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笔谈(三)——关于中国思想文化史方法论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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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以来,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一个被称为“思想文化史”的概念颇为流行。无论是高校的课程设置,还是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招生目录,抑或是学术讨论会的选题,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词的频繁出现。但是,却很少看到有人去给这个新的思想史词汇作出明确的概念界定。那么,什么是思想文化史,它和传统的思想史、文化史有什么联系和区别,如何划分它们的边界或畛域,如何理解或看待思想文化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大有深入讨论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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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绝书》是一部记载古代吴、越史地为主的地方史志。关于该书的作者说法一直较多,难以定论。然考其文字,却可以发现许多与公羊学有关的内容。前人也多指出“作者盖传《公羊》家学”,或说“作者笃信《公羊》”,“宗《公羊》家言”(乐祖谋点校:《越绝书·越绝书序跋辑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18、122、121页)。通过对《越绝书》文字的梳理,《越绝书》中与公羊学有关的内容主要集中于《外传本事》《吴内传》《德序外传记》《篇叙外传记》等篇中。本文试对其展现的公羊大义进行梳理,并探寻《越绝书》与公羊学的关
1215年,教宗英诺森三世在罗马召开第四次拉特兰大公会议。此次会议开启了新一轮的教会改革,所颁布的教令对中世纪罗马天主教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以亨利三世时期的英格兰教会为例,为传达和落实改革教令,英格兰教会相继开展了主教区立法活动,使第四次拉特兰大公会议教令得到了广泛传播。在落实教令过程中,英格兰地方主教扮演了重要角色,成为教会改革的积极推动者。随着第四次拉特兰大公会议教令的传播与落实,亨利三世时期的英格兰教会也发生了一些新变化。
新时期以来,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一个被称为“思想文化史”的概念颇为流行。无论是高校的课程设置,还是硕士或博士研究生的招生目录,抑或是学术讨论会的选题,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词的频繁出现。但是,却很少看到有人去给这个新的思想史词汇作出明确的概念界定。那么,什么是思想文化史,它和传统的思想史、文化史有什么联系和区别,如何划分它们的边界或畛域,如何理解或看待思想文化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大有深入讨论的必要。2017年4月21日~23日,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所在开封举办“中国思
庚子"归政照会"事件,学界向来众说纷纭。通过对当时人记载的梳理与勘比,基本上可以勾勒出"归政照会"事件的来龙去脉。即由罗嘉杰搜集情报后于五月二十日上书荣禄,情报涉及归政、兵马、钱粮等条目,荣禄据以秘呈,慈禧在二十一日的御前会议上隐去归政条目后以"照会"的形式出示群臣。庚子五月并没有真正的"归政照会",所谓"照会"出自慈禧的"移花接木",且察析时人的认知,"归政照会"就是庚子宣战的主因。
作为近代中国最早的商团组织,万国商团肇始于1853年成立的"上海本埠义勇队",其有华人参与,已是在54年之后。万国商团中华队,前身名为"华商体操会",组织于1905年"大闹会审公廨案"之后,由买办虞洽卿等人发起,被公认为近代中国华人商团之鼻祖。1907年3月,华商体操会经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批准,骥附万国商团,成为其中一支,变该组织之族群隔绝为华洋共存。华员群体始有83人,后不断壮大,经不懈努力,破除种种之束缚,渐有平等之地位。1932年10月,华人于万国商团设置翻译队。1942年9月,终随万国商团之解散而
在工业企业中实行"一长制"管理是由列宁最早提出的。受苏联影响,中共在苏区时期即在公营企业实施带有"一长制"性质的厂长负责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东北地区的国营企业中率先推行了这一管理制度,其他地方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1953年有计划地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后,中央要求建立健全生产管理上的厂长负责制,但未能全面落实,到中共八大时被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所取代。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党内高层对"一长制"不认同;"一长制"与中共的集体领导历史传统相抵触;党政职能不分导致党的政治领导与厂长的行政负责关系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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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史是上一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激进民主时期出现的一股史学潮流,并在世纪之交引起中国学者的注意。近些年来,随着生态文明观念的提出,环境史获得了较快的发展,许多原来被传统史学所忽视的问题进入环境史学家的视野,不少似乎已成定论的历史结论也在环境史视野下得到重新阐述。但是,在“环境史热”中,也暴露出许多问题。环境史学到底应该走向何方?如何实现创新?在国际环境史学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历程之后,我们需要思考环境史研究如何“再次起航”的问题。鉴此,本刊约请了国内世界史学科从事环境史研究的几位学者,就地球行星史、城市环境史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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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仲勉先生是20世纪对《隋书》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学者。岑先生首次以一人之力通校了《隋书》并补编了《隋书州郡牧守编年表》,通过系统的校勘、文字正讹,订正了传世诸本《隋书》的讹误;通过史实考订,补表,弥补了前人研究之不足,为《隋书》的整理及隋史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