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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战投在中资银行不得已的撤退潮来临,银行改革需要寻找下一步的方向
《财经》记者 凌华薇 温秀 陈慧颖
2009年的钟声刚过,银行外资持股解禁后的集体减持,已如潮水。
瑞银集团(UBS)、苏格兰皇家银行(RBS)减持中国银行的股份,美国银行减持建设银行股份,已然先后变现。在未来一年中,工商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等上市银行的外资战略投资者亦将迎来解禁期。
无论是出自自身财务状况的需要,还是担心经济下行周期中资银行风险,外资战略投资者在解禁后减持均有着充分的理由。
与此同时,从昔日的“技术性破产”到成功引资上市,在2006年到2007年的牛市中,中资银行股成为市场骄子,工行、建行等一举跨入了全球市值最大银行之列。现在,中资银行业在资产规模、盈利能力、风险控制、中间业务收入增长等方面都展现了相当的优势和活力,这在十年前几乎不可想象。更重要的是,银行业整体素质提升为抵御今天的经济衰退,打下了相当坚实的基础。
在银行业改革方案的设计中,引进外国战略投资者,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步骤,也曾受到监管当局的高度认可。但随着战略投资者的纷纷退却,市场各方均不无困惑:引进外资究竟给中资银行带来了什么?如何看待目前银行业改革取得的阶段性成功?如何看待外资撤退潮?凡此种种,直接关系到银行下一步改革的方向选择。
燃眉之急
2009年1月19日,RBS的一则预亏公告,曝出了英国企业有史以来的最大一笔亏损。
受累于对荷兰银行“有毒资产”的收购,RBS还需减值高达150亿到200亿英镑,与次贷相关的结构性产品的亏损可能达到80亿英镑。当日RBS在伦敦交易所的股价下跌70%,市值从一年半前的780亿英镑缩水至45亿英镑。
RBS原来是持有中国银行(上海交易所代码:601988,香港交易所代码:03988,下称中行)约4.26%股权的战略投资者。这则消息尽显RBS此时出尽所持中行股份的无奈与决绝。“现在市场价格这么低,如果不是实在撑不下去,是不会卖的。”一位负责为外资减持配售的投行人士表示。
中行副行长朱民日前在接受媒体联合采访时透露,1月5日,RBS新任总裁Stephen Hester来北京专门商讨减持事宜。中行基于对其面临困境的理解,表示支持其合法合规地行使减持权利。由于此时中行H股下跌严重,朱民曾问对方,如果次日股价继续下跌,是否仍选择减持,对方在沉默良久后表示“还是要做”。本来预定两个小时的会议,半个小时就告结束。
1月13日,市场传出消息,RBS以每股1.71港元的价格悉数转让了其持有的中行H股股份,募资184.7亿港元。由于存在着汇率收益,按人民币、美元和英镑计算,RBS的收益率分别约为40%、50%和100%。
中资银行的战略投资者减持始于2007年末,当时市场尚处高点,新加坡淡马锡控股(私人)有限公司(下称淡马锡)分别通过配售方式小幅减持了部分中行和建行的股票。
随着金融危机的深入,“解禁日”逐渐被视同为“减持日”。2008年12月31日,瑞银集团率先出尽中行股份,不足半个月的时间,减持蔚然成风。
瑞银集团2008年12月31日发布公告称,减持其持有的全部34亿股中行H股,价格相当于前日该股收盘价的88%。2005年,瑞银集团出资5亿美元入股中行,占中行发行前总股本的1.6%,为第三大战略投资者。中行有关人士称,UBS在危机中出现问题,但由于瑞士政府不能出手相救,其自身经营和财务压力很大,需要将收益快速兑现,体现在2008年度的财务报表中,因此,解禁当日即选择了减持。
此后,建行第二大股东美国银行的减持序幕开启。1月7日,美国银行就前一日建行H股收盘价折让12%,转让了56亿股建行H股,持股比例降至16.6%。
2008年5月28日和11月28日,受危机之困而财务拮据的美国银行,曾两度逆势增持建行,最终持股比例已经接近议定之初的上限19.13%。双方约定美国银行在建行持股比例最终维持在10%左右,且美国银行的首批股份已经于去年10月底解禁,加之美国银行的财务窘境,减持建行股份只是时间问题。
就在美国银行减持同日,香港富豪李嘉诚也以每股1.98港元的价格转让了其持有的20亿股中行H股。2005年,李嘉诚曾通过旗下基金会的附属公司Magnitico通过RBS CHINA共同参与了中行H股的配售,Magnitico持有约50亿股中行股票。此番,李嘉诚抛售了其中的40%。
RBS CHINA是六家外资机构专门为入股中行而设立的外资法人机构,该机构于2005年8月耗资30.48亿美元购买了中行209亿股H股,占中行发行前总股本的8.48%。RBS集团是RBS CHINA的实际控制人,持股51.60%,Magnitico等五家公司持有余下股份。当时如此安排,盖因RBS受制于股东,不肯全力投入中行,因而出现了“一拖多”的局面。
据中行日前发布的权益变动书,目前RBS CHINA已经在1月7日,按每股2.14元的对价,将其为除RBS外的五家股东代持的3.99%的中行H股悉数转给对应的股东,这意味着当时以RBS牵头成立的投资财团将不复存在,五家股东将自行处理所持中行股份。
知情人士亦向《财经》记者讲述了李嘉诚减持中行的背景:“不是李嘉诚个人卖,而是他旗下的基金卖。因为基金里有慈善基金,其他地方亏损了,需要把赚来的钱变现堵窟窿。”
在外资银行的一片愁云惨雾中,出售中资银行股份已然是解燃眉之急的上策。
2009年4月和10月,工商银行的两大战略投资者高盛和安联的持股亦将分步解禁。
“他们没有理由不减持。”一位国际私募股权基金负责人表示。目前为止,几大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的战略投资者中,只有交通银行的战投汇丰表示将继续坚定地持有。不过,亦有分析认为,汇丰亦面临着釜底抽薪的局面,摩根士丹利日前曾有报告称其需融资300亿美元充实资本金,其在交通银行和平安保险的股份能否长期保有,事实上尚有很多不确定因素。
接盘者
抛压之下,并非只有看空者。
1月13日,市场传出消息,RBS所持中行股票的30%左右以6.5亿美元总价转让给了厚朴投资基金。后者是一家在2007年组建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创始人包括高盛高华董事长方风雷、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原大中华区主席何潮辉、高盛亚洲投资银行部原联席主管王忠信等人,募资规模达25亿美元,其投资者包括淡马锡、法国安盛保险、壳牌石油和高盛集团等海外大型机构。
“厚朴有着双重身份,一方面,资金来自海外,有着国际投资者的视角;另一方面,创始人在内地有着丰富的经验,被认为更了解中资银行的真实情况。因此,在市场不确定的情况下,厚朴的进入对市场起到了一定的带动作用。厚朴出手后,一些大型基金纷纷询问中资银行的投资机会,市场明显活跃起来。”一位海外投行的资产市场部主管分析。
一位接近此项交易的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厚朴率先接盘,主要出于以下考虑:一是中行的价格与价值已然出现偏离;二是对中国的银行业改革和监管机构有一定信心,不会重蹈技术性破产的覆辙。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做好了跌破收购价的准备。”上述人士称。在RBS出售之后,中行股票连涨四天,然后微跌,至1月21日收盘为1.89港元/股。
一位接近交易的人士告诉《财经》记者,此番RBS所持中行的配售股权最终被数十家机构投资者瓜分,其中包括中国人寿。整个配售只历时三个多小时,在低迷的市道之下,定单达到了4倍,即有近90亿美元的资金申购23.7亿美元的中行股份。此次配售完全是以私募方式完成。
另据UBS有关人士介绍,该公司持有的中行股份最终配售给了近十家机构投资者。UBS同时负责配售的美国银行持有的建行股份,这两次配售接手的基本都是外资的机构投资者,还有少量个人富豪。“现在外资的大型基金手头,长期资金中约有10%-20%的现金,而对冲基金手头的现金比例则高达40%到50%,不乏投资的意愿和能力。”他说。
据《财经》记者了解,2008年下半年美国银行持有的股份解禁后,UBS就曾帮助美国银行寻找接盘约30亿美元建行H股的买家,拟定以较当时二级市场价格15%的折扣价卖出,并且已经找到了其中约合24亿美元股份的接盘者。但是港交所规定,由于抛售比例达到一定程度后,需要在港交所进行登记,所以美国银行在减持前知会了建行,但后者表示了异议,随即美国银行放弃了该次减持。
时隔一月余,美国银行所持建行股份再次通过私募加公开发行的方式配售。有关人士透露,之所以此次增加了公开发行,是因为已有公开市场投资者抗议,也要获得配售机会。最终设定为90%是私募,10%公开发行。“不到半个小时就一抢而空。”参与配售的一位投行人士表示。
“大量买盘的出现,说明市场存在着比较充裕的资金,看多看淡同时存在。而人们对于中资银行乃至中国经济的走势判断也不尽相同,亦有观点认为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中国机会’,即对中国经济优于各国表现存在着期望。”一位海外投资银行人士分析称。
在外资撤出的风云变幻中,中国投资公司(下称中投)的角色备受瞩目。中投的全资子公司中央汇金投资公司(下称汇金)是持有几大上市银行的控股股东,数月前曾高调宣布增持三大银行的A股股票。1月16日,中投董事长楼继伟在农行股份公司成立大会间隙表示,“中投一直在增持工行、中行和建行三大银行股股份,同时密切关注H股市场上这些银行投资人的售卖行为。”这一表态令外界兴趣大增,亦令市场对中投接盘银行H股产生了诸多猜测。
“我们根本没有找中投,因为用不着。所以中行和建行股份我们配售的部分,都没有中投。”UBS有关人士告诉《财经》记者。
厚朴基金人士亦向《财经》记者确认,厚朴的资金全部来自外资,“我们不仅没有和中投联手,事实上在谈成交易之前,我们没有和任何相关机构有过任何形式的接触,包括两地监管机构、中国银行,惟一接触的就是RBS,甚至连承销商摩根士丹利都不知情。”
在中行、建行H股的转手中,市场机构发挥的作用有目共睹。因而多位业内人士强调,应当慎用有政府背景的工具进行干预,“这也说明,A股的‘大小非’问题,可以尝试通过开发、疏导市场化资金来消化,而非动辄以国有力量或平准基金来接盘。”
谁在搭便车?
外资战略投资者的撤出,中行和建行并非第一波,也不会是最后一家。尘埃落定之后,纠缠于外资收益几何其实无关宏旨。问题的核心在于:中资银行究竟从引资中得到了什么?
在2005年建行率先准备在香港上市的时候,中国的A股市场并无融资能力,建行内有张恩照事件,外有花旗退出引资谈判的负面消息,彼时要赢得海外投资者的信任,有质量的外资战略投资者的加入,是必要的“增信”。在这一范式之下,多家赴香港上市的中资银行均在上市前引入了战略投资者。
为了扩大引进战略投资者的附加值,监管当局同时要求商业银行在引资时不能满足资本的增加,而要选择有业务合作前景的外资金融机构,体现战略上的意图,引资同时被诠释成“引智”:中资银行由此建立一条向外资银行学习的通道,并借由和外资银行的精诚合作,创造更大价值。监管当局还特别要求,银行的战略投资者必须是世界排名200名以内的著名金融机构。
与中资的“引智”热望相对应的是,外资战略投资者最终搭上了中资大银行的利润快车。世界银行泛太平洋东亚首席金融专家王君,把这种搭便车行为分析为几个方面:
第一,外资投资正好赶上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几年,银行的盈利前景非常明确,中资银行在搭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便车,外国投资者附骥其后,收益不菲。
第二,中国的金融政策过去十几年都是实行高利差的政策,央行维持的低存款利率和较高的贷款利率,利差多年来在3%-5%,这意味着受金融政策之惠,以利差收入为主的中国银行业非常容易赚钱,外国战略投资者也因之获益。
第三,大银行的股份65%由国家控制,15%由资本市场的投资者持有,另外10%-20%由外资战略投资者持有,即使在推行存款保险制度后,大银行也有国家的隐性担保,外资战略投资者客观上分享了这一隐性担保。
相对于外资战略投资者的收获,中资一方的“引智”成效却不容乐观。事实上,中资银行去外资行学习时,往往现场展示的只是“如何减少客户等候时间”“如何提高信用证审批效率”之类的经验。虽然时下银行官方多将自己在零售业务、信用卡业务、小企业贷款等方面取得的成绩都和外资的作用直接挂钩,但在私下,关于和外资的技术合作多流于表面的质疑之声一直都存在。
更有甚者,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外资金融机构风险控制体系的弊端显现之际,资本雄厚的中资银行已有得意之色。“我不知道应该向他们学什么了。”一位国有大行的中层管理人员表示。
然而,引资的根本目的,在于改善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
事实上,外资银行的公司治理、风险控制、信贷文化,这些无形的内容,很难通过技术输出转移到中资银行。而在外资银行持股普遍在20%以下,大多仅在董事会占据一个席位的情况下,外资股东作用很难真正发挥出来。而这与当初引资设计的总体框架密切相关。
十字路口
银行业改革目前取得的成功,在很多人看来,应归功于2003年底开始的那场大刀阔斧的财务重组,国家为四家国有银行(建行、工行、中行、交行)注资加剥离不良资产付出代价约近2万亿元。但在此前,1998年针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财务重组,亦含有高达1.4万亿元的不良资产剥离和2900亿元的注资,最终却无功而返,这说明仅仅依赖财务重组解决不了根本性问题,银行本身的机制、体制、经营模式等都亟待变革。
在2003年以来的改革中,除了建立不良资产分类体系、拨备覆盖充分下的资本充足率这些基本的现代商业银行指标,改革当局主要希望通过完善公司治理来实现股东利益的增值,包括公众股东和各类投资者的利益。
这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完善国有出资人角色方面,以汇金控股的形式,使得国有股东能够模仿私人股东的操作,实现对银行的股东职责,改善国家股东的有效性。应该说,汇金已经部分达到了这样的改革设想。然而,随着汇金被赋予了更多的政策性功能后,公司化的特征却被大大削弱。
另一方面,是为国有银行引入战略投资者和公开上市,最核心的机制是为银行引进合格投资人。
合格投资人不同于国有股东的特征,是目标单一,切实关心自己的投资,想方设法希望投资能够盈利。而通过这些投资人的加入,透过董事会发生的影响力和监管作用,改变公司治理结构中的利益关系,再经公开市场发行上市,引入公众投资者(包括机构和个人投资者)对公司的监督,以及建立由监管当局、审计师、律师等一整套立体的监管体系,确保国有银行改革能够走上正轨。
应该看到,国有银行的改革上市,已为未来的改革奠定了相当良好的基础。资本市场的约束力和透明度弥补了一定程度上国有经济的弊病;国家控股的75%的股份原则上是可以流通的流动性资产,国有资产实现了增值;对国民经济而言,国有银行从过去危机四伏的定时炸弹,转变为相对健康的现代金融机构,这一贡献则更难用金钱衡量。如果未来国家希望为银行引进新的战略投资者,并适当减少国有控股的比例,资本市场还提供了一个非常良好的通道。
但随着汇金的公共职能的增加,以及外资战略投资者的退出,中国的银行业已站在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即未来银行业和国有股东的血脉关系有没有必要长期维系?国家既要集中精力做好公共治理,有没有必要控制这么多的银行和企业,与民争利?既然国家很难做好一个合格的股东,是否应逐渐降低在银行业内的持股比重?未来的引资将如何进行,国家应如何平稳退出,且如何为银行引入合格的股东?这一系列问题,都应当在更高层次深思熟虑,通盘设计。■
本刊实习记者王晓璐,本刊记者张曼、方会磊对此文亦有贡献
《财经》记者 凌华薇 温秀 陈慧颖
2009年的钟声刚过,银行外资持股解禁后的集体减持,已如潮水。
瑞银集团(UBS)、苏格兰皇家银行(RBS)减持中国银行的股份,美国银行减持建设银行股份,已然先后变现。在未来一年中,工商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等上市银行的外资战略投资者亦将迎来解禁期。
无论是出自自身财务状况的需要,还是担心经济下行周期中资银行风险,外资战略投资者在解禁后减持均有着充分的理由。
与此同时,从昔日的“技术性破产”到成功引资上市,在2006年到2007年的牛市中,中资银行股成为市场骄子,工行、建行等一举跨入了全球市值最大银行之列。现在,中资银行业在资产规模、盈利能力、风险控制、中间业务收入增长等方面都展现了相当的优势和活力,这在十年前几乎不可想象。更重要的是,银行业整体素质提升为抵御今天的经济衰退,打下了相当坚实的基础。
在银行业改革方案的设计中,引进外国战略投资者,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步骤,也曾受到监管当局的高度认可。但随着战略投资者的纷纷退却,市场各方均不无困惑:引进外资究竟给中资银行带来了什么?如何看待目前银行业改革取得的阶段性成功?如何看待外资撤退潮?凡此种种,直接关系到银行下一步改革的方向选择。
燃眉之急
2009年1月19日,RBS的一则预亏公告,曝出了英国企业有史以来的最大一笔亏损。
受累于对荷兰银行“有毒资产”的收购,RBS还需减值高达150亿到200亿英镑,与次贷相关的结构性产品的亏损可能达到80亿英镑。当日RBS在伦敦交易所的股价下跌70%,市值从一年半前的780亿英镑缩水至45亿英镑。
RBS原来是持有中国银行(上海交易所代码:601988,香港交易所代码:03988,下称中行)约4.26%股权的战略投资者。这则消息尽显RBS此时出尽所持中行股份的无奈与决绝。“现在市场价格这么低,如果不是实在撑不下去,是不会卖的。”一位负责为外资减持配售的投行人士表示。
中行副行长朱民日前在接受媒体联合采访时透露,1月5日,RBS新任总裁Stephen Hester来北京专门商讨减持事宜。中行基于对其面临困境的理解,表示支持其合法合规地行使减持权利。由于此时中行H股下跌严重,朱民曾问对方,如果次日股价继续下跌,是否仍选择减持,对方在沉默良久后表示“还是要做”。本来预定两个小时的会议,半个小时就告结束。
1月13日,市场传出消息,RBS以每股1.71港元的价格悉数转让了其持有的中行H股股份,募资184.7亿港元。由于存在着汇率收益,按人民币、美元和英镑计算,RBS的收益率分别约为40%、50%和100%。
中资银行的战略投资者减持始于2007年末,当时市场尚处高点,新加坡淡马锡控股(私人)有限公司(下称淡马锡)分别通过配售方式小幅减持了部分中行和建行的股票。
随着金融危机的深入,“解禁日”逐渐被视同为“减持日”。2008年12月31日,瑞银集团率先出尽中行股份,不足半个月的时间,减持蔚然成风。
瑞银集团2008年12月31日发布公告称,减持其持有的全部34亿股中行H股,价格相当于前日该股收盘价的88%。2005年,瑞银集团出资5亿美元入股中行,占中行发行前总股本的1.6%,为第三大战略投资者。中行有关人士称,UBS在危机中出现问题,但由于瑞士政府不能出手相救,其自身经营和财务压力很大,需要将收益快速兑现,体现在2008年度的财务报表中,因此,解禁当日即选择了减持。
此后,建行第二大股东美国银行的减持序幕开启。1月7日,美国银行就前一日建行H股收盘价折让12%,转让了56亿股建行H股,持股比例降至16.6%。
2008年5月28日和11月28日,受危机之困而财务拮据的美国银行,曾两度逆势增持建行,最终持股比例已经接近议定之初的上限19.13%。双方约定美国银行在建行持股比例最终维持在10%左右,且美国银行的首批股份已经于去年10月底解禁,加之美国银行的财务窘境,减持建行股份只是时间问题。
就在美国银行减持同日,香港富豪李嘉诚也以每股1.98港元的价格转让了其持有的20亿股中行H股。2005年,李嘉诚曾通过旗下基金会的附属公司Magnitico通过RBS CHINA共同参与了中行H股的配售,Magnitico持有约50亿股中行股票。此番,李嘉诚抛售了其中的40%。
RBS CHINA是六家外资机构专门为入股中行而设立的外资法人机构,该机构于2005年8月耗资30.48亿美元购买了中行209亿股H股,占中行发行前总股本的8.48%。RBS集团是RBS CHINA的实际控制人,持股51.60%,Magnitico等五家公司持有余下股份。当时如此安排,盖因RBS受制于股东,不肯全力投入中行,因而出现了“一拖多”的局面。
据中行日前发布的权益变动书,目前RBS CHINA已经在1月7日,按每股2.14元的对价,将其为除RBS外的五家股东代持的3.99%的中行H股悉数转给对应的股东,这意味着当时以RBS牵头成立的投资财团将不复存在,五家股东将自行处理所持中行股份。
知情人士亦向《财经》记者讲述了李嘉诚减持中行的背景:“不是李嘉诚个人卖,而是他旗下的基金卖。因为基金里有慈善基金,其他地方亏损了,需要把赚来的钱变现堵窟窿。”
在外资银行的一片愁云惨雾中,出售中资银行股份已然是解燃眉之急的上策。
2009年4月和10月,工商银行的两大战略投资者高盛和安联的持股亦将分步解禁。
“他们没有理由不减持。”一位国际私募股权基金负责人表示。目前为止,几大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的战略投资者中,只有交通银行的战投汇丰表示将继续坚定地持有。不过,亦有分析认为,汇丰亦面临着釜底抽薪的局面,摩根士丹利日前曾有报告称其需融资300亿美元充实资本金,其在交通银行和平安保险的股份能否长期保有,事实上尚有很多不确定因素。
接盘者
抛压之下,并非只有看空者。
1月13日,市场传出消息,RBS所持中行股票的30%左右以6.5亿美元总价转让给了厚朴投资基金。后者是一家在2007年组建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创始人包括高盛高华董事长方风雷、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原大中华区主席何潮辉、高盛亚洲投资银行部原联席主管王忠信等人,募资规模达25亿美元,其投资者包括淡马锡、法国安盛保险、壳牌石油和高盛集团等海外大型机构。
“厚朴有着双重身份,一方面,资金来自海外,有着国际投资者的视角;另一方面,创始人在内地有着丰富的经验,被认为更了解中资银行的真实情况。因此,在市场不确定的情况下,厚朴的进入对市场起到了一定的带动作用。厚朴出手后,一些大型基金纷纷询问中资银行的投资机会,市场明显活跃起来。”一位海外投行的资产市场部主管分析。
一位接近此项交易的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厚朴率先接盘,主要出于以下考虑:一是中行的价格与价值已然出现偏离;二是对中国的银行业改革和监管机构有一定信心,不会重蹈技术性破产的覆辙。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做好了跌破收购价的准备。”上述人士称。在RBS出售之后,中行股票连涨四天,然后微跌,至1月21日收盘为1.89港元/股。
一位接近交易的人士告诉《财经》记者,此番RBS所持中行的配售股权最终被数十家机构投资者瓜分,其中包括中国人寿。整个配售只历时三个多小时,在低迷的市道之下,定单达到了4倍,即有近90亿美元的资金申购23.7亿美元的中行股份。此次配售完全是以私募方式完成。
另据UBS有关人士介绍,该公司持有的中行股份最终配售给了近十家机构投资者。UBS同时负责配售的美国银行持有的建行股份,这两次配售接手的基本都是外资的机构投资者,还有少量个人富豪。“现在外资的大型基金手头,长期资金中约有10%-20%的现金,而对冲基金手头的现金比例则高达40%到50%,不乏投资的意愿和能力。”他说。
据《财经》记者了解,2008年下半年美国银行持有的股份解禁后,UBS就曾帮助美国银行寻找接盘约30亿美元建行H股的买家,拟定以较当时二级市场价格15%的折扣价卖出,并且已经找到了其中约合24亿美元股份的接盘者。但是港交所规定,由于抛售比例达到一定程度后,需要在港交所进行登记,所以美国银行在减持前知会了建行,但后者表示了异议,随即美国银行放弃了该次减持。
时隔一月余,美国银行所持建行股份再次通过私募加公开发行的方式配售。有关人士透露,之所以此次增加了公开发行,是因为已有公开市场投资者抗议,也要获得配售机会。最终设定为90%是私募,10%公开发行。“不到半个小时就一抢而空。”参与配售的一位投行人士表示。
“大量买盘的出现,说明市场存在着比较充裕的资金,看多看淡同时存在。而人们对于中资银行乃至中国经济的走势判断也不尽相同,亦有观点认为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中国机会’,即对中国经济优于各国表现存在着期望。”一位海外投资银行人士分析称。
在外资撤出的风云变幻中,中国投资公司(下称中投)的角色备受瞩目。中投的全资子公司中央汇金投资公司(下称汇金)是持有几大上市银行的控股股东,数月前曾高调宣布增持三大银行的A股股票。1月16日,中投董事长楼继伟在农行股份公司成立大会间隙表示,“中投一直在增持工行、中行和建行三大银行股股份,同时密切关注H股市场上这些银行投资人的售卖行为。”这一表态令外界兴趣大增,亦令市场对中投接盘银行H股产生了诸多猜测。
“我们根本没有找中投,因为用不着。所以中行和建行股份我们配售的部分,都没有中投。”UBS有关人士告诉《财经》记者。
厚朴基金人士亦向《财经》记者确认,厚朴的资金全部来自外资,“我们不仅没有和中投联手,事实上在谈成交易之前,我们没有和任何相关机构有过任何形式的接触,包括两地监管机构、中国银行,惟一接触的就是RBS,甚至连承销商摩根士丹利都不知情。”
在中行、建行H股的转手中,市场机构发挥的作用有目共睹。因而多位业内人士强调,应当慎用有政府背景的工具进行干预,“这也说明,A股的‘大小非’问题,可以尝试通过开发、疏导市场化资金来消化,而非动辄以国有力量或平准基金来接盘。”
谁在搭便车?
外资战略投资者的撤出,中行和建行并非第一波,也不会是最后一家。尘埃落定之后,纠缠于外资收益几何其实无关宏旨。问题的核心在于:中资银行究竟从引资中得到了什么?
在2005年建行率先准备在香港上市的时候,中国的A股市场并无融资能力,建行内有张恩照事件,外有花旗退出引资谈判的负面消息,彼时要赢得海外投资者的信任,有质量的外资战略投资者的加入,是必要的“增信”。在这一范式之下,多家赴香港上市的中资银行均在上市前引入了战略投资者。
为了扩大引进战略投资者的附加值,监管当局同时要求商业银行在引资时不能满足资本的增加,而要选择有业务合作前景的外资金融机构,体现战略上的意图,引资同时被诠释成“引智”:中资银行由此建立一条向外资银行学习的通道,并借由和外资银行的精诚合作,创造更大价值。监管当局还特别要求,银行的战略投资者必须是世界排名200名以内的著名金融机构。
与中资的“引智”热望相对应的是,外资战略投资者最终搭上了中资大银行的利润快车。世界银行泛太平洋东亚首席金融专家王君,把这种搭便车行为分析为几个方面:
第一,外资投资正好赶上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几年,银行的盈利前景非常明确,中资银行在搭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便车,外国投资者附骥其后,收益不菲。
第二,中国的金融政策过去十几年都是实行高利差的政策,央行维持的低存款利率和较高的贷款利率,利差多年来在3%-5%,这意味着受金融政策之惠,以利差收入为主的中国银行业非常容易赚钱,外国战略投资者也因之获益。
第三,大银行的股份65%由国家控制,15%由资本市场的投资者持有,另外10%-20%由外资战略投资者持有,即使在推行存款保险制度后,大银行也有国家的隐性担保,外资战略投资者客观上分享了这一隐性担保。
相对于外资战略投资者的收获,中资一方的“引智”成效却不容乐观。事实上,中资银行去外资行学习时,往往现场展示的只是“如何减少客户等候时间”“如何提高信用证审批效率”之类的经验。虽然时下银行官方多将自己在零售业务、信用卡业务、小企业贷款等方面取得的成绩都和外资的作用直接挂钩,但在私下,关于和外资的技术合作多流于表面的质疑之声一直都存在。
更有甚者,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外资金融机构风险控制体系的弊端显现之际,资本雄厚的中资银行已有得意之色。“我不知道应该向他们学什么了。”一位国有大行的中层管理人员表示。
然而,引资的根本目的,在于改善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
事实上,外资银行的公司治理、风险控制、信贷文化,这些无形的内容,很难通过技术输出转移到中资银行。而在外资银行持股普遍在20%以下,大多仅在董事会占据一个席位的情况下,外资股东作用很难真正发挥出来。而这与当初引资设计的总体框架密切相关。
十字路口
银行业改革目前取得的成功,在很多人看来,应归功于2003年底开始的那场大刀阔斧的财务重组,国家为四家国有银行(建行、工行、中行、交行)注资加剥离不良资产付出代价约近2万亿元。但在此前,1998年针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财务重组,亦含有高达1.4万亿元的不良资产剥离和2900亿元的注资,最终却无功而返,这说明仅仅依赖财务重组解决不了根本性问题,银行本身的机制、体制、经营模式等都亟待变革。
在2003年以来的改革中,除了建立不良资产分类体系、拨备覆盖充分下的资本充足率这些基本的现代商业银行指标,改革当局主要希望通过完善公司治理来实现股东利益的增值,包括公众股东和各类投资者的利益。
这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完善国有出资人角色方面,以汇金控股的形式,使得国有股东能够模仿私人股东的操作,实现对银行的股东职责,改善国家股东的有效性。应该说,汇金已经部分达到了这样的改革设想。然而,随着汇金被赋予了更多的政策性功能后,公司化的特征却被大大削弱。
另一方面,是为国有银行引入战略投资者和公开上市,最核心的机制是为银行引进合格投资人。
合格投资人不同于国有股东的特征,是目标单一,切实关心自己的投资,想方设法希望投资能够盈利。而通过这些投资人的加入,透过董事会发生的影响力和监管作用,改变公司治理结构中的利益关系,再经公开市场发行上市,引入公众投资者(包括机构和个人投资者)对公司的监督,以及建立由监管当局、审计师、律师等一整套立体的监管体系,确保国有银行改革能够走上正轨。
应该看到,国有银行的改革上市,已为未来的改革奠定了相当良好的基础。资本市场的约束力和透明度弥补了一定程度上国有经济的弊病;国家控股的75%的股份原则上是可以流通的流动性资产,国有资产实现了增值;对国民经济而言,国有银行从过去危机四伏的定时炸弹,转变为相对健康的现代金融机构,这一贡献则更难用金钱衡量。如果未来国家希望为银行引进新的战略投资者,并适当减少国有控股的比例,资本市场还提供了一个非常良好的通道。
但随着汇金的公共职能的增加,以及外资战略投资者的退出,中国的银行业已站在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即未来银行业和国有股东的血脉关系有没有必要长期维系?国家既要集中精力做好公共治理,有没有必要控制这么多的银行和企业,与民争利?既然国家很难做好一个合格的股东,是否应逐渐降低在银行业内的持股比重?未来的引资将如何进行,国家应如何平稳退出,且如何为银行引入合格的股东?这一系列问题,都应当在更高层次深思熟虑,通盘设计。■
本刊实习记者王晓璐,本刊记者张曼、方会磊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