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最初印象

　　我与林老的缘分，是在《北京文学》结下的。
　　初去林老家，是70年代末，小说组长周雁如带我一起去的。其时，被迫封笔整整十二年的林老又有权利写作了。从此，我作为林老在《北京文学》的责任编辑，与之开始了长达三十多年的交往。林老先后在《北京文学》发表30余篇作品，包括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头像》，最有代表性、人称林老最高艺术成就之一的小说《门》，以及唯一的中篇小说《满城飞花》，都由我任责任编辑。我喜欢林老的小说有嚼头，新锐且深刻，并以能认出他手稿中那些难认的“怪字”而自得。我曾说过，“在各个时期，林斤澜的短篇小说艺术，总是在中国作家前列。”今天，我仍会这么说。
　　最初的交往却并不轻松。我年轻，本又内向、羞怯，林老虽和善，毕竟是我敬畏的名家。每每组稿，临登门前，内心发怵，常提前写好谈话要点，到得林家，并不敲门，先掏出纸条默念一番。有时，明明是来找人，却又暗自希望对方不在。及至林老高声应答着开门，才又松下一口气。
　　林老曾数度搬家。最初的住房位于幸福大街，一座三层的楼房，长长的楼道，上半截不封闭，看上去像简易楼。林老住的301室位于三层，是个两居室，林老和夫人住大间，不过十四五平方米，女儿布谷住小间，只九平方米。听说，原来住的是三居室，“文革”中被强行安排给了区领导，后来一个楼住着，领导见面尴尬，表示歉意。林老只是淡淡回应：“已经过去了，不提了。”
　　去的多了，少不得要讨论作家、作品。那个时代，文学日新月异，引人注目的变化每天上演。林老说得多，也注意询问我的意见。谈及作家、作品，自然有褒有贬。他眼光雪亮，时而兴奋，时而不以为然，微微摇头。一次，正说到尽兴处，林老忽然罕见地严肃起来，正色道：“你们做编辑的，接触人多，一定记住，不要传话，不要把作家之间的话互相传。”我自是唯唯。从此，将此番教诲谨记心中，作为做人、做编辑工作的座右铭，一生遵从。
　　林老历经数十年政治坎坷、文坛风波，当有太多切肤之痛。他严谨、稳健，且具宽厚、善良品性。他与人为善，是大家共同的看法，当然，也有人说他机智，甚至说他世故、圆滑，听到这些，他总是宽厚地“哈哈哈”。
　　但后来，及至程绍国的《林斤澜说》问世，我逐渐对他有了新了解。彼时他还在世，竟一反好好先生、不惹事生非的处事风格，不顾个别当事者的不快甚至诘难，不避记述者个别地方表述不尽准确的瑕疵，一概以“文责自负”应对之。其时，我作为《北京文学》杂志社长，正主持《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编辑工作。《林斤澜说》出版前，曾由《当代》杂志陆续首发，林老亦嘱我看看这组文章。我们杂志连续多期选载其中文章，他是乐见的;书出版后，杂志社购买了数十册馈赠作家，他是高兴的。我们请他在书上签名，他以“又不是我写的”谢绝，但同意在扉页的下一页—— 印有他整幅照片的地方，盖上了有“林斤澜”三字的个人名章。至今，我悉心珍藏着这本由作者和传主联袂签名、盖章的书。我理解林老苦心，他爱护后生晚辈，也是为文学留下一段本真、本原记忆，更是为留下独立观察、诚实、沉重、融当代史于其中的文学历史。为此，放下了个人毁誉、荣辱得失，包容瑕疵，甚至改变毕生秉持的不传话、不臧否之道。我想，在他看来，个人与历史，历史为大;损失个人羽毛和留下一段历史，留下一段历史为大。

二、主編任上

　　自20世纪50年代始，林老大半生为专业作家，可谓无职无权。除了曾任北京作协副主席，若论算得上职权的，也许莫过于《北京文学》主编。
　　《北京文学》（前身为《北京文艺》）创办之初，主编是老舍，在任16年，直至1966年，主编不幸殒命，杂志停办。1971年复刊，未设主编，著名诗人张志民、编辑家李清泉等，虽行主编实责，却无主编名分，只称“主要负责人”。直至1981年末，才有第二任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