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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世纪之交，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一文引起了一场有关“文学生死问题”的大讨论，其中童庆炳和金惠敏等学者的观点颇有代表性。童庆炳坚信：“只要人类和人类的情感不会消失，作为人类情感表现形式的文学就不会消失。”金惠敏认为：“执着于文学或美学，本就是我们人类的天性；只要人类仍然存在，仍然在使用语言，我们就会用语言表达或创造美的语言文学。”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就像20世纪初面向劳工大众的白话新文学兴起而造成传统的古典文学走向衰亡一样，随着网络时代的悄然兴起和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印刷机械复制时代的文学也必将走向衰亡。当然，文字文本形式的“文学衰亡”或许只是在超文本日益成为文化主流的背景下其生存状态的改变，而作为审美精神的文学性是否也会随着网络超文本的出现而走向消亡？这个问题或许要留给明天的文学史家来解答。
关键词：文学终结论；米勒；金惠敏：起文本
2001年第1期的《文学评论》上，发表了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Ier，1928-）的一篇文章《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作者开篇就以小标题的形式亮出了这样一个观点：“新电信时代会导致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学甚至情书的终结。”作者首先引用了雅克·德里达《明信片》一书中的一句话，尽管这句话是德里达书中一位主人公说的，但米勒不容分辩地把这句“耸人听闻”的话记在德里达的账上：“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影响倒在其次），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连情书也不能幸免。”简而言之，米勒从德里达《明信片》中挖掘出了这样一条似曾相识的信息——人类也已进入一个全新的电信时代，这个时代的文学命运即将发生如此重大的转折：“生还是死，这是一个问题。”这句由莎剧人物哈姆雷特说出的台词固然有多重不同含义，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句话只不过是某种愤青式的激烈情感的宣泄，但密切关注“文学生死问题”和“文学权威问题”的米勒，在中国发表终结论时已年迈古稀（这是苏格拉底和孔子离世的年龄），他对“文学生死问题”的“权威性”思考，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同行学者们的高度重视。
一、米勒对德里达“终结论”的阐释
诚如米勒所言，至少对爱好文学的人来说，德里达的“文学终结论”是耸人听闻的奇谈，在这个世界被称作“地球村”的时代，全世界的文学爱好者们心中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焦虑、疑惑、担心、甚至愤慨，有些人心中或许还隐隐地藏着这样一种渴望，“想看一看生活在没有了文学、情书、哲学、精神分析这些最主要的人文学科的世界里，将会是什么样子”。按照米勒的猜想，那一定是：“无异于生活在世界的末日！”
米勒对德里达之论断的心态是相当复杂的，一方面他表达了或许只是作为修辞策略的“强烈震惊”：“德里达在《明信片》中写的这段话在大部分读者心目中都会引起强烈的疑虑，甚至是鄙夷。多么荒唐的想法啊！我们强烈地、发自本能地反对德里达以这样随意、唐突的方式说出这番话，尽管这已经是不言自明的事实。”另一方面，他又对自己斩钉截铁的否定态度表现出了犹疑：“在最主要的信息保留和传播媒介身上发生的这种表面的、机械的、偶然的变化，说得准确点儿，就是从手抄稿、印刷本到数码文化的变化，怎么会导致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学、情书——这些在任何一个文明社会里都非常普遍的事物——的终结呢？它们一定会历经电信时代的种种变迁而继续存在？”
米勒的这篇文章在评述了德里达的名作《明信片》之后，还依次论述了印刷技术以及电影、电视、电话和国际互联网这些电信技术对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学，甚至情书写作的影响。对德里达的在电信技术王国中文学时代将不复存在之说，米勒的解释是：在两方，文学这个概念不可避免地要与笛卡尔的自我观念、印刷技术、西方式的民主和民族独立国家概念，以及在这些民主框架下言论自由的权利联系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只是最近的事情，开始于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西欧。它可能会走向终结，但这绝对不会是文明的终结。从这个意义上说，德里达无疑是对的，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传统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而把基于机械印刷工业的文学引向“终结”。
当然，米勒的文章已经超出了文学理论的范畴，这篇论文还广泛地讨论了文本、电视、电影和互联网的关系，而且还论及了网络超文本写作和电子邮件时代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化概念——数字文化。传媒研究领域的学者们还能从这篇文章中发掘出米勒对视觉艺术及其相关文化理论的思考。由此不难看出，米勒的这一篇文章具有多维度的学术阐释空间和多层面的理论延展性。
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上各个时期、各个民族的文学都曾有过不同形式的“终结”理论，不管是西方还是中国，文学的“死而复生”、“向死而生”的戏剧一再上演。关于这方面的情况，马克思曾就希腊神话的“终结”发表过极为精彩的意见，他说：“大家知道，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成为希腊人的幻想的基础，从而成为希腊[神话]的基础的那种对自然的观点和对社会关系的观点，能够同自动纺机，铁道，机车和电报并存吗？在罗伯茨公司面前，武尔坎又在哪里？在避雷针面前，丘必特又在哪里？在动产信用公司面前，海尔梅斯又在哪里？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在印刷所广场旁边，法玛还成什么？……阿基里斯能同火药和弹丸并存吗？或者，《伊利亚特》能够同活字盘甚至印刷机并存吗？随著印刷机的出现，歌谣，传说和诗神缪斯岂不是必然要绝迹，因而史诗的必要条件岂不是要消失吗？”不难看出，米勒对德里达“终结论”的阐释，与马克思对古希腊神话的阐释有相似之处，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朴素的道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文学在不断的死亡中不断地获得新生，这大约就是陈晓明先生所谓的“向死而生”吧，吴子林先生曾引用庄子的“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来描述文学这种“凤凰浴火”的境况，他所要表达的大约也是这个意思。 我们认为，马克思所谓传说的“绝迹”同时也隐含着神话的“不朽”，这正如缪斯的“消失”必然孕育着诗神的“再生”一样。马克思的论断，同样适用于中国文学更新换代的情况。我们看到，诗经楚辞时代的风骚雅范，虽然至今被人推崇备至，但春秋战国之后的两千多年来，为何再也产生不了第二部“诗经”或第二篇“离骚”？以“三曹七子”为核心的文学集团曾是何等壮怀激烈！他们成就过群星闪耀的文学辉煌时代，但建安风流转眼就被雨打风吹去，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很快走向衰亡而终成不可复制的历史！感叹“大雅久不作”的李白和“转益多师”的杜甫赢得了“诗篇万口传”的美誉，但毕竟总会有让人感觉“不新鲜”的时候；且不用说王杨卢骆、更不用说韩柳欧苏，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代终结了，一个时代的文学也必将随之终结。如果从这个意义上理解米勒提出的“开始于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西欧”之文学终结了，大多数中国学者或许没有任何异议。就像20世纪初面向劳工大众的白话新文学兴起之后，那种以诗文评为传统的中国文言文学传统就此走向衰亡一样，随着网络时代的悄然兴起和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也必将使当下以书刊报纸为主要发表阵地的文学走向消亡。
二、“知人论世”看米勒
我们之所以如此关注米勒，首先不在于他讨论的“终结论”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论争，而主要在于他是一位著名的结构主义者，著名的互文性理论代表人物，他的《传统与差异》和收入王逢振等主编的《最新西方文论选》中那篇著名的《作为寄主的批评家》等都是互文性理论的经典之作，关于这一点，将留在后面的相关章节中详细讨论。
既然书面写作不允许我们像超文本那样随心所欲地插入互文性链接，那么，还是让我们回到前文提及的文学生死问题吧。正如我们不能简单地理解哈姆雷特的那句“To be or not to be”一样，我们对文学是否会走向终结的问题，也不能只看诉诸一般文学常识的表面现象。既然我们以米勒的文章为分析对象，那么，从知人论世的传统路子出发，我们不妨查查这位频频来华的美国批评家的“老底”。在美国加州大学厄湾分校的网站上，我们找到了介绍米勒的资料。以此为基础，结合中国学界与米勒交往较多的朋友们提供的信息，我们觉得可以对老米勒作出如下描述：
J·希利斯·米勒，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欧美文学及比较文学研究的杰出学者、解构主义批评的重要代表人物。米勒出生于弗吉尼亚纽波特纽斯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其父是弗罗里达大学教授、校长和主管牧师。曾就读于奥柏林大学，并在那里获得学士学位（1948），后就读于哈佛大学，并先后获得硕士学位（1949）和博士学位（1952）。结束了求学生涯之后，米勒首先任教于霍普金斯大学（1952-1972），在那里的20年，他的主要兴趣是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学和现代主义的作家与作品。耶鲁大学（1972-1986）时期，米勒的学术研究渐入佳境，逐渐成长为解构主义耶鲁学派的主要成员。他的这些经历，让我们惊喜地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研究互文性的一帮颇为著名的美国学者，几乎都是米勒的朋友。在耶鲁执教十五年之后，他移位于加州大学厄湾分校，任批评理论研究所文学教授，并担任现代语言学会会长。在此期间，他曾多次来华讲学，尤其是2000年秋天在北京召开的“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学术研讨会上，米勒应邀发表了著名的讲演：《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在中国文论与美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尽管近10年来有关“文学终结”或“文学转型”的大讨论存在着极为复杂的历史文化背景，但米勒的演讲如果不能说是导火线的话，那么，至少也可以说是为“文学终结论”推波助澜的最著名的代表性力作之一。如今，“文学之死”几乎成了米勒的理论标示，以致中国学者在翻译他的《论文学》（OnLiterature）一书时，竟忍不住要将书名改为《文学死了吗？》
米勒无疑是一个勤奋的文学研究者，他把毕生心血奉献给了他“钟爱和珍惜”的文学事业，关于这一点，他的数十部著作可以为之作证：《查尔斯‘狄更斯：小说的世界》（1958）、《神迹无踪：十九世纪五作家》（1963）、《维多利亚小说的形式》（1968）、《托马斯·哈代，距离与欲望》（1970）、《保罗‘德’曼的经验》（1985）《阅读伦理学》（1987）、《皮格马利翁诸版本》（1990）、《理论随想》（1991）《阿里阿涅德的彩线：故事线索》（1992）、《插图》（1992）、《文学地形学》（1995）、《阅读叙事》（1998）、《黑洞》（1999）、《他者》（2001）、《论文学》（2002）等。这里的《论文学》即广西师大版秦立彦中译本《文学死了吗？》（2007）。
作为米勒的朋友和米勒学术思想的研究者，金惠敏先生认为，米勒这样一位学者是不会轻言文学终结的，从情感上说，米勒也不忍心宣判文学的死亡。金先生作出这一判断的重要理由之一是，米勒属于那种视文学为事业和生命的学者，由其学术经历和研究成果观之，金先生对米勒的评价可谓理据充足、夸饰有度。
米勒的文章使用了他惯用的“解构主义”互文性策略，在他宣称“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之后，他紧接着说：“但是，它会继续存在。”有不少学者只看到了前面“已经过去”这一层意思，而忽略了“继续存在”这一层意思，因此，对米勒的理解与批评往往会得出针锋相对的观点。有人为米勒喝彩，认为他看到了文学发展问题的本质，“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的论断包含着理论大师惊人的洞见；也有人认为米勒不是“信口开河”，就是“杞人忧天”，抑或是“故作惊人之语”，总之，这种“极端化预言”不足为凭。
2001年8月，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召开了题为“全球化语境中文化、文学与人”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米勒本人也出席了这次会议。会上，文艺学中心主任童庆炳教授作了《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和文学批评会消失吗？——与米勒先生对话》主题发言，他认为，新兴网络媒体可能会改变文学、哲学的存在方式，但不能就此作出文学和文学批评会因此而消亡的结论。和大多数德高望重的文艺学界的著名学者一样，童庆炳先生坚信，只要人类和人类的情感不会消失，那么，作为人类情感表现形式的文学也就不会消失。童庆炳先生的观点，遭到了部分中青年学者的质疑，有学者认为童先生错误地理解了米勒的观点，以致没有形成同一层面的对话。童先生在后来的文章中不无自嘲地说：“我的文章遭到一些为米勒的‘文学终结’论所倾倒的学者的嘲讽，说我提出的观点根本不在米勒的层次上，言外之意是我的层次低，米勒的层次高……在这个迷信美国学术霸权的时代，事情就是这样。”但也有人认为，实际情况或许恰好相反，米勒站在文学表现形式的阶段性历史层面，亦即“较低层面”上宣称：自17世纪以来的基于机械复制时代的文学在数字化语境中即将走向终结；而童先生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更高层次”上看文学，他认为作为人类情感表现形式的文学是不会走向终结的，这两种说法，都能自圆其说，事实上，米勒在此后的言论中多次重述过类似于童庆炳先生的论点。 细加分辨，我们发现，正如米勒的言论还包含着许多其他方面的意义一样，童先生的理论也包含着一代中国文论家说文论艺的深刻而丰富的言外之意。从童先生对米勒的“误解”，再到那些读着童先生的《文学理论教程》而开始思考何谓文学的中青年一代对童先生的“误解”，我们不难看出，有关终结论的争鸣，绝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简单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米勒本人虽然以《文学死了吗》等著作为中国文艺学界所熟知，对于笔者来说，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身份，那就是他还是互文性理论思潮中一位中流砥柱式的人物。他在《作为寄主的批评家》一文中，以雪莱的诗歌《生命的凯旋》为例，对其寄生物与寄主理论进行了十分精彩的阐发。他在探索雪莱穿行于“前文本丛林”所留下的蛛丝马迹时，发现雪莱竟然是众多寄主的寄生者，这些寄主从圣经的《旧约全书》到《新约全书》，从但丁到华兹华斯再到柯勒律治……，雪莱在解构前人作品的同时也在建构自己的作品。在米勒看来，寄生物和寄主存在着一种相生相克、互相转化的奇妙关系。在雪莱之后，不少作家，譬如托马斯·哈代从《生命的凯旋》中汲取营养或受到启示，雪莱的这首诗便从寄生者的地位变成了这些后世作品的寄主。寄生者在解构寄主的同时建构着自身，并同时为自身成为被寄生的寄主积累资本，继而遭到寄生者的解构，然而，这种寄主与寄生物的生生不息的生态却并非线性的链条，它们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遵循着一种反逻各斯中心的逻各斯中心主义。
米勒的寄生物与寄主理论是其解构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在米勒看来，所谓的解构主义批评“非但不是一种层层深入文本，步步接近一种终极阐释的连锁，而是一种总会遇到某种钟摆式摆动的批评，如果它走得足够远的话。在这种摇摆中，概而言之是对文学，具体来说是对某一篇特定的文本，总有两种见解相互阻遏，相互推翻，相互抵消。这种阻遏使任何一种见解都不可能成为分析的可靠归宿和终点”。不难看出，米勒所揭示的这种隐藏在传统文本中的寄生关系，在网络文本中已处于一种昭然若揭的状态，批评家们把米勒的这种观点看作互文性理论的深入与拓展可以说是一语中的。按照米勒这种解构即是建构的说法，所谓终结就完全可以理解为新生，也就是说文学总在以不同形式终结着，同时，也在以另一种形式走向新生。
三、“终结论”没有终结
在中国文论与批评界诘问与反驳米勒的阵阵喧闹之中，也不乏为米勒辩护的声音。例如，金惠敏先生有感于国内学界对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会继续存在吗？》一文多有误解，特撰文“正本清源”，将文学终结论还原于当代国际理论语境，对米勒的文章进行了富有启示性的阐释。在金先生看来，对于“世界文论”在中国的前景而言，有关文学终结论的争鸣，昭示着中国文论家与外国文论家开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同行，即有了共同感兴趣的话题，而且对于来自全球化的挑战和威胁也有大致相同的价值判断和情感取向。因而从学术层面上说此次“争鸣”与其说是“争鸣”，倒毋宁说是在两条平行线上互不交锋的“共鸣”。米勒这位以文学阅读为事业、为生命的学者怎么可能骤然间就割舍了其半个多世纪以来对文学的痴情呢？
米勒在同一篇文章中明确表示：“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它会继续存在，就像它一如既往的那样，作为理性盛宴上一个使人难堪、或者令人警醒的游荡的魂灵。文学是信息高速公路上的沟沟坎坎、因特网之神秘星系上的黑洞。虽然从来生不逢时，虽然永远不会独领风骚，但不管我们设立怎样新的研究系所布局，也不管我们栖居在一个怎样新的电信王国，文学——信息高速路上的坑坑洼洼、因特网之星系上的黑洞——作为幸存者，仍然急需我们去研究，就是在这里，就是在现在。”
这一被人广为引用的段落，学者有许多不同分析和阐释。金惠敏先生的阐释充满了知音式的辩护和诗意化的赞美。在金先生看来，米勒的这段话“既有对文学永远‘生不逢时’的命运的清醒认识，但更洋溢着加缪笔下西绪福斯那种对命运的悲剧式抗争精神；同时又像耶稣口里慈爱的老父迎接落魄归来的浪子，对于文学这个渡尽现代媒介之劫波的幸存者，米勒老人被压抑良久的期盼和珍爱终于喷薄而出，急切切，喜欲狂，因略带神秘的节制而坚定不移，读之愀然，陡生无限敬佩。”但令人遗憾的是，尽管米勒“不失明朗、不致误读”地表达了自己对文学前途的“清醒认识”和“抗争精神”以及“期盼和珍爱”，但是，这位可怜的美国老人结果（竟然）还是被……中国同行们“误解了，误批了”，“甚至还影响了一些道听途说者”。或许，米勒明知自己有可能被误解但仍要说出自己无可奈何的“期盼和珍爱”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对金先生之“读之愀然”和“无限敬佩”云云，才有了一定的同情与理解。
按照金先生自己的说法，米勒是不会也不忍宣判“文学之死”的。金先生在《趋零距离与文学的当前危机》一文中以德里达《明信片》为案例进行了学理层面的探讨，他认为希利斯·米勒对于文学和文学研究在电子媒介时代之命运的忧虑，不是毫无缘由的杞人忧天。对“当前文学的危机”，米勒是清醒的。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米勒是那么地执着于文学事业，历经沧桑，初衷不改。这样的“执着”是建立在一个清醒的意识之上的，唯其清醒，他才能够以变通的方法坚持文学和文学研究的不可取代性，并对文学与人类的永恒相伴深信不疑。面对图像和其它媒介文化的冲击，米勒试图以一个更高的概念即“阅读”（reading）予以涵纳。金先生认为，“阅读”对米勒而言本质上就是文学“阅读”，因此，米勒以“阅读”所表现的开放性同时又是其向着文学本身的回归，是对文学价值的迂回坚持，他试图以文字的“阅读”方式阅读其它文本符号。从米勒的论述和金先生的阐释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回归歌德时代之“文学”内涵的大文学概念，以“文字阅读”等同于“文学阅读”。换言之，只要阅读没有终结，文学就不会终结。
但出人意料的是，米勒的这种“概念升级”的“解构”策略，恰好变成了某些极端“终结论”者的口实。因为形形色色的“大文学”或“泛文学”概念一向都是文学终结论者宣告文学死亡的最主要证据之一：“在文学阅读中，我们再也看不到任何比新闻更多的东西，因此人们已经不需要文学了，文学既然失去了想要的东西如何能够获得继续生存的理由？如果说，作为文化遗产的文学还有点什么实用价值的话，大约也只有修辞技巧和惯用的情感调动手法等有益于新闻写作的技巧尚可被借用，除此之外，传统文学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 面对这类从实用主义立场出发的文学何为的诘问，米勒和金惠敏的答案看上去与童庆炳的说法并没有本质差别：“文学研究或‘修辞性阅读’的存在是基于文化记忆的需要，更是为了经济有效地掌握语言，我们无法离开语言，因而我们无论如何也无法抛弃文学。只要有语言，就一定有文学和文学研究。米勒这样的辩护虽然朴素，但道理实实在在，自有其不可推倒的定力，更何况其情真意切的感染力，——这使我们想到，执著于文学或美学，本就是我们人类的天性；只要我们人类仍然存在，仍然在使用语言，我们就会用语言表达或创造美的语言文学。”这个结论或许“不可推倒”，但仍然留有许多有待具体分析的余地。
撇开“文学终结”概念辨析的无尽纠缠不说，单就网络文化对文学生存状况的影响而言，学界对“终结论”的理解就是一种乱象纷呈的景象。譬如说，有学者认为网络社会崛起使得世界范围内的社会权力关系和权力结构发生了分化和重组，这种权力场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到文学场的存在结构和文学的实际存在状况，在这种背景下，“西方19世纪中期以来形成的以‘纯文学’或自主性文学观念为指导原则的精英文学生产支配大众文学生产的统一文学场走向了裂变，统一的文学场裂变之后，形成了精英文学、大众文学、网络文学等文学生产次场按照各自的生产原则和不同的价值观念各行其是，既斗争又联合，既各自独立又相互渗透的多元并存格局。今天并不存在着一种包罗各种类型、意义笼统、价值取向相同的文学。……走向边缘的只是精英文学，大众文学通过与视听艺术的合作在扩大着自己的存在领域，而打破精英与大众区分的网络文学更体现出了一定的发展势头”。
在数字化生存语境下当代“文学性”在思想学术、消费社会、媒体信息、公共表演等领域中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文学在这些领域已经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在这种背景下，重建文学研究的对象是克服社会转型期文学研究危机的关键。从一定意义上说，当前文学研究的危机乃是“研究对象”的危机。后现代转折从根本上改变了总体文学的状况，它将“文学”置于边缘又将“文学性”置于中心，面对这一巨变，传统的文学研究如果不调整和重建自己的研究对象，必将茫然无措，坐以待毙。概言之，重建文学研究的对象要完成两个重心的转向：一是从“文学”研究转向“文学性”研究，在此要注意区分作为形式主义研究对象的文学性和撒播并渗透在后现代生存之方方面面的文学性，后者才是后现代文学研究的重心；二是从脱离后现代处境的文学研究转向后现代处境中的文学研究，尤其是对边缘化的文学之不可替代性的研究。
如果站在传统的“纯文学”的视角看问题，我们或许会发现，近十年来的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一直在蓄势待发却又颓势难挽的尴尬困境中艰难前行。在通往放逐诗神和远离经济中心的道路上，确实也时有三两个精英人物走到文学虚拟的前台吆喝那么一两嗓子，而且（竟然）也偶尔能赚得几声喝彩，但关注或回应吆喝的声音很快就趋于寂静。昔日的文学精英们无奈地摇摇头，对文学终结之不可避免也只能听之任之，充其量也不过如同“闲坐说玄宗”的白头宫女一样，想想当年，看看现在，发发感慨，如此而已。试想，在这个房市与股市牵动着大众每一根神经的唯利是图的时代，在一种到处逢人说商机的消费文化背景下，说文论艺是多么地不合时宜。因此，有关文学的话题，已越来越难以找到耐心的听众或参与者。相比之下，也只有这样一个至今尚未冷场话题——“文学死了！”或许还能赢得些许同情。尽管陶东风先生宣称“文学死了”也“死了”，蒋述卓和李凤亮先生也断言“文学的死已经死了”，但这个话题至少在中国中外文论学会2011年年会上还有学者将其作为大会主题发言再次展开了讨论。事实上，自上个世纪80年代至今，有关文学终结的问题始终没有沉寂过，相关讨论与争鸣也一直没有稍作停歇的势头。至少在我们反思终结论的时候，“终结论”还没有终结。
我们知道，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作家王蒙就宣布文学产生“轰动效应”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市场经济大潮下，“无论你写的比沈从文还沈，还是写得比洋人还洋，你他妈再也翻不起什么大浪了”。著名批评家李洁非先生甚至断言，现代意义的“文学”这个词语，即将在21世纪的词典里消失。这些言论在当时曾经引起过一定范围的讨论与争鸣，单就这个话题对当代中国文论所产生的影响而言，外来和尚希利斯-米勒的言论似乎产生了更大的冲击波，从论文引用率的网络统计数据看，米勒的那篇曾经产生过巨大轰动效应的论文——《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直到今天仍然是援引率最高的学术文章之一。而前文提到那本米勒的大作《文学死了吗？》已成为“生还是死”这一问题炒作者的“广告代言品”：
“文学死了吗”？“小说死了吗”？“书死了吗”？网络时代来临，这些明显带有情绪化色彩的说法，一度成为泡沫四溅的焦点问题。学术界的热烈讨论更是引起了各种媒介的关注，但文学依旧还是文学。风波过后，事实上，人们阅读的热情并未因此减少。因为，文学所承载的是回忆、现实以及梦幻互相交织的世界。只要人类还有幻想、还会做梦，那么，文学就不会死亡，纯文学也不可能终结。
那么文学究竟是什么？书商们说米勒这本著作中有可信的答案。如果相信了书商们的广告，我们就会惊异地看到，老米勒竟然跟中国文论与批评界开了一个近似于黑色幽默的玩笑，当中国学者为他的一句文学即将走向终结的论断争得死去活来时，老先生若无其事地居然模仿中国学者的“北京腔”说：“只要人类还有幻想、还会做梦，那么，文学就不会死亡，纯文学也不可能终结。”有媒体爆料说，米勒读了童庆炳先生的文章后，对文学的永不终结论表示了敬意和认可。
2001年6月28日，《文艺报》记者周玉宁曾就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理论是否已走向死亡的问题采访过米勒。米勒认为，文学理论是一种混和型的理论，也就是说，它是一种文学的、文化的、批评的理论，是一种混和体。在作为这种混和体的同时，传统的文学理论形态依然存在，所谓传统的文学理论，是基于一种具有历史、文化功能的或者与历史、文化保持联系的文学的理论，是以语言为基础的理论。“至于它是不是走向死亡，我认为它不是走向死亡，它只是处在一种变化当中，所以是走向一个新的方向，一种新的形态”。在米勒看来，新形态的文学越来越成为混和体。这个混合体是由一系列的媒介发挥作用的，他说的这些媒介除了语言之外，还包括电视、电影、网络、电脑游戏……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它们可以说是与语言不同的另一类媒介。然后，传统的“文学”和其他这些形式的文学，它们通过数字化进行互动，形成了一种新形态的“文学”，米勒强调说，他在这里使用的“文学”一词，与其说是“文学”（literature），毋宁说是“文学性”（literarity），也就是说，除了传统的文字形成的文学之外，还有使用词语和各种不同符号而形成的一种具有文学性的东西。或许我们应该这样理解米勒有关文学之“生还是死”的问题——米勒所谓的文学之死或许是指纯粹以文字为媒介的文学之“死”（即主导地位的丧失），而文学不死，则是指与新媒介一同组成混合体的新形态的文学是不死的。换言之，传统意义的文学或许会在超文本日益成为文化主流的背景下改变了生存状态，但作为审美精神的文学性却不会随着网络超文本的出现而走向消亡。
跳出传统文论思维方式，转换一个新视角看问题，我们会发现，米勒提出的与语言不同的另一类媒介的说法，为我们理解未来的文学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我们看到，“在短暂的50年里，电子革命接踵而至：微电子革命、PC机革命、互联网革命、手机革命……一个相当于物质世界的电子世界、赛博空间进入了电脑族的生活”。在这一变化过程中，我们的文学写作到阅读都在经历一个“从文本走向超文本”的大河改道般的转变。我们认为，目前有关文学“终结”或“死亡”之类的说法，绝大多数只能看作是一种比喻或修辞策略。就问题的根本症结而言，文学的生存与发展方式，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革命——“从文本走向超文本”，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责任编辑 付国锋】
关键词：文学终结论；米勒；金惠敏：起文本
2001年第1期的《文学评论》上，发表了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Ier，1928-）的一篇文章《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作者开篇就以小标题的形式亮出了这样一个观点：“新电信时代会导致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学甚至情书的终结。”作者首先引用了雅克·德里达《明信片》一书中的一句话，尽管这句话是德里达书中一位主人公说的，但米勒不容分辩地把这句“耸人听闻”的话记在德里达的账上：“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影响倒在其次），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连情书也不能幸免。”简而言之，米勒从德里达《明信片》中挖掘出了这样一条似曾相识的信息——人类也已进入一个全新的电信时代，这个时代的文学命运即将发生如此重大的转折：“生还是死，这是一个问题。”这句由莎剧人物哈姆雷特说出的台词固然有多重不同含义，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句话只不过是某种愤青式的激烈情感的宣泄，但密切关注“文学生死问题”和“文学权威问题”的米勒，在中国发表终结论时已年迈古稀（这是苏格拉底和孔子离世的年龄），他对“文学生死问题”的“权威性”思考，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同行学者们的高度重视。
一、米勒对德里达“终结论”的阐释
诚如米勒所言，至少对爱好文学的人来说，德里达的“文学终结论”是耸人听闻的奇谈，在这个世界被称作“地球村”的时代，全世界的文学爱好者们心中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焦虑、疑惑、担心、甚至愤慨，有些人心中或许还隐隐地藏着这样一种渴望，“想看一看生活在没有了文学、情书、哲学、精神分析这些最主要的人文学科的世界里，将会是什么样子”。按照米勒的猜想，那一定是：“无异于生活在世界的末日！”
米勒对德里达之论断的心态是相当复杂的，一方面他表达了或许只是作为修辞策略的“强烈震惊”：“德里达在《明信片》中写的这段话在大部分读者心目中都会引起强烈的疑虑，甚至是鄙夷。多么荒唐的想法啊！我们强烈地、发自本能地反对德里达以这样随意、唐突的方式说出这番话，尽管这已经是不言自明的事实。”另一方面，他又对自己斩钉截铁的否定态度表现出了犹疑：“在最主要的信息保留和传播媒介身上发生的这种表面的、机械的、偶然的变化，说得准确点儿，就是从手抄稿、印刷本到数码文化的变化，怎么会导致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学、情书——这些在任何一个文明社会里都非常普遍的事物——的终结呢？它们一定会历经电信时代的种种变迁而继续存在？”
米勒的这篇文章在评述了德里达的名作《明信片》之后，还依次论述了印刷技术以及电影、电视、电话和国际互联网这些电信技术对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学，甚至情书写作的影响。对德里达的在电信技术王国中文学时代将不复存在之说，米勒的解释是：在两方，文学这个概念不可避免地要与笛卡尔的自我观念、印刷技术、西方式的民主和民族独立国家概念，以及在这些民主框架下言论自由的权利联系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只是最近的事情，开始于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西欧。它可能会走向终结，但这绝对不会是文明的终结。从这个意义上说，德里达无疑是对的，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传统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而把基于机械印刷工业的文学引向“终结”。
当然，米勒的文章已经超出了文学理论的范畴，这篇论文还广泛地讨论了文本、电视、电影和互联网的关系，而且还论及了网络超文本写作和电子邮件时代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化概念——数字文化。传媒研究领域的学者们还能从这篇文章中发掘出米勒对视觉艺术及其相关文化理论的思考。由此不难看出，米勒的这一篇文章具有多维度的学术阐释空间和多层面的理论延展性。
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上各个时期、各个民族的文学都曾有过不同形式的“终结”理论，不管是西方还是中国，文学的“死而复生”、“向死而生”的戏剧一再上演。关于这方面的情况，马克思曾就希腊神话的“终结”发表过极为精彩的意见，他说：“大家知道，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成为希腊人的幻想的基础，从而成为希腊[神话]的基础的那种对自然的观点和对社会关系的观点，能够同自动纺机，铁道，机车和电报并存吗？在罗伯茨公司面前，武尔坎又在哪里？在避雷针面前，丘必特又在哪里？在动产信用公司面前，海尔梅斯又在哪里？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在印刷所广场旁边，法玛还成什么？……阿基里斯能同火药和弹丸并存吗？或者，《伊利亚特》能够同活字盘甚至印刷机并存吗？随著印刷机的出现，歌谣，传说和诗神缪斯岂不是必然要绝迹，因而史诗的必要条件岂不是要消失吗？”不难看出，米勒对德里达“终结论”的阐释，与马克思对古希腊神话的阐释有相似之处，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朴素的道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文学在不断的死亡中不断地获得新生，这大约就是陈晓明先生所谓的“向死而生”吧，吴子林先生曾引用庄子的“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来描述文学这种“凤凰浴火”的境况，他所要表达的大约也是这个意思。 我们认为，马克思所谓传说的“绝迹”同时也隐含着神话的“不朽”，这正如缪斯的“消失”必然孕育着诗神的“再生”一样。马克思的论断，同样适用于中国文学更新换代的情况。我们看到，诗经楚辞时代的风骚雅范，虽然至今被人推崇备至，但春秋战国之后的两千多年来，为何再也产生不了第二部“诗经”或第二篇“离骚”？以“三曹七子”为核心的文学集团曾是何等壮怀激烈！他们成就过群星闪耀的文学辉煌时代，但建安风流转眼就被雨打风吹去，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很快走向衰亡而终成不可复制的历史！感叹“大雅久不作”的李白和“转益多师”的杜甫赢得了“诗篇万口传”的美誉，但毕竟总会有让人感觉“不新鲜”的时候；且不用说王杨卢骆、更不用说韩柳欧苏，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代终结了，一个时代的文学也必将随之终结。如果从这个意义上理解米勒提出的“开始于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西欧”之文学终结了，大多数中国学者或许没有任何异议。就像20世纪初面向劳工大众的白话新文学兴起之后，那种以诗文评为传统的中国文言文学传统就此走向衰亡一样，随着网络时代的悄然兴起和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也必将使当下以书刊报纸为主要发表阵地的文学走向消亡。
二、“知人论世”看米勒
我们之所以如此关注米勒，首先不在于他讨论的“终结论”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论争，而主要在于他是一位著名的结构主义者，著名的互文性理论代表人物，他的《传统与差异》和收入王逢振等主编的《最新西方文论选》中那篇著名的《作为寄主的批评家》等都是互文性理论的经典之作，关于这一点，将留在后面的相关章节中详细讨论。
既然书面写作不允许我们像超文本那样随心所欲地插入互文性链接，那么，还是让我们回到前文提及的文学生死问题吧。正如我们不能简单地理解哈姆雷特的那句“To be or not to be”一样，我们对文学是否会走向终结的问题，也不能只看诉诸一般文学常识的表面现象。既然我们以米勒的文章为分析对象，那么，从知人论世的传统路子出发，我们不妨查查这位频频来华的美国批评家的“老底”。在美国加州大学厄湾分校的网站上，我们找到了介绍米勒的资料。以此为基础，结合中国学界与米勒交往较多的朋友们提供的信息，我们觉得可以对老米勒作出如下描述：
J·希利斯·米勒，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欧美文学及比较文学研究的杰出学者、解构主义批评的重要代表人物。米勒出生于弗吉尼亚纽波特纽斯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其父是弗罗里达大学教授、校长和主管牧师。曾就读于奥柏林大学，并在那里获得学士学位（1948），后就读于哈佛大学，并先后获得硕士学位（1949）和博士学位（1952）。结束了求学生涯之后，米勒首先任教于霍普金斯大学（1952-1972），在那里的20年，他的主要兴趣是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学和现代主义的作家与作品。耶鲁大学（1972-1986）时期，米勒的学术研究渐入佳境，逐渐成长为解构主义耶鲁学派的主要成员。他的这些经历，让我们惊喜地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研究互文性的一帮颇为著名的美国学者，几乎都是米勒的朋友。在耶鲁执教十五年之后，他移位于加州大学厄湾分校，任批评理论研究所文学教授，并担任现代语言学会会长。在此期间，他曾多次来华讲学，尤其是2000年秋天在北京召开的“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学术研讨会上，米勒应邀发表了著名的讲演：《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在中国文论与美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尽管近10年来有关“文学终结”或“文学转型”的大讨论存在着极为复杂的历史文化背景，但米勒的演讲如果不能说是导火线的话，那么，至少也可以说是为“文学终结论”推波助澜的最著名的代表性力作之一。如今，“文学之死”几乎成了米勒的理论标示，以致中国学者在翻译他的《论文学》（OnLiterature）一书时，竟忍不住要将书名改为《文学死了吗？》
米勒无疑是一个勤奋的文学研究者，他把毕生心血奉献给了他“钟爱和珍惜”的文学事业，关于这一点，他的数十部著作可以为之作证：《查尔斯‘狄更斯：小说的世界》（1958）、《神迹无踪：十九世纪五作家》（1963）、《维多利亚小说的形式》（1968）、《托马斯·哈代，距离与欲望》（1970）、《保罗‘德’曼的经验》（1985）《阅读伦理学》（1987）、《皮格马利翁诸版本》（1990）、《理论随想》（1991）《阿里阿涅德的彩线：故事线索》（1992）、《插图》（1992）、《文学地形学》（1995）、《阅读叙事》（1998）、《黑洞》（1999）、《他者》（2001）、《论文学》（2002）等。这里的《论文学》即广西师大版秦立彦中译本《文学死了吗？》（2007）。
作为米勒的朋友和米勒学术思想的研究者，金惠敏先生认为，米勒这样一位学者是不会轻言文学终结的，从情感上说，米勒也不忍心宣判文学的死亡。金先生作出这一判断的重要理由之一是，米勒属于那种视文学为事业和生命的学者，由其学术经历和研究成果观之，金先生对米勒的评价可谓理据充足、夸饰有度。
米勒的文章使用了他惯用的“解构主义”互文性策略，在他宣称“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之后，他紧接着说：“但是，它会继续存在。”有不少学者只看到了前面“已经过去”这一层意思，而忽略了“继续存在”这一层意思，因此，对米勒的理解与批评往往会得出针锋相对的观点。有人为米勒喝彩，认为他看到了文学发展问题的本质，“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的论断包含着理论大师惊人的洞见；也有人认为米勒不是“信口开河”，就是“杞人忧天”，抑或是“故作惊人之语”，总之，这种“极端化预言”不足为凭。
2001年8月，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召开了题为“全球化语境中文化、文学与人”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米勒本人也出席了这次会议。会上，文艺学中心主任童庆炳教授作了《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和文学批评会消失吗？——与米勒先生对话》主题发言，他认为，新兴网络媒体可能会改变文学、哲学的存在方式，但不能就此作出文学和文学批评会因此而消亡的结论。和大多数德高望重的文艺学界的著名学者一样，童庆炳先生坚信，只要人类和人类的情感不会消失，那么，作为人类情感表现形式的文学也就不会消失。童庆炳先生的观点，遭到了部分中青年学者的质疑，有学者认为童先生错误地理解了米勒的观点，以致没有形成同一层面的对话。童先生在后来的文章中不无自嘲地说：“我的文章遭到一些为米勒的‘文学终结’论所倾倒的学者的嘲讽，说我提出的观点根本不在米勒的层次上，言外之意是我的层次低，米勒的层次高……在这个迷信美国学术霸权的时代，事情就是这样。”但也有人认为，实际情况或许恰好相反，米勒站在文学表现形式的阶段性历史层面，亦即“较低层面”上宣称：自17世纪以来的基于机械复制时代的文学在数字化语境中即将走向终结；而童先生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更高层次”上看文学，他认为作为人类情感表现形式的文学是不会走向终结的，这两种说法，都能自圆其说，事实上，米勒在此后的言论中多次重述过类似于童庆炳先生的论点。 细加分辨，我们发现，正如米勒的言论还包含着许多其他方面的意义一样，童先生的理论也包含着一代中国文论家说文论艺的深刻而丰富的言外之意。从童先生对米勒的“误解”，再到那些读着童先生的《文学理论教程》而开始思考何谓文学的中青年一代对童先生的“误解”，我们不难看出，有关终结论的争鸣，绝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简单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米勒本人虽然以《文学死了吗》等著作为中国文艺学界所熟知，对于笔者来说，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身份，那就是他还是互文性理论思潮中一位中流砥柱式的人物。他在《作为寄主的批评家》一文中，以雪莱的诗歌《生命的凯旋》为例，对其寄生物与寄主理论进行了十分精彩的阐发。他在探索雪莱穿行于“前文本丛林”所留下的蛛丝马迹时，发现雪莱竟然是众多寄主的寄生者，这些寄主从圣经的《旧约全书》到《新约全书》，从但丁到华兹华斯再到柯勒律治……，雪莱在解构前人作品的同时也在建构自己的作品。在米勒看来，寄生物和寄主存在着一种相生相克、互相转化的奇妙关系。在雪莱之后，不少作家，譬如托马斯·哈代从《生命的凯旋》中汲取营养或受到启示，雪莱的这首诗便从寄生者的地位变成了这些后世作品的寄主。寄生者在解构寄主的同时建构着自身，并同时为自身成为被寄生的寄主积累资本，继而遭到寄生者的解构，然而，这种寄主与寄生物的生生不息的生态却并非线性的链条，它们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遵循着一种反逻各斯中心的逻各斯中心主义。
米勒的寄生物与寄主理论是其解构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在米勒看来，所谓的解构主义批评“非但不是一种层层深入文本，步步接近一种终极阐释的连锁，而是一种总会遇到某种钟摆式摆动的批评，如果它走得足够远的话。在这种摇摆中，概而言之是对文学，具体来说是对某一篇特定的文本，总有两种见解相互阻遏，相互推翻，相互抵消。这种阻遏使任何一种见解都不可能成为分析的可靠归宿和终点”。不难看出，米勒所揭示的这种隐藏在传统文本中的寄生关系，在网络文本中已处于一种昭然若揭的状态，批评家们把米勒的这种观点看作互文性理论的深入与拓展可以说是一语中的。按照米勒这种解构即是建构的说法，所谓终结就完全可以理解为新生，也就是说文学总在以不同形式终结着，同时，也在以另一种形式走向新生。
三、“终结论”没有终结
在中国文论与批评界诘问与反驳米勒的阵阵喧闹之中，也不乏为米勒辩护的声音。例如，金惠敏先生有感于国内学界对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会继续存在吗？》一文多有误解，特撰文“正本清源”，将文学终结论还原于当代国际理论语境，对米勒的文章进行了富有启示性的阐释。在金先生看来，对于“世界文论”在中国的前景而言，有关文学终结论的争鸣，昭示着中国文论家与外国文论家开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同行，即有了共同感兴趣的话题，而且对于来自全球化的挑战和威胁也有大致相同的价值判断和情感取向。因而从学术层面上说此次“争鸣”与其说是“争鸣”，倒毋宁说是在两条平行线上互不交锋的“共鸣”。米勒这位以文学阅读为事业、为生命的学者怎么可能骤然间就割舍了其半个多世纪以来对文学的痴情呢？
米勒在同一篇文章中明确表示：“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它会继续存在，就像它一如既往的那样，作为理性盛宴上一个使人难堪、或者令人警醒的游荡的魂灵。文学是信息高速公路上的沟沟坎坎、因特网之神秘星系上的黑洞。虽然从来生不逢时，虽然永远不会独领风骚，但不管我们设立怎样新的研究系所布局，也不管我们栖居在一个怎样新的电信王国，文学——信息高速路上的坑坑洼洼、因特网之星系上的黑洞——作为幸存者，仍然急需我们去研究，就是在这里，就是在现在。”
这一被人广为引用的段落，学者有许多不同分析和阐释。金惠敏先生的阐释充满了知音式的辩护和诗意化的赞美。在金先生看来，米勒的这段话“既有对文学永远‘生不逢时’的命运的清醒认识，但更洋溢着加缪笔下西绪福斯那种对命运的悲剧式抗争精神；同时又像耶稣口里慈爱的老父迎接落魄归来的浪子，对于文学这个渡尽现代媒介之劫波的幸存者，米勒老人被压抑良久的期盼和珍爱终于喷薄而出，急切切，喜欲狂，因略带神秘的节制而坚定不移，读之愀然，陡生无限敬佩。”但令人遗憾的是，尽管米勒“不失明朗、不致误读”地表达了自己对文学前途的“清醒认识”和“抗争精神”以及“期盼和珍爱”，但是，这位可怜的美国老人结果（竟然）还是被……中国同行们“误解了，误批了”，“甚至还影响了一些道听途说者”。或许，米勒明知自己有可能被误解但仍要说出自己无可奈何的“期盼和珍爱”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对金先生之“读之愀然”和“无限敬佩”云云，才有了一定的同情与理解。
按照金先生自己的说法，米勒是不会也不忍宣判“文学之死”的。金先生在《趋零距离与文学的当前危机》一文中以德里达《明信片》为案例进行了学理层面的探讨，他认为希利斯·米勒对于文学和文学研究在电子媒介时代之命运的忧虑，不是毫无缘由的杞人忧天。对“当前文学的危机”，米勒是清醒的。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米勒是那么地执着于文学事业，历经沧桑，初衷不改。这样的“执着”是建立在一个清醒的意识之上的，唯其清醒，他才能够以变通的方法坚持文学和文学研究的不可取代性，并对文学与人类的永恒相伴深信不疑。面对图像和其它媒介文化的冲击，米勒试图以一个更高的概念即“阅读”（reading）予以涵纳。金先生认为，“阅读”对米勒而言本质上就是文学“阅读”，因此，米勒以“阅读”所表现的开放性同时又是其向着文学本身的回归，是对文学价值的迂回坚持，他试图以文字的“阅读”方式阅读其它文本符号。从米勒的论述和金先生的阐释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回归歌德时代之“文学”内涵的大文学概念，以“文字阅读”等同于“文学阅读”。换言之，只要阅读没有终结，文学就不会终结。
但出人意料的是，米勒的这种“概念升级”的“解构”策略，恰好变成了某些极端“终结论”者的口实。因为形形色色的“大文学”或“泛文学”概念一向都是文学终结论者宣告文学死亡的最主要证据之一：“在文学阅读中，我们再也看不到任何比新闻更多的东西，因此人们已经不需要文学了，文学既然失去了想要的东西如何能够获得继续生存的理由？如果说，作为文化遗产的文学还有点什么实用价值的话，大约也只有修辞技巧和惯用的情感调动手法等有益于新闻写作的技巧尚可被借用，除此之外，传统文学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 面对这类从实用主义立场出发的文学何为的诘问，米勒和金惠敏的答案看上去与童庆炳的说法并没有本质差别：“文学研究或‘修辞性阅读’的存在是基于文化记忆的需要，更是为了经济有效地掌握语言，我们无法离开语言，因而我们无论如何也无法抛弃文学。只要有语言，就一定有文学和文学研究。米勒这样的辩护虽然朴素，但道理实实在在，自有其不可推倒的定力，更何况其情真意切的感染力，——这使我们想到，执著于文学或美学，本就是我们人类的天性；只要我们人类仍然存在，仍然在使用语言，我们就会用语言表达或创造美的语言文学。”这个结论或许“不可推倒”，但仍然留有许多有待具体分析的余地。
撇开“文学终结”概念辨析的无尽纠缠不说，单就网络文化对文学生存状况的影响而言，学界对“终结论”的理解就是一种乱象纷呈的景象。譬如说，有学者认为网络社会崛起使得世界范围内的社会权力关系和权力结构发生了分化和重组，这种权力场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到文学场的存在结构和文学的实际存在状况，在这种背景下，“西方19世纪中期以来形成的以‘纯文学’或自主性文学观念为指导原则的精英文学生产支配大众文学生产的统一文学场走向了裂变，统一的文学场裂变之后，形成了精英文学、大众文学、网络文学等文学生产次场按照各自的生产原则和不同的价值观念各行其是，既斗争又联合，既各自独立又相互渗透的多元并存格局。今天并不存在着一种包罗各种类型、意义笼统、价值取向相同的文学。……走向边缘的只是精英文学，大众文学通过与视听艺术的合作在扩大着自己的存在领域，而打破精英与大众区分的网络文学更体现出了一定的发展势头”。
在数字化生存语境下当代“文学性”在思想学术、消费社会、媒体信息、公共表演等领域中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文学在这些领域已经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在这种背景下，重建文学研究的对象是克服社会转型期文学研究危机的关键。从一定意义上说，当前文学研究的危机乃是“研究对象”的危机。后现代转折从根本上改变了总体文学的状况，它将“文学”置于边缘又将“文学性”置于中心，面对这一巨变，传统的文学研究如果不调整和重建自己的研究对象，必将茫然无措，坐以待毙。概言之，重建文学研究的对象要完成两个重心的转向：一是从“文学”研究转向“文学性”研究，在此要注意区分作为形式主义研究对象的文学性和撒播并渗透在后现代生存之方方面面的文学性，后者才是后现代文学研究的重心；二是从脱离后现代处境的文学研究转向后现代处境中的文学研究，尤其是对边缘化的文学之不可替代性的研究。
如果站在传统的“纯文学”的视角看问题，我们或许会发现，近十年来的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一直在蓄势待发却又颓势难挽的尴尬困境中艰难前行。在通往放逐诗神和远离经济中心的道路上，确实也时有三两个精英人物走到文学虚拟的前台吆喝那么一两嗓子，而且（竟然）也偶尔能赚得几声喝彩，但关注或回应吆喝的声音很快就趋于寂静。昔日的文学精英们无奈地摇摇头，对文学终结之不可避免也只能听之任之，充其量也不过如同“闲坐说玄宗”的白头宫女一样，想想当年，看看现在，发发感慨，如此而已。试想，在这个房市与股市牵动着大众每一根神经的唯利是图的时代，在一种到处逢人说商机的消费文化背景下，说文论艺是多么地不合时宜。因此，有关文学的话题，已越来越难以找到耐心的听众或参与者。相比之下，也只有这样一个至今尚未冷场话题——“文学死了！”或许还能赢得些许同情。尽管陶东风先生宣称“文学死了”也“死了”，蒋述卓和李凤亮先生也断言“文学的死已经死了”，但这个话题至少在中国中外文论学会2011年年会上还有学者将其作为大会主题发言再次展开了讨论。事实上，自上个世纪80年代至今，有关文学终结的问题始终没有沉寂过，相关讨论与争鸣也一直没有稍作停歇的势头。至少在我们反思终结论的时候，“终结论”还没有终结。
我们知道，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作家王蒙就宣布文学产生“轰动效应”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市场经济大潮下，“无论你写的比沈从文还沈，还是写得比洋人还洋，你他妈再也翻不起什么大浪了”。著名批评家李洁非先生甚至断言，现代意义的“文学”这个词语，即将在21世纪的词典里消失。这些言论在当时曾经引起过一定范围的讨论与争鸣，单就这个话题对当代中国文论所产生的影响而言，外来和尚希利斯-米勒的言论似乎产生了更大的冲击波，从论文引用率的网络统计数据看，米勒的那篇曾经产生过巨大轰动效应的论文——《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直到今天仍然是援引率最高的学术文章之一。而前文提到那本米勒的大作《文学死了吗？》已成为“生还是死”这一问题炒作者的“广告代言品”：
“文学死了吗”？“小说死了吗”？“书死了吗”？网络时代来临，这些明显带有情绪化色彩的说法，一度成为泡沫四溅的焦点问题。学术界的热烈讨论更是引起了各种媒介的关注，但文学依旧还是文学。风波过后，事实上，人们阅读的热情并未因此减少。因为，文学所承载的是回忆、现实以及梦幻互相交织的世界。只要人类还有幻想、还会做梦，那么，文学就不会死亡，纯文学也不可能终结。
那么文学究竟是什么？书商们说米勒这本著作中有可信的答案。如果相信了书商们的广告，我们就会惊异地看到，老米勒竟然跟中国文论与批评界开了一个近似于黑色幽默的玩笑，当中国学者为他的一句文学即将走向终结的论断争得死去活来时，老先生若无其事地居然模仿中国学者的“北京腔”说：“只要人类还有幻想、还会做梦，那么，文学就不会死亡，纯文学也不可能终结。”有媒体爆料说，米勒读了童庆炳先生的文章后，对文学的永不终结论表示了敬意和认可。
2001年6月28日，《文艺报》记者周玉宁曾就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理论是否已走向死亡的问题采访过米勒。米勒认为，文学理论是一种混和型的理论，也就是说，它是一种文学的、文化的、批评的理论，是一种混和体。在作为这种混和体的同时，传统的文学理论形态依然存在，所谓传统的文学理论，是基于一种具有历史、文化功能的或者与历史、文化保持联系的文学的理论，是以语言为基础的理论。“至于它是不是走向死亡，我认为它不是走向死亡，它只是处在一种变化当中，所以是走向一个新的方向，一种新的形态”。在米勒看来，新形态的文学越来越成为混和体。这个混合体是由一系列的媒介发挥作用的，他说的这些媒介除了语言之外，还包括电视、电影、网络、电脑游戏……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它们可以说是与语言不同的另一类媒介。然后，传统的“文学”和其他这些形式的文学，它们通过数字化进行互动，形成了一种新形态的“文学”，米勒强调说，他在这里使用的“文学”一词，与其说是“文学”（literature），毋宁说是“文学性”（literarity），也就是说，除了传统的文字形成的文学之外，还有使用词语和各种不同符号而形成的一种具有文学性的东西。或许我们应该这样理解米勒有关文学之“生还是死”的问题——米勒所谓的文学之死或许是指纯粹以文字为媒介的文学之“死”（即主导地位的丧失），而文学不死，则是指与新媒介一同组成混合体的新形态的文学是不死的。换言之，传统意义的文学或许会在超文本日益成为文化主流的背景下改变了生存状态，但作为审美精神的文学性却不会随着网络超文本的出现而走向消亡。
跳出传统文论思维方式，转换一个新视角看问题，我们会发现，米勒提出的与语言不同的另一类媒介的说法，为我们理解未来的文学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我们看到，“在短暂的50年里，电子革命接踵而至：微电子革命、PC机革命、互联网革命、手机革命……一个相当于物质世界的电子世界、赛博空间进入了电脑族的生活”。在这一变化过程中，我们的文学写作到阅读都在经历一个“从文本走向超文本”的大河改道般的转变。我们认为，目前有关文学“终结”或“死亡”之类的说法，绝大多数只能看作是一种比喻或修辞策略。就问题的根本症结而言，文学的生存与发展方式，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革命——“从文本走向超文本”，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责任编辑 付国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