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定的告别

　　2月26日，元宵佳节，中国足协和职业联盟接到江苏足球俱乐部通知，他们打算在这天晚上发布停运公告。三天之前，从江苏队内部传出消息：集团正在打算以较低的价格出售俱乐部，不排除零元转让。
　　中午，当江苏俱乐部通过电话对中国足协说出他们的决定时，中国足协知道对方去意已决，甚至有一点无力回天。联赛改革可以依靠行政手段，但如何劝说一位投资人留下，特别是对一家民营企业的老板，中国足协一时半会儿拿不出什么办法。沟通一直持续到天黑，也没有商量出脱困的方案。
　　江苏足球俱乐部决定停运有明显的预兆。一个带有转折性味道的风向标来自队中合同在身的外援桑蒂尼、瓦卡索和米兰达，3人原计划在2月10日左右返回中国。之前，俱乐部已经通知他们尽快告知返回中国的时间，而且言之凿凿，“务必尽快给予答复”。但在2月初，催促忽然慢了下来，这很让人疑惑。接下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都预示着这支冠军球队准备“树倒猢狲散”：奥拉罗尤自行宣布离任，桑蒂尼去了克罗地亚，米兰达与圣保罗搭上关系，一直被视为奥帅接班人的技术总监皮亚早已暗渡陈仓，在中国其他球队寻找新工作，还向中国足协递交了竞聘U16国少队主教练的材料。春节之后，他再也没有现身徐庄基地。真是群龙无首，散伙在即。

　　江苏足球俱乐部突然宣布停止运营，有他们自认为的“正当理由”。不可否认，俱乐部运营上遇到财政危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2020年，江苏队夺得中超冠军，但在营收方面全面受挫。因为联赛和足协杯改为赛会制，俱乐部失去了至少举办15个主场比赛的机会。而往年，俱乐部可以通过南京奥体中心的广告牌位得到不少收入，这是赛季营收的主要来源。除此之外，上赛季球票售卖所得几乎为零，俱乐部的体育用品商店也因为没有赛事而门可罗雀，去年12月完成清仓拆除。据一位内部人士透露，整个2020赛季，俱乐部的亏损状况创下过去4年之最。另外，联赛改为赛会制，赞助商对江苏队的投入也全面收缩。
　　其實，从2019赛季开始，江苏足球俱乐部便因为财政压力有意无意地缩减了投入，包括调整徐庄基地食堂食材和日常后勤工作。随后，中国足球市场的混乱与新冠疫情的爆发，恰好遇上苏宁集团在足球投资战略上的大调整。内忧外患，一切似乎都是枉然。一位业内人士分析称：“市场是不讲情面的，俱乐部的生存问题很难得到解决，集团每年都要为此大幅亏损，换成任何企业，恐怕都会找一个合适的时机选择离开。关键还是企业投资足球无法赚钱。说句实话，如果没有行政层面扶持，或是提供实质帮助，哪怕投资人再喜欢足球，也必须逃离这个残酷的现状。”
　　这次停止运营的江苏队肯定不是中国足球经济危机爆发后的最后一个退出者。在此之前，天津津门虎已经敲定解散，北京人和散伙，还有泰州远大，他们最后一刻提交准入材料，3月20日宣布退出中国足坛。2020年，广东华南虎、上海申鑫等十余家中甲、中乙俱乐部都是以退出或解散的方式选择告别。毫无疑问，这对中国职业联赛塔基以及健康有序发展造成极大的伤害。目前，中超冠军队的消亡是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中最狠的一张牌。

苦涩的阵痛

　　新科冠军江苏队消亡在即，极大地损害了中超联赛的价值和形象。曾被描述为“世界第六大联赛”的中超，从第17年开始遭遇重大挫折。由于各种欠薪、解散事件不断，联赛品牌下滑，中超“钱袋”勒得越来越紧。
　　2020年是中国足球阵痛的年份。国奥三战全负无缘东京奥运，国少拟参加的亚少赛因为疫情肆虐而取消，国家队全年没有一场正式比赛。疫情之下，被人们寄予厚望的中超联赛改为赛会制，令很多俱乐部叫苦不迭。市场严重受损，缺少门票收入，赞助商萌生退意，本就几乎没有盈利点的职业联赛成为各家投资人的累赘，仅靠年终分红显然是杯水车薪。
　　真正压着诸多中超和中甲俱乐部的那座大山，还是金元时代埋下的高薪和高转会费祸根。尽管在2020赛季中超和中甲联赛上，多家俱乐部的投入比前些年大规模减少，依然出现多支球队拖欠工资、奖金、球员肖像权使用费等现象。截至2021年1月中旬，中超联赛仍有七八家俱乐部没有结清上赛季球员及教练的工资和奖金。中超冠军江苏队在主教练奥拉罗尤以及特谢拉、埃德尔等5名外援的薪资发放上，明显滞后和拖欠。
　　职业联赛的泡沫终于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被捅破。2015年至2018年期间，俱乐部动辄一年十几亿甚至几十亿元的巨额投资非常普遍。伴随对国内房地产行业加强管控，再加上新冠疫情的巨大影响，本就泡沫严重的职业联赛连续发生问题，三级联赛不断发生欠薪事件，一些中小俱乐部直接宣布解散。

　　在这种状况下，降薪和减负是大势所趋。去年12月职业联赛专项治理工作会以来，各家俱乐部的投入明显减少。表面上这是政策之下的被动行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俱乐部主动寻求降薪。惨淡的现实加上难以预知的未来使中国足协下决心“必须大幅降薪”：中超本土球员顶薪为税前500万元，俱乐部运营费用年支出不得超过6亿元人民币，目的就是保持职业联赛可持续发展。 　　降薪本身是一把双刃剑。尽管难以令当事人接受，还是相对符合中国职业联赛当前发展的要求。而且，现在的趋势是由“要我降”转为“我要降”。各家俱乐部第一次在全社会面前展现出坚决、果断、强硬、统一的态度。这一切皆因中国职业联赛的泡沫已经捅破，俱乐部的运营发展都在悬崖边上。
　　就拿天津津门虎和江苏队来讲，一家是老牌俱乐部，拿过足协杯冠军、中超亚军，曾经闯入亚冠16强，另一家是新科中超冠军，也曾拿遍联赛、足协杯和超级杯三项国内顶级赛事奖杯。这两家有历史、有背景的俱乐部同时从中国足坛消亡，自然让人想起16年前的深足和川足。中超冠军以这种方式告别足坛，也给后来者发出警示。在职业联赛萧条的时期，要么逆来顺受，要么自取灭亡。

全新的未来

　　除了优化运营模式、控制俱乐部资金投入，在去年12月职业联赛专项治理工作会上，中国足协明确提出：加强职业俱乐部和职业联赛文化建设，鼓励和引导职业俱乐部和球员承担社会责任。城市拥有职业足球俱乐部，既能提升城市知名度和软实力，又可以把它当做展示城市形象的名片。
　　当金元足球趋于结束之际，预计文旅和城建行业进入中超联赛将会十分常见。按照职能定位，城市文化、旅游、体育产业资源、城市文化旅游产品、品牌对外推广、市级公园、景区、体育场馆资产统一运营等，均可以看作一个整体，“体育 旅游”模式正在成为城市文旅产业的核心板块。打造一批有影响力的体育品牌赛事和基地，推动全民健身活动，加快体育与文化、旅游、会展、娱乐等联动发展，正在成为当今社会的新潮流。

　　從山东鲁能到山东泰山、从石家庄永昌到沧州雄狮、从河南建业到河南嵩山龙门，这些俱乐部在今冬所发生的变革，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早在一年前，卓尔控股有限公司将股权转让至卓尔文旅集团有限公司的做法，已经预示着这种潮流的出现。上述三家俱乐部不同于武汉队，因为其股权结构近似于混合所有制，这种模式符合《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的具体要求：优化俱乐部股权结构。实行政府、企业、个人多元投资，鼓励俱乐部所在地政府以足球场馆等资源投资入股，形成合理的投资来源结构，推动实现俱乐部的地域化，鼓励具备条件的俱乐部逐步实现名称的非企业化。
　　即将递补江苏队名额升入中超的浙江队就是这一类典型代表。去年9月，浙江省能源集团承接绿城足球俱乐部部分股权。绿城足球俱乐部股权此前分别由绿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浙江绿城教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浙能集团承接股权后，将和绿城房地产集团一起成为俱乐部的两大股东，双方各占股50%，这是中国职业联赛中少见的国有和民营混合所有制俱乐部。
　　从另一角度来看，浙能集团进入中国足坛，进一步标志职业联赛的“国进民退”。国企俱乐部或得到地方政府大力支持的民营、混合所有制俱乐部，已经在中甲形成一种主流力量。目前，比较有实力的国企俱乐部有成都蓉城、昆山足球俱乐部，以及刚打回中超的长春亚泰，武汉三镇、梅州客家等则是有地方政府背景的民营俱乐部。
　　不久前，中国足协在《关于进一步推进足球改革发展的若干措施》中明确提出：到2023年，中超参赛队扩军至18支。上述几家俱乐部是目前广泛看好的冲超队伍。从某种程度来讲，这也是规划未来中超的一种新格局：国企俱乐部或可以得到地方政府大力支持的民营、混合所有制俱乐部将会成为新生势力。特别是在一些中超民营俱乐部因为经济状况不佳而面临危机时，这种格局上的洗牌很有可能通过升降级制度迅速发生，在两种群体之间实现优胜劣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