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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西的精神世界里，唯一的上帝是大写的未来。
因发明“金砖国家”（BRICs）一词而被称为“金砖之父”的经济学家奥尼尔在前些时候曾感慨：2001-2004年期间，许多人告诉他金砖国家本不应包括巴西，之后2008-2010年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称赞他将巴西纳^金砖国家是非常明智的，但现在，人们再次告诉他，巴西称不上是金砖国家。
他这么说可并不只是黑色幽默。巴西，这个即将迎来奥运会盛事的国家，在经历了前些年的经济狂飙之后，陷入低迷的窘境已经第三年了。去年巴西的GDP下降了3.8%（如按美元汇率折算则骤降了26.8%，过去一百年里比这更严重的只有两年），而就在继续衰退时，前一阵又弹劾了总统罗塞夫。眼看着连奥运场馆都还没盖好，英国《镜报》不失时机地奚落说，不如由伦敦接手过来办这届奥运会算了。
倒也不必为此吃惊，毕竟，像过山车一样骤升骤降的表现，一向是巴西历史上常见的剧情。
照例说，这是一个幸运的国度：国土辽阔，资源丰富，还远离旧大陆上残酷的战争，加上它众多的人口，巴西几乎在诞生之初就被认为是一个极具潜力的“未来之国”。在巴西国旗上至今印着法国学者孔德的名言“秩序与进步”，象征着那种相信不断进步的信念可以将它变得越来越好。
不幸的是，它最终的表现往往就像一个被断言饱含潜力的孩子，长大后却折腾来折腾去，始终未能将这种潜力完全发挥出来。几百年下来，巴西社会既缺乏秩序（巴西每十万人的凶杀案发生率是俄罗斯的2倍、印度的6倍、中国的22倍），进步看来也并不多——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其名著《忧郁的热带》中说，“一离开沿岸一带，必须记住的是，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巴西的变化多而发展少。”这里所说的“变化”，大概是“折腾”的委婉语。
与美国相比，巴西的不足是显而易见的：同为欧洲殖民地，巴西比美国更早开发、资源更丰富，但除了足球、桑巴舞和狂欢节之外，没看出巴西有值得一提的国际影响力。这固然是因为它的殖民地宗主国葡萄牙落后而自私（为免殖民地出现一个有文化的精英阶层，巴西到1808年才被允许出版报纸），但恐怕也有许多是巴西自身的问题。直到今天，巴西的出口都主要是农矿等初级产品，以至于它虽然早在1822年就获得了独立，但始终感觉自己仍是殖民地一之前是葡萄牙的，之后则是欧洲和美国的，巴西人有时开玩笑说：“我们不是巴西合众国，而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巴西。”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个虚弱的大国。虽然国土辽阔，但巴西的产业结构却一直很容易受到外界动荡的影响。染料树、糖料、黄金、钻石、烟草、棉花、可可、橡胶，所有这些曾在巴西盛极一时的产业，都遵循了一个同样的模式：一种产品决定了整体经济的状况，当这种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卖出高价时就经济繁荣，而价格大跌时就哀鸿遍野，遗留下巨大的残骸。就这样，一个个产业起起落落，不时有一阵经济奇迹，但却难以持续，人们有时极其乐观，有时又坠入深渊和迷茫。
麻烦的是，巴西真正想要跻身强国的最大内部障碍之一，可能正是那种自认为“巴西不可避免地会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的普遍想法。在这方面，巴西人可比自视本国“地大物博”的中国人更不可救药地自豪和乐观。《棉花国之旅》一书就曾嘲讽说：“在巴西的精神世界里，唯一的上帝是大写的未来（未来也经常被叫作大写的金钱）。”对这种想法，我们中国人倒也不陌生。
早在1560年，一位耶稣会神父就曾说过，“假如地球上有天堂的话，我认为它一定在巴西。”同时代的一位编年史家曾预言：“这片土地有能力成为一个伟大的帝国。”这种溢美之词不但被巴西人照单全收，而且他们历来信之不疑。1822年时，一位巴西政治家说：“没有一个巴西人不夸耀自己国土的巨大资源，没有一个巴西人不为巴西成为地球上第一潜力大国而自豪。”
巴西历史学家José Rodrigues认为巴西民族有两个最主要的特征：一个是对进步的渴望，另一个是对未来所持的乐观主义态度。这两者看起来其实是一回事，最终就体现在坚信巴西在“不久的将来”将会成为世界强国——有时他们说得更具体，比如20世纪60年代时就有人预言在20年后巴西将是“第二或第三的世界强国”。然而不知为什么，这个“未来”就像地平线一样，往前走去，它仍然在前面的远方。
其实很多人也并不是不知道巴西的问题所在：虽然地大物博，但巴西经济结构长期单一而具有依附性、社会存在非常严重的收入不平等（以至于贫民窟成为了国外游客的旅游景点）、蕴含工业潜力但人民生活质量低下、虽然人民极其乐观但却不能协调努力。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巴西政治学者Helios Jaguaribe已警告说：“社会问题已经接近于无法治理。”
在前些年巴西繁荣的时候，时任总统卢拉在解释巴西为什么这么走运时开玩笑说，因为上帝是巴西人。对此，经济学家RuchirSharma在2012年著书反驳说：“如果巴西不进行改革，每年增长4%都会面临巨大的压力，这还不到中国近期增速的一半，除非上帝真的是巴西人。”好吧，这么说吧，无论是一个人也好，一个国家也罢，自己的未来与其寄望于上帝，不如寄望于自己。
因发明“金砖国家”（BRICs）一词而被称为“金砖之父”的经济学家奥尼尔在前些时候曾感慨：2001-2004年期间，许多人告诉他金砖国家本不应包括巴西，之后2008-2010年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称赞他将巴西纳^金砖国家是非常明智的，但现在，人们再次告诉他，巴西称不上是金砖国家。
他这么说可并不只是黑色幽默。巴西，这个即将迎来奥运会盛事的国家，在经历了前些年的经济狂飙之后，陷入低迷的窘境已经第三年了。去年巴西的GDP下降了3.8%（如按美元汇率折算则骤降了26.8%，过去一百年里比这更严重的只有两年），而就在继续衰退时，前一阵又弹劾了总统罗塞夫。眼看着连奥运场馆都还没盖好，英国《镜报》不失时机地奚落说，不如由伦敦接手过来办这届奥运会算了。
倒也不必为此吃惊，毕竟，像过山车一样骤升骤降的表现，一向是巴西历史上常见的剧情。
照例说，这是一个幸运的国度：国土辽阔，资源丰富，还远离旧大陆上残酷的战争，加上它众多的人口，巴西几乎在诞生之初就被认为是一个极具潜力的“未来之国”。在巴西国旗上至今印着法国学者孔德的名言“秩序与进步”，象征着那种相信不断进步的信念可以将它变得越来越好。
不幸的是，它最终的表现往往就像一个被断言饱含潜力的孩子，长大后却折腾来折腾去，始终未能将这种潜力完全发挥出来。几百年下来，巴西社会既缺乏秩序（巴西每十万人的凶杀案发生率是俄罗斯的2倍、印度的6倍、中国的22倍），进步看来也并不多——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其名著《忧郁的热带》中说，“一离开沿岸一带，必须记住的是，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巴西的变化多而发展少。”这里所说的“变化”，大概是“折腾”的委婉语。
与美国相比，巴西的不足是显而易见的：同为欧洲殖民地，巴西比美国更早开发、资源更丰富，但除了足球、桑巴舞和狂欢节之外，没看出巴西有值得一提的国际影响力。这固然是因为它的殖民地宗主国葡萄牙落后而自私（为免殖民地出现一个有文化的精英阶层，巴西到1808年才被允许出版报纸），但恐怕也有许多是巴西自身的问题。直到今天，巴西的出口都主要是农矿等初级产品，以至于它虽然早在1822年就获得了独立，但始终感觉自己仍是殖民地一之前是葡萄牙的，之后则是欧洲和美国的，巴西人有时开玩笑说：“我们不是巴西合众国，而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巴西。”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个虚弱的大国。虽然国土辽阔，但巴西的产业结构却一直很容易受到外界动荡的影响。染料树、糖料、黄金、钻石、烟草、棉花、可可、橡胶，所有这些曾在巴西盛极一时的产业，都遵循了一个同样的模式：一种产品决定了整体经济的状况，当这种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卖出高价时就经济繁荣，而价格大跌时就哀鸿遍野，遗留下巨大的残骸。就这样，一个个产业起起落落，不时有一阵经济奇迹，但却难以持续，人们有时极其乐观，有时又坠入深渊和迷茫。
麻烦的是，巴西真正想要跻身强国的最大内部障碍之一，可能正是那种自认为“巴西不可避免地会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的普遍想法。在这方面，巴西人可比自视本国“地大物博”的中国人更不可救药地自豪和乐观。《棉花国之旅》一书就曾嘲讽说：“在巴西的精神世界里，唯一的上帝是大写的未来（未来也经常被叫作大写的金钱）。”对这种想法，我们中国人倒也不陌生。
早在1560年，一位耶稣会神父就曾说过，“假如地球上有天堂的话，我认为它一定在巴西。”同时代的一位编年史家曾预言：“这片土地有能力成为一个伟大的帝国。”这种溢美之词不但被巴西人照单全收，而且他们历来信之不疑。1822年时，一位巴西政治家说：“没有一个巴西人不夸耀自己国土的巨大资源，没有一个巴西人不为巴西成为地球上第一潜力大国而自豪。”
巴西历史学家José Rodrigues认为巴西民族有两个最主要的特征：一个是对进步的渴望，另一个是对未来所持的乐观主义态度。这两者看起来其实是一回事，最终就体现在坚信巴西在“不久的将来”将会成为世界强国——有时他们说得更具体，比如20世纪60年代时就有人预言在20年后巴西将是“第二或第三的世界强国”。然而不知为什么，这个“未来”就像地平线一样，往前走去，它仍然在前面的远方。
其实很多人也并不是不知道巴西的问题所在：虽然地大物博，但巴西经济结构长期单一而具有依附性、社会存在非常严重的收入不平等（以至于贫民窟成为了国外游客的旅游景点）、蕴含工业潜力但人民生活质量低下、虽然人民极其乐观但却不能协调努力。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巴西政治学者Helios Jaguaribe已警告说：“社会问题已经接近于无法治理。”
在前些年巴西繁荣的时候，时任总统卢拉在解释巴西为什么这么走运时开玩笑说，因为上帝是巴西人。对此，经济学家RuchirSharma在2012年著书反驳说：“如果巴西不进行改革，每年增长4%都会面临巨大的压力，这还不到中国近期增速的一半，除非上帝真的是巴西人。”好吧，这么说吧，无论是一个人也好，一个国家也罢，自己的未来与其寄望于上帝，不如寄望于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