈阳市民和七成太原市民是旗帜鲜明的反对者。媒体之外，一些公民个人也展开了自发性的民意调查。深圳一位职员借就餐之机，在食堂举行了“全民公决”，结果127名同事仅有3人同意取消“五一”黄金周。海口一位干部看了电视播放的有关“超高支持率”的新闻后，疑窦顿生，当即在本单位各部门作了走访，结果无一人赞同取消“五一”长假……超高支持率的官方调查与超低支持率的民间调查，令扑朔迷离的“民意”，一时胶着成虚虚实实、真伪难辨的奇特景观。
遭到质疑的还有此次民意调查的方式、程序等等。不足一周的调查时间，使得公众来不及通过信函等形式反映意见，难免有仓促、草率之嫌。更重要的是，网民作为特殊群体，并不能代言全体公众的意见，尤其是对于那些缺乏上网条件的农民工、“蓝领”职工而言，更是难以表达自己的心声，而这些渴望团聚、休假的底层群体，恰恰对“五一”黄金周存废极为敏感。
“调查问卷是个坑”——这样的情绪宣泄也许过于偏激，对于官方调查的种种指责也许不无偏颇之处。但重要的是，正是通过对调查问卷的质疑，社会关注的焦点已不再纠缠于节假日调整方案本身，而是直面民意吸纳的真伪性、民主形式的合理性等深层次问题，对于国人的民主意识和民主素质而言，这是一次令人欣喜的“上升”。
傲慢与偏见
面对社会质疑，有关部门的回应是“没有调整问卷的打算”。一位有“说漏嘴”之嫌的官方人士更是直言：“设计这个问题的目的并不是要征集大家的意见，把大家的想法都征收上来。”此言一出，群情哗然，一位网友不无黑色幽默地留言：“既然如此，大家还瞎填什么问卷!”
尽管有关方面表示，除了网上调查外，通过热线电话、电子邮件、信函等渠道反映上来的公众意见，也将提交上去。但是得到高调宣传的却是网上调查的超高支持率，至于其他渠道收集到的意见，以及与此相关的科学统计等等，却未公之于众。与此同时，一些官方人士频频放出“调整方案预计不会再有大的变动”、“不出意外的话，明年‘五一’长假将被取消”之类的暗示，不免使公众高涨的参与热情有冷水淋头之感。
耐人寻味的是，参与拟定调整方案的一些专家，也令不少公众颇感失望。参与公共决策的专家学者，本应以独立的、理性的姿态参与其间，但一些专家不顾民意沸扬，四处推销“取消黄金周有百利而无一害，对新方案我想不出什么反对理由”之类的论调，被人批评为“上级意志的传声筒”，甚至被一些网民施以“吐口水”待遇，将专家与专断画上等号。
典型的一例是，根据调整方案，一年中的法定节假日由10天增加为11天，这多出来的1天成了一些专家兴致勃勃、反复强调的“亮点”，甚至上升到“反映了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新阶段”之类的高度。但不少普通百姓的真实感受却是，每逢除夕、中秋这样的传统节日，许多单位出于人性化考虑，都实行放半天假甚至一天假的“潜规则”，而调整方案将这些特殊日子正式计入节假日，反而“洗白”了原来的“准假日”，导致全年假期变相缩水，又何来增加1天假日之喜？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参与此次节假日改革的专家大多来自高等院校，每年有着长达三个多月的寒暑假，被许多人视若珍宝的黄金周，对这些专家也许只是可有可无的鸡肋。这些“社会精英”无法体会底层群体的生存状况和情感需要，也就难以要求他们以普通劳动者的立场思考问题。
追溯起来，1999年出台的黄金周等休假制度，基本上就是关门决策的结果，以致施行8年就面临夭折的困局。时至今日，有关部门在拟制调整方案的过程中，虽然已通过座谈会、专题调研等途径征求意见，但参与其间的多为政府部门、社会团体以及专家学者、企业高管等精英人士，基本上局限于“高层论坛”，而且调整思路、意见分歧等等始终处于封闭状态，亿万普通劳动者只能围绕一些“小道消息”干着急。
合理的做法是，在拟制调整方案的过程中，就应该提出多套调整方案，并通过听证、公众征询、公开讨论等方式，允许社会各阶层，尤其是普通劳动者参与政策拟制。如果由部门、专家独享政策拟制权，很难想象他们能在黄金周存废等重大问题上充分理解普通劳动者的愿望。调整方案一旦成形，出于维护“官方权威”的需要或专家的惯性思维使然，即使开展了一些民意调查等等，也容易走过场。而且，对于这样一项关涉全民福利的政策调整，似乎也不应由行政机关把持最终决策权，而是应当提请人大审议，由民意机关再把一道关。
事关国民重大利益的公共政策，如何打破决策权的垄断，使公众参与的节点尽可能地提前，以防止决策过程中可能滋生的傲慢与偏见，在民意充分表达、意见充分博弈的基础上达成最优方案，并通过舆论、人大等各种层次的民主机制加以平衡和制约。这些，乃是公共生活必须解决的大问题。
以民意为本，方能以人为本
2007年12月7日，高层原则通过了国家法定节假日调整方案，经进一步修改后于12月16日公布实施。至此，取消“五一”黄金周等重大改变已成定局，但是在此期间，来自网络和民间社会的争议仍是“一地鸡毛”。在经历了如此澎湃的论辩后，假日政策的修正并未达成基本共识，不能不令人备感遗憾。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在社会利益日趋多元、民主意识日益提升的年代，公共政策遭遇种种争议和批评，乃是正常现象。重要的是，如何真诚对待众说纷纭的民间意见，尤其是如何尊重反对者的声音。这就需要构建起公平合理的公共讨论机制，以及严谨科学的民意吸纳、评估、回应机制等等。这样的民主机制，虽然不能满足所有人的个人愿望，但必须满足所有人的知情权和表达权，使人人享受到真实的民主滋味。
综观此次节假日政策的调整过程，虽然也不乏开放的高姿态，在节假日调整方案正式公布后，有关部门也在公共媒体上较为具体地阐释了此次政策修正的前因后果、民意反响等等，尤其是对反对者的声音尽量作出了解释，体现了公权机关面对民意的应尽责任。但在此之前，无论是有“陷阱”之嫌的民意调查，还是有关方面对种种质疑的轻描淡写和躲闪回避，乃至决策过程中远远不够充分的公共讨论，以及有意无意暴露的傲慢与偏见，都成为当下意见纷扰不止、民意反弹不休的根源所在，公共决策部门的民主意识、民主技术等等显然远未成熟。
对民意的尊重，亦体现在如何正确解读民意。对黄金周弊端的讨伐由来已久，其中不乏来自普通民众的抱怨，但如果将其视为取消“五一”黄金周的“民意基础”，恐怕是对民意的严重曲解。需要厘清的是，一些公众对黄金周的情绪发泄，究竟是讨厌悠长的假期，还是不满严重滞后的公共服务，这涉及到政策修正的基本思路究竟是简单地废弃黄金周，还是想方设法提高公共服务能力，恐怕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问题的另一面是，节假日政策的制定应当秉持怎样的出发点？黄金周休假制度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的背景下诞生的，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促进旅游、拉动内需。在其后几年的黄金周存废之争中，旅游部门亦以报喜的姿态，不断公布黄金周期间旅游收入的“井喷”，以此力挺黄金周。如今，虽然提出了许多新的调整理由，但参与决策的一些部门和专家还是更多地围着“假日经济”打转转，只不过这一回，黄金周已经“对消费的边际贡献在递减”、“拉动经济的效果不佳”，“经济至上”的思维依然主宰着黄金周的进退、左右着节假日政策的天平。
黄金周真的应该等同于“经济工具”吗？节假日制度真的应该以经济考量为首吗？事实上，以拉动内需为原始出发点的黄金周，却在客观上增进了国民的休息福利。而国民休假制度的设计，也应当以保障国民休息权、改善国民生活质量为核心追求。遗憾的是，以前的决策曾陷入了惟“经济利益”马首是瞻的误区，今天的决策过程也不能说完全走出了这种误区。
“弘扬传统文化”等等，亦是此次节假日调整的重要理由，这些固然是良好的愿望。但是，且不论几个传统节日能否承载起“弘扬文化”的伟大使命，重要的是，与一些专家反复抒发的宏大意义相比，如何真正了解、真正满足百姓最真实、最朴素的休假愿望，也许才是最最要紧的。
休假并不是一种恩赐，而是全体国民应该享有的权利，是一种体现社会文明程度的公民生活方式和社会价值观。因此，如何使民众最大程度地自主决定休假制度，就成了衡量社会文明和民主水平的标尺。与节假日有关的公共决策只有以民意为本，才能由此实现以人为本。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即使黄金周外出旅游是“遭罪”，也不要轻易剥夺民众“遭罪”的权利！
围绕法定节假日调整所发生的风波，终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风平浪静。民众也许会慢慢习惯新的休假安排，并逐渐体会到政策修正可能带来的一些益处。但是，这起公共事件的“后效应”远远不止这些，它带给我们的最大教益就是——黄金周可以减少，但公共决策的含金量必须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