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读陈世旭小说《小镇上的将军》，主人公的硬朗倔强，一种在不可知命运的沉浮跌宕中绝不屈服的人格力量，令人印象深刻。似乎是怀有了某种使命，由此开始，陈世旭将对各类人格的记录和表现，作为了自己小说写作的唯一主题。
　　这里的“人格”，是本来意义的、代表人类灵魂本质及个性特点的性格、气质、品德、品质、信仰、良心，以及由此形成的尊严和魅力。并不是某一特定社会人群才有的特性，远远超出了所谓“歌颂与暴露”之类简单化和庸俗化命题。然而，因为当时文学评论界对《小镇上的将军》過多的政治解读带来的标签化和类型化，造成了陈世旭与文坛某种程度的疏离，而恰恰是这种疏离，使他获得了一种追求自己认定的写作目标的充分自由。长期游离在各类文学潮流和圈子之外，他悠游裕如，洒脱自在，专注于自己喜欢的事。
　　《惊涛》《马车》《镇长之死》《救灾记》《青藏手记》《没有故乡》……血性农民，孤寂青工，深悲苦行的僧人，受尽磨难的抗战老兵……陈世旭用心刻画了自私、怯懦、卑鄙、猥琐、阴险，也刻画了淳朴、执着、果决、坚忍、高迈。那些作品有的得到了相对肯定，有的则被“反崇高”“消解意义”的潮流淹没。
　　但陈世旭是个轴人。不察言观色，不趋炎附势，不见风转舵，不左摇右摆，不练诗外功夫，四十年一意孤行，一条道走到黑，整个一江湖独行客。“文坛上流行‘各领风骚三五年’，‘第一’换了一拨儿又一拨儿，陈世旭却始终像马拉松赛场上那个顽强的选手……按着自己的节奏，不紧不慢地跑自己的路。”（蒋子龙：《活力不衰的奥秘》）他写得很从容。每年一两个短篇，间或中篇，隔几年结集一个小长篇，余则读书、漫游，写散文、随笔以及他真诚服膺的同行的评论。
　　2015年，陈世旭在《北京文学》发表了小说《欢笑夏侯》，颇受好评：“一个特殊的人物……他的人生、他的欢笑、他的悲喜剧背后，有着我们这个社会最大的疼痛与创伤”（吴义勤），“其中傻憨人物夏侯阳光的传奇经历及其性格刻画，总体上成功”（雷达），“读者对此类人生的观感不再停滞在脸谱化层面。这是文学佳作所达到的境界”（陈建功），“塑造出了具有丰富历史、文化涵义的典型人物，是近年短篇小说创作难得的收获”（吴秉杰）。
　　《欢笑夏侯》是个悲剧，一个阳光男孩的毁灭。作者的着力点不在展览腐败官员对社会财富的盗窃掠夺，而是直指其深层的罪恶：对人性的毁灭性戕害。这个作品因为“政治上不好把握”，被某名刊退稿。陈世旭没有气馁。接下来的2016年，他继续写了《老玉戒指》。
　　《老玉戒指》可以说是《欢笑夏侯》的姊妹篇。
　　主人公危天亮质朴、单纯、善良、热心、正直，在人事复杂、道德沦丧、良知泯灭、正义缺席的社会丛林毫无防范，遑论机心，浑如婴儿，被利用、被算计、被嘲笑、被愚弄、被锥心地伤害，但一旦时过境迁，立刻又冰释如初。他的纯正似乎与生俱来，承续着父母以高洁为命的秉性。两代人作为一种纯正人格的镜子，对照出人文生态的溃败，揭示出历史与现实中的虚伪与荒诞。
　　“荒诞”作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观念进入中国后，有了许多跟进者，往往流于生硬浅层的模仿。如何使这样的小说易于为更多的中国读者接受，一直是一个需要探索的问题。《老玉戒指》作了一个尝试：用一个最传统的故事、一种最老到的叙述，来展现人类生活的悖论——危家两代的赤诚是一种可悲的嘲讽。“公仆”批示发文的一本正经和危天亮父母对特权的拒绝，是一幕幕典型的荒诞剧。“以无限爱心刻画出被上帝抛弃的人，在创造上帝的人被上帝所抛弃这种绝对凄惨的自相矛盾之中，他发现了人本身的尊贵。”（《村上春树论陀思妥耶夫斯基》）
　　这是我在《老玉戒指》中读出的另一点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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