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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我国藏传佛教界令人敬仰的一代高僧，曾担任过全国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学院院长等职务，桃李遍布藏区。他更是一位杰出的爱国人士，为抗战救国、维护祖国统一、促进青海民族团结、促成西藏和平解放都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因此称他为“爱国老人”。
在青海省循化县道帏乡虎头山下，有一座远近闻名的寺院—古雷寺。
据说，上世纪60年代初，青海省人民政府曾拨专款在此修建了一座钟楼，陈列一口重达4000斤的明代铸造的大铜钟。这口铜钟原为北京龙华寺的宝物，是周总理特批将其赠送给循化县一位名人的。
这位名人就是深受僧俗敬重的藏族学者和藏传佛教领袖人物之一的喜饶嘉措大师，而古雷寺则是喜饶嘉措大师出家及幼年时学习生活的地方。
道帏土地上长出的降香树
1884年（清光绪十年，藏历木猴岁）农历四月初八，喜饶嘉措出生在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道帏乡贺卓庄一户藏族人家，乳名多杰。5岁时，多杰被送至古雷寺跟随老僧洛赛学藏文和经文。7岁出家，受沙弥戒，起法名喜饶嘉措（意为智慧之海）。
喜饶嘉措9岁时，其聪慧才智已不同于常人。他接触到的经典只要念诵两三遍，虽不能全部理解深奥意义，却能牢牢记住，不再遗忘。老师洛赛将其推荐到当地有名的拉仁巴格西（藏传佛教中级别较高的学衔名称，指精通佛学之士）托麦及张沙活佛处进一步学习。此时，喜饶嘉措的举止与勤奋，已赢得道帏地区老幼僧俗的赞许和羡慕。
可是，入寺第二年，喜饶嘉措的父亲不幸辞世，生活仅靠母亲一人支撑，家境非常困苦。11岁时，喜饶嘉措已能熟读一般经文，学习之余还到附近乡村充当经忏师，为俗家诵经说法，以求得微薄的布施，艰难维持生计。
喜饶嘉措后来回忆说，那时他每天清晨起床后至喝早茶的约一个时辰内，能熟练背诵长达7页的经文，让老师惊叹不已。有一次，他到某村念诵《陀罗尼经集》的《吉祥积》及《清净金刚滴》时，仅念诵五六遍，即熟记全文。他曾将7行版的《甘珠尔大藏经》某部的一页正反两面静心默念一次，即能朗朗背诵。
传说当时古雷寺道帏扎仓（藏传佛寺内习经和研究佛学的学院）有位叫龙树的绘塑师，在其僧舍修建了一座漂亮别致的花园，寺内僧人常被邀请游览，并聚会赋诗。喜饶嘉措14岁时，被邀参加龙树的游乐盛会。他当场用藏文诗律嵌字格赋诗一组，博得众僧称赞，大家争相传阅，无不称奇。
1898年秋季大法会时，喜饶嘉措赴甘肃夏河，进入拉卜楞寺闻思院学习。在这里，他一方面潜心学经，一方面为寺院作小工。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他先后跟随10余位高僧大德，用5年时间学完了一般学僧12年才能完成的课程。在学习中，他不仅仅追求文字词义上的理解，更着重于经论本身义理精要的圆满贯通，而且谦恭自抑，多问旁证，通过在辩场讲辩及学院的一系列考试，熟练地掌握了佛学各大经论的精要奥义和辩思理路。
喜饶嘉措的才华不仅让教他的老师欣喜不已，就连当时该寺学术泰斗贡塘·罗哲洛桑楚丞和第四世嘉木样活佛等名师也对他赞赏有加。
在拉卜楞寺学习期间，喜饶嘉措曾回道帏省亲，适逢当地的张沙活佛在张沙寺内修建佛塔。张沙活佛欣赏喜饶嘉措的才华，请他题写塔心中轴上的经文，并撰写了一篇吉祥祷文。宝塔开光典礼圆满完成之际，张沙活佛预言道：“不久的将来，您将成为贫瘠的道帏土地上长出的降香树，黑暗中的一盏明灯！”
后来，拉卜楞寺第四世嘉木样活佛惜其才华，打算聘他至府中担任秘书，但上师（藏传佛教指佛学知识渊博并收徒传教的高僧大德）贡唐·罗哲洛桑楚丞认为，让喜饶嘉措当一位秘书，将埋没他的前途，如果让他去卫藏深造，必定会有更大成就。于是，喜饶嘉措在21岁这年，与他人结伴踏上了前往拉萨的漫漫旅途。
名扬拉萨的“拉仁巴格西”
1905年，喜饶嘉措经过4个月的艰苦跋涉，到达拉萨，进入拉萨三大寺之一哲蚌寺廓莽学院深造。喜饶嘉措后来回顾当年初抵拉萨学习的经历时，常常说，由于身体赢弱，加之生活窘迫，遇到的困难非常人所能忍受。“无日不处于饥寒交迫之中。沿门行乞化缘，做乡村经忏师，几成为相依的伙伴……”
有一次，喜饶嘉措在一户人家化缘，主人请他念诵《甘珠尔大藏经》，他却发现经文中《律部》一函有一页经文正反两面印错了，于是就告诉了主人。但主人根本不相信，说这经文经过多位格西唪诵过，从来没有人讲过经文有错。主人更不相信，眼前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安多（旧时指青海一带的藏区）来的小僧人能发现经文印错了。后来，这家主人从寺院借来《甘珠尔大藏经》的《律部》对照，发现真的印错了。“他惊喜之余，到处传扬，为我化缘行乞打开了方便之门。”喜饶嘉措在回忆中这样说。
这样的故事还很多。喜饶嘉措有一次到一个庄园主家化缘，他被请去做祈禳法事，念诵《贤劫经》。主人非常欣赏他诵经的韵调和准确的发音，请求他再唪诵一次，并请求他写一组教诫诗。主人见他文情并茂，又得知他来自安多，连声说“失礼”，将他请至楼上设座款待，还与他结为供施关系。
在哲蚌寺，喜饶嘉措除了白天参加学院的辩场进行讲辩外，晚上又参加学院或各康村组织的夜间辩场，从未缺席过一次。在每年举行的绛普寺冬季法会辩场和桑浦寺夏季法会辩场上，也从未缺过一次席。
喜饶嘉措犀利精确的思路，纯净美妙的语言，和善亲切的讲辩风度，使众多学者无不心折口服。当时在各大辩场中，“安多喜饶嘉措”的名字无人不知，哲蚌寺的上师布德仁波切（仁波切，活佛的一种尊称）赐他“妙吉祥喜悦智慧”的荣誉。
1915年冬，喜饶嘉措经廓莽学院推举，取得了拉仁巴格西学位。在藏传佛教中，拉仁巴格西是地位和规格更高的格西学位，获得拉仁巴格西学位，不仅要由拉萨的哲蚌、色拉、噶丹三大寺推举，还要由专门的宗教机构命名。
按布达拉宫传统，藏历正月初二日这一天，在布达拉宫的小寝宫要举办由三大寺第一、二名拉仁巴格西参加的“措朗”对辩（藏传佛教中辩经的一种形式），哲蚌寺则由其所属的廓莽、洛赛林两个学院位列第一、二名的拉仁巴格西轮流出席立宗（藏传佛教辩经的一种形式，自立一说，待人辩驳的一方为立宗人）。到了1916年，循例应由洛赛林学院派拉仁巴格西出席，但十三世达赖喇嘛临时改变主意，下令洛赛林学院不用派格西参加，由廓莽学院派拉仁巴格西喜饶嘉措在“措朗”对辩会上立宗，对辩的对手是色拉寺派出的麦扎仓学院的格西。喜饶嘉措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仓促受命，仍不负众望，以其深厚的学术造诣，在“措朗”对辩会上取得了令人信服钦佩的成绩。 这一年藏历正月十三日，在拉萨传召大祈愿法会上，喜饶嘉措参加了最后的拉仁巴格西学位考试，考试地点在罗布林卡宫，由应试者立宗，上午考《释量论》，中午考《般若》《中观》，晚上考《俱舍论》与《律典》。当时，十三世达赖喇嘛非常重视，特意派人来详细了解立宗情况。结果，喜饶嘉措在三大寺众多格西起立问难中，将五大论（藏传佛教中戒律、俱舍、因明、中观和般若五部大论的总称）的精微深奥教义以及词义的诠释，一一予以正确回答，令众人心服口服，纷纷称赞。
同月（藏历）二十四日，罗布林卡宫里僧俗达官济济一堂，布达拉宫秘书长却达宣布了达赖喇嘛的教令，授予喜饶嘉措为“精通五大明处”第一名拉仁巴，并赐予护身结一条，哈达一条及盖着朱红大印的拉仁巴证书。自此，喜饶嘉措在藏区僧俗界名声大振。
桃李遍藏区的学界泰斗
据喜饶嘉措大师的弟子、曾任青海省政府翻译室翻译的屈焕先生介绍，喜饶嘉措取得拉仁巴格西学位后，深受十三世达赖喇嘛赏识，达赖喇嘛劝喜饶嘉措放弃返回青海的打算，邀请他去罗布林卡宫校勘雪域大学者布敦·仁钦珠的所有著述，并负责编辑刊印新版《布敦全集》。喜饶嘉措用了6年时间，圆满完成《布敦全集》新版29函的校勘刊刻工作。
达赖喇嘛非常赞赏，他说，“色拉、哲蚌等寺及其他各寺中，哲士学者虽多，但知识渊博、圆满贯通各种明处学科者却不多见”，“有些格西精通经典，但对于著述，不甚精妙；有的对于著述虽具有才华，但对于经典，则不精通。”接着，他又交给喜饶嘉措一项更为艰巨、更为重要的工作，即完成藏传佛教大典《甘珠尔大藏经》的校勘。
喜饶嘉措欣然受命。《甘珠尔大藏经》校勘工作，不仅工程浩繁，而且责任极大。据传，藏文《甘珠尔大藏经》历史上首先在内地刊刻，明永乐、万历两代分别完成的甘珠尔与丹珠尔刊本，为朝廷颁发于整个藏区各寺院唪诵、供奉的钦赐佛典。其后藏区陆续出现了多种版本，各地版本的编排略有不同，校对也有不严谨之处，喜饶嘉措的工作就是要把不同版本精心校勘，补漏正误，并确定一种统一的版本，其意义非同小可。
经过8年的辛勤工作，喜饶嘉措终于完成了《甘珠尔大藏经》的校勘审定，为古典佛经的整理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屈焕先生在他的著述中称，喜饶嘉措是一位在讲、辩、著各方面都出类拔萃的大师，他在主持罗布林卡行宫古典藏籍整理校勘工作的同时，还先后有《阐明疑义定鉴》《不朽金刚霹雳矢》《功德本体论释》等十余种著作问世。十三世达赖喇嘛对大师愈加器重，遇到佛教经籍中的疑难问题，常常征求他的意见，或委托他解答。当时西藏的名门望族纷纷将其俗家子弟送到喜饶嘉措座前求教，如阿沛·阿旺晋美、索康·旺钦格勒、江洛坚索南亚布、德格赛·索南旺堆、擦戎等知名人士，幼时都曾受过喜饶嘉措的教诲。
在学界，喜饶嘉措成为公认的学术泰斗，他除了为哲蚌寺廓莽、洛赛林两学院的活佛、学僧等授《正义心要》、《宗印大全》，还为噶丹寺江孜、夏孜两学院学僧讲授《般若》《中观》等学科，后来成为十四世达赖喇嘛经师的赤江活佛、廓莽学院堪布（藏传佛教寺院或大型寺院中各个学院的权威主持人，一般为寺院或学院中学位最高的高僧大德）曲丕嘉波、格西洋巴次成、根敦群培、贡巴萨·土登吉扎、更浪·洛桑坚赞等著名学者，皆为喜饶嘉措的门生。如果用“桃李遍藏区”来形容喜饶嘉措在藏区的影响，一点也不为过。
1933年，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由热振呼图克图（“呼图克图”为蒙古语，意为“长寿之人”，清朝中央政府授予藏族和蒙古族地区藏传佛教大活佛的称号，其地位仅次于达赖和班禅）强白益喜坚赞代理摄政。当时西藏上层内部爱国力量和亲英势力之间斗争激烈，青藏、康藏战事频繁，一些亲英分子散布“喜饶嘉措是亲汉分子”，“《甘珠尔大藏经》校勘版中有伪加词句”等谣言，企图从政治和学术两方面攻击喜饶嘉措，然而由于喜饶嘉措不可动摇的学术地位，加之热振摄政对亲英分子的清除，最终使得中伤者的阴谋未能得逞。
为抗战奔走的“辅教宣济禅师”
1934年，学者黎丹带领巡礼团到拉萨学习考察藏传佛教，他与另一位学者杨质夫拜喜饶嘉措为师，住在哲蚌寺，由喜饶嘉措亲自辅导、讲授宗喀巴大师《菩提道次第广论》等，同时进修藏文，学习讲辩。
1936年冬，喜饶嘉措大师应国民政府教育部和蒙藏委员会的邀请，在黎丹、杨质夫、拉仁巴格西格桑嘉措和贡巴萨·土登吉扎活佛等人陪同下，取道印度，经香港、上海到达南京，受到蒋介石、林森等国民党首脑人士的接见，并由杨质夫作翻译，在南京中央大学、上海大菩提学会等处举行报告会。喜饶嘉措大师以深厚的学术造诣，先后发表了关于宗喀巴大师传略、《圣道三要》教义、格鲁派发展史、汉藏文化交流史等方面的长篇讲话，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特别是在蒋介石莅临的一次报告会上，喜饶嘉措指出：“不能作出任何危害宗教、寺院和佛法的事，否则将会引起纷争，国家也将不会稳定。”
1937年，为了沟通和增进汉藏文化交流，让更多汉族知识分子对藏族及其悠久的藏文化有所了解，喜饶嘉措应聘为北京、清华、中央、武汉和中山等国立五所大学开设的西藏文化、历史和佛学理论讲座，受到师生的欢迎和好评价。喜饶嘉措大师一时名满京沪。
同年夏天，当喜饶嘉措到北平讲学时，正值芦沟桥事变发生，抗战兴起，他便转赴陕西，经西安回到青海循化。可惜的是，他数十年搜集的大批藏文资料及个人手稿，原本寄放在南京甘青宁会馆寓所，却因日机轰炸被毁。
1939年5月，鉴于日军逼近，国难日重，喜饶嘉措自动呈请蒙藏委员会和教育部，愿意赴甘、青一带蒙藏地区进行视察和宣传抗战，当即得到批准。此时已55岁的喜饶嘉措不辞辛劳，带领抗战宣传团深入甘、青广大蒙藏地区，发表了《为宣传抗战告蒙藏同胞书》和《白螺的声音》，谴责日寇侵略的罪行，号召蒙藏同胞同心同德，支援前线。
在青海湖畔，喜饶嘉措利用八战区及青海省政府举行祭海大典之机，连续3天在七、八千人参加的大会上发表演讲，其演讲词今日读来依然令人慷慨激昂，热血沸腾：“我们中国的疆域，广阔尤如太空，自远古黄帝时代起至民国二十八年，上下五千年，内外政教昌隆兴盛……我们拥有2000多座城池，10万多处市镇。我们的国家犹如手掌，区区日本还不到我们的一个小小指头！”“日本说什么要将中国连中国的名字从地球上抹掉！要把我们中华民族和我们的权利像毛毡一样地践踏！像衣服一样穿着！像水一样喝掉！像食物一样吃掉！这些恶毒的想法，残暴的行为，迫使我们热血像海水翻腾，像烈火燃烧！” 由于青藏牧区幅员辽阔，牧民们居住分散，喜饶嘉措大师还把各种宣传书刊等派人送到不能亲自前去的各部落中。这年年底，喜饶嘉措被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0年，国民政府册封大师为“辅教宣济禅师”，并授予大小银印两枚。
十七次劝降叛乱分子
1941年，日军封锁沿海港口，国民政府拟通过西藏东部修筑中印公路，保障后方运输，但受到美、英等外国势力蛊惑的西藏当局不断干扰和阻挠。
1943年春，受国民政府指示，喜饶嘉措大师以个人名义赴拉萨朝圣，并率领一部分人员进藏宣慰。据屈焕先生介绍，国民党中央内定大师为西藏省党部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杨质夫为书记长，冯云仙为委员。为了国家的统一安定，民族团结，大师毅然接受这一艰巨任务。但是，他们到达藏北重镇黑河时，藏军却拒绝放行。后经交涉，藏军只允许大师一人赴拉萨朝圣，禁止所有随员入藏，甚至还发生了藏军殴打杨质夫事件。喜饶嘉措断然拒绝当局的伪善邀请，于1944年夏，经玉树结古，取道西康返回重庆。
抗战胜利后，喜饶嘉措大师返回南京。1947年，国民政府任命大师和白云梯为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大师曾就国民党的边疆政策提了许多批评意见。他指出：“西藏问题之所以不能得到圆满解决，主要原因是中央不了解西藏情况，却装出十分了解的样子，以致造成现在的这种局势。”这一年，甘肃拉卜楞寺第五世嘉木样呼图克图圆寂，大师代表国民政府前往致祭，并慰问甘南地区藏族僧俗群众。
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喜饶嘉措大师返回故乡，在道帏扎仓（寺院中的学院或学校）暂住。据《青海省志》记载，兰州战役之后，马步芳已无力抵抗，马家父子仓皇逃奔台湾。马步芳在逃离青海时，曾打算把喜饶嘉措大师和十世班禅一同带往台湾，二人都断然拒绝，使马步芳的阴谋最终未能得逞。
史志记载，同年8月下旬，甘肃临夏地区解放，马步芳溃兵昼夜沿循（化）临（夏）公路西奔，道帏扎仓为公路必经之地。喜饶嘉措大师的弟子和一部分群众认为大师曾担任国民政府高职，共产党肯定不会放过，劝说大师暂避一时。大师虽不肯离去，但拗不过弟子与群众的恳求催逼，转移至僻静的悟玛尔禅院，后取道文都至同仁隆务寺，再转往海南兴海县。
9月中旬，青海省军政委员会派员赴古雷寺邀请大师参加政府工作未果。10月，甘肃和青海军政委员会共同委派大师的汉文秘书陈木天等赴兴海邀请，大师欣然回到西宁。廖汉生、张仲良等接见大师，并动员他参加新政府，为人民办事。
不久，青海省人民政府成立，大师出任第一届青海省政府副主席、文教委员会主任及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1950年初，喜饶嘉措出席了西北军政委员会在西安召开的会议，他在会上说，“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是一切工作中必须十分注意的重要问题”，“如果这些工作做不好，由于偏僻落后地区的人们思想还很保守顽固，再加上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宣传在他们头脑中还很深，因此，虽然外表上解放了，但内心深处对共产党还是很难信仰！”他的发言，得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副主席习仲勋以及汪锋等领导的高度赞扬，他们说：“喜饶嘉措格西的讲话，是真正热爱共产党的话啊！”
1951年，贵德昂拉地区（今尖扎县境内）千户项谦在马步芳残余势力煽动下发动叛乱，武装占据昂拉地区，赶走政府干部，窝藏土匪特务，骚扰当地群众。出于民族团结考虑，青海省委、省政府决定对项谦劝降，喜饶嘉措大师临危受命，他和班禅大师的代表及政府其他领导，先后17次前往昂拉地区说服、劝降项谦，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帮助其解除疑虑。最终，经过多方努力，使项谦放下武器，归顺人民。
毛泽东称他“爱国老人”
早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际，喜饶嘉措大师便开始为西藏的和平解放奔走呼号。他多次写信给西藏的故旧、学生，并亲自向西藏发表广播讲话，希望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谈判，争取和平解放。
1951年，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的代表团赴京和谈。当代表团途经西安时，喜饶嘉措大师叮嘱他的学生阿沛·阿旺晋美说：“据我一年多来的观察，毛主席、共产党是伟大的，他们制定的各项政策是好的，尤其是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是正确的，你们完全可以信赖，由衷地希望谈判成功。”这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十七条协议》顺利签订，西藏实现了和平解放，喜饶嘉措大师的努力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同一年，喜饶嘉措大师赴北京开会期间，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朱德总司令等领导人的接见。此前，喜饶嘉措大师还曾接到毛主席的一封亲笔信，信中称大师为“爱国老人喜饶嘉措”。这次见面，毛主席赠送给大师一辆汽车、数台收音机。之后，中央特拨专款在北京雍和宫后为大师修建一处禅院，并为大师配备了秘书和专职司机。
抗美援朝时期，喜饶嘉措大师会同青海省民族宗教界一些上层人士，联名上书毛主席、朱总司令，要求参加抗美援朝。喜饶嘉措大师积极响应捐机救国的倡议，自己带头捐献巨款用于购买“佛教号”飞机，并亲赴塔尔寺等寺院以及农牧区，动员民众和僧侣支持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952年到1953年间，有不怀好意者假借五台山蒙古族僧人得到观音菩萨的“预言”、西藏白玛冈圣地传出所谓“神书”，在蒙藏地区散布谣言，蛊惑群众，扰乱人心。喜饶嘉措大师极为愤怒，当即写了《驳斥白玛冈道场神书·扫除伪造谎言的明灯》一文，对这篇所谓的“神书”给予严肃的抨击驳斥：“最近，一卷从文字结构到内容，任何一方都经不起分析批判、荒谬绝伦的所谓《白玛冈神书摄义》的破书—愚昧无知的说法就像狗熊模仿人样—来到我的眼前！”大师的文章长达万余字，将伪造的“神书”层层剥去伪装，提醒广大信教群众擦亮眼睛，分清是非。
同时，喜饶嘉措又写了《驳斥伪造预言·廓清愚昧黑暗·智慧太阳之光》一文，揭露“预言”的种种阴谋。
这些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并印成汉藏合文册子在各地散发宣传后，对安定人心，维护社会秩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和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率西藏代表团到达北京，参加会议。喜饶嘉措大师亦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会间，大师在西藏的学生如达赖喇嘛的经师赤江活佛、索康·旺钦格勒、阿沛·阿旺晋美等来到大师寓所看望他。喜饶嘉措告诫他们，要相信共产党和毛主席，并指出：“从前的卫藏地区，内部实行农奴制，外有英帝国主义的压迫，悲惨境况难道不是人人皆知的吗？共产党的恩德就以这次开代表大会为例来说，和达赖仁波切一同前来的有400多人，和班禅仁波切一同前来的有200多人，这么多人的吃喝行住各项费用，完全由国家支付，光这一项恩德，哪能忘记啊！”
1959年，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公然违背《十七条协议》，挑起武装叛乱，少数国家和某些国际反华组织，乘机干涉我国内政。喜饶嘉措大师旗帜鲜明地维护国家统一，坚决反对所谓“西藏独立”的说法。同年4月，大师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了题为《所谓“西藏独立”是白日说梦》的发言，发言稿随后发表于同年4月24日《人民日报》上。
大师在对新华社记者的几次谈话中都明确表示，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民族是组成祖国大家庭民族成员之一。大师追溯历史，指出：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后，才使西藏由分而合，成为元朝辖区中的一个完整的行政区域……达赖喇嘛在西藏的政治地位最初也是清朝政府授予的，到了清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才正式批准成立噶厦政府，根据皇帝旨意由驻藏办事大臣直接领导。遇有皇帝的谕旨，达赖喇嘛应行跪接，原噶厦政府中的噶伦、扎萨、台吉等等十三级官员，都必须经清廷批准任命。
大师还指出：西藏人民是善良的，祖国的大门永远向那些悔过自新、迷途知返的人们敞开，希望那些受蒙蔽的人尽快回到光明大道上来！
遍播菩提的和平使者
1953年5月，喜饶嘉措大师发起并参与筹备的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大师任第一副会长。1955年8月，正式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不久，大师又兼任新成立的中国佛学院院长。
1955年，应缅甸总理吴努的邀请，73岁高龄的喜饶嘉措大师率领中国佛教代表团出访缅甸，首开新中国宗教团体与外国友好往来的先河。当时赵朴初居士任副团长，卓加任翻译。在下榻处，吴努总理以僧王礼仪相待，献上花蔓，并亲自为大师洗脚，极其崇敬。访问期间，遇翻译不能十分圆满地译出佛学奥义时，大师即用古梵语予以解说，听众无不钦佩信服。
1957年，大师率领中国佛教协会代表团赴尼泊尔参加第四届世界佛教大会，之后转赴印度参加释迦牟尼佛圆寂2500周年纪念大会。在印度期间，早年离开祖国侨居印度等地的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兄长当彩和嘉乐敦珠二人前来拜谒大师。大师劝导他们，不宜长期留住外国，应尽早返回国内，与达赖、班禅二位仁波切为首的藏族人民一道，建设自己的国家。当彩和嘉乐敦珠说：“昨天周总理曾说，选择在哪里安乐，就居住在哪儿，这是我们的自由。总理让我们自己决定。大师却为何让我们回去呢？”大师回答说：“周总理是昨天由8架飞机迎接的伟大人物，我与他相比，简直是一条小虫子，由于我爱护你们二位，看做自家人，才说这些话！”
那时，大师对印度政府及达赖二位兄长的所作所为十分不满。他曾向班禅大师说：“现在，您不宜在印度久留，也不要去朝拜各圣地，应尽快返回祖国。”喜饶嘉措已经从印度政府和达赖二位兄长的态度中觉察到，他们暗中在加紧进行所谓的“西藏独立”活动。之后，大师每每谈论起这件往事，总愤慨不已。
后来，大师还率领中国佛教代表团于1958年赴柬埔寨参加了第六届世界佛教大会。同年秋，应前苏联和瑞典两国政府的邀请，赴苏联参加世界佛教协调理事会，接着赴瑞典参加了世界和平理事会第一次大会。
1961年，应斯里兰卡政府的邀请，以喜饶嘉措大师为团长、赵朴初为副团长的中国护送佛牙舍利代表团到达斯里兰卡。当中国专机飞抵斯里兰卡领空时，该国政府派4架飞机护航迎接。斯里兰卡总统和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等前来机场迎接，规格极为隆重。大师一行抵达宾馆时，飞机从空中撒下如雨的花朵，表示庆贺。
在斯里兰卡的20多天里，前来谒见、膜拜的信士达10余万人之多，大师多次发表讲演。一次有外国记者问大师：“中国没有宗教信仰自由，僧侣和寺院都被一扫而光，是否真的这样？”大师哈哈大笑，告诉他们：“根本不是那回事。但是，我们边疆地区的一些僧众和寺院相信了国民党特务和反革命分子的煽动造谣，竟干出了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活动，镇压那些极少数的坏人和坏事的情况，则是有的。这就像骏马在花园中奔跑时，个别花草受到践踏那样。”大师的回答，令提问的记者一时哑口无言。
功垂汉藏的“遍知大格西”
上世纪60年代初，喜饶嘉措大师在担任中国佛学院院长期间，亲为藏语班学员教授因明等学科，并经常到寺院为汉族居士讲授佛经。大师还遵照周总理的指示，为中央民族学院藏族教师讲授藏语文法《三十颂》《音势论》等。
1960年，周恩来总理将北京龙华寺一口重达4000斤的明代铸造的大铜钟送给大师。这一年，国务院派专人将大钟送至青海。青海省人民政府拨专款在道帏扎仓为这口铜钟修建了一座钟楼，以示对大师功德的嘉勉。1962年，大师从北京返回故里，主持钟楼落成庆典，恰值大师80华诞，以此因缘，大师在家乡为僧俗供养斋饭，宣扬党对宗教保护的恩德。
但是，在后来发生的极“左”思潮和十年动乱中，大师却未能逃脱灾难。1964年10月4日，大师以“串通叛乱”等莫须有的罪名在北京被批判。随后，大师身边的随员、学生被陆续隔离，只留下格桑嘉措和索南二人照顾大师的起居。年底，大师被遣回青海，并带到循化道帏进行批斗，西宁甚至还举办了“喜饶嘉措反党叛国集团罪行展览”，将他多年供奉的佛像，诵读的经卷，穿过的袈裟，以及用过的念修用具，都被做为“罪证”，陈列展览。
1966年“文革”开始后，古雷寺大部分建筑被拆毁，国务院所赠铜钟、缅甸总理赠送给喜饶嘉措大师的金佛像、大师的金印等贵重文物均被毁坏。大师的身体与精神再次受到摧残，终于1968年11月1日在西宁含冤逝世，享年85岁。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喜饶嘉措大师得到平反。1979年10月6日，中共青海省委、青海省政府在西宁为大师举行了隆重的平反追悼大会。1980年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习仲勋、刘澜涛、阿沛·阿旺晋美、杨静仁、汪锋、扎喜旺徐等合写的长篇文章《爱国老人喜饶嘉措》，文中写道：“他是人民值得尊敬的一位爱国老人，是值得我们永远纪念的忠诚朋友，是全体宗教徒学习的楷模。”
记者了解到，随后不久，有关部门归还了大师在北京被没收的一部分财物，并拨出两万元作为修建大师纪念馆的基金。国家民委、国务院宗教局、中国佛教协会以及青海省政协、青海省委统战部和大师的故乡循化县委等积极响应，在道帏扎仓为大师修建了一座纪念馆。大师的同乡、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班禅大师题写了馆名“遍知大格西喜饶嘉措纪念馆”。纪念馆建成时，班禅大师还亲赴循化道帏，主持纪念馆落成典礼和开光仪式，同时还为参加典礼的万余群众讲经摩顶。
记者从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统战部一位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古雷寺距县城约30公里，喜饶嘉措大师纪念馆现为古雷寺的主体建筑，常年向社会开放。据介绍，大师早年在拉萨讲学时，曾委派格西隆珠（青海贵德籍僧人）在家乡道帏创办了青海喇嘛教义国文讲习所，招收僧童学习汉藏文，解放后讲习所归并于道帏乡小学。
时至今日，道帏的人们谈及大师仍有口皆碑，念念不忘。
在青海省循化县道帏乡虎头山下，有一座远近闻名的寺院—古雷寺。
据说，上世纪60年代初，青海省人民政府曾拨专款在此修建了一座钟楼，陈列一口重达4000斤的明代铸造的大铜钟。这口铜钟原为北京龙华寺的宝物，是周总理特批将其赠送给循化县一位名人的。
这位名人就是深受僧俗敬重的藏族学者和藏传佛教领袖人物之一的喜饶嘉措大师，而古雷寺则是喜饶嘉措大师出家及幼年时学习生活的地方。
道帏土地上长出的降香树
1884年（清光绪十年，藏历木猴岁）农历四月初八，喜饶嘉措出生在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道帏乡贺卓庄一户藏族人家，乳名多杰。5岁时，多杰被送至古雷寺跟随老僧洛赛学藏文和经文。7岁出家，受沙弥戒，起法名喜饶嘉措（意为智慧之海）。
喜饶嘉措9岁时，其聪慧才智已不同于常人。他接触到的经典只要念诵两三遍，虽不能全部理解深奥意义，却能牢牢记住，不再遗忘。老师洛赛将其推荐到当地有名的拉仁巴格西（藏传佛教中级别较高的学衔名称，指精通佛学之士）托麦及张沙活佛处进一步学习。此时，喜饶嘉措的举止与勤奋，已赢得道帏地区老幼僧俗的赞许和羡慕。
可是，入寺第二年，喜饶嘉措的父亲不幸辞世，生活仅靠母亲一人支撑，家境非常困苦。11岁时，喜饶嘉措已能熟读一般经文，学习之余还到附近乡村充当经忏师，为俗家诵经说法，以求得微薄的布施，艰难维持生计。
喜饶嘉措后来回忆说，那时他每天清晨起床后至喝早茶的约一个时辰内，能熟练背诵长达7页的经文，让老师惊叹不已。有一次，他到某村念诵《陀罗尼经集》的《吉祥积》及《清净金刚滴》时，仅念诵五六遍，即熟记全文。他曾将7行版的《甘珠尔大藏经》某部的一页正反两面静心默念一次，即能朗朗背诵。
传说当时古雷寺道帏扎仓（藏传佛寺内习经和研究佛学的学院）有位叫龙树的绘塑师，在其僧舍修建了一座漂亮别致的花园，寺内僧人常被邀请游览，并聚会赋诗。喜饶嘉措14岁时，被邀参加龙树的游乐盛会。他当场用藏文诗律嵌字格赋诗一组，博得众僧称赞，大家争相传阅，无不称奇。
1898年秋季大法会时，喜饶嘉措赴甘肃夏河，进入拉卜楞寺闻思院学习。在这里，他一方面潜心学经，一方面为寺院作小工。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他先后跟随10余位高僧大德，用5年时间学完了一般学僧12年才能完成的课程。在学习中，他不仅仅追求文字词义上的理解，更着重于经论本身义理精要的圆满贯通，而且谦恭自抑，多问旁证，通过在辩场讲辩及学院的一系列考试，熟练地掌握了佛学各大经论的精要奥义和辩思理路。
喜饶嘉措的才华不仅让教他的老师欣喜不已，就连当时该寺学术泰斗贡塘·罗哲洛桑楚丞和第四世嘉木样活佛等名师也对他赞赏有加。
在拉卜楞寺学习期间，喜饶嘉措曾回道帏省亲，适逢当地的张沙活佛在张沙寺内修建佛塔。张沙活佛欣赏喜饶嘉措的才华，请他题写塔心中轴上的经文，并撰写了一篇吉祥祷文。宝塔开光典礼圆满完成之际，张沙活佛预言道：“不久的将来，您将成为贫瘠的道帏土地上长出的降香树，黑暗中的一盏明灯！”
后来，拉卜楞寺第四世嘉木样活佛惜其才华，打算聘他至府中担任秘书，但上师（藏传佛教指佛学知识渊博并收徒传教的高僧大德）贡唐·罗哲洛桑楚丞认为，让喜饶嘉措当一位秘书，将埋没他的前途，如果让他去卫藏深造，必定会有更大成就。于是，喜饶嘉措在21岁这年，与他人结伴踏上了前往拉萨的漫漫旅途。
名扬拉萨的“拉仁巴格西”
1905年，喜饶嘉措经过4个月的艰苦跋涉，到达拉萨，进入拉萨三大寺之一哲蚌寺廓莽学院深造。喜饶嘉措后来回顾当年初抵拉萨学习的经历时，常常说，由于身体赢弱，加之生活窘迫，遇到的困难非常人所能忍受。“无日不处于饥寒交迫之中。沿门行乞化缘，做乡村经忏师，几成为相依的伙伴……”
有一次，喜饶嘉措在一户人家化缘，主人请他念诵《甘珠尔大藏经》，他却发现经文中《律部》一函有一页经文正反两面印错了，于是就告诉了主人。但主人根本不相信，说这经文经过多位格西唪诵过，从来没有人讲过经文有错。主人更不相信，眼前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安多（旧时指青海一带的藏区）来的小僧人能发现经文印错了。后来，这家主人从寺院借来《甘珠尔大藏经》的《律部》对照，发现真的印错了。“他惊喜之余，到处传扬，为我化缘行乞打开了方便之门。”喜饶嘉措在回忆中这样说。
这样的故事还很多。喜饶嘉措有一次到一个庄园主家化缘，他被请去做祈禳法事，念诵《贤劫经》。主人非常欣赏他诵经的韵调和准确的发音，请求他再唪诵一次，并请求他写一组教诫诗。主人见他文情并茂，又得知他来自安多，连声说“失礼”，将他请至楼上设座款待，还与他结为供施关系。
在哲蚌寺，喜饶嘉措除了白天参加学院的辩场进行讲辩外，晚上又参加学院或各康村组织的夜间辩场，从未缺席过一次。在每年举行的绛普寺冬季法会辩场和桑浦寺夏季法会辩场上，也从未缺过一次席。
喜饶嘉措犀利精确的思路，纯净美妙的语言，和善亲切的讲辩风度，使众多学者无不心折口服。当时在各大辩场中，“安多喜饶嘉措”的名字无人不知，哲蚌寺的上师布德仁波切（仁波切，活佛的一种尊称）赐他“妙吉祥喜悦智慧”的荣誉。
1915年冬，喜饶嘉措经廓莽学院推举，取得了拉仁巴格西学位。在藏传佛教中，拉仁巴格西是地位和规格更高的格西学位，获得拉仁巴格西学位，不仅要由拉萨的哲蚌、色拉、噶丹三大寺推举，还要由专门的宗教机构命名。
按布达拉宫传统，藏历正月初二日这一天，在布达拉宫的小寝宫要举办由三大寺第一、二名拉仁巴格西参加的“措朗”对辩（藏传佛教中辩经的一种形式），哲蚌寺则由其所属的廓莽、洛赛林两个学院位列第一、二名的拉仁巴格西轮流出席立宗（藏传佛教辩经的一种形式，自立一说，待人辩驳的一方为立宗人）。到了1916年，循例应由洛赛林学院派拉仁巴格西出席，但十三世达赖喇嘛临时改变主意，下令洛赛林学院不用派格西参加，由廓莽学院派拉仁巴格西喜饶嘉措在“措朗”对辩会上立宗，对辩的对手是色拉寺派出的麦扎仓学院的格西。喜饶嘉措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仓促受命，仍不负众望，以其深厚的学术造诣，在“措朗”对辩会上取得了令人信服钦佩的成绩。 这一年藏历正月十三日，在拉萨传召大祈愿法会上，喜饶嘉措参加了最后的拉仁巴格西学位考试，考试地点在罗布林卡宫，由应试者立宗，上午考《释量论》，中午考《般若》《中观》，晚上考《俱舍论》与《律典》。当时，十三世达赖喇嘛非常重视，特意派人来详细了解立宗情况。结果，喜饶嘉措在三大寺众多格西起立问难中，将五大论（藏传佛教中戒律、俱舍、因明、中观和般若五部大论的总称）的精微深奥教义以及词义的诠释，一一予以正确回答，令众人心服口服，纷纷称赞。
同月（藏历）二十四日，罗布林卡宫里僧俗达官济济一堂，布达拉宫秘书长却达宣布了达赖喇嘛的教令，授予喜饶嘉措为“精通五大明处”第一名拉仁巴，并赐予护身结一条，哈达一条及盖着朱红大印的拉仁巴证书。自此，喜饶嘉措在藏区僧俗界名声大振。
桃李遍藏区的学界泰斗
据喜饶嘉措大师的弟子、曾任青海省政府翻译室翻译的屈焕先生介绍，喜饶嘉措取得拉仁巴格西学位后，深受十三世达赖喇嘛赏识，达赖喇嘛劝喜饶嘉措放弃返回青海的打算，邀请他去罗布林卡宫校勘雪域大学者布敦·仁钦珠的所有著述，并负责编辑刊印新版《布敦全集》。喜饶嘉措用了6年时间，圆满完成《布敦全集》新版29函的校勘刊刻工作。
达赖喇嘛非常赞赏，他说，“色拉、哲蚌等寺及其他各寺中，哲士学者虽多，但知识渊博、圆满贯通各种明处学科者却不多见”，“有些格西精通经典，但对于著述，不甚精妙；有的对于著述虽具有才华，但对于经典，则不精通。”接着，他又交给喜饶嘉措一项更为艰巨、更为重要的工作，即完成藏传佛教大典《甘珠尔大藏经》的校勘。
喜饶嘉措欣然受命。《甘珠尔大藏经》校勘工作，不仅工程浩繁，而且责任极大。据传，藏文《甘珠尔大藏经》历史上首先在内地刊刻，明永乐、万历两代分别完成的甘珠尔与丹珠尔刊本，为朝廷颁发于整个藏区各寺院唪诵、供奉的钦赐佛典。其后藏区陆续出现了多种版本，各地版本的编排略有不同，校对也有不严谨之处，喜饶嘉措的工作就是要把不同版本精心校勘，补漏正误，并确定一种统一的版本，其意义非同小可。
经过8年的辛勤工作，喜饶嘉措终于完成了《甘珠尔大藏经》的校勘审定，为古典佛经的整理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屈焕先生在他的著述中称，喜饶嘉措是一位在讲、辩、著各方面都出类拔萃的大师，他在主持罗布林卡行宫古典藏籍整理校勘工作的同时，还先后有《阐明疑义定鉴》《不朽金刚霹雳矢》《功德本体论释》等十余种著作问世。十三世达赖喇嘛对大师愈加器重，遇到佛教经籍中的疑难问题，常常征求他的意见，或委托他解答。当时西藏的名门望族纷纷将其俗家子弟送到喜饶嘉措座前求教，如阿沛·阿旺晋美、索康·旺钦格勒、江洛坚索南亚布、德格赛·索南旺堆、擦戎等知名人士，幼时都曾受过喜饶嘉措的教诲。
在学界，喜饶嘉措成为公认的学术泰斗，他除了为哲蚌寺廓莽、洛赛林两学院的活佛、学僧等授《正义心要》、《宗印大全》，还为噶丹寺江孜、夏孜两学院学僧讲授《般若》《中观》等学科，后来成为十四世达赖喇嘛经师的赤江活佛、廓莽学院堪布（藏传佛教寺院或大型寺院中各个学院的权威主持人，一般为寺院或学院中学位最高的高僧大德）曲丕嘉波、格西洋巴次成、根敦群培、贡巴萨·土登吉扎、更浪·洛桑坚赞等著名学者，皆为喜饶嘉措的门生。如果用“桃李遍藏区”来形容喜饶嘉措在藏区的影响，一点也不为过。
1933年，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由热振呼图克图（“呼图克图”为蒙古语，意为“长寿之人”，清朝中央政府授予藏族和蒙古族地区藏传佛教大活佛的称号，其地位仅次于达赖和班禅）强白益喜坚赞代理摄政。当时西藏上层内部爱国力量和亲英势力之间斗争激烈，青藏、康藏战事频繁，一些亲英分子散布“喜饶嘉措是亲汉分子”，“《甘珠尔大藏经》校勘版中有伪加词句”等谣言，企图从政治和学术两方面攻击喜饶嘉措，然而由于喜饶嘉措不可动摇的学术地位，加之热振摄政对亲英分子的清除，最终使得中伤者的阴谋未能得逞。
为抗战奔走的“辅教宣济禅师”
1934年，学者黎丹带领巡礼团到拉萨学习考察藏传佛教，他与另一位学者杨质夫拜喜饶嘉措为师，住在哲蚌寺，由喜饶嘉措亲自辅导、讲授宗喀巴大师《菩提道次第广论》等，同时进修藏文，学习讲辩。
1936年冬，喜饶嘉措大师应国民政府教育部和蒙藏委员会的邀请，在黎丹、杨质夫、拉仁巴格西格桑嘉措和贡巴萨·土登吉扎活佛等人陪同下，取道印度，经香港、上海到达南京，受到蒋介石、林森等国民党首脑人士的接见，并由杨质夫作翻译，在南京中央大学、上海大菩提学会等处举行报告会。喜饶嘉措大师以深厚的学术造诣，先后发表了关于宗喀巴大师传略、《圣道三要》教义、格鲁派发展史、汉藏文化交流史等方面的长篇讲话，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特别是在蒋介石莅临的一次报告会上，喜饶嘉措指出：“不能作出任何危害宗教、寺院和佛法的事，否则将会引起纷争，国家也将不会稳定。”
1937年，为了沟通和增进汉藏文化交流，让更多汉族知识分子对藏族及其悠久的藏文化有所了解，喜饶嘉措应聘为北京、清华、中央、武汉和中山等国立五所大学开设的西藏文化、历史和佛学理论讲座，受到师生的欢迎和好评价。喜饶嘉措大师一时名满京沪。
同年夏天，当喜饶嘉措到北平讲学时，正值芦沟桥事变发生，抗战兴起，他便转赴陕西，经西安回到青海循化。可惜的是，他数十年搜集的大批藏文资料及个人手稿，原本寄放在南京甘青宁会馆寓所，却因日机轰炸被毁。
1939年5月，鉴于日军逼近，国难日重，喜饶嘉措自动呈请蒙藏委员会和教育部，愿意赴甘、青一带蒙藏地区进行视察和宣传抗战，当即得到批准。此时已55岁的喜饶嘉措不辞辛劳，带领抗战宣传团深入甘、青广大蒙藏地区，发表了《为宣传抗战告蒙藏同胞书》和《白螺的声音》，谴责日寇侵略的罪行，号召蒙藏同胞同心同德，支援前线。
在青海湖畔，喜饶嘉措利用八战区及青海省政府举行祭海大典之机，连续3天在七、八千人参加的大会上发表演讲，其演讲词今日读来依然令人慷慨激昂，热血沸腾：“我们中国的疆域，广阔尤如太空，自远古黄帝时代起至民国二十八年，上下五千年，内外政教昌隆兴盛……我们拥有2000多座城池，10万多处市镇。我们的国家犹如手掌，区区日本还不到我们的一个小小指头！”“日本说什么要将中国连中国的名字从地球上抹掉！要把我们中华民族和我们的权利像毛毡一样地践踏！像衣服一样穿着！像水一样喝掉！像食物一样吃掉！这些恶毒的想法，残暴的行为，迫使我们热血像海水翻腾，像烈火燃烧！” 由于青藏牧区幅员辽阔，牧民们居住分散，喜饶嘉措大师还把各种宣传书刊等派人送到不能亲自前去的各部落中。这年年底，喜饶嘉措被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0年，国民政府册封大师为“辅教宣济禅师”，并授予大小银印两枚。
十七次劝降叛乱分子
1941年，日军封锁沿海港口，国民政府拟通过西藏东部修筑中印公路，保障后方运输，但受到美、英等外国势力蛊惑的西藏当局不断干扰和阻挠。
1943年春，受国民政府指示，喜饶嘉措大师以个人名义赴拉萨朝圣，并率领一部分人员进藏宣慰。据屈焕先生介绍，国民党中央内定大师为西藏省党部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杨质夫为书记长，冯云仙为委员。为了国家的统一安定，民族团结，大师毅然接受这一艰巨任务。但是，他们到达藏北重镇黑河时，藏军却拒绝放行。后经交涉，藏军只允许大师一人赴拉萨朝圣，禁止所有随员入藏，甚至还发生了藏军殴打杨质夫事件。喜饶嘉措断然拒绝当局的伪善邀请，于1944年夏，经玉树结古，取道西康返回重庆。
抗战胜利后，喜饶嘉措大师返回南京。1947年，国民政府任命大师和白云梯为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大师曾就国民党的边疆政策提了许多批评意见。他指出：“西藏问题之所以不能得到圆满解决，主要原因是中央不了解西藏情况，却装出十分了解的样子，以致造成现在的这种局势。”这一年，甘肃拉卜楞寺第五世嘉木样呼图克图圆寂，大师代表国民政府前往致祭，并慰问甘南地区藏族僧俗群众。
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喜饶嘉措大师返回故乡，在道帏扎仓（寺院中的学院或学校）暂住。据《青海省志》记载，兰州战役之后，马步芳已无力抵抗，马家父子仓皇逃奔台湾。马步芳在逃离青海时，曾打算把喜饶嘉措大师和十世班禅一同带往台湾，二人都断然拒绝，使马步芳的阴谋最终未能得逞。
史志记载，同年8月下旬，甘肃临夏地区解放，马步芳溃兵昼夜沿循（化）临（夏）公路西奔，道帏扎仓为公路必经之地。喜饶嘉措大师的弟子和一部分群众认为大师曾担任国民政府高职，共产党肯定不会放过，劝说大师暂避一时。大师虽不肯离去，但拗不过弟子与群众的恳求催逼，转移至僻静的悟玛尔禅院，后取道文都至同仁隆务寺，再转往海南兴海县。
9月中旬，青海省军政委员会派员赴古雷寺邀请大师参加政府工作未果。10月，甘肃和青海军政委员会共同委派大师的汉文秘书陈木天等赴兴海邀请，大师欣然回到西宁。廖汉生、张仲良等接见大师，并动员他参加新政府，为人民办事。
不久，青海省人民政府成立，大师出任第一届青海省政府副主席、文教委员会主任及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1950年初，喜饶嘉措出席了西北军政委员会在西安召开的会议，他在会上说，“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是一切工作中必须十分注意的重要问题”，“如果这些工作做不好，由于偏僻落后地区的人们思想还很保守顽固，再加上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宣传在他们头脑中还很深，因此，虽然外表上解放了，但内心深处对共产党还是很难信仰！”他的发言，得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副主席习仲勋以及汪锋等领导的高度赞扬，他们说：“喜饶嘉措格西的讲话，是真正热爱共产党的话啊！”
1951年，贵德昂拉地区（今尖扎县境内）千户项谦在马步芳残余势力煽动下发动叛乱，武装占据昂拉地区，赶走政府干部，窝藏土匪特务，骚扰当地群众。出于民族团结考虑，青海省委、省政府决定对项谦劝降，喜饶嘉措大师临危受命，他和班禅大师的代表及政府其他领导，先后17次前往昂拉地区说服、劝降项谦，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帮助其解除疑虑。最终，经过多方努力，使项谦放下武器，归顺人民。
毛泽东称他“爱国老人”
早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际，喜饶嘉措大师便开始为西藏的和平解放奔走呼号。他多次写信给西藏的故旧、学生，并亲自向西藏发表广播讲话，希望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谈判，争取和平解放。
1951年，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的代表团赴京和谈。当代表团途经西安时，喜饶嘉措大师叮嘱他的学生阿沛·阿旺晋美说：“据我一年多来的观察，毛主席、共产党是伟大的，他们制定的各项政策是好的，尤其是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是正确的，你们完全可以信赖，由衷地希望谈判成功。”这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十七条协议》顺利签订，西藏实现了和平解放，喜饶嘉措大师的努力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同一年，喜饶嘉措大师赴北京开会期间，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朱德总司令等领导人的接见。此前，喜饶嘉措大师还曾接到毛主席的一封亲笔信，信中称大师为“爱国老人喜饶嘉措”。这次见面，毛主席赠送给大师一辆汽车、数台收音机。之后，中央特拨专款在北京雍和宫后为大师修建一处禅院，并为大师配备了秘书和专职司机。
抗美援朝时期，喜饶嘉措大师会同青海省民族宗教界一些上层人士，联名上书毛主席、朱总司令，要求参加抗美援朝。喜饶嘉措大师积极响应捐机救国的倡议，自己带头捐献巨款用于购买“佛教号”飞机，并亲赴塔尔寺等寺院以及农牧区，动员民众和僧侣支持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952年到1953年间，有不怀好意者假借五台山蒙古族僧人得到观音菩萨的“预言”、西藏白玛冈圣地传出所谓“神书”，在蒙藏地区散布谣言，蛊惑群众，扰乱人心。喜饶嘉措大师极为愤怒，当即写了《驳斥白玛冈道场神书·扫除伪造谎言的明灯》一文，对这篇所谓的“神书”给予严肃的抨击驳斥：“最近，一卷从文字结构到内容，任何一方都经不起分析批判、荒谬绝伦的所谓《白玛冈神书摄义》的破书—愚昧无知的说法就像狗熊模仿人样—来到我的眼前！”大师的文章长达万余字，将伪造的“神书”层层剥去伪装，提醒广大信教群众擦亮眼睛，分清是非。
同时，喜饶嘉措又写了《驳斥伪造预言·廓清愚昧黑暗·智慧太阳之光》一文，揭露“预言”的种种阴谋。
这些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并印成汉藏合文册子在各地散发宣传后，对安定人心，维护社会秩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和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率西藏代表团到达北京，参加会议。喜饶嘉措大师亦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会间，大师在西藏的学生如达赖喇嘛的经师赤江活佛、索康·旺钦格勒、阿沛·阿旺晋美等来到大师寓所看望他。喜饶嘉措告诫他们，要相信共产党和毛主席，并指出：“从前的卫藏地区，内部实行农奴制，外有英帝国主义的压迫，悲惨境况难道不是人人皆知的吗？共产党的恩德就以这次开代表大会为例来说，和达赖仁波切一同前来的有400多人，和班禅仁波切一同前来的有200多人，这么多人的吃喝行住各项费用，完全由国家支付，光这一项恩德，哪能忘记啊！”
1959年，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公然违背《十七条协议》，挑起武装叛乱，少数国家和某些国际反华组织，乘机干涉我国内政。喜饶嘉措大师旗帜鲜明地维护国家统一，坚决反对所谓“西藏独立”的说法。同年4月，大师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了题为《所谓“西藏独立”是白日说梦》的发言，发言稿随后发表于同年4月24日《人民日报》上。
大师在对新华社记者的几次谈话中都明确表示，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民族是组成祖国大家庭民族成员之一。大师追溯历史，指出：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后，才使西藏由分而合，成为元朝辖区中的一个完整的行政区域……达赖喇嘛在西藏的政治地位最初也是清朝政府授予的，到了清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才正式批准成立噶厦政府，根据皇帝旨意由驻藏办事大臣直接领导。遇有皇帝的谕旨，达赖喇嘛应行跪接，原噶厦政府中的噶伦、扎萨、台吉等等十三级官员，都必须经清廷批准任命。
大师还指出：西藏人民是善良的，祖国的大门永远向那些悔过自新、迷途知返的人们敞开，希望那些受蒙蔽的人尽快回到光明大道上来！
遍播菩提的和平使者
1953年5月，喜饶嘉措大师发起并参与筹备的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大师任第一副会长。1955年8月，正式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不久，大师又兼任新成立的中国佛学院院长。
1955年，应缅甸总理吴努的邀请，73岁高龄的喜饶嘉措大师率领中国佛教代表团出访缅甸，首开新中国宗教团体与外国友好往来的先河。当时赵朴初居士任副团长，卓加任翻译。在下榻处，吴努总理以僧王礼仪相待，献上花蔓，并亲自为大师洗脚，极其崇敬。访问期间，遇翻译不能十分圆满地译出佛学奥义时，大师即用古梵语予以解说，听众无不钦佩信服。
1957年，大师率领中国佛教协会代表团赴尼泊尔参加第四届世界佛教大会，之后转赴印度参加释迦牟尼佛圆寂2500周年纪念大会。在印度期间，早年离开祖国侨居印度等地的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兄长当彩和嘉乐敦珠二人前来拜谒大师。大师劝导他们，不宜长期留住外国，应尽早返回国内，与达赖、班禅二位仁波切为首的藏族人民一道，建设自己的国家。当彩和嘉乐敦珠说：“昨天周总理曾说，选择在哪里安乐，就居住在哪儿，这是我们的自由。总理让我们自己决定。大师却为何让我们回去呢？”大师回答说：“周总理是昨天由8架飞机迎接的伟大人物，我与他相比，简直是一条小虫子，由于我爱护你们二位，看做自家人，才说这些话！”
那时，大师对印度政府及达赖二位兄长的所作所为十分不满。他曾向班禅大师说：“现在，您不宜在印度久留，也不要去朝拜各圣地，应尽快返回祖国。”喜饶嘉措已经从印度政府和达赖二位兄长的态度中觉察到，他们暗中在加紧进行所谓的“西藏独立”活动。之后，大师每每谈论起这件往事，总愤慨不已。
后来，大师还率领中国佛教代表团于1958年赴柬埔寨参加了第六届世界佛教大会。同年秋，应前苏联和瑞典两国政府的邀请，赴苏联参加世界佛教协调理事会，接着赴瑞典参加了世界和平理事会第一次大会。
1961年，应斯里兰卡政府的邀请，以喜饶嘉措大师为团长、赵朴初为副团长的中国护送佛牙舍利代表团到达斯里兰卡。当中国专机飞抵斯里兰卡领空时，该国政府派4架飞机护航迎接。斯里兰卡总统和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等前来机场迎接，规格极为隆重。大师一行抵达宾馆时，飞机从空中撒下如雨的花朵，表示庆贺。
在斯里兰卡的20多天里，前来谒见、膜拜的信士达10余万人之多，大师多次发表讲演。一次有外国记者问大师：“中国没有宗教信仰自由，僧侣和寺院都被一扫而光，是否真的这样？”大师哈哈大笑，告诉他们：“根本不是那回事。但是，我们边疆地区的一些僧众和寺院相信了国民党特务和反革命分子的煽动造谣，竟干出了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活动，镇压那些极少数的坏人和坏事的情况，则是有的。这就像骏马在花园中奔跑时，个别花草受到践踏那样。”大师的回答，令提问的记者一时哑口无言。
功垂汉藏的“遍知大格西”
上世纪60年代初，喜饶嘉措大师在担任中国佛学院院长期间，亲为藏语班学员教授因明等学科，并经常到寺院为汉族居士讲授佛经。大师还遵照周总理的指示，为中央民族学院藏族教师讲授藏语文法《三十颂》《音势论》等。
1960年，周恩来总理将北京龙华寺一口重达4000斤的明代铸造的大铜钟送给大师。这一年，国务院派专人将大钟送至青海。青海省人民政府拨专款在道帏扎仓为这口铜钟修建了一座钟楼，以示对大师功德的嘉勉。1962年，大师从北京返回故里，主持钟楼落成庆典，恰值大师80华诞，以此因缘，大师在家乡为僧俗供养斋饭，宣扬党对宗教保护的恩德。
但是，在后来发生的极“左”思潮和十年动乱中，大师却未能逃脱灾难。1964年10月4日，大师以“串通叛乱”等莫须有的罪名在北京被批判。随后，大师身边的随员、学生被陆续隔离，只留下格桑嘉措和索南二人照顾大师的起居。年底，大师被遣回青海，并带到循化道帏进行批斗，西宁甚至还举办了“喜饶嘉措反党叛国集团罪行展览”，将他多年供奉的佛像，诵读的经卷，穿过的袈裟，以及用过的念修用具，都被做为“罪证”，陈列展览。
1966年“文革”开始后，古雷寺大部分建筑被拆毁，国务院所赠铜钟、缅甸总理赠送给喜饶嘉措大师的金佛像、大师的金印等贵重文物均被毁坏。大师的身体与精神再次受到摧残，终于1968年11月1日在西宁含冤逝世，享年85岁。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喜饶嘉措大师得到平反。1979年10月6日，中共青海省委、青海省政府在西宁为大师举行了隆重的平反追悼大会。1980年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习仲勋、刘澜涛、阿沛·阿旺晋美、杨静仁、汪锋、扎喜旺徐等合写的长篇文章《爱国老人喜饶嘉措》，文中写道：“他是人民值得尊敬的一位爱国老人，是值得我们永远纪念的忠诚朋友，是全体宗教徒学习的楷模。”
记者了解到，随后不久，有关部门归还了大师在北京被没收的一部分财物，并拨出两万元作为修建大师纪念馆的基金。国家民委、国务院宗教局、中国佛教协会以及青海省政协、青海省委统战部和大师的故乡循化县委等积极响应，在道帏扎仓为大师修建了一座纪念馆。大师的同乡、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班禅大师题写了馆名“遍知大格西喜饶嘉措纪念馆”。纪念馆建成时，班禅大师还亲赴循化道帏，主持纪念馆落成典礼和开光仪式，同时还为参加典礼的万余群众讲经摩顶。
记者从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统战部一位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古雷寺距县城约30公里，喜饶嘉措大师纪念馆现为古雷寺的主体建筑，常年向社会开放。据介绍，大师早年在拉萨讲学时，曾委派格西隆珠（青海贵德籍僧人）在家乡道帏创办了青海喇嘛教义国文讲习所，招收僧童学习汉藏文，解放后讲习所归并于道帏乡小学。
时至今日，道帏的人们谈及大师仍有口皆碑，念念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