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穷的背后只要有社会不平等的刺激，富贵的背后只要有特权在支撑，都容易扭曲人性。
　　它们的区别只是背后的社会心理机制不同—贫穷的人遭受到生活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双重剥夺，心理畸变，人性被破坏；有钱、有权的人，在既定的制度环境下，则往往要先压抑自我，付出人性的代价才能获得权力、金钱这些稀缺资源。
　　人性被破坏后，其后果就是人们会倾向于 “报复”，在心理上、行为上都对自己、他人、制度、社会具有破坏性。穷人因其生活环境和实施条件，破坏可能是指向自己（极端是自杀），也可能是指向别人（极端是杀人），从精神的、肉体的暴力层面瓦解着这个社会；富人、官员，同样因为生活环境和实施条件，摧毁着这个社会的规则基础。
　　最近发生的很多事，一再警示这一点。
　　中央的反腐在继续强力推进，“大老虎”和“苍蝇”一起打。媒体披露出了落马的腐败官员、原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涉贪的一些内幕，说他在老家河南濮阳市中心修了一座“将军府”。他的家人还有一个占地约20亩地的别墅区。同时，抄家时，抄出了一艘寓意“一帆风顺”的大金船、一个寓意“金玉满盆”的金脸盆。各种财物装满整整4卡车。
　　毫无疑问，我们的制度存在很多漏洞，这给各路贪官提供了贪污腐化的便利。一些落马贪官甚至以此为借口辩解，说他们是被制度害了，如果制度健全，他们不至于弄成这样。
　　在制度负有责任这一块上，这些人说的无疑是真心话，但同时也说了假话。因为并不仅仅是制度在诱导他们腐败，变坏。他们在官场的环境中，本来就想腐败，制度的漏洞不过是提供了腐败的机会和便利条件而已。
　　就是说，制度固然有问题，但人性的被破坏，使贪污腐败获得了强大的驱动力，加速了其速度和程度。腐败的诱因是在官场的制度环境中，在这一环境对人性的腐蚀和破坏中。在思考如何遏制腐败问题时，应该注意，我们是否提供了一个让人性得以健全的制度环境。这一制度环境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官场内部，在晋升上是看重能力还是关系，是不是公平，是不是严格执行各种制度规定和纪律，等等；另一个方面，是权力阶层和老百姓的关系，是不是拥有特权，是不是从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老爷。
　　可以想象谷俊山在一些不择手段追求“成功”的人眼里，那是怎样的“励志”故事。很多内幕并不为人所知晓，似乎也难以知晓。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去适应，放大官场的这种不正常的制度环境、游戏规则，必是以扼杀真实的自我，破坏自己的人性为代价。为了利益，他只是“豁出去”了而已。
　　一个人失去一点钱，并没有失去多少，但如果失去自我，失去人性的健全，那么，他无论得到再多都无法弥补。换言之，人生在世俗层面再成功，都无法挽救他们在这方面的失败。
　　贪官们一个共同的心理特征是：既然他们付出了那么惨重的自我、人性代价才能拥有腐败的条件和机会，那么，就一定索要补偿，而且是疯狂地索要补偿；而正因为得到再多也无法真正能够补偿他们，所以他们会越贪越多，根本停不了手。
　　另一方面，尽管既定的制度环境和游戏规则让他们受益，但这些制度环境和游戏规则因为破坏了他们的人性，他们因此有了一种恨，继续的贪污腐败，还有“报复”的意思—在心理上，还可以扩大为对整个社会，外部世界的“报复”。这种“报复”已经成为他们的心理需要。
　　一个主动去败坏了自己的人，骨子里也希望能够败坏外部世界。说贪官是 “叛徒”、“全民公敌”并不夸张。
　　这足够给我们深层次的思考。反腐不仅要揪出各类贪官，而且，从根本上，还要使制度环境能够公正，游戏规则透明，并调整公务人员和老百姓的关系，消除特权。官僚体系本身就具有压抑人的真实自我和人性的功能，如果有特权存在，那就更容易诱发对人性的扭曲。它们才是腐败最深厚的土壤。
　　从个别公务员对各项反腐、整顿吏治的有力举措的“吐槽”和反弹上看，我们的反腐，和打造清廉政治，任务相当艰巨。不允许有灰色收入，禁止吃拿卡要，这些，不过是回归正常，回归公务人员的清廉本质而已。它们引起的抵触，说明有的公务人员，已经把不正常视为正常，把不合理视为合理，把特权视为正当诉求。它更说明官场中的人性环境的恶劣程度，以致于一些人在认知上已经是非不分，在心理上已经无法适应正常的制度要求了。而在这种“诉苦潮”中，如果马上就以加薪等方式进行安抚，给公务人员以特权的预期，对于反腐和打造清廉政治是有伤害的。
　　通过反腐，整顿吏治，在公务人员和民众之间，在各个阶层之间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正是要使整个制度环境、社会环境适合人性。为此一日都不可松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