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叙事学分会首届叙事学国际会议暨第三届全国叙事学研讨会”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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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促进叙事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加强东西方叙事学研究者之间的学术交流,“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叙事学分会首届国际会议暨第三届全国叙事学研讨会”定于2嘶年10月16-19日在江西南昌赣江宾馆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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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之于美国现代经典诗人毕肖普是一种赋予经验以意义的认知和记忆方式。在毕肖普《诗歌全集:1927—1979》收录的110首诗中,直接关乎“水”的就占了44首。毕肖普的“水”属于赫拉克利特的世界,是能造成双重心理感知并可无限转化的流体;作为实体的毕肖普的“水”,其对立的本原属性通常是倒置的,偏离事物的理想认知模式。她的“水”既构成诗歌的物质意象又参与诗歌主体对世界的认知与记忆;“水”诗歌体现出她对客体事物审慎的否定感知力。
文学描写是文学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却被看作与叙事相对的一个另类文体,在文学理论中还没能占据一席之地。它是一个空白的领域,处于研究方法的零度状态。作家和批评家对这种文本组成单位褒贬不一,采取的态度和处理方式也千差万别。然而作为一种语言行为和写作结果,描写完全具有自身存在的理由。描写通过不同的操作方法,通过它所体现的文本功能,足以构成描写型文本的“文学性”,它应该与叙事一样享有同等的文本地位。
诺顿评论版《丁尼生诗选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编者的达尔文主义立场,本文审视这一立场,并就丁尼生诗性思维的不同侧面表达意见。
本文在对A.П.契诃夫的剧作《三姊妹》作全面考察的基础上,从“想象性归属”和“现实性归属”两个层面对剧作的女主人公奥尔加、玛莎和伊里娜形象给予系统的分析和研究,以揭示戏剧文本基于特定的父权文化传统在“想象”的主体界定以及“情感”和“价值”的选择实践等方面对女性形象建构所进行的操控,藉此把握戏剧文本以男性价值主导为书写目标的话语策略。
在现代新型通讯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文学作品的物质性及重要性再一次摆在我们面前。本文认为,文学依然重要,因为文学作品中常见的修辞手法和创作技巧现在被媒体和政客用于欺骗大众,应该被一一揭穿,而印刷体文学作品的式微需要引起重视。“文学性”不是一种客观存在,而是一种不受作者控制的文本意图关联物,其在新形势下的转移应该受到所有文学研究者以及广大文学爱好者的关注。
采访人(问):李老师您好,首先感谢您能接受访谈!我们想请您就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的历史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李明滨教授(答):很高兴接受你们的采访。要谈我们系的学科史就得首先提起曹靖华先生。正巧今年是曹老诞辰110周年,我们即将召开一个隆重的纪念会,以前我们也多次开过庆祝会和纪念会,但说得比较多的是曹老的革命生涯、参加北伐战争、翻译苏联文学、对中国新文学运动和中国革命的影响,
采访人(问):梁教授您好!今天很高兴能对您进行采访。听说您是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出生的,那您是哪一年回国的呢? 梁立基教授(答):我是万隆华侨中学第一届高中生,1950年毕业后便报名参加印度尼西亚归侨同学会,成为解放后第一批印尼归侨学生。我回国的动机很单纯,就是为了振兴中华。当时投奔祖国的道路并不平坦,由于朝鲜战争,中国大陆已经被封锁,局势十分紧张。我们是乘坐两千多吨的旧货轮从雅加达直达天津港的,途中曾遇到敌方侦察机的跟踪,
1970-2000年的数十年间,西欧与北美的正规文学研究被诸多后结构主义文学理论的传播所主宰,以至于往往把经典文本从课程设置中排挤出去。这些理论尽管能带来某些启示,但若追求过头,则产生了把对文本内在价值的判断边缘化的后果——首当其冲的就是真与美的问题。其影响在学生而言就是使他们转而对其他学科感兴趣,而对许多学者和教师而言就是文学研究失去了令人信服的理由。本文的论点就是,现在该把文学研究重置于社会语境中,重新承认文学巨著具有使人产生追求真理意志的传统作用,从而恢复文学研究学科的权威。
自本期起,本刊与“北京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史”项目(北京大学“211”二期集体科研项目)合作,在2007年开设“学科史访谈录系列”的临时栏目(分四期刊出)。北京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历史悠久,人才辈出,接受访谈的前辈学者通常既是学科历史上某些重要发展阶段的见证人,也是在外国语言文学教学、研究和翻译领域颇有建树的国内知名学者。这些“口述历史”提供的生动信息使我们得以从不同侧面把握学科发展的脉络,而前辈学人在治学上的经验和体会也是留给后辈学人的一笔重要精神财富。
采访人(问):仲老师,今年是北京大学阿拉伯语系成立60周年,请您先谈谈阿语系当年刚成立时候的一些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