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绮先生善刻印，却很少为人所关注。因为他的书名大，印名为书名所掩。直到1997年，他的《黄绮刻印集》才由国家文物出版社出版，并对社会公开发行。直到这时，人们才始知黄先生不光书法造诣深，刻印也如此地出类拔萃。真正感到震惊的还是国家印坛的名宿们，他们见到黄先生的印集，惊叹不已，对“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道理加深了认识。我曾接触过一位当时在全国颇有名望的篆刻家，当谈到这件事时，他就有如此的感触。从他的话语里，完全可以听得出来，搞篆刻最难的，不是属于技法上的刀法，而是对刻印文字的变通，没有深厚古文字功夫的人，本身就存在着先天性的不足，要想刻好印，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黄绮先生刻印，早在十来岁时就开始了。到二十岁时，刻得就相当的好了。他的祖辈与我国著名的国画大师黄宾虹先生友善。一次，黄大师来他家做客，家人拿出他刻印的拓片，请大师指导。大师仔细地看了每方印作，惊得好久说不出话来。心想年仅二十岁的年轻人，竟有如此高的水准，这是很少见的。于是便盛情邀请年轻的黄绮为自己治方印，印文是《黄宾虹长寿》。黄绮不敢怠慢，因那时的黄宾虹先生，就已经是著名的国画大师了，能让自己为其刻印，那是莫大的荣幸啊！印很快就刻好了，黄绮亲自送到黄宾虹先生的府上，受到了大师的好评。尤其夸那“长寿”二字刻得好。这使年轻的黄绮倍受鼓舞。回到家，借着余兴，就又为自己刻了《黄绮长寿》一枚白文印。在后来的日子里，一直到晚年，这方印在自己的小幅书画作品上使用得最多。


　　上面讲述的这件事，还是早在1997年，黄绮先生欲出他自己的刻印集，让我帮他嵌盖整理印稿时，才知道的。当时，他找出那枚《黄绮长寿》印，突然问我，“你看我这方印刻得好不好？”我不加思索地说：“好啊！非常的好！” 他试探性的问：“你知道是我多大年岁时刻的吗？”我说：“怎么也得五六十岁以后吧！” 我是根据印文的内容猜测的，不过五六十，又有谁人就讲长寿呢！他告诉我，猜错了，说是他二十岁时所刻。我听了有点不信，心想他又在吹牛。他也经常地对我这个铁杆粉丝“吹”。每当他有什么新作，我越是喜欢，他也就狠“吹”。一次见他画的一幅纯水墨山水，我问怎么上面没有画树啊？他说他的画高雅，选材也从来不选低俗的东西。并说地球上的山一般都有树，他画的则是星球上的山，星球上根本就没有树。过了两天，我又见到这幅画时，题跋果然就是这么题的。黄先生的“吹”，我如此定义，似对先生不敬，其实黄先生也只是为营造个气氛而已，也只是和我这个比较熟的后生铁杆粉丝开玩笑。实质上是因为他的艺术思维超前，且深奥，常常不为人们所理解，也或是借此方式，发泄下自己内心的压抑而已，他的“吹”，应该说是他对自己的艺术自信的一种具体表现，但当他的作品真要出版的时候，那可是谦虚得很。他曾和我不止一次地說过，他的导师闻一多先生曾对他说，做学问要扎实，自己的作品，七十岁前不要急于出书，原因是可能还不太成熟。出的书一旦上到书架上，那就再也撤不回来了。他也是遵照导师的嘱咐，直到85岁时，身体渐衰，腿也出了毛病，写字都站不起来了，书法也是多写横幅，因为横幅的可以坐着写，直到这时，他可能意识到自己的时日已经不多了，才决定出这本《黄绮刻印集》。
　　我喜欢黄先生的刻印，源于我也搞过篆刻，早年也曾下过几年的苦功夫。常常是刻得手破血流，弄得石头粉末满桌都是，但最终却半途而废。因为涉猎过，自然也就关注。七十年代黄先生发表过一组印作，内容是毛泽东词《沁园春·雪》，是由大篆、小篆、钟鼎文、隶书、楷书所组成，一句用一种文字，也有一句用两三种文字的，而整套词文的组成，却非常地和谐。后黄先生每每和我谈刻印时，就常常谈到这件作品。也谈到为什么集子的名称叫刻印而不叫篆刻，是因为刻印的内涵更为广泛。随着时代的发展，入印的文字也丰富了起来，什么字都能入印，并且可以混杂组成，只要产生美就行。黄先生支持并实践了这一观点，其刻印作品毛泽东词《沁园春·雪》，就是对这种比较开放的艺术观的大胆尝试，他做了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
　　黄先生的刻印，那是非常讲究的。因为他是著名的古文字专家，对文字的源流，非常的精通。汉朝许慎很权威的《说文解字》中的多处错误，黄先生都为之一一做了更正，仅仅这一点，就得到了研究古文字专家们的赞许。黄先生的古文字水平，很少能有人与之比肩。故而他的印作，风格多样，极具变化，个性鲜明，我十分喜欢。早些年他曾为我刻过一方印，是一方椭圆形引首印，印文是《墨池飞出北溟鱼》，印文是李白赞怀素狂草诗中的一句。后外出驻训，不慎丢失，令我非常惋惜，至今想起这件事，内心还在隐隐地作痛。


　　黄绮先生对他自己的印作水平，十分自负。当谈起古代或现代的篆刻名家时，他认为自己的刻印并不比他们哪个的差，也只是各有所长罢了。他也谈到过齐白石，说齐的画画得好，印主要是刀法娴熟，有新意，但形式单调。看齐的印，只看一方朱文和一方白文，就等于看到了他印的全部，意思是说齐印的内涵欠缺。黄先生说得应该没有错，齐白石木匠出身，对中国的古文字没有做过专题的研究，肯定会有先天性的不足。当时我想，他和我私聊这么说，或多少有点过于自负的味道，但经过多年反复地思考，觉得也未必。黄先生作为一位知名学者，对学术性的东西，那是很认真的，是绝不会信口雌黄的。他的印作，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想定会有定论的，历史往往最公正，也是最无情的，其刻印的水平究竟如何，还有待接受历史的定评。
　　黄绮先生不光刻印讲究，书画作品上的用印也从来不马虎。他的书画作品上的用印，从不用任何人所刻的印，均为自己所刻。印文的内容，都是高度概括了的文字，都体现出了他的审美理想。如《不留一笔人指责》、《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多好美生》等。甚至他的嵌盖，也细心得很。作品完成，从不让书童盖，直到2000年时，身体渐衰，手都不听使唤了，其书画作品上的印，还仍然坚持自己盖，生怕别人盖不好。我看黄先生的书画真品，至少也有上千件，所有的印章，凡盖歪了的，几乎一件也没见过。故而曾有人问我如何鉴定黄绮先生书画的真伪，我说，你只要掌握一点，就可分个大概。那就是“凡印章盖歪了的，就不是真的。但盖得正的，也未必就是真的”。事实上对于中国书画的鉴定，任何人也没有绝对的把握，投资人应该把专家的意见作为参考，主意自己拿，这才是购买和收藏中国书画最好的方法。


　　黄绮先生自己书画作品上的用印，觉得用哪方最合适，我一直在关注他的使用原则。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自己的审美也在不断地提高，什么样的书画作品，应该用什么样的印，也越来越讲究了。比如《九一写》这方印，九零年前用得多，后就基本上不用了，而主要用的是四枚，这四枚分别是巨型《黄绮之印》、《号九一》、《九一公》、《黄绮长寿》。其中有两枚是白文，另两门是朱文，但笔画都是非常少的。《九一写》这方印后来不用的具体原因，是因为太张扬，作品上盖它会以宾夺主。他认为印章做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存在，有它内在的审美规律。而要将它嵌印在书画作品上，那它就是为书画作品服务的，起的只是陪衬和烘托书画作品的作用，故而单独欣赏和使用是问题的两个方面。黄先生在此问题上的讲究，很少有人关注，也从没有人提起过。其实作为一名书画艺术家，对作品用印的讲究，是保证作品艺术性最大限度发挥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黄绮先生是位综合型的艺术大师，他不但在书画上有非凡的成就，在古文字研究，诗词创作上的造诣也很深。他所提倡的“多好美生”，说的是只有涉猎更多的艺术门类，融汇贯通，才能创作出更好的作品。他做到了，在一枚印章的方寸间，融入了自己的审美理想，人生的体验和对于价值观的判断。看了他的印，犹如见到了他的人，不迎合，不献媚，铮铮铁骨，凛然独步，这就是黄绮先生。人们之所以喜欢他的艺术，也是因为他的艺术会说话，道出了人们所追求的道德观念，审美情趣，以及对人生感悟的感慨。
　　回忆和黄绮先生接触的往事，是一种很好的精神享受，我常常不由自主地就想起了他。他为我刻的那方印丢失后，几欲求他再刻，但几次欲说又止。1999年春，我买了几块上好的石头，送到黄府，心想他如高兴，或许会主动地再为我刻上一枚。他喜欢刻印，自然就喜欢石头。见到了这么多上好的石头，他很高兴，但也只是那么一瞬间，他的喜悦便消失了，沮丧地对我说：“这些石头非常好，只是对我来说没用了，我实在是刻不动了！”看他那无可奈何的神情，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没过多长时间，黄先生就坐上了轮椅，神志也越來越不清了，对日常很熟悉的人，有时竞也认不出来。似这样又艰难地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几年，黄先生便驾鹤西去了。
　　历史成就一位真正有出息的艺术家很难，往往需要几十年，但说走，走得又是那么的容易，不由地让人深深地感到惋惜。今天是黄绮先生诞辰104周年的日子，我写下了上述文字，不严谨，亦语无伦次，权当是对先生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