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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人士指出,“代工之痛”渐成社会思潮,除了企业的道德缺失,还从商业层面回应了中国“人口红利”行将消亡的论点。
当一名富士康华南培训中心员工5月25日凌晨从深圳富士康科技集团观澜园区纵身跃下时,富士康今年前5个月在大陆已有11名员工跳楼,导致9死2伤。有人没心没肺地说:都跳了一支足球队了。此前郭台铭请来山西五台山高僧到深圳做法事,富士康开通了“员工关爱中心”的心理咨询热线,深圳市的联合调查组也已进驻富士康,但这些都没有阻止富士康员工的自杀日趋“常态化”。怪不得有人说,唯一的解决方案是富士康厂区全部“盖平房”。
富士康员工自杀率并不比中国平均自杀率高,选择跳楼自杀的原因也涉及到情感问题、工作压力等多种因素,但“十一跳”已不是什么独立或偶发事件,以80后、90后为主的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值得全社会关注。另一方面,从之前的可口可乐、戴尔到现在的微软、苹果,这些500强企业在中国的代工厂都有“血汗工厂”之嫌,只不过没有像“全球代工大王”富士康那样似乎被“自杀魔咒”缠绕。
5月18日,京沪粤港的9位社会学家联名发布公开信,指出富士康悲剧是新生代农民工以生命发出的呐喊。在过去30年里,中国依靠数亿主要来自农村的廉价劳动力打造了一个出口导向型的“世界工厂”,实现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但如今全社会应该共同反思这种以牺牲人的基本尊严为代价的发展模式。
工作入虎穴
这一阵子,一名富士康前员工写的小说《毕业出狼窝,工作入虎穴》十分畅销。出生于1982年的作者青桐曾经于2005年到2008年供职于深圳富士康,并从一名最普通的基层员工成长为一名生产主管,她书中的经历真实反映了富士康员工的生存状态。
青桐在富士康的第一个职位是“线长”,这是一个带120个工人的初级管理职位,主要处理各种事务性工作,线上的工人主要是来自湖北、四川等内地省份的女孩,她们遇到的问题集中在婚恋、家里遇到各种急难等。对于当时只有23岁的青桐来说,这份工作并不轻松。她回忆说:“生活的全部内容就是工作、工作、工作,没有娱乐,没有周末,极少休息。”虽然现在富士康集团规定工作六天休息一天,但多数普通工人不得不通过更多的加班来提高自己的收入。即便如此,富士康普通员工在高消费的深圳也只能基本满足温饱。
富士康已在大陆20座城市设厂,拥有约80万员工,其内部有九大事业群,每个事业群内部还有很多产品事业处,不但每时每刻有大量的员工辞职和进入,而且为了更高效地利用人力资源,各个事业处之间还根据订单的状况,随时调配流水线工人。这就造成富士康的人员频繁更替,很多员工在彼此还不熟悉时就已经分别了,更谈不上互相建立信任。同一寝室的员工很可能不在一条生产线上班,平时没有什么业余时间,加上流动性又很强,所以员工们身边多是“熟悉的陌生人”。一些富士康的基层管理人员也确实不关心手下员工。有一次,一名员工连续3天没有上班,主管线长以为她离开工厂了,于是为其报请自动离职。结果行政人员到宿舍后才发现,这位员工发高烧已在床上躺了3天。
2007年,当时和青桐同栋楼的一个女工怀孕后被男方抛弃,最终跳楼自杀。那时的富士康是一个女多男少的时代,女工在恋爱方面经常被玩弄。而如今的富士康男女比例不再那么悬殊,但是压抑的工作氛围让恋爱也成了奢侈品。厂区里找不到地方谈恋爱,整个深圳龙华厂区和观澜厂区周围也并无电影院以及市政公园。有些男员工干脆去附近的黑网吧解决“荷尔蒙”冲动。
青桐对于富士康“十一跳”有自己的理解,她认为基层员工缺乏和管理层的沟通和员工的不稳定性是重要原因。“线工多是年轻人,他们精力充沛,对未来抱有期待,同时又容易情绪波动,他们渴望丰富的业余生活,但现实生活又太过枯燥乏味,富士康也没有给他们搭建交往的平台,下了班,他们就是孤立的个体。庞大的集团管理要求80万人步调一致,强调的是共性;而现在是一个个体意识觉醒的时代,年轻的产业工人要求体现个性,这必然会产生矛盾。”
这种观点得到了专家学者的支持。5月18日,在富士康发生“九连跳”4天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沈原和郭于华等9位学者联名发布公开信,指出中国“以‘农民工’的身份为借口,以平均低于第三世界的工资水平来支付他们的劳动报酬,使他们无法在城市中安家生活,漂泊徘徊于城市与农村之间,过着无根无助、家庭分离、父母无人照顾、孩子缺乏关爱的没有尊严的生活”。
富士康集团自1988在深圳建厂以来迅速发展壮大,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产业制造商,世界五百强的第109位,连续7年雄踞中国大陆出口企业榜首。虽然郭台铭在“十一跳”后称富士康绝非血汗工厂,很多事暂不能说。但专家们认为,作为一个强调企业社会责任、回馈社会、关爱员工的行业领袖,富士康理应还给劳动者一份有尊严的工资,为劳动者过上正常的、有尊严的生活创造基础的物质条件,让农民工成为真正的“企业公民”。
代工之痛
这9位学者还指出,当我国的一些产业在全球产业链低端占有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之时,还存在与GDP增长并存的贫富差距扩大现象,以及劳动力价格随就业压力被压低、劳动者话语权被持续忽视的社会事实。如果说,以廉价劳动力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是改革初期中国在资本匮乏等历史条件制约下的一种策略性选择的话,走到今天,这种发展战略已经暴露出种种弊端。劳动所得的低下导致了国内消费需求的长期不振,削弱了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内在动力。发生在富士康的悲剧,更说明了这种发展模式在劳动者这一方的难以为继。
如果不是“十一跳”,富士康的“血汗工厂”形象不会如此深入人心。事实上,血汗工厂的利益输送链的源头都是500强企业,例如富士康代工的苹果品牌。今年2月下旬,苹果发布了24页的《2010年供货商社会责任进展报告》,内容包括苹果2009年对102家供货商进行审查的结果,以及苹果为改善各供货厂商工人工作条件所开展项目的进展情况。在苹果供货商当中,最常见的问题包括劳动时间过长、加班费计算做假、工资低于最低标准、歧视、职业安全、劳工健康、环境影响以及管理决策。苹果表示已经采取措施,以减少此类问题。
在之前的审计中,苹果发现生产iPhone与iPod的83家中国代工厂有45家未支付员工加班费,23家支付的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苹果发言人史蒂夫·道林表示,苹果自2007年起开始审查供货商的劳工待遇,已采取多项措施改善其中国代工厂外来及合同制劳工的境况,目前,苹果公司已要求代工厂调整措施,确保员工正当收入。但是苹果方面未能就整改供货商问题做出具体的要求及明确的整改时间限制。
苹果似乎有些伪善,因为就在《2010年供货商社会责任进展报告》发布之际,却曝出了其在大陆的一家零件供应商“血汗工厂”的事——今年2月中下旬,苏州联建科技(隶属于台湾胜华科技)60多员工正己烷中毒,原因是从2009年8月开始,联建在苹果的建议下用正己烷取代酒精让员工们擦拭iPhone 4G手機显示屏,再加上厂内的部分区域通风不良,最终酿成惨剧。联建解雇了一名经理,并向工人支付医药费。据了解,目前已有44名工人委托律师向厂方索偿。香港劳工团体认为,苹果产品价格不菲,公司应多花一点钱,确保工人的工作环境安全。据悉,苹果的产品因为对外表面的处理工艺要求非常高,需要对表面进行严格的抛光,由于大部分代工企业受场地和条件限制等原因,不少女工都是满手血泡。一家苹果零件供应商表示,为在短时间提高优良率,苹果会建议代工厂商试用其他在中国已经使用的不同化学药剂,如丙酮等易燃、易爆的高危品,虽然是遵循中国法规合法使用,但是在订单的急迫压力下,往往没法做好事先的工业安全评估及保护措施。
一台资代工厂高管表示,类似于苹果这种强势公司才是“血汗工厂”的原因。“苹果在大陆有很多代工厂,有强大的稽核团队,他们对代工企业的流程非常了解,对中国的法律法规、社保体系乃至对各地的最低工资标准也了如指掌。苹果在核算代工成本构成时,大多只按照当地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来核算人工成本。”这一做法的直接后果是,代工厂为了利润,不可能高于苹果的标准给工人开工资,致使工人的工资长期处于低位。
在苹果严格的成本控制下,当代工企业不赚钱后,羊毛出在羊身上,代工企业就开始倒逼员工。据悉,苹果是成本控制最严格的客户。业内代工惠普和戴尔的毛利率一般是在5到8个点。加上批量采购零部件的利润,一般毛利率在8到10个点左右。毛利还要摊销固定资产投入,如果管理不善将直接导致亏损。事实上,大部分代工企业代工苹果其实都处于微利的边缘,从而限制了代工厂改善员工待遇的空间。
当然,像苹果这样在中国大陆市场“发展”的国外企业还有很多。今年4月中旬,美国劳工委员会(NLC)指出,中国企业昆盈公司利用童工和低工资等压榨手段为微软等美国公司进行代工。昆盈公司表态,他们已不再招收18岁以下青年。而微软则正式展开调查,表示将针对供应商的任何不当举措采取适当的补救措施。
NLC自称是一家非营利机构,发起的目的则在于对抗血汗工厂,为工人谋取福利。在对位于广东东莞的昆盈公司进行长达3年的调查后,NCL发布了这份35页、名为《中国童工直面微软》的调查报告,列数昆盈公司“八大罪状”,包括超时工作、恶劣环境和超低报酬等等。根据报告,昆盈公司雇佣了大约1000名16至17岁之间的童工,15个小时制一班,一周工作6到7天,生产摄像头、鼠标等其他电脑配件。员工抱怨工厂像个监狱,“生活就是为了工作,只有工作。”
这已经不是NLC第一次曝光中国的血汗工厂,之前不少国际知名公司都被曝在华榨取廉价劳动力,包括迪士尼、可口可乐和苹果公司等等。NLC称,近些年来,血汗工厂并未消失,在中国珠三角等地依然存在不少低报酬高强度的工厂。观察人士指出,“代工之痛”渐成社会思潮,除了企业的道德缺失,还从商业层面回应了中国“人口红利”行将消亡的论点。“山雨欲来”的中国制造业需要一次转变。
2010年富士康“十一跳”
5月25日,观澜园区华南培训中心一名员工坠楼死亡。
5月21日,龙华厂区男工南刚从厂区四楼跳下身亡,20岁。
5月14日,龙华厂区安徽籍男工梁某从宿舍楼七楼楼顶坠地身亡,21岁,身上有4处刀伤,在楼顶发现一把带血匕首,警方认定为自杀。
5月11日,龙华厂区女工祝晨明从九楼出租屋跳楼身亡,24岁。
5月6日,龙华厂区男工卢新从阳台纵身跳下身亡,24岁。
4月7日,观澜厂区樟阁村,富士康男员工身亡,22岁。
4月7日,观澜厂区外宿舍,宁姓女员工坠楼身亡,18岁。
4月6日,观澜厂区C8栋宿舍女工饶淑琴坠楼,仍在医院治疗,18岁。
3月29日,湖南籍男工刘志军从龙华富士康科技园宿舍楼上坠下,当场死亡,23岁。
3月17日,龙华园区,新进女员工田玉从三楼宿舍跳下,跌落在一楼受伤,其本人表示跳楼原因为“活着太累”。
1月23日,富士康男工马向前死亡,19岁。警方调查,马向前系“生前高坠死亡”。
历年富士康员工死亡事件(不完全统计)
2009年8月20日,23岁员工郑鑫崧在游泳池溺水身亡。
2009年7月15日,25岁员工孙丹勇跳楼自杀,死前曾因为公司交由其保管的16部蘋果iPhone样机少了1部,接受公司调查,遭到非法搜查、拘禁和殴打。
2008年3月16日,富士康烟台工业园28岁员工李某猝死在出租屋内。
2007年9月1日,21岁的刘兵辞工两小时后突然死亡。
2007年6月18日,一名侯姓女工在厕所上吊自杀。
当一名富士康华南培训中心员工5月25日凌晨从深圳富士康科技集团观澜园区纵身跃下时,富士康今年前5个月在大陆已有11名员工跳楼,导致9死2伤。有人没心没肺地说:都跳了一支足球队了。此前郭台铭请来山西五台山高僧到深圳做法事,富士康开通了“员工关爱中心”的心理咨询热线,深圳市的联合调查组也已进驻富士康,但这些都没有阻止富士康员工的自杀日趋“常态化”。怪不得有人说,唯一的解决方案是富士康厂区全部“盖平房”。
富士康员工自杀率并不比中国平均自杀率高,选择跳楼自杀的原因也涉及到情感问题、工作压力等多种因素,但“十一跳”已不是什么独立或偶发事件,以80后、90后为主的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值得全社会关注。另一方面,从之前的可口可乐、戴尔到现在的微软、苹果,这些500强企业在中国的代工厂都有“血汗工厂”之嫌,只不过没有像“全球代工大王”富士康那样似乎被“自杀魔咒”缠绕。
5月18日,京沪粤港的9位社会学家联名发布公开信,指出富士康悲剧是新生代农民工以生命发出的呐喊。在过去30年里,中国依靠数亿主要来自农村的廉价劳动力打造了一个出口导向型的“世界工厂”,实现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但如今全社会应该共同反思这种以牺牲人的基本尊严为代价的发展模式。
工作入虎穴
这一阵子,一名富士康前员工写的小说《毕业出狼窝,工作入虎穴》十分畅销。出生于1982年的作者青桐曾经于2005年到2008年供职于深圳富士康,并从一名最普通的基层员工成长为一名生产主管,她书中的经历真实反映了富士康员工的生存状态。
青桐在富士康的第一个职位是“线长”,这是一个带120个工人的初级管理职位,主要处理各种事务性工作,线上的工人主要是来自湖北、四川等内地省份的女孩,她们遇到的问题集中在婚恋、家里遇到各种急难等。对于当时只有23岁的青桐来说,这份工作并不轻松。她回忆说:“生活的全部内容就是工作、工作、工作,没有娱乐,没有周末,极少休息。”虽然现在富士康集团规定工作六天休息一天,但多数普通工人不得不通过更多的加班来提高自己的收入。即便如此,富士康普通员工在高消费的深圳也只能基本满足温饱。
富士康已在大陆20座城市设厂,拥有约80万员工,其内部有九大事业群,每个事业群内部还有很多产品事业处,不但每时每刻有大量的员工辞职和进入,而且为了更高效地利用人力资源,各个事业处之间还根据订单的状况,随时调配流水线工人。这就造成富士康的人员频繁更替,很多员工在彼此还不熟悉时就已经分别了,更谈不上互相建立信任。同一寝室的员工很可能不在一条生产线上班,平时没有什么业余时间,加上流动性又很强,所以员工们身边多是“熟悉的陌生人”。一些富士康的基层管理人员也确实不关心手下员工。有一次,一名员工连续3天没有上班,主管线长以为她离开工厂了,于是为其报请自动离职。结果行政人员到宿舍后才发现,这位员工发高烧已在床上躺了3天。
2007年,当时和青桐同栋楼的一个女工怀孕后被男方抛弃,最终跳楼自杀。那时的富士康是一个女多男少的时代,女工在恋爱方面经常被玩弄。而如今的富士康男女比例不再那么悬殊,但是压抑的工作氛围让恋爱也成了奢侈品。厂区里找不到地方谈恋爱,整个深圳龙华厂区和观澜厂区周围也并无电影院以及市政公园。有些男员工干脆去附近的黑网吧解决“荷尔蒙”冲动。
青桐对于富士康“十一跳”有自己的理解,她认为基层员工缺乏和管理层的沟通和员工的不稳定性是重要原因。“线工多是年轻人,他们精力充沛,对未来抱有期待,同时又容易情绪波动,他们渴望丰富的业余生活,但现实生活又太过枯燥乏味,富士康也没有给他们搭建交往的平台,下了班,他们就是孤立的个体。庞大的集团管理要求80万人步调一致,强调的是共性;而现在是一个个体意识觉醒的时代,年轻的产业工人要求体现个性,这必然会产生矛盾。”
这种观点得到了专家学者的支持。5月18日,在富士康发生“九连跳”4天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沈原和郭于华等9位学者联名发布公开信,指出中国“以‘农民工’的身份为借口,以平均低于第三世界的工资水平来支付他们的劳动报酬,使他们无法在城市中安家生活,漂泊徘徊于城市与农村之间,过着无根无助、家庭分离、父母无人照顾、孩子缺乏关爱的没有尊严的生活”。
富士康集团自1988在深圳建厂以来迅速发展壮大,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产业制造商,世界五百强的第109位,连续7年雄踞中国大陆出口企业榜首。虽然郭台铭在“十一跳”后称富士康绝非血汗工厂,很多事暂不能说。但专家们认为,作为一个强调企业社会责任、回馈社会、关爱员工的行业领袖,富士康理应还给劳动者一份有尊严的工资,为劳动者过上正常的、有尊严的生活创造基础的物质条件,让农民工成为真正的“企业公民”。
代工之痛
这9位学者还指出,当我国的一些产业在全球产业链低端占有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之时,还存在与GDP增长并存的贫富差距扩大现象,以及劳动力价格随就业压力被压低、劳动者话语权被持续忽视的社会事实。如果说,以廉价劳动力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是改革初期中国在资本匮乏等历史条件制约下的一种策略性选择的话,走到今天,这种发展战略已经暴露出种种弊端。劳动所得的低下导致了国内消费需求的长期不振,削弱了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内在动力。发生在富士康的悲剧,更说明了这种发展模式在劳动者这一方的难以为继。
如果不是“十一跳”,富士康的“血汗工厂”形象不会如此深入人心。事实上,血汗工厂的利益输送链的源头都是500强企业,例如富士康代工的苹果品牌。今年2月下旬,苹果发布了24页的《2010年供货商社会责任进展报告》,内容包括苹果2009年对102家供货商进行审查的结果,以及苹果为改善各供货厂商工人工作条件所开展项目的进展情况。在苹果供货商当中,最常见的问题包括劳动时间过长、加班费计算做假、工资低于最低标准、歧视、职业安全、劳工健康、环境影响以及管理决策。苹果表示已经采取措施,以减少此类问题。
在之前的审计中,苹果发现生产iPhone与iPod的83家中国代工厂有45家未支付员工加班费,23家支付的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苹果发言人史蒂夫·道林表示,苹果自2007年起开始审查供货商的劳工待遇,已采取多项措施改善其中国代工厂外来及合同制劳工的境况,目前,苹果公司已要求代工厂调整措施,确保员工正当收入。但是苹果方面未能就整改供货商问题做出具体的要求及明确的整改时间限制。
苹果似乎有些伪善,因为就在《2010年供货商社会责任进展报告》发布之际,却曝出了其在大陆的一家零件供应商“血汗工厂”的事——今年2月中下旬,苏州联建科技(隶属于台湾胜华科技)60多员工正己烷中毒,原因是从2009年8月开始,联建在苹果的建议下用正己烷取代酒精让员工们擦拭iPhone 4G手機显示屏,再加上厂内的部分区域通风不良,最终酿成惨剧。联建解雇了一名经理,并向工人支付医药费。据了解,目前已有44名工人委托律师向厂方索偿。香港劳工团体认为,苹果产品价格不菲,公司应多花一点钱,确保工人的工作环境安全。据悉,苹果的产品因为对外表面的处理工艺要求非常高,需要对表面进行严格的抛光,由于大部分代工企业受场地和条件限制等原因,不少女工都是满手血泡。一家苹果零件供应商表示,为在短时间提高优良率,苹果会建议代工厂商试用其他在中国已经使用的不同化学药剂,如丙酮等易燃、易爆的高危品,虽然是遵循中国法规合法使用,但是在订单的急迫压力下,往往没法做好事先的工业安全评估及保护措施。
一台资代工厂高管表示,类似于苹果这种强势公司才是“血汗工厂”的原因。“苹果在大陆有很多代工厂,有强大的稽核团队,他们对代工企业的流程非常了解,对中国的法律法规、社保体系乃至对各地的最低工资标准也了如指掌。苹果在核算代工成本构成时,大多只按照当地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来核算人工成本。”这一做法的直接后果是,代工厂为了利润,不可能高于苹果的标准给工人开工资,致使工人的工资长期处于低位。
在苹果严格的成本控制下,当代工企业不赚钱后,羊毛出在羊身上,代工企业就开始倒逼员工。据悉,苹果是成本控制最严格的客户。业内代工惠普和戴尔的毛利率一般是在5到8个点。加上批量采购零部件的利润,一般毛利率在8到10个点左右。毛利还要摊销固定资产投入,如果管理不善将直接导致亏损。事实上,大部分代工企业代工苹果其实都处于微利的边缘,从而限制了代工厂改善员工待遇的空间。
当然,像苹果这样在中国大陆市场“发展”的国外企业还有很多。今年4月中旬,美国劳工委员会(NLC)指出,中国企业昆盈公司利用童工和低工资等压榨手段为微软等美国公司进行代工。昆盈公司表态,他们已不再招收18岁以下青年。而微软则正式展开调查,表示将针对供应商的任何不当举措采取适当的补救措施。
NLC自称是一家非营利机构,发起的目的则在于对抗血汗工厂,为工人谋取福利。在对位于广东东莞的昆盈公司进行长达3年的调查后,NCL发布了这份35页、名为《中国童工直面微软》的调查报告,列数昆盈公司“八大罪状”,包括超时工作、恶劣环境和超低报酬等等。根据报告,昆盈公司雇佣了大约1000名16至17岁之间的童工,15个小时制一班,一周工作6到7天,生产摄像头、鼠标等其他电脑配件。员工抱怨工厂像个监狱,“生活就是为了工作,只有工作。”
这已经不是NLC第一次曝光中国的血汗工厂,之前不少国际知名公司都被曝在华榨取廉价劳动力,包括迪士尼、可口可乐和苹果公司等等。NLC称,近些年来,血汗工厂并未消失,在中国珠三角等地依然存在不少低报酬高强度的工厂。观察人士指出,“代工之痛”渐成社会思潮,除了企业的道德缺失,还从商业层面回应了中国“人口红利”行将消亡的论点。“山雨欲来”的中国制造业需要一次转变。
2010年富士康“十一跳”
5月25日,观澜园区华南培训中心一名员工坠楼死亡。
5月21日,龙华厂区男工南刚从厂区四楼跳下身亡,20岁。
5月14日,龙华厂区安徽籍男工梁某从宿舍楼七楼楼顶坠地身亡,21岁,身上有4处刀伤,在楼顶发现一把带血匕首,警方认定为自杀。
5月11日,龙华厂区女工祝晨明从九楼出租屋跳楼身亡,24岁。
5月6日,龙华厂区男工卢新从阳台纵身跳下身亡,24岁。
4月7日,观澜厂区樟阁村,富士康男员工身亡,22岁。
4月7日,观澜厂区外宿舍,宁姓女员工坠楼身亡,18岁。
4月6日,观澜厂区C8栋宿舍女工饶淑琴坠楼,仍在医院治疗,18岁。
3月29日,湖南籍男工刘志军从龙华富士康科技园宿舍楼上坠下,当场死亡,23岁。
3月17日,龙华园区,新进女员工田玉从三楼宿舍跳下,跌落在一楼受伤,其本人表示跳楼原因为“活着太累”。
1月23日,富士康男工马向前死亡,19岁。警方调查,马向前系“生前高坠死亡”。
历年富士康员工死亡事件(不完全统计)
2009年8月20日,23岁员工郑鑫崧在游泳池溺水身亡。
2009年7月15日,25岁员工孙丹勇跳楼自杀,死前曾因为公司交由其保管的16部蘋果iPhone样机少了1部,接受公司调查,遭到非法搜查、拘禁和殴打。
2008年3月16日,富士康烟台工业园28岁员工李某猝死在出租屋内。
2007年9月1日,21岁的刘兵辞工两小时后突然死亡。
2007年6月18日,一名侯姓女工在厕所上吊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