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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媒介素养角度认识名著出版物
媒介素养是从阅读素养延伸而来的，提高青少年的阅读素养和媒介素养是学校教育的重要职责；而语文教学是提高中小学生阅读素养和媒介素养的最好课堂，语文教师不仅要讲授语文课本的内容，还要引导学生阅读大量课外书籍，养成独立阅读和评判书籍的能力。根据有关语文课程标准的要求，初中学生要“学会制订自己的阅读计划，广泛阅读各种类型的读物，课外阅读总量不少于260万字，每学年阅读两三部名著”。高中生要“具有广泛的阅读兴趣，努力扩大阅读视野；学会正确、自主地选择阅读材料，读好书，读整本书，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提高文化品位；课外自读文学名著(五部以上)及其他读物，总量不少于150万字”。其中特别要求中学生读名著、“读整本书”，并达到一定的阅读量，这就涉及对书籍作为出版物的认知能力也即媒介素养问题了。
在当今的出版生态环境中，人们对名著的了解与阅读情况必然受到大众媒介的影响。第七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数据显示：2009年，在我国国民最喜爱的10本图书中，《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和《西游记》以明显优势位居前4位。其实，这是不言而喻的，四大文学名著已经全部被改编成了电视剧，有的改编了不止一次。学生中考的试卷中也有中国四大名著的题目，平时会做“四大名著题典”之类的练习，这都会促进四大名著知识的普及。然而，很难说有多少人真正阅读了四大名著“整本书”。2009年，在我国国民最喜爱的10本图书中包括《简·爱》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世界名著。这两本书也被列入了中学语文新课标的书目，但中学生实际阅读的可能只是“美绘本青少版”名著，或者只是看过中国版的电视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此外，据一项针对吉林省10所重点中学高中生的阅读调查，有的学生并不了解“名著”的概念，将自己喜欢的韩寒的《三重门》也列为“名著”。
究竟什么是“名著”?并无一个明确的概念，任何人都无法简单圈定一个名著书目。但名著不是一时的畅销书，而是一个有时问分量和文化内涵的概念，涉及作者、编辑出版者、读者接受等方面，也涉及特定的时代背景、文化环境、社会心理等复杂因素。名著的形成是一个历时性传播以及文化积淀的过程，因而名著最能体现书籍媒介所特有的历史文化价值，正如一位出版学研究者所指出的：电视与广播的最大特征之一，它们是现在发出的呼声；而“出版物与此不同，无论在怎样的情况下，它都是来自过去的呼声。为什么说这一点很重要呢?因为时间是判断真实与否的最恰当的裁判者。古典作品之所以重要，其原因也在于此”。例如，中国文学名著《红楼梦》在清朝曾经是禁书，最初只是在民间以抄本流传，后来出版了批点本、绣像本及各种新印本，其版本和数量不胜枚举，连《红楼梦》研究也成了专门的学问——“红学”。“世界名著”的概念则是在近代西学东渐的背景下，由出版机构首先提出来的。商务印书馆1914年编辑出版了林纾等人翻译的上百种外国小说，1928年出版了“世界文学名著丛书”，1929年出版了“汉译世界名著丛书”。这些书籍不仅有世界文学，还包括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范围内诸多门类，在当时广为传播，具有启蒙作用。其中的文学名著曾经是著名作家的早期读物，钱锺书就说：“商务印书馆发行的那两小箱《林译小说丛书》是我十一二岁时的大发现，带领我进了一个新天地，一个在《水浒》、《西游记》、《聊斋志异》以外另辟的世界……接触了林译，我才知道西洋小说会那么迷人。”冰心在少年时代也非常喜欢林译小说，认为“无疑这些课外阅读对于我的作文，有很大的帮助”。时至今日，当时翻译引进的不少名著特别是文学名著依然是读者广为认知的品牌书籍，也是各家出版社竞相出版的资源。
既然名著的出版与接受是一个历时性的传播过程，对名著的选择和阅读就需要一定的知识储备和媒介素养。教师在指导学生阅读的时候，有必要关注以青少年为对象的名著读物的编辑出版现象，关注当今大众媒体作为“中介”对阅读的影响力。
二、辨别“名著”读本
名著涵盖各个学科的书籍，其中文学名著有着更为广泛的读者群，同时也是中学语文教学向学生推荐的课外读物。因此，针对中学生编辑的各种“文学名著”丛书，在图书市场可以说是层出不穷的。有的是配合语文教学出版的，如“语文新课标必读全书·影响青少年一生的世界经典名著”、“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语文“新课标”指导必读世界名著”等。有的丛书收录书籍很多，名目也比较夸张，如一套书名为“影响中学生一生的60部中国文学名著(彩图版)”，另一套书则标称“影响孩子一生的100部经典名著”(其中包括了《西厢记》等古代言情小说)。
那么，如何认识这种针对“孩子”的名著出版现象呢?首先，要分辨推销书籍的广告语。所谓“一生必读”名目以及60部、100部之类的数字，大都是强加于人的广告词语，是没有任何依据的。如何能够证明这些书籍会“影响孩子一生”呢?文学是人学，阅读文学作品需要一定的人生阅历和鉴赏能力，既然读者对象是“孩子”，怎么能不分年龄层次，将属于成人阅读的书籍(如《西厢记》)也一股脑塞进去呢?而将阅读名著和语文新课标联系起来，这不过是借助“应试教育”来推销图书的一种方式。
其次，原著的改编本不等于名著。不少标称为名著的书籍其实是改编本，如注音读本、儿童版、彩图版、漫画版、美绘本等。这些花样翻新的版本不仅降低了原著的内容深度和阅读难度，还存在着任意删改、缺少规范、重复出版的现象，所谓“文学名著”实际上变成了推销改编本的一个现成标签。更有甚者，一本名为《令人战栗的格林童话》的图书，打着“你没读过的初版原型”的招牌，将《格林童话》和日本作家的改编本混为一谈，有意渲染情色和暴力的内容，借以吸引读者的眼球。出版社为了赚钱，根本不顾忌这样的图书会让青少年误以为是“童话”而去阅读，那些低俗的内容会颠覆经典童话，并对未成年人的身心产生污染作用。
再者，应该选择适合儿童阅读的名著。儿童读物一般可以按照儿童生理发育期及其相应的身心特点而分级，儿童文学名著更适合孩子阅读；而一般意义的文学名著主要是成人阅读的书籍，并不适合所有年龄的孩子阅读。各种名著改编本却为孩子的一生阅读提供了一道“快餐拼盘”，这不仅使名著失去了原有的不朽价值，也无法提高学生的文字阅读能力。比如，《红楼梦》本来是属于成人阅读的名著，其中复杂的人物关系，深刻的文化寓意，大量的诗文辞赋都不是少儿可以理解的，少儿也没有什么“不得不读”的理由。何况自从1987年版电视剧《红楼梦》播出后，少儿与成人可以坐在一起收看，这已经失去了“一人眼 中一个林黛玉”的文字阅读体验。在这种媒介环境中，有的出版社还制作出了漫画版的《红楼梦》，刻意描绘一个紫色头发的林黛玉形象，其内容只能比电视剧还要肤浅，这种书籍怎么能体现文字阅读的意义呢?
因此，中学语文教师在引导学生阅读文学名著时，不仅要根据初中生、高中生的不同特点，推荐适合学生阅读的书籍；还要辨析图书出版的运作方式，让学生选择有助于提高文字阅读深度的原著，而警惕对名著戏说化、娱乐化的出版偏向。
三、认识“国学”标签
近年来，除了“名著”之外，为推广少儿读经活动而编辑出版的“国学”名著教材也是琳琅满目。2004年一套专为少儿编写的《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出版，这套书有12册，大部分内容选自儒家经典，还提供了三种诵读类型：胎教诵读类型、学龄前儿童诵读类型、小学生诵读类型。2010年又有一套12册的《国学》教材编写完成，可供小学6年使用。此外，还有“最新实用儿童国学启蒙教程”、“儿童国学快乐读本”、“少儿国学读本丛书”、“中华儿童国学经典”、“儿童中华文化启蒙·国学小小书院”、“冠军宝宝国学启蒙金牌读物”等丛书，出版了一套又一套。尽管中国自古就有儿童诵经的传统，当今的少儿读经推广活动对传承中华经典文化也有促进作用。但是，这类炒作概念、“跟风”出版的现象并不能代表“国学”的复兴。
“国学”是在近代西学东渐的背景下，由中国学人提出来的一个与“西学”相对的概念，也被称为“中学”。回顾近代以来“中学”与“西学”的多次论争，就可以知道“国学”并不等于传统的儒家经学，“国学”作为一种学问也不是指民间的读经活动。然而，当今的“国学”概念已经成为一个被媒体炒作的标签。2007年，有位书画学院的院长，在向小学生赠送自己书写和印制的《弟子规》时，竟然采取了下跪的姿势。关于少儿究竟应该读什么经典，是否要采用古代幼儿死记硬背的方式，究竟以什么态度对待经典，这些问题近年来不断引起论争。值得关注的是，《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等书籍在古代原本是私塾中的童蒙读物，在新式学堂建立后就被语文教科书所取代了，如今却被多种少儿读本标称为“国学经典”，这不是有意误导就是言过其实的广告。
如果稍有历史知识就可以发现：《千字文》只是儿童的识字课本，却不是必读经典。元代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明确写着：在“八岁未入学之前”读《性理字训》，“以此代世俗《蒙求》《千字文》最佳”。《三字经》虽然朗朗上口，便于儿童诵读，在民间广为传播，却只是“通俗儒家伦理读物”，不是儒家经典本身。清朝有人讽刺别人学问浅薄，竟然说“但可去注《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只是清代康熙年问的秀才李毓秀编写的私塾教材，有的内容在今天看来是不能接受的。例如，其中这样讲述传统“孝”道对孩子的行为规范：“亲有过，谏使更。怡吾色，柔吾声。谏不入，悦复谏，号泣随，挞无怨。”孩子对父母的过错要和颜悦色地耐心规劝，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挞无怨”句出自《礼记·内则》，具体意思是“父母怒，不说(悦)，而挞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父母不接受劝谏，一怒之下，将孩子鞭打得流血，孩子不得心生怨恨，反而要更加恭敬孝顺，这种说教就与现代儿童教育理念相悖了。令人不解的是，今天出版的儿童读本为了让孩子能够明白这些字句，特意补充了古代孝子忍痛挨打的小故事，还配上了父母捶打孩子的图画；有的老师为了讲述这些内容，就编写了一些孩子如何顺从家长的小故事，这不由得让人联想到鲁迅当年发出的“救救孩子”的呐喊。
《三字经》《弟子规》都强调“首孝悌”的儒家伦理，这对今天的“家长”来说是很容易接受的。殊不知儒家讲“首孝悌”，其目的不仅仅在于教导小孩子孝敬父母，而是要士人学会类推的伦理规范，正如《孝经》所言：“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因为“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忠顺不失，以事其上，然后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盖士之孝也”。这种“孝道”往往被统治者所利用，不仅维护尊君卑臣的政治格局，所谓“忠臣不显谏”、“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还作为教化民众顺从的工具。针对目前人们“热读”《弟子规》的现象，王蒙曾提出尖锐批评：“我们今天讲科教兴国，却讲不成孝悌兴国，除非真的不想振兴中华了”；“‘挞无怨’是不可以接受的，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制止家庭暴力，推行有法必依”。
总之，在当今比较浮躁的媒体文化氛围中，“名著”、“国学”都不免被出版社当做推销书籍产品的标签。要普遍提高国民的阅读素养，必须关注国民实际在阅读什么书、以什么方式读书，这是与提升国民阅读率相联系的问题。通过中学语文教学，以及丰富多彩的读书阅读活动，不仅要引导学生摆脱应试教育的藩篱，真正阅读经典名著(读“整本书”)；还要提高学生对出版物的辨析能力，促进心智健康成长。这是传承和吸纳人类优秀文化的必要条件，也是媒介素养教育所要达到的目标。作为书籍的编辑者和出版者，也有必要从媒介素养和社会责任的角度，反思如何为青少年提供优秀的中外名著和经典读物，并关注其实际的传播效果。
媒介素养是从阅读素养延伸而来的，提高青少年的阅读素养和媒介素养是学校教育的重要职责；而语文教学是提高中小学生阅读素养和媒介素养的最好课堂，语文教师不仅要讲授语文课本的内容，还要引导学生阅读大量课外书籍，养成独立阅读和评判书籍的能力。根据有关语文课程标准的要求，初中学生要“学会制订自己的阅读计划，广泛阅读各种类型的读物，课外阅读总量不少于260万字，每学年阅读两三部名著”。高中生要“具有广泛的阅读兴趣，努力扩大阅读视野；学会正确、自主地选择阅读材料，读好书，读整本书，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提高文化品位；课外自读文学名著(五部以上)及其他读物，总量不少于150万字”。其中特别要求中学生读名著、“读整本书”，并达到一定的阅读量，这就涉及对书籍作为出版物的认知能力也即媒介素养问题了。
在当今的出版生态环境中，人们对名著的了解与阅读情况必然受到大众媒介的影响。第七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数据显示：2009年，在我国国民最喜爱的10本图书中，《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和《西游记》以明显优势位居前4位。其实，这是不言而喻的，四大文学名著已经全部被改编成了电视剧，有的改编了不止一次。学生中考的试卷中也有中国四大名著的题目，平时会做“四大名著题典”之类的练习，这都会促进四大名著知识的普及。然而，很难说有多少人真正阅读了四大名著“整本书”。2009年，在我国国民最喜爱的10本图书中包括《简·爱》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世界名著。这两本书也被列入了中学语文新课标的书目，但中学生实际阅读的可能只是“美绘本青少版”名著，或者只是看过中国版的电视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此外，据一项针对吉林省10所重点中学高中生的阅读调查，有的学生并不了解“名著”的概念，将自己喜欢的韩寒的《三重门》也列为“名著”。
究竟什么是“名著”?并无一个明确的概念，任何人都无法简单圈定一个名著书目。但名著不是一时的畅销书，而是一个有时问分量和文化内涵的概念，涉及作者、编辑出版者、读者接受等方面，也涉及特定的时代背景、文化环境、社会心理等复杂因素。名著的形成是一个历时性传播以及文化积淀的过程，因而名著最能体现书籍媒介所特有的历史文化价值，正如一位出版学研究者所指出的：电视与广播的最大特征之一，它们是现在发出的呼声；而“出版物与此不同，无论在怎样的情况下，它都是来自过去的呼声。为什么说这一点很重要呢?因为时间是判断真实与否的最恰当的裁判者。古典作品之所以重要，其原因也在于此”。例如，中国文学名著《红楼梦》在清朝曾经是禁书，最初只是在民间以抄本流传，后来出版了批点本、绣像本及各种新印本，其版本和数量不胜枚举，连《红楼梦》研究也成了专门的学问——“红学”。“世界名著”的概念则是在近代西学东渐的背景下，由出版机构首先提出来的。商务印书馆1914年编辑出版了林纾等人翻译的上百种外国小说，1928年出版了“世界文学名著丛书”，1929年出版了“汉译世界名著丛书”。这些书籍不仅有世界文学，还包括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范围内诸多门类，在当时广为传播，具有启蒙作用。其中的文学名著曾经是著名作家的早期读物，钱锺书就说：“商务印书馆发行的那两小箱《林译小说丛书》是我十一二岁时的大发现，带领我进了一个新天地，一个在《水浒》、《西游记》、《聊斋志异》以外另辟的世界……接触了林译，我才知道西洋小说会那么迷人。”冰心在少年时代也非常喜欢林译小说，认为“无疑这些课外阅读对于我的作文，有很大的帮助”。时至今日，当时翻译引进的不少名著特别是文学名著依然是读者广为认知的品牌书籍，也是各家出版社竞相出版的资源。
既然名著的出版与接受是一个历时性的传播过程，对名著的选择和阅读就需要一定的知识储备和媒介素养。教师在指导学生阅读的时候，有必要关注以青少年为对象的名著读物的编辑出版现象，关注当今大众媒体作为“中介”对阅读的影响力。
二、辨别“名著”读本
名著涵盖各个学科的书籍，其中文学名著有着更为广泛的读者群，同时也是中学语文教学向学生推荐的课外读物。因此，针对中学生编辑的各种“文学名著”丛书，在图书市场可以说是层出不穷的。有的是配合语文教学出版的，如“语文新课标必读全书·影响青少年一生的世界经典名著”、“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语文“新课标”指导必读世界名著”等。有的丛书收录书籍很多，名目也比较夸张，如一套书名为“影响中学生一生的60部中国文学名著(彩图版)”，另一套书则标称“影响孩子一生的100部经典名著”(其中包括了《西厢记》等古代言情小说)。
那么，如何认识这种针对“孩子”的名著出版现象呢?首先，要分辨推销书籍的广告语。所谓“一生必读”名目以及60部、100部之类的数字，大都是强加于人的广告词语，是没有任何依据的。如何能够证明这些书籍会“影响孩子一生”呢?文学是人学，阅读文学作品需要一定的人生阅历和鉴赏能力，既然读者对象是“孩子”，怎么能不分年龄层次，将属于成人阅读的书籍(如《西厢记》)也一股脑塞进去呢?而将阅读名著和语文新课标联系起来，这不过是借助“应试教育”来推销图书的一种方式。
其次，原著的改编本不等于名著。不少标称为名著的书籍其实是改编本，如注音读本、儿童版、彩图版、漫画版、美绘本等。这些花样翻新的版本不仅降低了原著的内容深度和阅读难度，还存在着任意删改、缺少规范、重复出版的现象，所谓“文学名著”实际上变成了推销改编本的一个现成标签。更有甚者，一本名为《令人战栗的格林童话》的图书，打着“你没读过的初版原型”的招牌，将《格林童话》和日本作家的改编本混为一谈，有意渲染情色和暴力的内容，借以吸引读者的眼球。出版社为了赚钱，根本不顾忌这样的图书会让青少年误以为是“童话”而去阅读，那些低俗的内容会颠覆经典童话，并对未成年人的身心产生污染作用。
再者，应该选择适合儿童阅读的名著。儿童读物一般可以按照儿童生理发育期及其相应的身心特点而分级，儿童文学名著更适合孩子阅读；而一般意义的文学名著主要是成人阅读的书籍，并不适合所有年龄的孩子阅读。各种名著改编本却为孩子的一生阅读提供了一道“快餐拼盘”，这不仅使名著失去了原有的不朽价值，也无法提高学生的文字阅读能力。比如，《红楼梦》本来是属于成人阅读的名著，其中复杂的人物关系，深刻的文化寓意，大量的诗文辞赋都不是少儿可以理解的，少儿也没有什么“不得不读”的理由。何况自从1987年版电视剧《红楼梦》播出后，少儿与成人可以坐在一起收看，这已经失去了“一人眼 中一个林黛玉”的文字阅读体验。在这种媒介环境中，有的出版社还制作出了漫画版的《红楼梦》，刻意描绘一个紫色头发的林黛玉形象，其内容只能比电视剧还要肤浅，这种书籍怎么能体现文字阅读的意义呢?
因此，中学语文教师在引导学生阅读文学名著时，不仅要根据初中生、高中生的不同特点，推荐适合学生阅读的书籍；还要辨析图书出版的运作方式，让学生选择有助于提高文字阅读深度的原著，而警惕对名著戏说化、娱乐化的出版偏向。
三、认识“国学”标签
近年来，除了“名著”之外，为推广少儿读经活动而编辑出版的“国学”名著教材也是琳琅满目。2004年一套专为少儿编写的《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出版，这套书有12册，大部分内容选自儒家经典，还提供了三种诵读类型：胎教诵读类型、学龄前儿童诵读类型、小学生诵读类型。2010年又有一套12册的《国学》教材编写完成，可供小学6年使用。此外，还有“最新实用儿童国学启蒙教程”、“儿童国学快乐读本”、“少儿国学读本丛书”、“中华儿童国学经典”、“儿童中华文化启蒙·国学小小书院”、“冠军宝宝国学启蒙金牌读物”等丛书，出版了一套又一套。尽管中国自古就有儿童诵经的传统，当今的少儿读经推广活动对传承中华经典文化也有促进作用。但是，这类炒作概念、“跟风”出版的现象并不能代表“国学”的复兴。
“国学”是在近代西学东渐的背景下，由中国学人提出来的一个与“西学”相对的概念，也被称为“中学”。回顾近代以来“中学”与“西学”的多次论争，就可以知道“国学”并不等于传统的儒家经学，“国学”作为一种学问也不是指民间的读经活动。然而，当今的“国学”概念已经成为一个被媒体炒作的标签。2007年，有位书画学院的院长，在向小学生赠送自己书写和印制的《弟子规》时，竟然采取了下跪的姿势。关于少儿究竟应该读什么经典，是否要采用古代幼儿死记硬背的方式，究竟以什么态度对待经典，这些问题近年来不断引起论争。值得关注的是，《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等书籍在古代原本是私塾中的童蒙读物，在新式学堂建立后就被语文教科书所取代了，如今却被多种少儿读本标称为“国学经典”，这不是有意误导就是言过其实的广告。
如果稍有历史知识就可以发现：《千字文》只是儿童的识字课本，却不是必读经典。元代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明确写着：在“八岁未入学之前”读《性理字训》，“以此代世俗《蒙求》《千字文》最佳”。《三字经》虽然朗朗上口，便于儿童诵读，在民间广为传播，却只是“通俗儒家伦理读物”，不是儒家经典本身。清朝有人讽刺别人学问浅薄，竟然说“但可去注《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只是清代康熙年问的秀才李毓秀编写的私塾教材，有的内容在今天看来是不能接受的。例如，其中这样讲述传统“孝”道对孩子的行为规范：“亲有过，谏使更。怡吾色，柔吾声。谏不入，悦复谏，号泣随，挞无怨。”孩子对父母的过错要和颜悦色地耐心规劝，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挞无怨”句出自《礼记·内则》，具体意思是“父母怒，不说(悦)，而挞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父母不接受劝谏，一怒之下，将孩子鞭打得流血，孩子不得心生怨恨，反而要更加恭敬孝顺，这种说教就与现代儿童教育理念相悖了。令人不解的是，今天出版的儿童读本为了让孩子能够明白这些字句，特意补充了古代孝子忍痛挨打的小故事，还配上了父母捶打孩子的图画；有的老师为了讲述这些内容，就编写了一些孩子如何顺从家长的小故事，这不由得让人联想到鲁迅当年发出的“救救孩子”的呐喊。
《三字经》《弟子规》都强调“首孝悌”的儒家伦理，这对今天的“家长”来说是很容易接受的。殊不知儒家讲“首孝悌”，其目的不仅仅在于教导小孩子孝敬父母，而是要士人学会类推的伦理规范，正如《孝经》所言：“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因为“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忠顺不失，以事其上，然后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盖士之孝也”。这种“孝道”往往被统治者所利用，不仅维护尊君卑臣的政治格局，所谓“忠臣不显谏”、“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还作为教化民众顺从的工具。针对目前人们“热读”《弟子规》的现象，王蒙曾提出尖锐批评：“我们今天讲科教兴国，却讲不成孝悌兴国，除非真的不想振兴中华了”；“‘挞无怨’是不可以接受的，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制止家庭暴力，推行有法必依”。
总之，在当今比较浮躁的媒体文化氛围中，“名著”、“国学”都不免被出版社当做推销书籍产品的标签。要普遍提高国民的阅读素养，必须关注国民实际在阅读什么书、以什么方式读书，这是与提升国民阅读率相联系的问题。通过中学语文教学，以及丰富多彩的读书阅读活动，不仅要引导学生摆脱应试教育的藩篱，真正阅读经典名著(读“整本书”)；还要提高学生对出版物的辨析能力，促进心智健康成长。这是传承和吸纳人类优秀文化的必要条件，也是媒介素养教育所要达到的目标。作为书籍的编辑者和出版者，也有必要从媒介素养和社会责任的角度，反思如何为青少年提供优秀的中外名著和经典读物，并关注其实际的传播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