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循环”，这段时间是经济领域的一个热词。
　　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高层政治决策都很重要，但在大众舆论上不一定会“热”起来。这一次有点“热”，似乎佐证了一部分对“关门主义”“闭关锁国”的担忧。
　　中国发展到了今天，有几个现象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个是，路径依赖决定着许多人的思维。
　　因为我们过去一段时间是这样生活的，所以对这种生活的任何打扰都可能引起心理恐惧，任何客观的改变都让人觉得天似乎要塌了。
　　第二个是，因为路径依赖，人们正在丧失大视野。
　　现代科技生活，带来了效率的迅猛进展，让许多人可以通过更轻易的劳动，获得比过去更为丰厚的报酬，这是不争的事实。体力劳动如此，脑力劳动，亦复如是。丰厚的报酬就会滋生路径依赖。
　　单说“脑力劳动”，过去数年间，“嘴炮”获得巨大收益，就是一个明显的时代特征，例子就不举了，举了会伤人。
　　“嘴炮”如何才能获得巨大收益呢？很简单，想尽一切办法耸人听闻，从中获利，不问立场。
　　打个比方，两个人玩跷跷板，彼此掌握体重和力量平衡，才能顺畅地玩下去。但这种顺畅，你上我下，不断重复，波澜不惊，不适合今天的社会逻辑。“嘴炮”们想要的是把对方高高地扔到天上去示众，所以，他就要用尽重力砸下去。
　　一定要把事情发挥到极端上去，才能引起注意。于是就出来了“闭关锁国”“关门主义”这样的想象性讨论。自媒体如此，也就算了，一些学者也如此，不亦悲乎？
　　为什么说“人们正在丧失大视野”？
　　就当下而言，他们只从“双循环”中看到“国内循环”;只看到“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却不明所以，也不知道“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是什么意思。
　　“战略上是持久战，战术上是速决战”，这是共产党的立党哲学的一部分，表述上用到“持久战”，说明了一切。
　　双循环，这是一个战略问题，战略问题是不能用眼前因素作为绝对决定因素的。实际上，对双循环的决策，远早于中美贸易战。
　　第三个是，经济利益和现实生活正在淹没许多人的是非观，以及战术眼光。
　　是非观是什么呢？简单说来就是，一件事情这样发展下去是错的，但究竟是谁要让它这样发展下去呢？回答了这个问题，就意味着我们清楚了是非对错。
　　经常会忍不住问一些朋友：“是的，不应该打贸易战。请问，如何避免？”
　　不想打，这个想法非常正当，简直不可能更加正当了。因为自由贸易、全球化、一体化是这个世界数十年来的基本趋势，违背趋势，没有谁可以从中获益。
　　问题在于，别人一定要打，而你不想打，你准备怎么去说服？对特朗普和蓬佩奥，是要动之以情，还是要晓之以理？
　　认清事实是前提，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没有选择。那么，辩证的立场就很重要，一是反对打，二是不怕打。
　　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说，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实现利益最大化，在不可控的领域之内尽量止损？换句话说，怎样才能不怕打，又打不怕？
　　答案就是，双循环。

中国不会有“关门主义”

　　“闭关锁国”“关门主义”，都是杞人之忧。这个结论可能比较难以接受。先不说具体情形，说说历史趋势吧。
　　“闭关锁国”，这个词主要是对谁而言呢？
　　中国。
　　中国从什么时候开始“闭关锁国”呢？
　　明朝。
　　為什么明朝要“闭关锁国”呢？
　　因为倭寇入侵沿海。

　　为什么要不断革命？为什么要持续向往现代化？就是因为早已意识到，除非融入，在融入中自强，别无出路。

　　那个时候，“闭关锁国”是一种战术，而不是战略。为了争取战争胜利，不得已采取这样的战术，把倭寇所及的东南沿海范围，一定程度上坚壁清野。
　　这种战术是不能引用到真正的全球化过程里面来的，因为那时面对的海上威胁，只有倭寇，而且对手也只是一个前现代流氓，不至于形成某种历史趋势。
　　所谓“真正的全球化过程”，是从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开始的。
　　清朝中后期，西方人批量抵达中国。中国发现，这些人和过去的对手大不一样，一是自身对它一无所知，二是他们携带着风雷磅礴的力量，不是老朽的王朝所能抗衡。
　　所以，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清朝的确是想要“闭关锁国”的，一口通商就是证明，问题是，能做到吗？
　　做不到。
　　资本主义诞生了，这是一个客观的东西，它就在那里，不由得你不承认。它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是，它永远无法自我满足。它需要原料，它需要市场。
　　第二个是，第一个特点决定了它需要扩张，而扩张，就必须打破一切壁垒。
　　第三个是，它很聪明，它要打破壁垒，事实上违反自身确立的主权神圣、民族独立等原则，但它有一套合法性的理论为它辩护—包括自由贸易理论、人种理论等等，谁不顺从，就“强迫他自由”（卢梭语）。
　　第四个是，它主张自由贸易，但是有个前提，就是自由贸易一定要对己方有利，否则，它就马上放弃自由贸易，身后的炮舰移到身前，如果不能赚钱，就用枪炮打到能赚钱为止，这是历史早就证明了的。 　　这不是要溯源性地反对所谓“普世价值”，而是要提醒人们，那些美好价值的运行是有前提的，前提就是强者赢家通吃。过去如此，今天同样如此。
　　回到历史，“闭关锁国”，根本不可能，这是一百多年前就已经清清楚楚的。落后就要挨打，想要强盛起来，也要挨打。落后是必然挨打，图强是主动找打。中华民族近代以来受尽凌辱，历史逻辑就在这里。
　　为什么要不断革命？为什么要持续向往现代化？就是因为早已意识到，除非融入，在融入中自强，别无出路。
　　所以，今天要“闭关锁国”，客观上不可能，主观上也不可能，更重要的是，中国不会这么做。没有关门主义，昨天没有，今天也不会有。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1950年，“巴统”开始对华贸易管制，目的就是不让中国获得实现工业化的技术。但我们还是在每一个年代，都努力从西方获得重要技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对苏联和东欧的市场开放，甚至在可能范围内对西方市场的开放，都是一以贯之的。
　　改革开放创造了一次彻底融入、从中自强的契机，这一契机是过去任何时候都没有出现过的，而且中国的确从中获益巨大。这一点，不需要谁来提醒。
　　所以，2020年，怎么会有关门主义呢？

技术世界里没有恩赐

　　改革开放了。
　　很多人以为，中国今天取得的成就，中国人可以这样安安稳稳地生活，都是理所当然，都是因為融入了国际潮流，别人说什么，我们就说“是的老大”，就能实现。
　　太天真了。今天，美国对中国采取的措施，一言以蔽之，就是“封锁”。
　　“封锁”，这个词太刺激了，乍一听到，许多人就像风中的豆腐，战战兢兢。
　　欧阳修曰：“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来到今天，70多年，其中有40多年在改革开放。不但在前30年，就是在改革开放的40多年里，中国直到今天仍然无时无刻不处在被“封锁”的境遇当中。
　　事实就是如此。去问问华为、振华重工、沈鼓集团……它们都有一个想买买不到，迫不得已自己研发，最后超越对手的过程。
　　市场换技术？先进的技术是换不来的。换来的都是在别人那里已经过时的东西，而你视为珍宝，形成一个“垃圾变废为宝”的一个过程。人家就是用对它而言已经没用的东西，来赚最后一笔钱而已。
　　当然，在你落后的时代，“垃圾”也是先进的。
　　中国的成就，是中国人奋斗出来的。这种奋斗是孤立的奋斗吗？当然不是，是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的奋斗。
　　下面我们摊开几个要点，来说明中国的科技进步是怎么来的。
　　第一个，是交流，是看见，这就是开放的重要意义所在。
　　如果你完全不知道外界的科技进展到了什么程度，你作出的发展决策能有现实意义吗？
　　当然没有。
　　开放对中国而言，最大的作用在于知道别人在做什么，在想什么，世界趋势在如何发展。别人已经在用抽水马桶了，你还半夜里拿着锄头出去地里掘屎坑，这就是差距。

　　开放会一直给予我们一个标杆—或者叫作“灯塔”，它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先进的，什么是落后的，从而要去争取先进，摆脱落后。

　　有差距，就要迎头赶上，这就是开放的意义，开放让我们看到差距。
　　开放会一直给予我们一个标杆—或者叫作“灯塔”，它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先进的，什么是落后的，从而要去争取先进，摆脱落后。
　　开放不仅仅是卖东西，不仅仅是谋求贸易顺差。开放让我们感知市场需求，让我们感知文明进步，让我们感知世界大势，让我们知道，全球60多亿人，肤色各异，但说白了都是人，在基本的心理上没有特别大的差别，都在向往幸福。
　　我们都需要保护自己的孩子，都希望谋求更好的职业，都愿意排除战争的威胁。
　　第二个，是垄断，是封锁，从而，是压抑。
　　这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市场换不来先进技术，所有先进技术，但凡是领先的，都是自己创造的。当然，这是站在世界的肩膀上去创造，而不是闭门造车。
　　从1949年以来一以贯之的技术封锁—今天依然如此，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除了自己，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
　　有的东西可以卖给你，但是太贵，贵得离谱，你根本无法接受，它的价格比你自主研发的投入还高，所以你简直就忍不住要去自主研发和自主制造。中国的盾构机、半潜船、高铁、绞吸船、5G……一大批民用领域的领先技术，不是偷来的，不是买来的，归根到底是自己创造的。在这过程中，有多少泪水与汗水。
　　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远洋船队的诞生过程。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远洋船队主要依靠租用外籍船，但实在太贵，1964年的年租金是4286万英镑，1970年就增至7400万英镑，所以周恩来总理指示，一定要加快自己建造大船的进程，于是在1970年代成批建造了2.4万吨级油船、1.5万吨级“风”字号干货船、1.6万吨级矿煤船和2.5万吨级“州”字号散货船，累计造出万吨级以上船舶86艘，这才摆脱他国对中国外贸运力的掣肘。
　　远洋船队的发展也证明，即便在国内政治形式最严酷的六七十年代，我们依靠自身创造去突破封锁的努力没有停步。
　　第三个，就是创造。正是因为别人的封锁，加上太贵，我们才拼命去突破。
　　人们对中国的现代化史的关注，主要集中于革命史，因为政治上独立，一切现代化的追寻才有条件，才有大环境，这是毫无疑问的。
　　然而，现代化，归根到底是工业化，现代化的英雄，除了革命的，最重要的就是实业的。我们今日生活在和平年代，衣食无忧，但事实上在工业领域，风起云涌，英雄辈出，斗争一直都在持续。
　　否则，哪里有今天被打压的“运气”？
　　1987年，任正非和几个合伙人以2.4万元起步，成立了一家“皮包公司”，做交换机的二道贩子，如果他不坚持创造，满足于做“倒爷”，或者后来无法抵抗利润诱惑而转向炒地皮，做房地产，就不会有今天的华为。 　　任正非只是中国工业英雄的代表，这样的英雄，有千千万万。
　　技术世界里没有恩赐，你之所以强大，是因为你付出了足够多。
　　中国的改革开放，的确是从比较优势起步的，人力、资源，都是我们的优势。
　　但历史悠久（源于西方古典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是由掌握着价值链高端的国家发明的，它当然有助于整个世界的工业化扩展，但归根到底，如果满足于比较优势，就正好落入了别人的设计当中。作为边缘地带的后发国家，它们在全球体系设计中的功能，就是作为仆从而存在。
　　优势是可以创造的，而不是绝对受限于客观条件的，日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恰恰因为中国人明白了这一点，今天才会遭受打压。

双循环

　　“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表述好就好在，里面既反映了中国的文化和信仰特征，也反映了人类共同的和平发展愿景，是人类未来的最大公约数。
　　为什么说它“反映了中国的文化和信仰特征”呢？分而析之。
　　中国文化，以及中国文化延伸到政治领域，人们的理想，说白了就是一句话：“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概括而言，就叫“大同”。
　　这是儒家理想，它就像涟漪一样，荡漾开去。荡漾开去的是一种精神，实质上是原始共产主义精神。古人说话，但凡有大格局的，都是动辄尧舜禹，不就是对原始共产主义的想象与向往吗？
　　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的根本。这种原始共产主义，是向后看的，所以它永远不会实现。但这种天下理想，对于中国而言有一个持续的动力作用，那就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理想不一定是用来实现的，而主要是用来靠近的。
　　这是我们的文化特征。它有一种外溢的和扩散的胸怀，我们认为这样好，就希望更多人加入这个好的行列里来。

　　我们今日生活在和平年代，衣食无忧，但事实上在工业领域，风起云涌，英雄辈出，斗争一直都在持续。

　　再看信仰体系，就是马克思主义。它为何能够在五四之后成为理想的主流，并且最终指导着中国摆脱控制，走向独立自主呢？
　　原因就在于，它不单纯是外来之物，它的精神和中国的文化精神是基本上契合的。
　　马克思主义主张全世界受压迫受奴役的人民联合起来，去争取一个更好的世界，去实现一种平等社会，这种社会，是互爱的劳动者的自由联合，并且，它希望全世界都能享有这样的美好愿景。
　　这和儒家文化的逻辑，没有根本性的冲突。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实是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和西来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作为马克思主义一部分的国际主义的融合结晶，它的思想资源根深蒂固。
　　所以，中国人绝对不会放弃社会主义道路。
　　当我们明白这一点，再来思考问题，很多障碍就不攻自破了。我们必须立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来思考问题，任何脱离这一点，而完全照搬西方的价值法则和社会运行法则直接套用于中国的所谓思考，都起不到实际作用。这就像，不能用种高粱的办法去种水稻。
　　双循环为什么是对的？
　　“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什么是“加快形成”？
　　因为，时不我待，这是一个契机。
　　很多人认为，“双循环”的提出，就是因应美国毁灭性的贸易政策的临时性举措。大谬不然。
　　中国本身对国际贸易的依赖性已经削弱。总体来说，出口和进口之间慢慢达致平衡，这是一个基本趋势。
　　我们知道，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生意人总是要想着为国家挣外汇，以多出口为荣。但那是过去，今天的中国，慢慢开始限制许多门类的技术出口。
　　也就是说，与外部的贸易，已经不再像以前的“两头在外”一样，对我们造成深深的掣肘。说白了就是，我们有了主动性。
　　这种主动性，不是因为美国打压中兴、华为才被我们发现的，而是在2008年由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间接提醒的。
　　那一场金融危机，中国损失不算最惨重，但也让中国人认识到两个重要的问题。
　　第一个是，制造业不但不能丢弃，还应该往价值链高端漫溯，否则就会很被动，被动表现为就业，也表现为市场。

　　于是才会有中国今天的全球唯一一個在工业上实现全价值链布局的国家的地位。
　　第二个是，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其实是捆绑在一起的。
　　这一点，国家层面当然早就清楚，金融危机的作用是让民间同样清楚。2018年美国开始在遏制中国上发力，证明了过去10年（2008—2018）的努力是正确的，而且是值得的。
　　这个世界还是一个丛林世界，什么美好价值也掩饰不了这一点，2018年以来，中国人对这一点的认识更加明白无误了。
　　在这里，还想跟一部分人做一个探讨。他们认为，中国“问题很大”。
　　这一点不必否认，历史的辩证发展，已经告诉我们，国家治理没有一劳永逸的事情。矛盾总是不断产生，新的问题总是不断需要去面对。
　　想要说的是，要看到主流，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这也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之一。也就是说，不要自拘于现象，从一个不太如意的具体问题上得出“中国马上要完蛋”的结论来。
　　这正是数十年的“中国崩溃论”的典型思维方式。

　　历史的辩证发展，已经告诉我们，国家治理没有一劳永逸的事情。矛盾总是不断产生，新的问题总是不断需要去面对。

　　这同样是把思维极端化。一旦极端化，那么在形式逻辑上都是说不通的，更别提辩证逻辑了。很简单，“问题很大”的说法持续了几十年，如果主要矛盾真的是“问题很大”，那么今天中国就不可能是这个样子，它不但不配被美国打压，而且应该早就崩溃了，那么也就不需要你来讨论问题了。
　　这是一点题外话。
　　最后我们来说说双循环。
　　双循环是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这不是“闭关锁国”，前面已经说清楚了。
　　这是客观条件使然，中国过去的“两头在外”的工业发展形势已经改变了，此其一。
　　其二，中国国内的超大规模市场，尤其是中产阶层的消费力，已经崛起了。
　　我生活在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城市之一，对此深有体会。
　　2008年，美国的无下限的市场操作（把钱贷给根本没有还款能力的人），导致了金融危机，金融危机演变为经济危机，然后中国的出口受阻。那时候，中国的自救行动之一，就是扩大内需。然而我们发现，一直以来的工业产品，都是针对国外消费者的，不管是形制、尺寸、功能和文化，都不适合国内。国人想买，买得起，只是不合用。
　　就是从那开始，中国的工业企业就更加注意要满足中国人的需要了。也就有更多中国的工业企业，开始为中国人生产产品。
　　而这，也直接导致了国内大循环的可能性的产生。
　　另一方面，美国今天采取的行动，也提醒了我们，国内大循环如此重要。
　　首先当然是国内市场的大循環。市场意味着从生产到消费的整个过程，我们应该在中国范围内把这种生态建立起来，这在理论上没有问题，同时也是时代要求。如果不注重国内大循环，在国际贸易环境继续恶化的条件下，许多生产能力就要落满灰尘，而这又意味着人们失业，没有饭吃，没有消费力，导致更多生产能力蒙尘，从而产生更多的社会问题。
　　再次重申，开放是必须的，只有开放，才能看见。双循环不是什么“闭关锁国”“关门主义”。
　　最后想用习近平总书记在8月24日召开的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说的话来结尾：
　　“我们认为，国际经济联通和交往仍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凡是愿意同我们合作的国家、地区和企业，包括美国的州、地方和企业，我们都要积极开展合作，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多元化的开放合作格局。”
　　责任编辑赵义 zy@nfcma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