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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中医史上的名篇，袁枚的《徐灵胎先生传》对史实的叙述不够严谨，甚至多有失实。然而瑕不掩瑜，其文学成就远远超越了史学价值，因此整体而言仍是一篇兼具史才与文笔的绝妙好文。
关键词：袁枚 《徐灵胎先生传》 文史价值
袁枚的《徐灵胎先生传》既是中医史上的名篇，也是传记文中的佳作，其文史价值不容忽视。然而长久以来，学界对它的研究却一味偏重于“史”而忽略了“文”，甚至对“史”的研究也不够充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有必要重读此文，并对其“文”“史”价值做出新的论定。
一、《徐灵胎先生传》的史学价值与不足
作为中医史上的名篇，《徐灵胎先生传》一直以来都被视为徐灵胎研究的重要史料，因此其史学价值不言而喻。从实际情况看，这篇传文也具有鲜明的史学立场和严谨的史学态度，在整体上做到了“实录”。正如袁枚所说：
余，旧史官也，与先生有抚尘之好，急思采其奇方异术，奋笔书之，以垂医鉴而活苍生，仓猝不可得。今秋访于吴江，得其自述纪略，又访诸吴人之能道先生者，为之立传。{1}
袁枚为徐灵胎作传，首先是出于“旧史官”的身份，然后才是私人的交情。而其作传的目的也不是简单的纪事怀人，而是发挥史鉴的价值，即“以垂医鉴而活苍生”。从情感上说，袁枚为徐灵胎作传的心情十分迫切，然而奇怪的是，他并没有仓促行文，而是若干年后才通过实地考察，广泛收集第一手的资料，然后才开始作传。可见袁枚深知传文的史学性质，因此将广泛、深入地搜集材料作为一项最基础的工作，这样一来就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史传“广收博采”的优良传统，保持了其对“实录”的追求。
所谓“实录”，并不是对传主的事迹有闻必录，而是能够把握传主的基本信息，突出其主要特点，抓住其本质。从这点来看，袁枚的《徐灵胎先生传》的确可称之为“实录”。因为在传文中，袁枚不仅详细介绍了徐灵胎两次奉诏入京的特殊经历以及由此带来的荣耀，而且顺便暗示了徐灵胎的生卒年月，勾勒了其一生行迹。其他如徐灵胎的姓名字号、家族背景、子孙延续等情况，也都有涉及。对于徐灵胎在星经、地志等方面的才能以及在治水、行医等事业上的成就、其晚年隐居洄溪的经历，也都有所介绍，虽然并非事无巨细，但却是重点突出，兼及其余，把一个真实、鲜活的徐灵胎呈现在我们面前：他多才多艺，尤擅于医，治病救人如鬼施神设。他热心实务，积极用世，面对时弊据理力争。同时他又潇洒从容、淡泊名利，能在恬淡温馨的田园生活中感受生命、颐养身心。这个徐灵胎形象，与《洄溪府君自序》中的自我描画几乎是分毫不差。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也必须肯定袁枚对“实录”的追求。
除此之外，袁枚在徐灵胎的众多才能中突出其医学成就，强调其神医身份，这又体现出卓越的史识。正如我们所知，袁枚所处的时代理学盛行，医者被视为小道、贱工乃至下业，连徐灵胎自己都“以丈夫成名于一艺为可悲”，因此不愿以医者名世。在这种情况下，袁枚却极力强调徐灵胎的医者身份，并劝导其子徐，曰：“尊公一匹夫耳，蒙圣天子两次征召，所以隆宠之者，为其医也，非为其能治水利，能通音律，能解形家言也。君子素其位而行，‘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为尊公立传，当以医为本主，而将治水、审音诸事附及之，使宾不夺主位，然后可以传吾文，并传尊公也。不然，如华佗、许颖宗诸公，岂舍医外竟无一才一艺之可传哉？史官略而不书，知所轻重故也。”{2}又说：“古往今来，至德要道，莫大于医。神农创之，黄帝、岐伯继之，其救天下万世之功，在尧、舜、皋、夔之上。”{3}这样的见识，在当时不可谓不超前。当然，袁枚也并未因此否定徐灵胎的道德和事功。在传文中，他用了较大篇幅叙述徐灵胎的治水之功，并在论赞中提出“德与艺”的命题，认为徐灵胎不仅艺精技绝，而且“平素之事亲孝，与人忠，葬枯粟乏，造修桥梁，见义心为，是据于德而后游于艺者也”{4}。这样一来就在强调徐灵胎医术的同时肯定了其道德追求，使徐灵胎的形象得到更加全面的展现，体现了袁枚的史学才能。
“史才须有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5}。对于刘知几提出的“史才三长”，袁枚有独特的见解。他说：“作史者才、学、识缺一不可，而识为尤。其道如射然。弓矢，学也；运弓矢者，才也。有以领之，使至乎当中之鹄，而不病于旁穿侧出者，识也。”{6}可见在袁枚看来，三长中的“才”“识”尤其重要，而“学”则等而下之，因为它是死的，是工具。对于“学”的不够重视，在《徐灵胎先生传》中体现得十分明显，其具体表现就是忽视了史料的考实，出现了不少细节失误。
例如在传文的开头，袁枚提到徐灵胎两次奉诏入京的经历，他说：
乾隆二十五年，文华殿大学士蒋文恪公串病，天子访海内名医，大司寇秦公首荐吴江徐灵胎。天子召入都，命视蒋公疾。先生奏疾不可治。上嘉其朴诚，欲留在京师效力。先生乞归田里，上许之。后二十年，上以中贵人有疾，再召入都。先生已有七十九岁，自知衰矣，未必生还；乃率其子载以行。果至都三日而卒。{7}
在这里，所谓“乾隆二十五年”是蒋文恪公患病的时间，而徐灵胎奉诏入京则在第二年。徐灵胎在自序中说得很清楚，而袁枚对此没有交代，显然不够严谨。又“后二十年”的“二”字纯属衍误。据史实可知，这次入京是在乾隆三十六年，距离第一次入京整整十年。袁枚在这里多写了一个“二”字，显然与史实不符。
又在传文第三段，袁枚记载了徐灵胎的五则医案。这五则医案中的后四则均不见于任何书面记载，可能采自“吴人之能道先生者”。而第一则医案则采自《洄溪医案》，但改动颇多。他说：
芦墟迮耕石卧病六日，不食不言，目炯炯直视。先生曰：“此阴阳相搏证也。”先投一剂，须臾目瞑能言；再饮以汤，竟跃然起，曰：“余病危时，有红黑二人缠绕作祟，忽见黑人为雷震死；顷之红人又为白虎衔去。是何祥也？”先生笑曰：“雷震者，余所投出附子霹雳散也；白虎者，余所投天生白虎汤也。”迮惊以为神。{8}
比较《洄溪医案》的相关记载，我们发现这里的“饮以汤”其实应该是“啖之以西瓜”。“西瓜”素有“天生白虎汤”之称，因此这里的“天生白虎汤”并非真正的“汤”，而是指西瓜。袁枚在这里断章取义，对于材料不加辨析。这种失误，显然并非其“才”“识”所能弥补。 又袁枚概括徐灵胎的著述情况曰：
所著有《难经经释》《医学源流》等书凡六种。其中别利弊，剖析经络，将古今医书存其是指其非，久行于世。{9}
在这里，袁枚言之凿凿，认为徐灵胎的著述“凡六种”。然而据《洄溪府君自序》统计，徐灵胎一生著述颇丰，包括《道德经注》《阴符经注》和《乐府传声》在内的著述就有十本。去除这些著述，仅就《难经经释》和《医学源流》等医学著作而言，也应该有七本，而不是六本。显然，袁枚的计数是有误的。这种错误，在袁枚的作品中并不鲜见。虽然一般情况下不伤大雅，但在传记文学中却难免有损其史学价值。
又对于和徐灵胎的关系，袁枚在传文中也有描述，那就是所谓的“抚尘之好”。“抚尘”是古代小孩子玩的一种游戏，因此“抚尘之好”一般比喻自幼相识的深厚情谊。而据传文记载，二人的初次相识却是在徐灵胎晚年，即：
犹记丙戌秋，余左臂忽短缩不能伸，诸医莫效。乃拖舟直诣洄溪，旁无介绍，惴惴然疑先生之未必我见也。不料名纸一投，蒙门延请，握手如旧相识，具鸡黍为欢，清谈竟日，赠丹药一丸而别。{10}
丙戌是公元1766年，此时徐灵胎七十四岁，袁枚五十一岁，显然不是什么少年旧识。另外，这里所谓的“丙戌”也不一定符合事实。因为在《随园诗话》中，袁枚同样提到他与徐灵胎的初次相识，但时间却变成了“庚寅”，即公元1770年。究竟是传记出错还是诗话的记载有误？目前学界还没有定论。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作为传文，《徐灵胎先生传》的史料价值的确有待商榷。
二、《徐灵胎先生传》的文学价值与魅力
一篇好的传文应该是历史性与文学性的完美结合。从这个角度来说，袁枚的《徐灵胎先生传》虽然史学价值有限，但文学魅力却不容小觑。
首先，从构思立意看，此文可谓别出心裁，匠心独运。
在袁枚作传之前，已有徐灵胎自序及其墓志问世，因此要在相同的材料下写出不同，甚至让人耳目一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袁枚的做法可谓独特。他首先通过观察，发现自序和墓志都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强调徐灵胎的道德和事功，而对其在医学方面的成就重视不够。然后以此为突破口，确定自己的立意构思，将传记的重心放在徐灵胎的医术医案上，强调其精艺。最后则在论赞中巧妙地引出“艺为德之精华”的观点，说明徐灵胎德艺双馨。这样一来就不仅尊重了历史事实，还原了徐灵胎的真实形象，而且使传文在思想、结构上都焕然一新。
其次，从材料剪裁看，此文可谓目光独到，善于锻造。
这篇传文的材料大多取自《洄溪府君自序》，但袁枚的处理十分巧妙，常常能以独到的眼光看到材料之间的联系，然后通过简单的调整使它们焕发出新的生命。例如传文一开头就提到徐灵胎两次入京的经历。这两次经历在《洄溪府君自序》中是分开叙述的，前者为徐灵胎自述，后者则为徐所补充，叙述者不同，角度也不同。然而袁枚却看到了它们之间的联系，于是用“后二十年”作过渡，将两件事结合在一起，都用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进行叙述。这样一来，不仅通过这两件事勾勒出徐灵胎的生命轨迹，暗示了其生卒之年，而且强调徐灵胎人生的最大荣耀来自于医术上所得到的肯定，因此以医者的身份为其作传，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这样的处理，显然是一举多得。又关于徐灵胎的治水成就，其在自序中介绍得十分详尽，而袁枚却只截取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两件事，以描述的手法介绍徐灵胎在两个不同画面中同样据理力争的神态和言语，并用一个“争”字将它们联系在一起。这样不仅介绍了徐灵胎的治水成就，而且使其关心现实经济、不畏权势、据理力争的形象跃然纸上。
再次，从篇章结构看，此文可谓一波三折，跌宕起伏。
这篇传文的结构与一般传记不同，它不是开门见山地交代作传之事，而是一开始就让传主出场，通过介绍徐灵胎两度入京之事勾勒其生命轨迹，确定其医者身份。然后作者才出场，介绍作传的背景、动机和材料基础，交代传主的姓名字号、家族背景和各种才能，并以一句“尤擅于医”自然过渡到文章的核心内容，概括徐灵胎的神奇医术，详述其最典型医案，建构其神医形象，整个叙述十分紧凑。突然，作者笔锋一转，由事件的叙述转向了人物描写，并用简单的十二个字描画出徐灵胎高大伟岸、坦荡飘逸的形象，然后用一个“奇”字点睛，照应前面的奇方异术，因此转折看似突兀，其实一脉相承。接下来，袁枚又由描写转向了叙述，以详赡的笔墨介绍了徐灵胎少时留心经济而治水、晚年隐居洄溪而乐水的人生轨迹，分别与前面所描述的徐灵胎形象的两个方面相对应，强调少年时的徐灵胎心怀用世之志，因此热心世务，面对权贵不卑不亢、鼎立直言。而随着年岁的增长和世事的磨炼，他却越来越趋于淡泊，于是纵情山水、隐居田园。从治水到乐水，这是徐灵胎人生的两个不同阶段，也是其生存状态乃至性格面貌的两个方面。我们感受着这样一个真实变化而又具有两面性的徐灵胎，这时袁枚的笔锋却又一转，把我们从温润可感的徐灵胎形象带向了一串冷冰冰的书名和数字，以介绍徐灵胎的著述情况。这一转折，乍看也十分生硬，可仔细一想，却与前文的关系十分紧密。在前文中，徐灵胎隐居洄溪，仿佛笑傲江湖的“真人”。然而“真人”是不务世事、不落言筌的，徐灵胎恰恰相反，不仅少年时积极治水以用世，而且始终坚持著书立说，以干预现实和沾溉后世。从这个角度来说，徐灵胎自始至终都是入世的，隐居田园只是一种生活态度而已。对徐灵胎来说，著书立说是一种学术传承的方式，而更直接的方式则是子孙的继承。顺着这个思路，袁枚又对徐灵胎的子孙情况进行了介绍，这是传统传记中不可或缺的内容。最后，袁枚用一段论赞结束传文，将徐灵胎的艺精提高到德艺双馨的地步。至此，传文已经功德圆满，而袁枚却似乎意犹未尽，于是又补充介绍了其与徐灵胎的两段渊源，即其向徐灵胎求治而一见如故及其在《随园诗话》中收录《嘲学究》之事。这两件事的补充乍一看像画蛇添足，但深入思考，则发现其一方面是以袁枚的亲身经历证实徐灵胎的德艺双馨，另一方面又补充了徐灵胎的文学成就及其对时文的态度，同时又进一步强调了作者与徐灵胎的交情，使传文的情感与叙述更为可信。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它还在结构上构成了另一个转折，使文章更加跌宕起伏，同时又以一种开放式的结尾给读者留下了无尽的遐想。
最后，从表达方式看，此文可谓手法多样，灵活多变。
在这篇传文中，叙事、描写、议论、抒情等手法相互融合，使整篇文章内容充沛、情理兼备。作者的叙述视角，也在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和第一人称的限知视角中灵活转变，以满足不同的叙述需要。除此之外，不论是人物描写还是环境描述，袁枚都能以白描的手法用寥寥数字营造出气韵生动、栩栩如生的效果，如以“长身广颡，音声如钟，白须伟然”{11}描写徐灵胎的外貌，用“小桥流水、松竹铺纷。登楼则太湖奇峰，鳞罗布列，如儿孙拱侍状”{12}描写徐灵胎的隐居环境等。又描述徐灵胎的医术，则分别从视疾、用药和同行反应等三个方面采用拟人、比喻、衬托、夸张等不同手法，将徐灵胎的神奇渲染得淋漓尽致。至于其他如遣词用字之精确简练，叙述之省净、抒情之真挚、议论之精审等，在《徐灵胎先生传》中也都有突出表现。因篇幅所限，不一一列举。
总之，从文学角度审视袁枚此传，实在可称为上乘之作。尽管从史学角度而言，其有不少细节上的失误，但文胜于史，瑕不掩瑜，整体而言，仍是一篇文史兼备的美文。
{1}{4}{6}{7}{8}{9}{10}{11}{12} 袁枚：《小仓山房文集》，王英志校点，《袁枚全集》第二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630页，第631页，第288页，第629—630页，第630页，第631页，第631—632页，第631页，第631页。
{2}{3} 袁枚：《小仓山房尺牍》，王英志校点《袁枚全集》第五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14页。
{5} 王溥：《唐会要》，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101页。
基金项目：本文为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指导性项目“徐、徐大椿研究”（项目批准号：13g312）成果
作 者：龚方琴，文学博士，湖北中医药大学人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唐宋文学、中国诗学、中医药文化研究。
编 辑：赵红玉 E-mail：zhaohongyu69@126.com
关键词：袁枚 《徐灵胎先生传》 文史价值
袁枚的《徐灵胎先生传》既是中医史上的名篇，也是传记文中的佳作，其文史价值不容忽视。然而长久以来，学界对它的研究却一味偏重于“史”而忽略了“文”，甚至对“史”的研究也不够充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有必要重读此文，并对其“文”“史”价值做出新的论定。
一、《徐灵胎先生传》的史学价值与不足
作为中医史上的名篇，《徐灵胎先生传》一直以来都被视为徐灵胎研究的重要史料，因此其史学价值不言而喻。从实际情况看，这篇传文也具有鲜明的史学立场和严谨的史学态度，在整体上做到了“实录”。正如袁枚所说：
余，旧史官也，与先生有抚尘之好，急思采其奇方异术，奋笔书之，以垂医鉴而活苍生，仓猝不可得。今秋访于吴江，得其自述纪略，又访诸吴人之能道先生者，为之立传。{1}
袁枚为徐灵胎作传，首先是出于“旧史官”的身份，然后才是私人的交情。而其作传的目的也不是简单的纪事怀人，而是发挥史鉴的价值，即“以垂医鉴而活苍生”。从情感上说，袁枚为徐灵胎作传的心情十分迫切，然而奇怪的是，他并没有仓促行文，而是若干年后才通过实地考察，广泛收集第一手的资料，然后才开始作传。可见袁枚深知传文的史学性质，因此将广泛、深入地搜集材料作为一项最基础的工作，这样一来就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史传“广收博采”的优良传统，保持了其对“实录”的追求。
所谓“实录”，并不是对传主的事迹有闻必录，而是能够把握传主的基本信息，突出其主要特点，抓住其本质。从这点来看，袁枚的《徐灵胎先生传》的确可称之为“实录”。因为在传文中，袁枚不仅详细介绍了徐灵胎两次奉诏入京的特殊经历以及由此带来的荣耀，而且顺便暗示了徐灵胎的生卒年月，勾勒了其一生行迹。其他如徐灵胎的姓名字号、家族背景、子孙延续等情况，也都有涉及。对于徐灵胎在星经、地志等方面的才能以及在治水、行医等事业上的成就、其晚年隐居洄溪的经历，也都有所介绍，虽然并非事无巨细，但却是重点突出，兼及其余，把一个真实、鲜活的徐灵胎呈现在我们面前：他多才多艺，尤擅于医，治病救人如鬼施神设。他热心实务，积极用世，面对时弊据理力争。同时他又潇洒从容、淡泊名利，能在恬淡温馨的田园生活中感受生命、颐养身心。这个徐灵胎形象，与《洄溪府君自序》中的自我描画几乎是分毫不差。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也必须肯定袁枚对“实录”的追求。
除此之外，袁枚在徐灵胎的众多才能中突出其医学成就，强调其神医身份，这又体现出卓越的史识。正如我们所知，袁枚所处的时代理学盛行，医者被视为小道、贱工乃至下业，连徐灵胎自己都“以丈夫成名于一艺为可悲”，因此不愿以医者名世。在这种情况下，袁枚却极力强调徐灵胎的医者身份，并劝导其子徐，曰：“尊公一匹夫耳，蒙圣天子两次征召，所以隆宠之者，为其医也，非为其能治水利，能通音律，能解形家言也。君子素其位而行，‘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为尊公立传，当以医为本主，而将治水、审音诸事附及之，使宾不夺主位，然后可以传吾文，并传尊公也。不然，如华佗、许颖宗诸公，岂舍医外竟无一才一艺之可传哉？史官略而不书，知所轻重故也。”{2}又说：“古往今来，至德要道，莫大于医。神农创之，黄帝、岐伯继之，其救天下万世之功，在尧、舜、皋、夔之上。”{3}这样的见识，在当时不可谓不超前。当然，袁枚也并未因此否定徐灵胎的道德和事功。在传文中，他用了较大篇幅叙述徐灵胎的治水之功，并在论赞中提出“德与艺”的命题，认为徐灵胎不仅艺精技绝，而且“平素之事亲孝，与人忠，葬枯粟乏，造修桥梁，见义心为，是据于德而后游于艺者也”{4}。这样一来就在强调徐灵胎医术的同时肯定了其道德追求，使徐灵胎的形象得到更加全面的展现，体现了袁枚的史学才能。
“史才须有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5}。对于刘知几提出的“史才三长”，袁枚有独特的见解。他说：“作史者才、学、识缺一不可，而识为尤。其道如射然。弓矢，学也；运弓矢者，才也。有以领之，使至乎当中之鹄，而不病于旁穿侧出者，识也。”{6}可见在袁枚看来，三长中的“才”“识”尤其重要，而“学”则等而下之，因为它是死的，是工具。对于“学”的不够重视，在《徐灵胎先生传》中体现得十分明显，其具体表现就是忽视了史料的考实，出现了不少细节失误。
例如在传文的开头，袁枚提到徐灵胎两次奉诏入京的经历，他说：
乾隆二十五年，文华殿大学士蒋文恪公串病，天子访海内名医，大司寇秦公首荐吴江徐灵胎。天子召入都，命视蒋公疾。先生奏疾不可治。上嘉其朴诚，欲留在京师效力。先生乞归田里，上许之。后二十年，上以中贵人有疾，再召入都。先生已有七十九岁，自知衰矣，未必生还；乃率其子载以行。果至都三日而卒。{7}
在这里，所谓“乾隆二十五年”是蒋文恪公患病的时间，而徐灵胎奉诏入京则在第二年。徐灵胎在自序中说得很清楚，而袁枚对此没有交代，显然不够严谨。又“后二十年”的“二”字纯属衍误。据史实可知，这次入京是在乾隆三十六年，距离第一次入京整整十年。袁枚在这里多写了一个“二”字，显然与史实不符。
又在传文第三段，袁枚记载了徐灵胎的五则医案。这五则医案中的后四则均不见于任何书面记载，可能采自“吴人之能道先生者”。而第一则医案则采自《洄溪医案》，但改动颇多。他说：
芦墟迮耕石卧病六日，不食不言，目炯炯直视。先生曰：“此阴阳相搏证也。”先投一剂，须臾目瞑能言；再饮以汤，竟跃然起，曰：“余病危时，有红黑二人缠绕作祟，忽见黑人为雷震死；顷之红人又为白虎衔去。是何祥也？”先生笑曰：“雷震者，余所投出附子霹雳散也；白虎者，余所投天生白虎汤也。”迮惊以为神。{8}
比较《洄溪医案》的相关记载，我们发现这里的“饮以汤”其实应该是“啖之以西瓜”。“西瓜”素有“天生白虎汤”之称，因此这里的“天生白虎汤”并非真正的“汤”，而是指西瓜。袁枚在这里断章取义，对于材料不加辨析。这种失误，显然并非其“才”“识”所能弥补。 又袁枚概括徐灵胎的著述情况曰：
所著有《难经经释》《医学源流》等书凡六种。其中别利弊，剖析经络，将古今医书存其是指其非，久行于世。{9}
在这里，袁枚言之凿凿，认为徐灵胎的著述“凡六种”。然而据《洄溪府君自序》统计，徐灵胎一生著述颇丰，包括《道德经注》《阴符经注》和《乐府传声》在内的著述就有十本。去除这些著述，仅就《难经经释》和《医学源流》等医学著作而言，也应该有七本，而不是六本。显然，袁枚的计数是有误的。这种错误，在袁枚的作品中并不鲜见。虽然一般情况下不伤大雅，但在传记文学中却难免有损其史学价值。
又对于和徐灵胎的关系，袁枚在传文中也有描述，那就是所谓的“抚尘之好”。“抚尘”是古代小孩子玩的一种游戏，因此“抚尘之好”一般比喻自幼相识的深厚情谊。而据传文记载，二人的初次相识却是在徐灵胎晚年，即：
犹记丙戌秋，余左臂忽短缩不能伸，诸医莫效。乃拖舟直诣洄溪，旁无介绍，惴惴然疑先生之未必我见也。不料名纸一投，蒙门延请，握手如旧相识，具鸡黍为欢，清谈竟日，赠丹药一丸而别。{10}
丙戌是公元1766年，此时徐灵胎七十四岁，袁枚五十一岁，显然不是什么少年旧识。另外，这里所谓的“丙戌”也不一定符合事实。因为在《随园诗话》中，袁枚同样提到他与徐灵胎的初次相识，但时间却变成了“庚寅”，即公元1770年。究竟是传记出错还是诗话的记载有误？目前学界还没有定论。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作为传文，《徐灵胎先生传》的史料价值的确有待商榷。
二、《徐灵胎先生传》的文学价值与魅力
一篇好的传文应该是历史性与文学性的完美结合。从这个角度来说，袁枚的《徐灵胎先生传》虽然史学价值有限，但文学魅力却不容小觑。
首先，从构思立意看，此文可谓别出心裁，匠心独运。
在袁枚作传之前，已有徐灵胎自序及其墓志问世，因此要在相同的材料下写出不同，甚至让人耳目一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袁枚的做法可谓独特。他首先通过观察，发现自序和墓志都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强调徐灵胎的道德和事功，而对其在医学方面的成就重视不够。然后以此为突破口，确定自己的立意构思，将传记的重心放在徐灵胎的医术医案上，强调其精艺。最后则在论赞中巧妙地引出“艺为德之精华”的观点，说明徐灵胎德艺双馨。这样一来就不仅尊重了历史事实，还原了徐灵胎的真实形象，而且使传文在思想、结构上都焕然一新。
其次，从材料剪裁看，此文可谓目光独到，善于锻造。
这篇传文的材料大多取自《洄溪府君自序》，但袁枚的处理十分巧妙，常常能以独到的眼光看到材料之间的联系，然后通过简单的调整使它们焕发出新的生命。例如传文一开头就提到徐灵胎两次入京的经历。这两次经历在《洄溪府君自序》中是分开叙述的，前者为徐灵胎自述，后者则为徐所补充，叙述者不同，角度也不同。然而袁枚却看到了它们之间的联系，于是用“后二十年”作过渡，将两件事结合在一起，都用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进行叙述。这样一来，不仅通过这两件事勾勒出徐灵胎的生命轨迹，暗示了其生卒之年，而且强调徐灵胎人生的最大荣耀来自于医术上所得到的肯定，因此以医者的身份为其作传，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这样的处理，显然是一举多得。又关于徐灵胎的治水成就，其在自序中介绍得十分详尽，而袁枚却只截取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两件事，以描述的手法介绍徐灵胎在两个不同画面中同样据理力争的神态和言语，并用一个“争”字将它们联系在一起。这样不仅介绍了徐灵胎的治水成就，而且使其关心现实经济、不畏权势、据理力争的形象跃然纸上。
再次，从篇章结构看，此文可谓一波三折，跌宕起伏。
这篇传文的结构与一般传记不同，它不是开门见山地交代作传之事，而是一开始就让传主出场，通过介绍徐灵胎两度入京之事勾勒其生命轨迹，确定其医者身份。然后作者才出场，介绍作传的背景、动机和材料基础，交代传主的姓名字号、家族背景和各种才能，并以一句“尤擅于医”自然过渡到文章的核心内容，概括徐灵胎的神奇医术，详述其最典型医案，建构其神医形象，整个叙述十分紧凑。突然，作者笔锋一转，由事件的叙述转向了人物描写，并用简单的十二个字描画出徐灵胎高大伟岸、坦荡飘逸的形象，然后用一个“奇”字点睛，照应前面的奇方异术，因此转折看似突兀，其实一脉相承。接下来，袁枚又由描写转向了叙述，以详赡的笔墨介绍了徐灵胎少时留心经济而治水、晚年隐居洄溪而乐水的人生轨迹，分别与前面所描述的徐灵胎形象的两个方面相对应，强调少年时的徐灵胎心怀用世之志，因此热心世务，面对权贵不卑不亢、鼎立直言。而随着年岁的增长和世事的磨炼，他却越来越趋于淡泊，于是纵情山水、隐居田园。从治水到乐水，这是徐灵胎人生的两个不同阶段，也是其生存状态乃至性格面貌的两个方面。我们感受着这样一个真实变化而又具有两面性的徐灵胎，这时袁枚的笔锋却又一转，把我们从温润可感的徐灵胎形象带向了一串冷冰冰的书名和数字，以介绍徐灵胎的著述情况。这一转折，乍看也十分生硬，可仔细一想，却与前文的关系十分紧密。在前文中，徐灵胎隐居洄溪，仿佛笑傲江湖的“真人”。然而“真人”是不务世事、不落言筌的，徐灵胎恰恰相反，不仅少年时积极治水以用世，而且始终坚持著书立说，以干预现实和沾溉后世。从这个角度来说，徐灵胎自始至终都是入世的，隐居田园只是一种生活态度而已。对徐灵胎来说，著书立说是一种学术传承的方式，而更直接的方式则是子孙的继承。顺着这个思路，袁枚又对徐灵胎的子孙情况进行了介绍，这是传统传记中不可或缺的内容。最后，袁枚用一段论赞结束传文，将徐灵胎的艺精提高到德艺双馨的地步。至此，传文已经功德圆满，而袁枚却似乎意犹未尽，于是又补充介绍了其与徐灵胎的两段渊源，即其向徐灵胎求治而一见如故及其在《随园诗话》中收录《嘲学究》之事。这两件事的补充乍一看像画蛇添足，但深入思考，则发现其一方面是以袁枚的亲身经历证实徐灵胎的德艺双馨，另一方面又补充了徐灵胎的文学成就及其对时文的态度，同时又进一步强调了作者与徐灵胎的交情，使传文的情感与叙述更为可信。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它还在结构上构成了另一个转折，使文章更加跌宕起伏，同时又以一种开放式的结尾给读者留下了无尽的遐想。
最后，从表达方式看，此文可谓手法多样，灵活多变。
在这篇传文中，叙事、描写、议论、抒情等手法相互融合，使整篇文章内容充沛、情理兼备。作者的叙述视角，也在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和第一人称的限知视角中灵活转变，以满足不同的叙述需要。除此之外，不论是人物描写还是环境描述，袁枚都能以白描的手法用寥寥数字营造出气韵生动、栩栩如生的效果，如以“长身广颡，音声如钟，白须伟然”{11}描写徐灵胎的外貌，用“小桥流水、松竹铺纷。登楼则太湖奇峰，鳞罗布列，如儿孙拱侍状”{12}描写徐灵胎的隐居环境等。又描述徐灵胎的医术，则分别从视疾、用药和同行反应等三个方面采用拟人、比喻、衬托、夸张等不同手法，将徐灵胎的神奇渲染得淋漓尽致。至于其他如遣词用字之精确简练，叙述之省净、抒情之真挚、议论之精审等，在《徐灵胎先生传》中也都有突出表现。因篇幅所限，不一一列举。
总之，从文学角度审视袁枚此传，实在可称为上乘之作。尽管从史学角度而言，其有不少细节上的失误，但文胜于史，瑕不掩瑜，整体而言，仍是一篇文史兼备的美文。
{1}{4}{6}{7}{8}{9}{10}{11}{12} 袁枚：《小仓山房文集》，王英志校点，《袁枚全集》第二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630页，第631页，第288页，第629—630页，第630页，第631页，第631—632页，第631页，第631页。
{2}{3} 袁枚：《小仓山房尺牍》，王英志校点《袁枚全集》第五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14页。
{5} 王溥：《唐会要》，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101页。
基金项目：本文为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指导性项目“徐、徐大椿研究”（项目批准号：13g312）成果
作 者：龚方琴，文学博士，湖北中医药大学人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唐宋文学、中国诗学、中医药文化研究。
编 辑：赵红玉 E-mail：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