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金融信用意识: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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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最新消息称、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等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拟划拨由资产管理公司管理经营的不良资产总额,高达12000亿元。据有关专家估计,这12000亿元清理下去.很可能会涉及到一半左右的国企。这一估计毫不夸张。1995年结束的大规模“清产核资”结果表明,即使按帐面数字,37%的国企也已成了“空壳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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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8日晚,厦大人文学院历史系刘永华教授做客厦大新闻学茶座,就“新媒体与乡下人:明清时代的文字下乡问题”,和新闻传播学院、人文学院的师生和媒体记者分享了他的研究心得。刘永华讨论的核心问题是,作为一种媒体,文字如何在明清时期进入乡村,逐渐成为不少乡民的社会生活的一部分。
2015年3月22日上午,由北京大学世界华文传媒研究中心(简称“北大华媒研究中心”),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和《国际新闻界》杂志联合主办的北大新闻学茶座(45)在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举行。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副教授贾乐蓉分享了自己对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苏联传媒体制变迁的思考,以重要时间节点为线索,梳理了变化过程。
2015年6月4日下午,由厦大新闻研究所主办的“厦大新闻学茶座”第十期在新闻传播学院会议室举行。厦门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厦门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李泉佃应邀做客本期茶座,展开了以“媒体融合的国家战略:构建新型主流媒体”为主题的长达3个小时的报告与讨论。本次茶座由厦大新闻研究所所长卓南生教授主持,由《国际新闻界》杂志协办,来自新闻传播学院、公共事务学院、厦门日报社等单位的30余位学者、媒体工作者和研究生参加了本次茶座。
西方世界喜欢用媒体环境的丰富多样来证明民主制度的胜利。尤其是互联网,据说它能够让每个人发布信息,让每个人参与讨论。而我认为,这种民主实际上是一种助长资本主义的工具。我想用“传播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来描述这种民主和资本主义的结合。想要理解传播资本主义的掌控力,就要去思考它那些充满生机的神话,思考把互联网与民主连在一起的幻想,比如“丰富性”、“参与性”和“整体性”。
技术的发展带来了许多变化,在这加速发展的变化中,新闻的生产、传播以及被使用的方式也都发生了变化。我们正在目睹新工具和新实践的出现,这些新现象创造了信息生产的新方式,重新定义了专业新闻在这一新信息系统中的地位。尽管很多人都怀有一种恐惧,认为新技术的发展对新闻业和新闻记者的职业生存有破坏性影响,但事实上我们认为目前的发展或许能为更好的新闻业和独立新闻记者的发展铺平道路。这就是这篇文章的主题和关注这个主题的原因。数字时代的网络新闻对专业新闻的独立和质量并非威胁,而是将其从严格的公司控制中解放出来。对于新闻记者来
谁也没有料到,即将过去的一九九九年,会过得那样令人难忘:欣喜与愤懑交织,骄傲与忧患并存。20世纪的历史画卷本身已充满许多的跌宕起伏,不料她的最后乐章却是如此浓彩重抹。如何适应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最近,中央领导同志提出各级领导干部要能胜任领导现代化建设的职责.不仅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党的方针政策.而且要坚持用科学知识武装头脑,及时掌握新科技革命以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态势,不断提高知识水平和自身素质,努力成为新形势下领导经济和科技工作的内行。
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这是百余年来历代学人所深深为之探索的问题一特别由于各种复杂原因所导致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非良性现象,更加深了对这个问题理论探索的紧迫性。从80年代开始,在中国相继出现了两种影响较大的现代化思潮:新权威主义和市民社会理论。
自1994年布朗发表《谁来养活中国》后,学界对改革开放近20年来的农业开始作重新审视。认为从耕地面积,粮食单产、食品消费模式等几个方面看中国不存在粮食危机;1998年《中美农业协议》得以签订,农业将成为“入关”中最不需要保护的产业。对这些盲目乐观的看法,笔者不敢苟同。与此相反、笔者认为、中国农业到20世纪未已形成一系列结构性阻滞因素,这些因索将会严重阻碍中国农业的现代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