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王靜静地躺在洁白如雪的菊花丛中，我望过去，怎么那么瘦小？这还是老王吗？是37年前，那个笑眯眯迎着我的身材高大的文学编辑室主任吗？一时恍如隔世。
　　我不习惯看躺下的老王。老王在我记忆里的固定形象是坐着的，小山一样稳坐在写字台前，两只手臂交叉平放在桌面上，双肩就耸起来，身躯显得更高大，即使坐着也掩饰不住。头却深埋下去，眼睛在书稿的字里行间精耕细作，半天半天不见他动弹。年轻编辑还没练好坐功，心里长草，坐个把小时就抻胳膊抻腿伸懒腰，或是小声聊聊天侃侃山，若是能溜到对面编辑室串个门儿更快活。但见领头人那边稳如泰山，也就不敢造次，只能耐下心来修炼，埋头于业务。其实老王对年轻人很宽容，他不动辄批评谁，也不轻易表扬谁。他坐在那里，就是一种无声的引领。我进编辑室不久，老王交给我一部老作家的长篇小说，让我对其文字进行加工，没有任何指点，也没有任何嘱咐，大概是要试试我的能力吧。那是我动手操刀的第一部书稿，内容很好，但文字疙疙瘩瘩的，不甚流畅。起初我改得很耐心，逐句逐段，修修补补，每改完一章就交老王审阅。一个星期过去，渐渐的就起了躁气，一行行看下去越发不耐烦，忍不住和坐在对面的同事说：我恨不得把这个稿子从窗户里扔出去！当时办公楼还没盖起来，我们是在一个个单元宿舍房里办公，一个编辑室占一套房，我们的是个三居室，如果不关门，这间屋说话那间屋能听见。这天下午，就听斜对门屋里老王对副主任老许说：“小彭改得好，你看这句话原稿是这么写的……她改成了这样……通顺了吧？”声音不大，可我听得清楚。我发了会儿呆，老老实实又拿起了笔。
　　老王当然也不是总坐着，有时候累了，他就走到窗台前，侍弄花花草草。他兴趣奇特，专爱养些仙人掌科植物，球球蛋蛋，刺头刺脑，摆了一窗台。在他的照料下，这些其貌不扬的家伙竟纷纷开出艳丽的花朵，叫我们称奇，老王很是得意。后来，老王升任出版社副总编辑，不和我们在一起办公了，但他偶尔也会来找我们闲聊，给我们讲他的孩子怎么用洗发香波给猫儿洗澡，讲小女儿在高考那天进考场之前怎样慢条斯理不慌不忙地梳洗，而等在外面的他又是怎样心急如焚却一声也不敢催促，听得我们连呼“真是慈父！”
　　对儿女一腔柔情的老王让我见识他的刚硬，是在他退休之后，在他身患重症之时。退休后的老王有一次邀请他的老同事老部下在前门烤鸭店聚会，大约那年是他从业50周年。举杯之前，他讲了一段话，至今记得两句，他说：我们不要妄自菲薄，要相信我们做的事情对社会是有益的。老王是个有激情的人，工作中谈论书稿的情节常常令听者怦然心动。但是那天他讲得语气平缓，这样励志的一席话并没用慷慨激昂的语调。然而我很感动，也心生感慨。那时节受经济大潮的冲击，出版界都强调绩效，编辑们被利润指标追得东奔西突，无所适从，不免心中惶惑，疑窦丛生。老王这番话若出自他人之口，或许流于空泛，但于他，却是有根有底的，这根底就是他对事业的信念，他相信他这辈子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因此，几十年从事一项为他人做嫁衣的职业，几十年倾心倾力，不改初衷。今天的人不易理解。
　　这之后，听说他患了癌症，做完手术在家休养。我去看他，他坐在沙发上，说话有气无力，完全不似往日。怕他累着，聊了一会儿病情我就打算告辞。可这时他谈起了近日完成的新作《岁月传真》，精神头儿就上来了。这部书记录了他与柳青、姚雪垠等老作家数十年的交往，回忆了《创业史》《李自成》这些名著历经千锤百炼诞生的曲折经过。他告诉我，手术后，他身体状况很差，非常难受，坐也不是卧也不是，吃不下睡不着，浑身不对劲。因血脉不通，气虚体弱，手指甲都呈黑紫色。但他没有躺下来休养，而是选择了写作，靠写这本书支撑着，熬过了这段艰难的日子。我脱口而出：“您对自己真狠。”他笑笑，说：“没办法，要不你说怎么办？没有这个事撑着我就垮了。”
　　老王与这些老作家的情义非同一般，除了因文学因工作结下缘份，恐怕还有更深一层的原由。柳青为写《创业史》到陕西长安县皇甫村落户，把根实实在在扎进泥土，住在破庙里，“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红岩》的作者罗广斌、杨益言为了理想在渣滓洞忍受囚禁拷打，杨益言因被灌辣椒水肺部坐下病根；姚雪垠创作《李自成》磨砺42载，几经波折不屈不挠。这一代人的人格里都有不可小觑的信念的光芒，被信念照亮，于困厄中坚忍不拔。在这个层面上，他们和老王是相通的，相知的。
　　老王名王维玲。我从进社那天起就随着大家称他“老王”。那时出版社只有两种称呼，老一辈的称老王老张老李，小字辈的称小王小张小李，姓氏后无任何装饰。后来时髦称官衔，什么什么“总”也满天飞，而我们这批“遗老遗少”仍旧固执地保留着彼此早已习惯的称呼，简单，本色，舒服，这辈子是不会变了。
　　（作者简介：彭迎，从事编辑工作近30年，著有《回望一座古城》等散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