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政治、经济、金融、历史、文化多个领域，展望了世界金融危机下的中国机遇，提出了以“中国机遇论”取代“中国威胁论”的主张，梳理了中国近年来的高速发展的路线图和大国崛起的路径。中国正在崛起，虽然我们步履维艰，虽然我们有时也不被理解，虽然我们听到了不同的声音，但是我们很高兴，因为我们在路上。
　　
　　我们高兴，因为我们在路上……
　　历史是螺旋式上升的，唐太宗曾经辩证地说过：“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
　　100多年来，经历了几十年的内求统一、外抗强敌，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我们才真正与现代文明渐行渐近不可逆转。
　　如今我们已经习惯于在不同的场合谈论“国际视野”、“世界眼光”……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还有些夜郎自大。我们的身和心都死死围困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驻足四顾的视野毕竟有限，谁还能看得更加辽远?有时我们的情绪是激动的，但由于脚上的镣铐太沉，使得我们很难挪动步子，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就是我们经年久远的自画像。
　　其实，我们已经用百年的时间向世界靠拢了。虽然我们传承着老祖宗的聪灵，也曾一度以为世界的所有都是我们的“纳贡国”。但我们自从知道了“西方”这个概念之后，我们的眼界开阔了，特别是“八国联军”给我们的印象太过深刻。故而有专家说，中国是从古代直接被西方“打入”近现代的，是带着屈辱与怨恨的心情向西方学习的。因为打不过别人，不得不俯首称臣低眉顺眼来适应“西方”，从“师夷长技以制夷”而全方位地向“西方”学习。如此，刀枪不入的冷兵器在坚船利炮的热兵器面前，谈论胜负已经失去任何意义，因为人类丢下生与死，战争的本身不过是一场强与弱的较量。
　　历史上的读书人面对“当前的问题”都喜欢“背对未来，面对历史”，从历史的典籍中，尤其是五经当中寻找对当代问题的解答。包括清代大学问家龚自珍，也自称“我没有什么新药方，只是贩卖古时的东西”。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从“背对未来，面对历史”到“背对历史，面向未来”，直接原因是因为打仗失败了。应该正视“当下”，才有“未来”。最好的办法就是学习西方。可以说，这个非常之时的“未来”，就应该是西方了。于是乎，这个时候“经济”这个词的含义，已经不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经邦济世”了。
　　自鸦片战争以来，是西风渐盛、东风渐弱的过程，到“五四”前后，西风彻底压倒了东风。甚至于“全盘西化”的口号也提了出来。此时此刻中国人的心态是十分矛盾和复杂的，传统文化被说得一无是处，照搬西方文化又屡屡“水土不服”……民族的心灵仿佛瞬间从博大精深变得空虚落寞了。
　　套用马克思·韦伯的话来说，向西方学习只是一种“工具理性”而非“价值理性”。
　　1918年是近代中国一个最好的风向标，是年底，中国一个半官方的考察团访问欧洲，代表团团长就是大名鼎鼎的梁启超，团员都是中国年轻的一代知识精英：蒋百里、张君劢、丁文江等。
　　直到70年后的今天，“70后代表学者”许知远帮我们作出了如下的解读——
　　46岁的梁启超用了大半生时间，试图向西方寻求中国重生之路，西方既令他充满希望，又让他沮丧。但此刻，欧洲的溃败似乎给他某种少见的信心，他准备要重估被他猛烈批判的中国文化遗产。这种信心还转化成自我陶醉，他对中国发出了这样的呼喊：“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地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
　　今天我们回过头来仔细凝视那段历史，就会深切地感受到，那是个内心焦灼的年代。因为中国在军事，经济与制度上的失败，让中国渴望学习外来文明，这种学习后来转化成某种迷信；但是它内心的骄傲与愤懑又时时涌现出来，变成不切实际的自我安慰和满足，从而去美化狂妄的现实。
　　中国处于转型期，世界也处于转型期。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在旁观者的角度和位置上，韬光养晦了数十年，有足够的时间处理国内和国际的矛盾和争端，同时给世界一份大国应有的贡献。
　　历史不重复自身，却充满了平行线式的相似。在世界金融危机甚嚣尘上之际，关于中国拯救世界的说法风行一时。在这种群体性的迷惘中，中国散发出特有的诱惑。它强大的政府力量被视作深谋远虑，它的社会主义标签被理解成可以给普通人提供保护，它曾经被诟病的封闭的金融市场，如今则免除了传染性的恐慌……它变成了一块希望之地。
　　站在历史的交叉口，我们会发现，2008年对于中国真正的考验，不仅是抗震救灾，不仅是重大体育赛事时的社会动员能力，而是这个国家对于自身的态度。一个成熟的、有理解力的、独立的、克制的社会态度，才能使中国更加成熟地走向未来。
　　正是如此看清了自己，所以我们很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