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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80年3月，上海“为您服务——青年服务队”诞生。伴随着1981年春“五讲四美”活动和1982年“第一个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的开展，上海的“青年服务队”迅速发展到两万多个，具有早期“中国青年志愿者”的特征，得到了共青团中央和中共中央的肯定与推广。
[关键词]青年服务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志愿者
[中图分类号] D232；D43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8）02-0012-03
1979年10月，中共中央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科学理论和行动号召。随即，得到了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年的热烈响应。1980年春，上海有四百多万青少年参加学习雷锋、学习“南京路上好八连”、学习“模范军医”吕士才的活动，“青年服务队”应运而生。“1980年3月，上海自行车三厂诞生了全国第一支青年服务队——‘凤凰青年服务队’。”[1]当年3—5月，“上海自行车三厂、江南造船厂、上棉十六厂、上海柴油机厂等许多单位的青年，成立了各式各样的义务服务队，利用业余时间，为工人群众安装水表、电表，维修电器设备，油漆木器家具，理发、剪裁等等。财贸系统的许多青年，把各种常用商品送到医院、饭店、里弄，为外地来沪的病员、旅客以及附近行动不便的居民提供方便；房产部门的许多青年，深入街道，为烈、军属修理房屋和各种设备”。[2]由此开始，上海“青年服务队”逐步发展起来，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至1981年4月18日。上海团市委向中共上海市委和团中央报送《关于组织和开展青年服务队活动的情况报告》：“据上海经委系统十六个局的不完全统计，各种类型的青年服务队已有六千多个。基建、财贸、郊县一些单位，也相继成立了青年服务队。”第二阶段，至1981年11月27日。上海团市委和上海市建设委员会联合召开表彰市房修七队新疆路工地青年先进集体大会。团市委书记汪明章在大会上报告此时上海的青年服务队已达一万多个。[3]第三阶段，至1982年4月6日，上海团市委向中共上海市委和团中央报送《关于上海青少年参加“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的情况报告》，此时上海全市有“二万零五百多个青年服务队，三万一千多个‘关心小组’”。之后，长期稳定在这个数字的上下。
（一）“为您服务”四个字，凸显了20世纪80年代“为人民服务”的时代特点。上海的“青年服务队”的全称是“为您服务——青年服务队”。“青年服务队”在义务服务中，不吃烟茶、不受礼物，他们自豪地说：为您服务，并不是为了得到“您”的报酬。他们的模范行为，对社会上开始滋长的“一切向钱看”风气，形成强烈的震撼和冲击。上海团市委一开始就把“青年服务队”活动看作是“学雷锋、树新风、做好事”活动周的传承，在活动中继续大力弘扬“雷锋精神”。1980年2月，上海机电一局团委等基层团组织，开始组织“八十年代到底要不要学雷锋？”的讨论。这个讨论与《中国青年》杂志随之组织的“潘晓来信讨论”一道，努力引导一部分青年走出个人患得患失的小天地。这些讨论，使青年们充分认识到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征程中，必须弘扬雷锋“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精神，勇于改革、善于改革。雷锋的革命人生观在青年们的心中深深扎根。
（二）“青年服务队”的组织形式，是加强共青团基层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的有效形式。上海的“青年服务队”是以基层团支部为核心发起组建，以青年党、团员为主体的。它吸收了怀有“一技之长”的青年们，为他们展现才能提供了舞台，同时，也加深了对他们的思想和组织教育。那时候，在“青年服务队”里，既开展“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党”的教育（称作“大三爱”），也开展“爱企业、爱本职岗位、爱产品”（称作“小三爱”）教育，形成了20世纪80年代加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特色。上海市纺织、手工、商业、冶金、化工系统的“青年服务队”，在为老干部、老劳模、老科学家服务的同时，请他们做报告，讲传统。不少中、老年人为青年人当参谋，传技艺，出现了两代人齐心协力建设“两个文明”的生动局面。上海市公交公司团委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在“青年服务队”中组织“信誉服务”活动，在公交站头公布“服务公约”，设立“乘客意见簿”“问询台”，请广大乘客监督评判，以提高服務质量。
（三）“青年服务队”活动不仅局限在志愿服务领域，而是进行了广泛有效的延伸。一方面，是与当时社会上的主流活动结合。比如，与共青团正在开展的“新长征突击手（队）”活动，就很好地结合起来。在“青年服务队”起步的时候，1981年5月4日，上海隆重表彰第二批“新长征突击手（队）”，许多“青年服务队”的优秀集体和优秀分子都被评上了“新长征突击手（队）”。上无十八厂青年工人罗大伟，不管刮风下雨、路远路近，坚持利用业余时间上门为用户修理电视机。他还利用调休，自费购买船票，到崇明县的农村去修电视机。工厂团委抓住这个典型，提出“学身边人，做利民事”的口号。1981年3月，上海市仪表局团委授予罗大伟“雷锋式标兵”称号。一个“罗大伟”，带出了一批“罗大伟”。至1983年1月，全市工交、基建、财贸青工中，被评为各级新长征突击手的达53600多人次。再比如，与随之而来的“青工技术培训”“青工文化补习”高潮以及“振兴中华读书活动”，也进行了有机结合。1978年恢复高考以来，上海青工学文化、学技术的热潮一浪高于一浪。全市有一百多万职工参加技术练兵活动，一百多万职工参加各类业余学习和“双补”（补文化、补技术）。这“两个一百万”中绝大多数是青年职工，其中相当部分就是“青年服务队”队员。青工学文化、学技术，推动了“五小”（小建议、小创造、小发明、小革新、小窍门）活动的开展。1982年开展的“振兴中华读书活动”，共有20多万职工参加，绝大部分是青年职工。9000多个读书小组中，有8000多个是青工读书小组。抓斗大王、全国劳模包起帆，当年是第一批参加“振兴中华读书活动”的青工；他得到的第一张荣誉证书，是读书先进的证书。“振兴中华读书活动”后来延续30多年经久不衰，成为上海市文化建设的一张“名片”。另一方面，上海“青年服务队”也扩大到各个领域，形成“万朵红花竞开放”的局面。建工系统的5000多名青年泥工、木工、漆工，组织起425支“青年服务队”，利用星期天到全市410所幼儿园修理门窗、桌椅、教具等数万件，有的幼儿园一日间面貌一新。上海市纺织、冶金、港务和黄浦区有11个单位的青年服务队，到公园设立“青年艺术服务点”，为群众绘画、刻章、剪影、制作盆景等。尤其是农村的“春耕备耕服务队”这一形式，与正在上海郊区兴起的农村“文明村”建设汇成一股洪流。青浦、南汇、川沙、松江等县组织了近千支“春耕备耕服务队”，为生产队修理农具、电器设备、塑料薄膜和道路桥梁，促进了春耕工作。松江县华阳桥公社印刷机械厂的“青年服务队”，还把社员们的短齿铁鎝、缺角锄头、卷口羊角56件，带回厂里一一修好，使之重返农田作业。 与20世纪60年代的“学雷锋、做好事”相比，上海“青年服务队”具有“有组织”“可持续”的首创特点。只有组织起来进行志愿服务，才有持久的力量。由此可以看到，上海“青年服务队”具有早期“中国青年志愿者”的特征。
共青团中央从1980年起，就敏锐地发现上海“青年服务队”的价值，大力肯定与推广上海“青年服务队”的经验。1980年7月22日，上海团市委在自行车三厂召开1300多名团干部参加的现场会。“大会上，团市委受团中央的委托，向自行车三厂团委赠送一台19英寸电视机，并宣读了团中央给他们的一封信。”[4]1981年3月5日，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韩英在上海与学雷锋先进单位团干部座谈。第二天，他在上海《青年报》上发表署名文章：《上海青年要成为建设精神文明的带头力量》。他写道：“上海的青年服务队，就是‘学雷锋、做好事’经常化的一种好形式。他们所开展的多种多样的‘为您服务’活动，对于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改变社会风气，起了积极的作用，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之前，韩英就到过上海自行车三厂，实地考察青年服务队情况。紧接着，共青团中央向全国团组织批转上海团市委1981年4月18日《关于组织和开展青年服务队活动的情况报告》。团中央的批语中说：“青年服务队的出现，表明了青年觉悟的提高和社会风气的转变，它给学雷锋、树新风和争当新长征突击手活动提供了一种经常化的好形式。请各级团委在当前的‘五讲四美’活动中，在新长征突击手活动中，注意立足基层抓落实，不断总结新经验，脚踏实地为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努力。”[5]
1981年5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来到中南海怀仁堂，同来自全国各地的学雷锋先进青年和先进青年集体代表座谈。这个座谈会由共青团中央具体组织，韩英主持。李先念、方毅、倪志福、彭冲、万里、宋任穷、杨得志、习仲勋、康克清等领导出席。在会上，团中央让上海自行车三厂团委书记龚镇林第一个发言。[6]据龚镇林回忆：团中央书记处书记高占祥赶到他住宿的国务院第四招待所，与他共同斟酌修改发言稿。高占祥要求他一定要背出来。第二天的座谈会，给他讲20分钟，他足足讲了40分钟。缘由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总工会主席倪志福等领导多次插话，问他问题。所以整个发言时间拉长了。他用了很大篇幅，讲了上海自行车三厂和自行车公司、轻工局系统的“青年服务队”情况。紧接着，1981年5月21日—30日，共青团中央在上海召开“第四次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座谈会”。会议的主题是“研究学雷锋、树新风和‘五讲四美’活动的经常化等问题”。5月22日，会议专门安排一天，上午到上海自行车三厂，下午到上海无线电十八厂，组织全国各地代表现场观摩并专题座谈上海“青年服务队”的“为您服务”活动。对此次会议，共青团中央书记处非常重视，来了三位书记处书记：韩英、高占祥、克尤木·巴吾东。三位团中央书记处书记都再次强调：“青年服务队是一种组织青年常年地、集体地学雷锋、做好事的好形式，应该认真地加以组织和推广。”
1982年5月28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宣传部、共青团中央的关于“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总结会议纪要，即中共中央（1982）27号文件。[7]在会议纪要和中央批语中，大力肯定上海的“青年服务队”经验。中共中央批语具体是这样写的：“‘五讲四美’活动，以及‘全民文明礼貌月’，学雷锋，义务劳动，整顿交通秩序，卫生运动，青年服务队，军队的‘四有、三讲、两不怕’，大中小学的《学生守则》，工矿企业的《职工守则》，服务行业的服务公约，农村的乡规民约，科技工作者的科学道德规范等，都是我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创造的具体活动方法和形式。”不久之后，上海“青年服务队”的经验又“梅开二度”。1983年1月7日—2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委托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等7个单位在北京联合召开“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发言时，上海团市委副书记范鸿喜作为全国唯一的共青团系统代表上台做大会发言。发言稿全文登载在当年1月18日《中国青年报》，题目是：《为人民服务 为社会造福 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青年——开展青年服务队活动的几点体会》。
综上所述，上海“青年服务队”产生于改革开放初期。上海共青团组织继承和发扬了20世纪60年代的“学雷锋”的传统经验，按照80年代新时期要求，开拓了具有更加广泛群众参与的新路子。“为您服务——青年服务队”，是“树立社会新风尚的带头力量”，是“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最初行动。共青团中央深入基层、靠前指挥，将上海“青年服务队”的经验推广到全国。之后，“青年服务队”活动聚焦到志愿服务的制度完善、组织健全方面，并逐级上新台阶。1993年，“中国青年志愿者”正式组建。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青年志愿者走向大型国际活动的舞台。
参考文献
[1]上海青年志[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62.
[2]树立社会新风尚的带头力量[N].中国青年报，1980-05-17.
[3]上海团讯[J].1981（23）：5.
[4]成千团干部到自行车三厂参加现场观摩会——称赞青年业余生活果然丰富多彩[N].解放日报，1980-07-23.
[5]上海团讯[J].1981（11）：5.
[6]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同全国学雷锋先进代表座谈——立志振兴中华 做新时代先锋[N].文汇报，1981-05-04.
[7]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G].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285-1298.
作者单位：陆静宜：中共上海市松江区委宣传部新闻科；劉建：上海绿庭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李成浩：中共上海市松江区委宣传部办公室
责任编辑：刘 捷
[关键词]青年服务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志愿者
[中图分类号] D232；D43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8）02-0012-03
1979年10月，中共中央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科学理论和行动号召。随即，得到了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年的热烈响应。1980年春，上海有四百多万青少年参加学习雷锋、学习“南京路上好八连”、学习“模范军医”吕士才的活动，“青年服务队”应运而生。“1980年3月，上海自行车三厂诞生了全国第一支青年服务队——‘凤凰青年服务队’。”[1]当年3—5月，“上海自行车三厂、江南造船厂、上棉十六厂、上海柴油机厂等许多单位的青年，成立了各式各样的义务服务队，利用业余时间，为工人群众安装水表、电表，维修电器设备，油漆木器家具，理发、剪裁等等。财贸系统的许多青年，把各种常用商品送到医院、饭店、里弄，为外地来沪的病员、旅客以及附近行动不便的居民提供方便；房产部门的许多青年，深入街道，为烈、军属修理房屋和各种设备”。[2]由此开始，上海“青年服务队”逐步发展起来，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至1981年4月18日。上海团市委向中共上海市委和团中央报送《关于组织和开展青年服务队活动的情况报告》：“据上海经委系统十六个局的不完全统计，各种类型的青年服务队已有六千多个。基建、财贸、郊县一些单位，也相继成立了青年服务队。”第二阶段，至1981年11月27日。上海团市委和上海市建设委员会联合召开表彰市房修七队新疆路工地青年先进集体大会。团市委书记汪明章在大会上报告此时上海的青年服务队已达一万多个。[3]第三阶段，至1982年4月6日，上海团市委向中共上海市委和团中央报送《关于上海青少年参加“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的情况报告》，此时上海全市有“二万零五百多个青年服务队，三万一千多个‘关心小组’”。之后，长期稳定在这个数字的上下。
（一）“为您服务”四个字，凸显了20世纪80年代“为人民服务”的时代特点。上海的“青年服务队”的全称是“为您服务——青年服务队”。“青年服务队”在义务服务中，不吃烟茶、不受礼物，他们自豪地说：为您服务，并不是为了得到“您”的报酬。他们的模范行为，对社会上开始滋长的“一切向钱看”风气，形成强烈的震撼和冲击。上海团市委一开始就把“青年服务队”活动看作是“学雷锋、树新风、做好事”活动周的传承，在活动中继续大力弘扬“雷锋精神”。1980年2月，上海机电一局团委等基层团组织，开始组织“八十年代到底要不要学雷锋？”的讨论。这个讨论与《中国青年》杂志随之组织的“潘晓来信讨论”一道，努力引导一部分青年走出个人患得患失的小天地。这些讨论，使青年们充分认识到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征程中，必须弘扬雷锋“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精神，勇于改革、善于改革。雷锋的革命人生观在青年们的心中深深扎根。
（二）“青年服务队”的组织形式，是加强共青团基层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的有效形式。上海的“青年服务队”是以基层团支部为核心发起组建，以青年党、团员为主体的。它吸收了怀有“一技之长”的青年们，为他们展现才能提供了舞台，同时，也加深了对他们的思想和组织教育。那时候，在“青年服务队”里，既开展“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党”的教育（称作“大三爱”），也开展“爱企业、爱本职岗位、爱产品”（称作“小三爱”）教育，形成了20世纪80年代加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特色。上海市纺织、手工、商业、冶金、化工系统的“青年服务队”，在为老干部、老劳模、老科学家服务的同时，请他们做报告，讲传统。不少中、老年人为青年人当参谋，传技艺，出现了两代人齐心协力建设“两个文明”的生动局面。上海市公交公司团委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在“青年服务队”中组织“信誉服务”活动，在公交站头公布“服务公约”，设立“乘客意见簿”“问询台”，请广大乘客监督评判，以提高服務质量。
（三）“青年服务队”活动不仅局限在志愿服务领域，而是进行了广泛有效的延伸。一方面，是与当时社会上的主流活动结合。比如，与共青团正在开展的“新长征突击手（队）”活动，就很好地结合起来。在“青年服务队”起步的时候，1981年5月4日，上海隆重表彰第二批“新长征突击手（队）”，许多“青年服务队”的优秀集体和优秀分子都被评上了“新长征突击手（队）”。上无十八厂青年工人罗大伟，不管刮风下雨、路远路近，坚持利用业余时间上门为用户修理电视机。他还利用调休，自费购买船票，到崇明县的农村去修电视机。工厂团委抓住这个典型，提出“学身边人，做利民事”的口号。1981年3月，上海市仪表局团委授予罗大伟“雷锋式标兵”称号。一个“罗大伟”，带出了一批“罗大伟”。至1983年1月，全市工交、基建、财贸青工中，被评为各级新长征突击手的达53600多人次。再比如，与随之而来的“青工技术培训”“青工文化补习”高潮以及“振兴中华读书活动”，也进行了有机结合。1978年恢复高考以来，上海青工学文化、学技术的热潮一浪高于一浪。全市有一百多万职工参加技术练兵活动，一百多万职工参加各类业余学习和“双补”（补文化、补技术）。这“两个一百万”中绝大多数是青年职工，其中相当部分就是“青年服务队”队员。青工学文化、学技术，推动了“五小”（小建议、小创造、小发明、小革新、小窍门）活动的开展。1982年开展的“振兴中华读书活动”，共有20多万职工参加，绝大部分是青年职工。9000多个读书小组中，有8000多个是青工读书小组。抓斗大王、全国劳模包起帆，当年是第一批参加“振兴中华读书活动”的青工；他得到的第一张荣誉证书，是读书先进的证书。“振兴中华读书活动”后来延续30多年经久不衰，成为上海市文化建设的一张“名片”。另一方面，上海“青年服务队”也扩大到各个领域，形成“万朵红花竞开放”的局面。建工系统的5000多名青年泥工、木工、漆工，组织起425支“青年服务队”，利用星期天到全市410所幼儿园修理门窗、桌椅、教具等数万件，有的幼儿园一日间面貌一新。上海市纺织、冶金、港务和黄浦区有11个单位的青年服务队，到公园设立“青年艺术服务点”，为群众绘画、刻章、剪影、制作盆景等。尤其是农村的“春耕备耕服务队”这一形式，与正在上海郊区兴起的农村“文明村”建设汇成一股洪流。青浦、南汇、川沙、松江等县组织了近千支“春耕备耕服务队”，为生产队修理农具、电器设备、塑料薄膜和道路桥梁，促进了春耕工作。松江县华阳桥公社印刷机械厂的“青年服务队”，还把社员们的短齿铁鎝、缺角锄头、卷口羊角56件，带回厂里一一修好，使之重返农田作业。 与20世纪60年代的“学雷锋、做好事”相比，上海“青年服务队”具有“有组织”“可持续”的首创特点。只有组织起来进行志愿服务，才有持久的力量。由此可以看到，上海“青年服务队”具有早期“中国青年志愿者”的特征。
共青团中央从1980年起，就敏锐地发现上海“青年服务队”的价值，大力肯定与推广上海“青年服务队”的经验。1980年7月22日，上海团市委在自行车三厂召开1300多名团干部参加的现场会。“大会上，团市委受团中央的委托，向自行车三厂团委赠送一台19英寸电视机，并宣读了团中央给他们的一封信。”[4]1981年3月5日，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韩英在上海与学雷锋先进单位团干部座谈。第二天，他在上海《青年报》上发表署名文章：《上海青年要成为建设精神文明的带头力量》。他写道：“上海的青年服务队，就是‘学雷锋、做好事’经常化的一种好形式。他们所开展的多种多样的‘为您服务’活动，对于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改变社会风气，起了积极的作用，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之前，韩英就到过上海自行车三厂，实地考察青年服务队情况。紧接着，共青团中央向全国团组织批转上海团市委1981年4月18日《关于组织和开展青年服务队活动的情况报告》。团中央的批语中说：“青年服务队的出现，表明了青年觉悟的提高和社会风气的转变，它给学雷锋、树新风和争当新长征突击手活动提供了一种经常化的好形式。请各级团委在当前的‘五讲四美’活动中，在新长征突击手活动中，注意立足基层抓落实，不断总结新经验，脚踏实地为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努力。”[5]
1981年5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来到中南海怀仁堂，同来自全国各地的学雷锋先进青年和先进青年集体代表座谈。这个座谈会由共青团中央具体组织，韩英主持。李先念、方毅、倪志福、彭冲、万里、宋任穷、杨得志、习仲勋、康克清等领导出席。在会上，团中央让上海自行车三厂团委书记龚镇林第一个发言。[6]据龚镇林回忆：团中央书记处书记高占祥赶到他住宿的国务院第四招待所，与他共同斟酌修改发言稿。高占祥要求他一定要背出来。第二天的座谈会，给他讲20分钟，他足足讲了40分钟。缘由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总工会主席倪志福等领导多次插话，问他问题。所以整个发言时间拉长了。他用了很大篇幅，讲了上海自行车三厂和自行车公司、轻工局系统的“青年服务队”情况。紧接着，1981年5月21日—30日，共青团中央在上海召开“第四次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座谈会”。会议的主题是“研究学雷锋、树新风和‘五讲四美’活动的经常化等问题”。5月22日，会议专门安排一天，上午到上海自行车三厂，下午到上海无线电十八厂，组织全国各地代表现场观摩并专题座谈上海“青年服务队”的“为您服务”活动。对此次会议，共青团中央书记处非常重视，来了三位书记处书记：韩英、高占祥、克尤木·巴吾东。三位团中央书记处书记都再次强调：“青年服务队是一种组织青年常年地、集体地学雷锋、做好事的好形式，应该认真地加以组织和推广。”
1982年5月28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宣传部、共青团中央的关于“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总结会议纪要，即中共中央（1982）27号文件。[7]在会议纪要和中央批语中，大力肯定上海的“青年服务队”经验。中共中央批语具体是这样写的：“‘五讲四美’活动，以及‘全民文明礼貌月’，学雷锋，义务劳动，整顿交通秩序，卫生运动，青年服务队，军队的‘四有、三讲、两不怕’，大中小学的《学生守则》，工矿企业的《职工守则》，服务行业的服务公约，农村的乡规民约，科技工作者的科学道德规范等，都是我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创造的具体活动方法和形式。”不久之后，上海“青年服务队”的经验又“梅开二度”。1983年1月7日—2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委托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等7个单位在北京联合召开“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发言时，上海团市委副书记范鸿喜作为全国唯一的共青团系统代表上台做大会发言。发言稿全文登载在当年1月18日《中国青年报》，题目是：《为人民服务 为社会造福 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青年——开展青年服务队活动的几点体会》。
综上所述，上海“青年服务队”产生于改革开放初期。上海共青团组织继承和发扬了20世纪60年代的“学雷锋”的传统经验，按照80年代新时期要求，开拓了具有更加广泛群众参与的新路子。“为您服务——青年服务队”，是“树立社会新风尚的带头力量”，是“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最初行动。共青团中央深入基层、靠前指挥，将上海“青年服务队”的经验推广到全国。之后，“青年服务队”活动聚焦到志愿服务的制度完善、组织健全方面，并逐级上新台阶。1993年，“中国青年志愿者”正式组建。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青年志愿者走向大型国际活动的舞台。
参考文献
[1]上海青年志[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62.
[2]树立社会新风尚的带头力量[N].中国青年报，1980-05-17.
[3]上海团讯[J].1981（23）：5.
[4]成千团干部到自行车三厂参加现场观摩会——称赞青年业余生活果然丰富多彩[N].解放日报，1980-07-23.
[5]上海团讯[J].1981（11）：5.
[6]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同全国学雷锋先进代表座谈——立志振兴中华 做新时代先锋[N].文汇报，1981-05-04.
[7]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G].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285-1298.
作者单位：陆静宜：中共上海市松江区委宣传部新闻科；劉建：上海绿庭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李成浩：中共上海市松江区委宣传部办公室
责任编辑：刘 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