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阐释学理论运程的四个步骤——信任、侵入、吸收和补偿，每个步骤都存在着操纵，或是体现在意识形态层面，或是体现在诗学层面，抑或体现在赞助人层面。本文通过对莫言小说《师傅越来越幽默》的英译本分析揭示出，不论是对翻译进行何种操纵，译者葛浩文都较自如的运用归化和异化翻译策略，较娴熟的使用增益、替代、释义等补偿手段，最大限度的在传达作者意图与满足目的语读者需求之间、在中国特色文化传播与译入语可接受性之间找到合适的平衡点，忠实地完成了不同语言文化间沟通和交流的桥梁作用，表现出了作为杰出汉学家和译者的卓越素养。
【关键词】莫言 葛浩文 阐释学理论 操纵理论
一、前言
《师傅越来越幽默》（以下简称《师傅》）是莫言的一部中篇小说，也是莫言小说中为数不多的既反映城市生活又反映国企改革题材的作品，讲述了一位国企老劳模丁师傅在企业破产之后跌宕起伏的再就业过程。失业伊始，他失落彷徨、百般不顺，还因一场伤病而耗尽了所有的积蓄，囊空如洗。感觉在老婆面前挺不起腰杆的他，突然在极度苦闷的时刻找到一个发财良机：将小树林里废弃的公共汽车改造成“林间休闲小屋”供男女幽会，从中收取服务费。在他的徒弟吕小胡的鼓励和帮助下，起初还自责的丁师傅生意逐渐红火起来，囊中渐鼓。直到有一天，一对模样恩爱的男女似乎在小屋中自杀了。良心不安的丁师傅选择了报警，可当和警察一起到现场试图解救这对情侣时，却发现小屋中空无一人，不过虚惊一场。这部小说令人深省，在残酷生存和迎难而上之间，在精神缺失和生命底线之间，在小胡眼里好像与社会脱节的、幽默的丁师傅均选择了后者，这很难讲不是对社会内心诉求的呼唤。
《师傅》的英译本Shifu，You’ll Do Anything For a Laugh是葛浩文翻译的众多中国现当代作家著作中的一部，在美国出版时受到了广泛关注。
与其它由葛浩文翻译的莫言小说相比，国内对这部小说及其译本的关注及研究要少许多。本文就尝试以莫言小说《师傅》及其葛浩文英译本为例，从阐释学角度对翻译过程进行解读，并在解读中体会翻译操纵对翻译的影响。
二、阐释学理论和操纵理论
阐释学是关于解释的方法论的研究学科，与早期的《圣经》翻译有着密切的天然关系。乔治·斯坦纳借用哲学的阐释思想将翻译过程看成阐释的运作，并把翻译过程分为四个步骤：信任，侵入，吸收和补偿。他提出了“理解就是翻译”的观点。
安德烈·勒菲弗尔提出了操纵理论，他认为，“翻译是对原文本的改写”，“改写就是操纵”。所有翻译，不论其意图如何，都反映了某特定社会中以某特定方式表现出来的对文学的某种操纵。所有翻译都始终受到三种因素的操纵：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意识形态层面的操纵包括对翻译选材的操纵、对文本解读的操纵以及对翻译策略的操纵。诗学层面的操纵主要指译者受社会主流诗学影响，会根据自己的美学倾向解读源语文化。赞助人层面的操纵则更多关注译文是否满足了赞助人或译入语读者的社会文化等需求，以及是否达到了某种社会或商业等目的。
三、翻译阐释过程中操纵的体现
下面我们就从阐释过程的四个步骤去分别看看《师傅》英译本中操纵的体现。
1.信任（Trust）。“信任是翻译阐释的第一步，是一种信念投资。”任何一个翻译过程，译者首先要做的就是选择翻译的文本。这种选择可能出于译者自身的兴趣或偏好，也可能受翻译机构甚至某种政治和社会目的的影响。不论译者选择了何种源语文本，他都要相信要被翻译的文本是有意义的并且是可以被翻译的。只有译者头脑中保有这种信任，他才会全力以赴对原文本进行再创造，也就是翻译。
葛浩文正是一个对翻译文本有所选择的译者。他在提名莫言获纽曼华语文学奖的推荐辞中这样说道，“大多数优秀的小说家都不能始终如一地保持作品的高品质，但是莫言却不是，他的每一部小说都受到了普遍的好评，每一部小说都反映了他超凡的才能”。这充分体现了葛浩文对莫言及其小说的信任。
他曾说过，“很多时候一部作品能不能翻译，还得看出版社的意思呢”，“出版社不要也没辙”；他还认为，美国读者“大概喜欢两三种小说吧，一种是sex（性爱）多一点的，第二种是politics（政治）多一点的”。《师傅》这部作品恰恰具备以上两种特点，既有对男女幽会的情爱描写，又有对中国国企改制时期下岗工人生存状态的刻画。这说明，在翻译的第一步信任阶段就出现了赞助人层面和意识形态层面对翻译选材的操纵。
2.侵入（Aggression）。侵入（或进攻）是翻译阐释的第二步，意味着译者对源语文本的感知和理解。斯坦纳说，要“打破语言外壳，捕获核心内容”。这里理解已经不是简单的词和句的问题，而是其蕴含的历史和文化问题。每种文化都有其不同于其它文化的自身特征，比如习俗、传统、历史和思维方式。为了让读者理解，当译者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时，他必须将源语文本中他认为不必要的或不适合的部分拿掉或进行一些修改。
小说结尾部分就有一个明显例子：
“小胡，我明白了，那是两个鬼魂……”
“Little Hu，now I understand，it was a pair of spirits.”
原文中，面对徒弟小胡那个警察表弟的喃喃责备，丁师傅做出了自己的解释，认为进入他休闲小屋的一对青年男女是两个鬼魂。从译文里我们也不难读出这层含义。
但葛浩文的理解应远不如此，他对原文有着深刻、透彻的体会。他读出了小说中下岗工人再就业的艰难，敏锐感受到社会改革期间人们物质、道德和生命等观念的变化，感到作者虽然对社会现象有现实的描写，但应该不会止步于此。小说主人公丁师傅最后“心里感到轻松无比”，恐怕更因为在现实困境和挽救生命之间做出了一个正确的道德选择，这是两种态度较量的最终结果。
葛浩文用心良苦，为了向读者传递出这层原文也许并未明言的深意，他没有选择“ghost”或其它表示“鬼魂”的词，而是选用了兼有“鬼魂”和“态度”两种含义的“sprit”一词，让读者产生联想、并思考如何看待这一特殊时期不同的人生态度。 因此，葛浩文作为译者，不仅“侵入”、捕获了原文内核，而且为了向读者传达他的见解、在意识形态层面对文本解读进行了操纵，将原文一句平实的感慨升华到哲学层次，强化了读者对人生态度或生命意义的思考。
3.吸收（Incorporation）。在对源语文本侵入之后，译者面临的第三步阐释过程就是吸收。斯坦纳将对源语文本的吸收分为大致两类，内容的吸收和形式的吸收。然而“无论是对于内容，还是对于形式，都不是把它吸收到真空地带。”他说，“把新接纳的东西以各种不同的程度加以吸收”，“有的完全归化”，“有的则始终显得生疏”。这也就是韦努蒂后来所指的归化和异化两种翻译策略。
（1）归化策略（Domestication）。归化为目的语读者提供了透明、流畅的译文，最大程度地考虑了译语读者的可接受性。
1）“妻子因为不能生养，在他面前小了一辈子。”
“Because she was infertile，in his eyes she was simply inferior.”
在某人面前“小”是个很中国化的说法，但若译成“younger”或“smaller”等，就会偏离原文所含的某种战战兢兢、低声下气的形象，葛浩文用“inferior”一词尽管也没有表达出老丁妻子因不能生育而感觉低人一等的含义，离源语文化表达还有些许距离，但却以目的语读者容易理解的方式刻画出了老丁在其妻子面前的伦理优越感，仍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
2）“小胡，天无绝人之路对不对？”“Little Hu，there’s no such thing as a true dead-end，wouldn’t you say？”
“天无绝人之路”是中国人司空见惯的表达，其中蕴含了深刻的文化内涵和哲学命题。“天”在传统中国文化里是有灵性、仁性的，具有无上权威并可被感知。天道不亡，人道不绝，天人合一，顺法自然，人就有出路。这里的“天”断断不是“Heaven”或者“God”所能替换的。葛浩文深喑中国文化，既然只言片语难以将“天”解释清楚，不如舍弃，换成目的语读者熟知的表达方式——“没有什么是真正的死路”，既忠实了原文本意，又令译文简洁、流畅并易于接受。
（2）异化策略（Foreignization）。异化则有意打破了目的语规则，为读者提供保留了源语文化异质性的目的语文本。
1）“雷公电母看着呢……”
“The lord of thunder and mother of lightning are looking at you.”
2）“鸡有鸡道，狗有狗道。”
“Chickens follow their ways and dogs follow theirs.”
通常我们在英汉或汉英翻译过程中，对“狗”都做了相应处理。比如，“Love me，love my dog.”（爱屋及乌）。原因就在于“狗”在中西文化中的地位悬殊，在中国，和“狗”搭上边的多半好不到哪去，比如“狗腿子”、“狐朋狗友”、“狗眼看人低”等等。而在西方，“狗”却被当做人类忠诚的朋友，人们将“幸运儿”称作“lucky dog”。但是葛浩文并未一概避开这个在中国含有相当贬义的字眼，他的汉学家身份让他理解“鸡有鸡道，狗有狗道”的真正含义其实就是“大道朝天，各走各边”，这是中文里少有的不带贬义色彩的“狗”，因此大胆的保留了它的本身形象，让目的语读者去体会中国味十足的异域风情。
从以上例子中可以发现，在吸收、翻译过程中，葛浩文没有一味采用单独的翻译策略，在保证忠于原文的条件下、在保证目的语读者易于接受的前提下，他尽可能多的用异化策略保留了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形象，而在目的语读者可能难于理解的情况下，他就灵活的采用了归化策略进行处理，虽然丢失了某些文化意象，但却保证了译文相对原文而言意义没有大的偏离。
因此，在《师傅》的英译本里，作为译者的葛浩文对翻译策略是有操纵的，而且他的操纵应该说是成功的。
4.补偿（Compensation）。翻译阐释过程的第四步、也是最后一步是补偿。斯坦纳说，“由于我们倾向于原作，第一步信任使我们失去了平衡”，然后“我们包围、进攻”，“当我们满载而归时，我们又一次失去了平衡”，“因为我们拿了别人的东西加在自己身上”。翻译必须提供补偿、必须恢复平衡，“翻译过程如果缺少了第四步就是不完整的”。
斯坦纳将翻译看作是一项艺术行为，这也是他为什么没有给出翻译创作真正“工具”的原因。但对于翻译补偿策略而言，前人学者通过不断的实践、研究，提出了多种翻译补偿手段，下面将用具体例子，就《师傅》及其英译本对增益、替代和释义三种补偿手段进行分析。
（1）增益法（Amplification）。增益法，即适当增词，将源语读者一目了然、而目的语读者了解不多的信息传达出来。
“他顾不上别的了。”
“All of a sudden，nothing else mattered.”
这里原文中的核心意思是“其它的一切都不重要了”，但是“顾不上”在中文里还有在很短的时间里放下一些事情而去照顾另一些更紧急、更重要的事情的隐含意义，因此在译者增加了“All of a sudden”后，老丁在极短时间内对心理焦点的转换形象就传达给了目的语读者，原文信息在译文中表达得更加完整。
（2）替代法（Substitution）。替代法的应用主要是由于不同文化和语言之间存在不同的表达习惯，就需要用目的语中的另一种形象去替换源语中原来的形象，以避免目的语读者的不解甚至是误解。
“你们欺负一个老头子难道不怕天打五雷轰吗？”
“Aren’t you afraid lightning will strike you dead for taking advantage of an old man？”（Goldblatt，2011：46）
本文曾提及，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有这样一个观念，做了坏事会遭天谴，而且人们认为最常见的就是遭雷劈。“天打五雷轰”表达的正是这个文化内涵。可是这个在中文读者里太正常不过的表达如果直译过去，西方读者就会非常困惑，因为西方文化的思维表达方式非常讲究逻辑和例证，现代科学表明，人不是被雷打死的、而是被电击死的。所以葛浩文非常精准的用“lightning”替代了原文里“雷”的形象，消除了西方读者的理解障碍，令西方读者释然。
（3）释义法（Paraphrase）。释义法指的是舍弃原文中的具体形象，直接解释出原文的意思。
“老婆让他的话给镇唬住了，不再啰嗦。”
“His comment took the wind out of her sails，and she shut up.”
“镇唬”一词和“镇摄”“威胁”或者“威吓”都有所差别，它兼有“吓唬”并“控制住了”的意思。在目的语中要找到与其对等的表达着实不易，但若照直译出，译文可能会繁琐、拖沓，且不一定能传达出原文中老丁话语的力度。为了能使译文更贴近原文意思、也为了目的语读者领会“comment”的威力，葛浩文直接用了“风停帆止”的说法，弥补了原文中的形象缺失，以符合西方社会主流审美的方式再现了原文意境。
可见，在翻译补偿阶段，译者运用了多种补偿手段以尽可能减少翻译过程中的缺失，并在诗学层面对翻译进行了操纵，增强了译文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
四、小结
经过对莫言小说《师傅》及其葛浩文英译本的分析不难看到，阐释学理论运程的四个步骤——信任、侵入、吸收和补偿，每个步骤都有操纵的体现，或是体现在意识形态层面，或是体现在诗学层面，抑或体现在赞助人层面。然而，不论是对翻译进行何种操纵，葛浩文都较自如的运用归化和异化翻译策略，较娴熟的使用增益、替代、释义等补偿手段，最大限度的在传达作者意图与满足目的语读者需求之间、在中国特色文化传播与译语可接受性之间找到合适的平衡点，忠实地完成了不同语言文化间沟通和交流的桥梁作用，体现出了作为杰出汉学家和译者的卓越素养。
参考文献：
[1]季进.我译故我在——葛浩文访谈录[J].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10，2：98-107.
【关键词】莫言 葛浩文 阐释学理论 操纵理论
一、前言
《师傅越来越幽默》（以下简称《师傅》）是莫言的一部中篇小说，也是莫言小说中为数不多的既反映城市生活又反映国企改革题材的作品，讲述了一位国企老劳模丁师傅在企业破产之后跌宕起伏的再就业过程。失业伊始，他失落彷徨、百般不顺，还因一场伤病而耗尽了所有的积蓄，囊空如洗。感觉在老婆面前挺不起腰杆的他，突然在极度苦闷的时刻找到一个发财良机：将小树林里废弃的公共汽车改造成“林间休闲小屋”供男女幽会，从中收取服务费。在他的徒弟吕小胡的鼓励和帮助下，起初还自责的丁师傅生意逐渐红火起来，囊中渐鼓。直到有一天，一对模样恩爱的男女似乎在小屋中自杀了。良心不安的丁师傅选择了报警，可当和警察一起到现场试图解救这对情侣时，却发现小屋中空无一人，不过虚惊一场。这部小说令人深省，在残酷生存和迎难而上之间，在精神缺失和生命底线之间，在小胡眼里好像与社会脱节的、幽默的丁师傅均选择了后者，这很难讲不是对社会内心诉求的呼唤。
《师傅》的英译本Shifu，You’ll Do Anything For a Laugh是葛浩文翻译的众多中国现当代作家著作中的一部，在美国出版时受到了广泛关注。
与其它由葛浩文翻译的莫言小说相比，国内对这部小说及其译本的关注及研究要少许多。本文就尝试以莫言小说《师傅》及其葛浩文英译本为例，从阐释学角度对翻译过程进行解读，并在解读中体会翻译操纵对翻译的影响。
二、阐释学理论和操纵理论
阐释学是关于解释的方法论的研究学科，与早期的《圣经》翻译有着密切的天然关系。乔治·斯坦纳借用哲学的阐释思想将翻译过程看成阐释的运作，并把翻译过程分为四个步骤：信任，侵入，吸收和补偿。他提出了“理解就是翻译”的观点。
安德烈·勒菲弗尔提出了操纵理论，他认为，“翻译是对原文本的改写”，“改写就是操纵”。所有翻译，不论其意图如何，都反映了某特定社会中以某特定方式表现出来的对文学的某种操纵。所有翻译都始终受到三种因素的操纵：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意识形态层面的操纵包括对翻译选材的操纵、对文本解读的操纵以及对翻译策略的操纵。诗学层面的操纵主要指译者受社会主流诗学影响，会根据自己的美学倾向解读源语文化。赞助人层面的操纵则更多关注译文是否满足了赞助人或译入语读者的社会文化等需求，以及是否达到了某种社会或商业等目的。
三、翻译阐释过程中操纵的体现
下面我们就从阐释过程的四个步骤去分别看看《师傅》英译本中操纵的体现。
1.信任（Trust）。“信任是翻译阐释的第一步，是一种信念投资。”任何一个翻译过程，译者首先要做的就是选择翻译的文本。这种选择可能出于译者自身的兴趣或偏好，也可能受翻译机构甚至某种政治和社会目的的影响。不论译者选择了何种源语文本，他都要相信要被翻译的文本是有意义的并且是可以被翻译的。只有译者头脑中保有这种信任，他才会全力以赴对原文本进行再创造，也就是翻译。
葛浩文正是一个对翻译文本有所选择的译者。他在提名莫言获纽曼华语文学奖的推荐辞中这样说道，“大多数优秀的小说家都不能始终如一地保持作品的高品质，但是莫言却不是，他的每一部小说都受到了普遍的好评，每一部小说都反映了他超凡的才能”。这充分体现了葛浩文对莫言及其小说的信任。
他曾说过，“很多时候一部作品能不能翻译，还得看出版社的意思呢”，“出版社不要也没辙”；他还认为，美国读者“大概喜欢两三种小说吧，一种是sex（性爱）多一点的，第二种是politics（政治）多一点的”。《师傅》这部作品恰恰具备以上两种特点，既有对男女幽会的情爱描写，又有对中国国企改制时期下岗工人生存状态的刻画。这说明，在翻译的第一步信任阶段就出现了赞助人层面和意识形态层面对翻译选材的操纵。
2.侵入（Aggression）。侵入（或进攻）是翻译阐释的第二步，意味着译者对源语文本的感知和理解。斯坦纳说，要“打破语言外壳，捕获核心内容”。这里理解已经不是简单的词和句的问题，而是其蕴含的历史和文化问题。每种文化都有其不同于其它文化的自身特征，比如习俗、传统、历史和思维方式。为了让读者理解，当译者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时，他必须将源语文本中他认为不必要的或不适合的部分拿掉或进行一些修改。
小说结尾部分就有一个明显例子：
“小胡，我明白了，那是两个鬼魂……”
“Little Hu，now I understand，it was a pair of spirits.”
原文中，面对徒弟小胡那个警察表弟的喃喃责备，丁师傅做出了自己的解释，认为进入他休闲小屋的一对青年男女是两个鬼魂。从译文里我们也不难读出这层含义。
但葛浩文的理解应远不如此，他对原文有着深刻、透彻的体会。他读出了小说中下岗工人再就业的艰难，敏锐感受到社会改革期间人们物质、道德和生命等观念的变化，感到作者虽然对社会现象有现实的描写，但应该不会止步于此。小说主人公丁师傅最后“心里感到轻松无比”，恐怕更因为在现实困境和挽救生命之间做出了一个正确的道德选择，这是两种态度较量的最终结果。
葛浩文用心良苦，为了向读者传递出这层原文也许并未明言的深意，他没有选择“ghost”或其它表示“鬼魂”的词，而是选用了兼有“鬼魂”和“态度”两种含义的“sprit”一词，让读者产生联想、并思考如何看待这一特殊时期不同的人生态度。 因此，葛浩文作为译者，不仅“侵入”、捕获了原文内核，而且为了向读者传达他的见解、在意识形态层面对文本解读进行了操纵，将原文一句平实的感慨升华到哲学层次，强化了读者对人生态度或生命意义的思考。
3.吸收（Incorporation）。在对源语文本侵入之后，译者面临的第三步阐释过程就是吸收。斯坦纳将对源语文本的吸收分为大致两类，内容的吸收和形式的吸收。然而“无论是对于内容，还是对于形式，都不是把它吸收到真空地带。”他说，“把新接纳的东西以各种不同的程度加以吸收”，“有的完全归化”，“有的则始终显得生疏”。这也就是韦努蒂后来所指的归化和异化两种翻译策略。
（1）归化策略（Domestication）。归化为目的语读者提供了透明、流畅的译文，最大程度地考虑了译语读者的可接受性。
1）“妻子因为不能生养，在他面前小了一辈子。”
“Because she was infertile，in his eyes she was simply inferior.”
在某人面前“小”是个很中国化的说法，但若译成“younger”或“smaller”等，就会偏离原文所含的某种战战兢兢、低声下气的形象，葛浩文用“inferior”一词尽管也没有表达出老丁妻子因不能生育而感觉低人一等的含义，离源语文化表达还有些许距离，但却以目的语读者容易理解的方式刻画出了老丁在其妻子面前的伦理优越感，仍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
2）“小胡，天无绝人之路对不对？”“Little Hu，there’s no such thing as a true dead-end，wouldn’t you say？”
“天无绝人之路”是中国人司空见惯的表达，其中蕴含了深刻的文化内涵和哲学命题。“天”在传统中国文化里是有灵性、仁性的，具有无上权威并可被感知。天道不亡，人道不绝，天人合一，顺法自然，人就有出路。这里的“天”断断不是“Heaven”或者“God”所能替换的。葛浩文深喑中国文化，既然只言片语难以将“天”解释清楚，不如舍弃，换成目的语读者熟知的表达方式——“没有什么是真正的死路”，既忠实了原文本意，又令译文简洁、流畅并易于接受。
（2）异化策略（Foreignization）。异化则有意打破了目的语规则，为读者提供保留了源语文化异质性的目的语文本。
1）“雷公电母看着呢……”
“The lord of thunder and mother of lightning are looking at you.”
2）“鸡有鸡道，狗有狗道。”
“Chickens follow their ways and dogs follow theirs.”
通常我们在英汉或汉英翻译过程中，对“狗”都做了相应处理。比如，“Love me，love my dog.”（爱屋及乌）。原因就在于“狗”在中西文化中的地位悬殊，在中国，和“狗”搭上边的多半好不到哪去，比如“狗腿子”、“狐朋狗友”、“狗眼看人低”等等。而在西方，“狗”却被当做人类忠诚的朋友，人们将“幸运儿”称作“lucky dog”。但是葛浩文并未一概避开这个在中国含有相当贬义的字眼，他的汉学家身份让他理解“鸡有鸡道，狗有狗道”的真正含义其实就是“大道朝天，各走各边”，这是中文里少有的不带贬义色彩的“狗”，因此大胆的保留了它的本身形象，让目的语读者去体会中国味十足的异域风情。
从以上例子中可以发现，在吸收、翻译过程中，葛浩文没有一味采用单独的翻译策略，在保证忠于原文的条件下、在保证目的语读者易于接受的前提下，他尽可能多的用异化策略保留了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形象，而在目的语读者可能难于理解的情况下，他就灵活的采用了归化策略进行处理，虽然丢失了某些文化意象，但却保证了译文相对原文而言意义没有大的偏离。
因此，在《师傅》的英译本里，作为译者的葛浩文对翻译策略是有操纵的，而且他的操纵应该说是成功的。
4.补偿（Compensation）。翻译阐释过程的第四步、也是最后一步是补偿。斯坦纳说，“由于我们倾向于原作，第一步信任使我们失去了平衡”，然后“我们包围、进攻”，“当我们满载而归时，我们又一次失去了平衡”，“因为我们拿了别人的东西加在自己身上”。翻译必须提供补偿、必须恢复平衡，“翻译过程如果缺少了第四步就是不完整的”。
斯坦纳将翻译看作是一项艺术行为，这也是他为什么没有给出翻译创作真正“工具”的原因。但对于翻译补偿策略而言，前人学者通过不断的实践、研究，提出了多种翻译补偿手段，下面将用具体例子，就《师傅》及其英译本对增益、替代和释义三种补偿手段进行分析。
（1）增益法（Amplification）。增益法，即适当增词，将源语读者一目了然、而目的语读者了解不多的信息传达出来。
“他顾不上别的了。”
“All of a sudden，nothing else mattered.”
这里原文中的核心意思是“其它的一切都不重要了”，但是“顾不上”在中文里还有在很短的时间里放下一些事情而去照顾另一些更紧急、更重要的事情的隐含意义，因此在译者增加了“All of a sudden”后，老丁在极短时间内对心理焦点的转换形象就传达给了目的语读者，原文信息在译文中表达得更加完整。
（2）替代法（Substitution）。替代法的应用主要是由于不同文化和语言之间存在不同的表达习惯，就需要用目的语中的另一种形象去替换源语中原来的形象，以避免目的语读者的不解甚至是误解。
“你们欺负一个老头子难道不怕天打五雷轰吗？”
“Aren’t you afraid lightning will strike you dead for taking advantage of an old man？”（Goldblatt，2011：46）
本文曾提及，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有这样一个观念，做了坏事会遭天谴，而且人们认为最常见的就是遭雷劈。“天打五雷轰”表达的正是这个文化内涵。可是这个在中文读者里太正常不过的表达如果直译过去，西方读者就会非常困惑，因为西方文化的思维表达方式非常讲究逻辑和例证，现代科学表明，人不是被雷打死的、而是被电击死的。所以葛浩文非常精准的用“lightning”替代了原文里“雷”的形象，消除了西方读者的理解障碍，令西方读者释然。
（3）释义法（Paraphrase）。释义法指的是舍弃原文中的具体形象，直接解释出原文的意思。
“老婆让他的话给镇唬住了，不再啰嗦。”
“His comment took the wind out of her sails，and she shut up.”
“镇唬”一词和“镇摄”“威胁”或者“威吓”都有所差别，它兼有“吓唬”并“控制住了”的意思。在目的语中要找到与其对等的表达着实不易，但若照直译出，译文可能会繁琐、拖沓，且不一定能传达出原文中老丁话语的力度。为了能使译文更贴近原文意思、也为了目的语读者领会“comment”的威力，葛浩文直接用了“风停帆止”的说法，弥补了原文中的形象缺失，以符合西方社会主流审美的方式再现了原文意境。
可见，在翻译补偿阶段，译者运用了多种补偿手段以尽可能减少翻译过程中的缺失，并在诗学层面对翻译进行了操纵，增强了译文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
四、小结
经过对莫言小说《师傅》及其葛浩文英译本的分析不难看到，阐释学理论运程的四个步骤——信任、侵入、吸收和补偿，每个步骤都有操纵的体现，或是体现在意识形态层面，或是体现在诗学层面，抑或体现在赞助人层面。然而，不论是对翻译进行何种操纵，葛浩文都较自如的运用归化和异化翻译策略，较娴熟的使用增益、替代、释义等补偿手段，最大限度的在传达作者意图与满足目的语读者需求之间、在中国特色文化传播与译语可接受性之间找到合适的平衡点，忠实地完成了不同语言文化间沟通和交流的桥梁作用，体现出了作为杰出汉学家和译者的卓越素养。
参考文献：
[1]季进.我译故我在——葛浩文访谈录[J].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10，2：98-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