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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中，作家希望借以小说“说话”的力量，探索日常“话语”背后的生命真相，并关注中国人“孤独”的真正原因。刘震云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已经从先前的无奈与嘲讽的姿态转变为探索与追寻的思考，使得作品重新具有了人在俗世生活中可供追寻的东西，它是一种全新的思考方式，更是一种新的生存理想。
关键词：刘震云 话语 “中国式”孤独
引言
综观刘震云至今的小说创作，按作品题材的选择，可以粗略地划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后来以“新写实”小说命名的作品，以《塔铺》《一地鸡毛》《手机》《一腔废话》《我叫刘跃进》等为代表。在这类以现实生活为主要题材的作品中，刘震云以其独特的写作视角与叙事手法描绘出中国人在社会与经济转型期的焦虑、困惑、妥协的日常琐碎的生存图景。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普通市民，其传统的主流生活理想早已被物质利益与人性欲望消磨殆尽，人的生存与本性也呈现出“一地鸡毛”般遁入污浊、繁琐、肮脏而麻木的状态。另一部分是他的“故乡”题材系列，主要包括《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温故一九四二》以及长篇《故乡面和花朵》。“故乡”一直是刘震云小说中最为耀眼和醒目的一个核心意象。
而在他的《一句顶一万句》中，虽然叙事的中心仍和“故乡”有关，仍是“故乡”中小人物的“历史”与“现在”，但新的“中国式”的叙事方式已经初步成型。虽然小说仍充满着“对庸众群像的塑造和对琐屑生活的关注”[1]，但这种关注已经从观望、无奈、嘲讽与失落的姿态转变成为注目、思考、探索与追寻中国人特有的生存孤独。这使得作品重新有了处于俗世中的人们可能或可供追寻的东西，它是一种全新的思考方式，更是一种新的生存理想。
一、“中国式”孤独的根源与生存理想的追溯
正如对小说的命名一样，“一句顶一万句”本身就显示了一种强烈的追寻感与目的性。即使是最平淡无奇的人生、最卑微普通的小人物，他们生活着，被各种无所谓有无意义的“事件”逼促着，但同样都希望得到“一句”顶“一万句”的生存真相。
在《一句顶一万句》中，刘震云采取了一贯的“刘氏幽默”，即用最平常的日常话语和故事讲述最本真的人生，而此时最平常的“话语”莫过于“说话”本身。文本中几乎所有人物与事件都与“说话”有关。正是这人人都离不开的“说话”，成为了决定人物的命运与揭示命运真相的最关键因素。整个文本的故事则是各种在“说”与“不说”之间“众声喧哗”的人生百态：老杨因老马会说话而敬重他，因老马把一件事儿说成另一件事儿相互怨恨；杨百顺的弟弟却因会“喷空”而谋到了城里的差事儿；小韩因爱说话当上了县长，又因爱说话儿丢掉了官位；意大利传教士老詹一辈子只为将“主”的言论传播给“主的子民”；杨百顺因偷听罗长礼“喊丧”而阴差阳错地离家出走，又为了寻找和自己“说得上话”的巧玲走出延津；吴摩西（杨百顺）养女的儿子牛建国更因寻找“说得上话”的朋友重新回到延津……人生的生老病死与喜怒哀乐都和“说话”直接相关，甚至连男女偷情、小姨子与姐夫私奔都只是因为相互之间“说得着”与“说不着”。而铺天盖地的“说话”背后则是无法掩盖的孤独：老裴因无法忍受邻里之间相互嚼舌造成的扯不清的道理而想杀人泄愤；杨百顺因父亲将“一件事说成另外一件事儿”而离家出走，因不愿和人多说话而情愿干苦差事，因不喜欢以前的自己而更改姓名；老詹则喜欢一个人听并不信他传教的算命瞎子老贾拉三弦，并因此丢了性命……正如杨百顺少年读私塾时的先生老汪说的那样：所有的孤独感也只是因为“如果身边有朋友，心里的话都说完了，远道来个人，不是添堵吗？恰恰是身边没朋友，才把这个远道来的人当朋友呢”。[2]所有与人生有关的大事儿小事儿几乎都和“说话”挂上了因果联系。人们都只是因为没有真正能和自己“说的上话”的朋友而孤独，因找到了能和自己知心的人而高兴而生活顺畅、人生如意。这便是中国人的一种普遍的处世态度，如同小说中的人物自我的揣测一样：几经溯源，推出所有悲喜的本质，“原来这世上的事情都绕”，而这绕来绕去的根源则只是“将一件事说成了另一件事”。
刘震云于整部书中都在探讨着“说话”这一生活中最简单却又最本质的话题。但他关注说话，并不是纯粹关注人们在生活中说了一些什么话，而是“说话”与人的生存关系。而这就触及了千百年来中国人真正孤独的原因：“与神对话的西方文化和人类生态，因为神的无处不在而愉悦自在。人与人之间虽说来往不多，但并不孤独；与人对话的中国文化和浮生百姓，却因为极端注重现实和儒家传统，由于其社群、地位和利益的不同，由于其人心难测和诚信缺失，能够说贴心话、温暖灵魂的朋友并不多，反倒生活在千年的孤独当中。”[3]而这种孤独感就成了“中国式”特有的孤独。刘震云也似乎希望借小说“说话”的力量，将百年间的人生与世态的本源揭示出来，希望深陷在“孤独”中的人们能够找到自我“孤独”的根源，并将自己从话语间的缠绕厮打中解放出来。
二、在“话语”的本质中找寻生命的本真
刘震云显然是一位喜欢思考的作家，他总能从最日常的生活中有新的发现。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总是要交流的。而一旦说起话来，说出的话语又不一定能准确表达出原来所希望表达的意思。话语的相互流传，又不断衍生出新的成分。于是，一句话或一件事便成了几十句、上百句甚至一万句也说不清楚的大问题。在小说中，刘震云借用老家的一句土话形象地说明了这个问题的起源：“所谓‘喷空’，是一句延津话，就是有影的事、没影的事。一个人无意中提起一个话头，另一个人接上去，你一言我一语，把整个事情搭起来。有时‘喷’得好，不知道事情会发展到哪里去。这个‘喷空’和小韩的演讲不同。小韩的演讲都是些大而无当的空话和废话，而‘喷空’有具体的人和事，连在一起是一个生动的故事。”[4]在延津话里，人们常常把相互之间聊天说话叫做“喷”，而“喷空”就是将“喷”的内容无限扩大和夸张。所有子虚乌有、光怪陆离的故事起源只是一句“话头”，而这个“话头”也就有了解释万事的初始力量，是所有话语与事件发生的根本逻辑。所以，小说中的主人公吴摩西需要找到自己离开故乡的根本原因，需要明白自己是谁，需要找到吴香香当初背叛自己时银匠老李对她说的那“头一句话”，需要找到能和自己说的上话的养女巧玲。七十年后，当巧玲的儿子牛爱国又因妻子的背叛踏上寻找之路时，牛爱国也还是义无反顾地想知道自己母亲的养父在临终前究竟留下了什么话，更想知道自己的情人当初没有说出的那句话是什么。那句最后说出的和没有说出的话也许就是那句能顶得上一万句话中的“一句”。人一生的生存过程、理由、目的和希望也许都能从那“一句”中找到答案。 小说话语的本质也正是一种虚构，甚至所有曾经和将来的历史都是虚构。这样的思考在近年来刘震云的创作中可谓是频频出现，甚至已经成了解读他小说的一把钥匙。而《一句顶一万句》并没有再次让人陷入生存的无底黑洞。刘震云的语言开始更加民间化生活化，“刘氏”幽默少了反讽，却多了生活的温情和温馨。主人公吴摩西离开延津寻找养女巧玲的路上的一段经历可以说是小说中十分感人的细节刻画：吴摩西因妻子吴香香与邻居银匠小高的私奔而被迫寻找他们，在路上又因自己突然希望知道吴香香背叛的理由而阴差阳错地将唯一能和自己“说得上话儿”的养女巧玲丢失，于是再次被迫走出延津，踏上寻找巧玲的流浪。当他无意间在某个城市的火车站看到吴香香时，吴香香与银匠老高生活艰辛却又十分恩爱的场面让吴摩西顿时了解到自己孤独的真相：原来妻子和老高是“说得上话儿”的人。妻子与人私奔的情节早已是小说中十分俗套的话题，但刘震云却在这一众人都严加谴责的非道德的事件之上，寻找到隐藏于话语与行为背后的生命本真。
三、“传奇”中内蕴的“民间”气息
在《一句顶一万句》中，同样存在着许多“民间性”因素，人物、场景、故事与传统的民间文学有类似之感，流浪、私奔、杀人、寻人等也都是最常用的民间素材，这些都是小说好看的“瞧头儿”。而读者对这些“故事”也早已司空见惯、不以为奇，早已知道那些都是小说家刻意虚构的人生假象。但刘震云就是能从日常平淡的生活中重新“发现”这些传奇和故事。不同于传统的唐宋话本、明清传奇的是，在处理这些事件时，他能够使我们相信这就是生活的本真状态，并在不经意间传达出作者想要表达的东西，这就是刘震云作为小说家的能力。如明清小说一般，我们在小小的延津县城里可以看到如《水浒传》中“绿林好汉被逼上梁山”一般离家出走、四处混饭吃的杨百顺，一路走来也可谓历经艰险。只不过杨百顺的心中没有“梁山”这样伟大的目标。但无论成为杨摩西，还是吴摩西还是罗长礼，他始终都只是一个为生存奔波的默默无闻的孤独者。“私奔”与“外遇”在吴香香与银匠老高身上，俨然已经演化出了患难夫妻过日子的意味；即使是拐骗巧玲的人贩子老尤，也同样不同于“大奸大恶”的坏人；对牛爱国吹嘘说谎的搓澡工陈奎一身上甚至还有一些被生活压迫无路可走的悲剧感……这里的“民间”充盈着一种更普通而执着的生活气息，是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人生“传奇”。但生活不只是为了“扬善惩恶”，“说话”也不仅仅只限于传递信息。人们都有着希望和他人说上知心话的心思，有着无法和别人沟通而失落无奈的孤独，有着为了生活而保存在内心深处的秘密。
在叙事的方法上，文本的时间横跨百年，两位主人公一出一进相继找寻。这种生活在不同的时代却有着相同的人生际遇的叙事策略，不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式的简单的文本拼接，而是使得文本内部产生出一种类似后结构主义文论家斯塔姆提出的“内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即同一文本内部各种要素的关系）的意义增殖关系。刘震云再次尝试了新的叙事手段以完成自己的叙事目的，也使得这部已经将“说话”的问题无限延展了的文本衍生出更多的意义。语
参考文献
[1]曹霞.滔滔的话语之流与绝望的生存之相[J].文艺争鸣，2009（5）.
[2][4]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
[3]安波舜.编者荐言·一句顶一万句[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
关键词：刘震云 话语 “中国式”孤独
引言
综观刘震云至今的小说创作，按作品题材的选择，可以粗略地划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后来以“新写实”小说命名的作品，以《塔铺》《一地鸡毛》《手机》《一腔废话》《我叫刘跃进》等为代表。在这类以现实生活为主要题材的作品中，刘震云以其独特的写作视角与叙事手法描绘出中国人在社会与经济转型期的焦虑、困惑、妥协的日常琐碎的生存图景。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普通市民，其传统的主流生活理想早已被物质利益与人性欲望消磨殆尽，人的生存与本性也呈现出“一地鸡毛”般遁入污浊、繁琐、肮脏而麻木的状态。另一部分是他的“故乡”题材系列，主要包括《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温故一九四二》以及长篇《故乡面和花朵》。“故乡”一直是刘震云小说中最为耀眼和醒目的一个核心意象。
而在他的《一句顶一万句》中，虽然叙事的中心仍和“故乡”有关，仍是“故乡”中小人物的“历史”与“现在”，但新的“中国式”的叙事方式已经初步成型。虽然小说仍充满着“对庸众群像的塑造和对琐屑生活的关注”[1]，但这种关注已经从观望、无奈、嘲讽与失落的姿态转变成为注目、思考、探索与追寻中国人特有的生存孤独。这使得作品重新有了处于俗世中的人们可能或可供追寻的东西，它是一种全新的思考方式，更是一种新的生存理想。
一、“中国式”孤独的根源与生存理想的追溯
正如对小说的命名一样，“一句顶一万句”本身就显示了一种强烈的追寻感与目的性。即使是最平淡无奇的人生、最卑微普通的小人物，他们生活着，被各种无所谓有无意义的“事件”逼促着，但同样都希望得到“一句”顶“一万句”的生存真相。
在《一句顶一万句》中，刘震云采取了一贯的“刘氏幽默”，即用最平常的日常话语和故事讲述最本真的人生，而此时最平常的“话语”莫过于“说话”本身。文本中几乎所有人物与事件都与“说话”有关。正是这人人都离不开的“说话”，成为了决定人物的命运与揭示命运真相的最关键因素。整个文本的故事则是各种在“说”与“不说”之间“众声喧哗”的人生百态：老杨因老马会说话而敬重他，因老马把一件事儿说成另一件事儿相互怨恨；杨百顺的弟弟却因会“喷空”而谋到了城里的差事儿；小韩因爱说话当上了县长，又因爱说话儿丢掉了官位；意大利传教士老詹一辈子只为将“主”的言论传播给“主的子民”；杨百顺因偷听罗长礼“喊丧”而阴差阳错地离家出走，又为了寻找和自己“说得上话”的巧玲走出延津；吴摩西（杨百顺）养女的儿子牛建国更因寻找“说得上话”的朋友重新回到延津……人生的生老病死与喜怒哀乐都和“说话”直接相关，甚至连男女偷情、小姨子与姐夫私奔都只是因为相互之间“说得着”与“说不着”。而铺天盖地的“说话”背后则是无法掩盖的孤独：老裴因无法忍受邻里之间相互嚼舌造成的扯不清的道理而想杀人泄愤；杨百顺因父亲将“一件事说成另外一件事儿”而离家出走，因不愿和人多说话而情愿干苦差事，因不喜欢以前的自己而更改姓名；老詹则喜欢一个人听并不信他传教的算命瞎子老贾拉三弦，并因此丢了性命……正如杨百顺少年读私塾时的先生老汪说的那样：所有的孤独感也只是因为“如果身边有朋友，心里的话都说完了，远道来个人，不是添堵吗？恰恰是身边没朋友，才把这个远道来的人当朋友呢”。[2]所有与人生有关的大事儿小事儿几乎都和“说话”挂上了因果联系。人们都只是因为没有真正能和自己“说的上话”的朋友而孤独，因找到了能和自己知心的人而高兴而生活顺畅、人生如意。这便是中国人的一种普遍的处世态度，如同小说中的人物自我的揣测一样：几经溯源，推出所有悲喜的本质，“原来这世上的事情都绕”，而这绕来绕去的根源则只是“将一件事说成了另一件事”。
刘震云于整部书中都在探讨着“说话”这一生活中最简单却又最本质的话题。但他关注说话，并不是纯粹关注人们在生活中说了一些什么话，而是“说话”与人的生存关系。而这就触及了千百年来中国人真正孤独的原因：“与神对话的西方文化和人类生态，因为神的无处不在而愉悦自在。人与人之间虽说来往不多，但并不孤独；与人对话的中国文化和浮生百姓，却因为极端注重现实和儒家传统，由于其社群、地位和利益的不同，由于其人心难测和诚信缺失，能够说贴心话、温暖灵魂的朋友并不多，反倒生活在千年的孤独当中。”[3]而这种孤独感就成了“中国式”特有的孤独。刘震云也似乎希望借小说“说话”的力量，将百年间的人生与世态的本源揭示出来，希望深陷在“孤独”中的人们能够找到自我“孤独”的根源，并将自己从话语间的缠绕厮打中解放出来。
二、在“话语”的本质中找寻生命的本真
刘震云显然是一位喜欢思考的作家，他总能从最日常的生活中有新的发现。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总是要交流的。而一旦说起话来，说出的话语又不一定能准确表达出原来所希望表达的意思。话语的相互流传，又不断衍生出新的成分。于是，一句话或一件事便成了几十句、上百句甚至一万句也说不清楚的大问题。在小说中，刘震云借用老家的一句土话形象地说明了这个问题的起源：“所谓‘喷空’，是一句延津话，就是有影的事、没影的事。一个人无意中提起一个话头，另一个人接上去，你一言我一语，把整个事情搭起来。有时‘喷’得好，不知道事情会发展到哪里去。这个‘喷空’和小韩的演讲不同。小韩的演讲都是些大而无当的空话和废话，而‘喷空’有具体的人和事，连在一起是一个生动的故事。”[4]在延津话里，人们常常把相互之间聊天说话叫做“喷”，而“喷空”就是将“喷”的内容无限扩大和夸张。所有子虚乌有、光怪陆离的故事起源只是一句“话头”，而这个“话头”也就有了解释万事的初始力量，是所有话语与事件发生的根本逻辑。所以，小说中的主人公吴摩西需要找到自己离开故乡的根本原因，需要明白自己是谁，需要找到吴香香当初背叛自己时银匠老李对她说的那“头一句话”，需要找到能和自己说的上话的养女巧玲。七十年后，当巧玲的儿子牛爱国又因妻子的背叛踏上寻找之路时，牛爱国也还是义无反顾地想知道自己母亲的养父在临终前究竟留下了什么话，更想知道自己的情人当初没有说出的那句话是什么。那句最后说出的和没有说出的话也许就是那句能顶得上一万句话中的“一句”。人一生的生存过程、理由、目的和希望也许都能从那“一句”中找到答案。 小说话语的本质也正是一种虚构，甚至所有曾经和将来的历史都是虚构。这样的思考在近年来刘震云的创作中可谓是频频出现，甚至已经成了解读他小说的一把钥匙。而《一句顶一万句》并没有再次让人陷入生存的无底黑洞。刘震云的语言开始更加民间化生活化，“刘氏”幽默少了反讽，却多了生活的温情和温馨。主人公吴摩西离开延津寻找养女巧玲的路上的一段经历可以说是小说中十分感人的细节刻画：吴摩西因妻子吴香香与邻居银匠小高的私奔而被迫寻找他们，在路上又因自己突然希望知道吴香香背叛的理由而阴差阳错地将唯一能和自己“说得上话儿”的养女巧玲丢失，于是再次被迫走出延津，踏上寻找巧玲的流浪。当他无意间在某个城市的火车站看到吴香香时，吴香香与银匠老高生活艰辛却又十分恩爱的场面让吴摩西顿时了解到自己孤独的真相：原来妻子和老高是“说得上话儿”的人。妻子与人私奔的情节早已是小说中十分俗套的话题，但刘震云却在这一众人都严加谴责的非道德的事件之上，寻找到隐藏于话语与行为背后的生命本真。
三、“传奇”中内蕴的“民间”气息
在《一句顶一万句》中，同样存在着许多“民间性”因素，人物、场景、故事与传统的民间文学有类似之感，流浪、私奔、杀人、寻人等也都是最常用的民间素材，这些都是小说好看的“瞧头儿”。而读者对这些“故事”也早已司空见惯、不以为奇，早已知道那些都是小说家刻意虚构的人生假象。但刘震云就是能从日常平淡的生活中重新“发现”这些传奇和故事。不同于传统的唐宋话本、明清传奇的是，在处理这些事件时，他能够使我们相信这就是生活的本真状态，并在不经意间传达出作者想要表达的东西，这就是刘震云作为小说家的能力。如明清小说一般，我们在小小的延津县城里可以看到如《水浒传》中“绿林好汉被逼上梁山”一般离家出走、四处混饭吃的杨百顺，一路走来也可谓历经艰险。只不过杨百顺的心中没有“梁山”这样伟大的目标。但无论成为杨摩西，还是吴摩西还是罗长礼，他始终都只是一个为生存奔波的默默无闻的孤独者。“私奔”与“外遇”在吴香香与银匠老高身上，俨然已经演化出了患难夫妻过日子的意味；即使是拐骗巧玲的人贩子老尤，也同样不同于“大奸大恶”的坏人；对牛爱国吹嘘说谎的搓澡工陈奎一身上甚至还有一些被生活压迫无路可走的悲剧感……这里的“民间”充盈着一种更普通而执着的生活气息，是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人生“传奇”。但生活不只是为了“扬善惩恶”，“说话”也不仅仅只限于传递信息。人们都有着希望和他人说上知心话的心思，有着无法和别人沟通而失落无奈的孤独，有着为了生活而保存在内心深处的秘密。
在叙事的方法上，文本的时间横跨百年，两位主人公一出一进相继找寻。这种生活在不同的时代却有着相同的人生际遇的叙事策略，不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式的简单的文本拼接，而是使得文本内部产生出一种类似后结构主义文论家斯塔姆提出的“内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即同一文本内部各种要素的关系）的意义增殖关系。刘震云再次尝试了新的叙事手段以完成自己的叙事目的，也使得这部已经将“说话”的问题无限延展了的文本衍生出更多的意义。语
参考文献
[1]曹霞.滔滔的话语之流与绝望的生存之相[J].文艺争鸣，2009（5）.
[2][4]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
[3]安波舜.编者荐言·一句顶一万句[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