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姚家弄是上海老城区内一条很不起眼的街道，在这个落叶遍地、空气潮湿的秋天，被我伤感地重走一次。它深藏在历史的砖缝中，名气远不如邻近与徐光启祖居有关的光启路、与郁泰丰和王一亭有关的乔家弄、与任伯年有关的三牌楼路，但历史向我们指出，在170年前的1843年秋天，刚刚被任命为首任英国驻沪领事的前印度马德拉斯陆战队上尉巴富尔，从广州登上“威克逊”号军舰北上，到舟山再换乘“麦都思”号邮船，于11月8日抵达上海十六铺码头。他带着十几个随从以及笨重的行李，走进这条幽深的小街，租下一位顾姓商人的大宅子。这处大宅子叫敦春堂，典型的粉墙黛瓦中式建筑，52间屋子足够领事馆使用了。
　　今天，敦春堂已灰飞烟灭，小街上的房屋也换了几茬，七老八十的“土著”对敦春堂的传说一脸茫然，但有一棵胸径超过60厘米的枫杨树从一堵斑驳的围墙后面伸出，最后的几片树叶在寒风中微微颤抖。它应该是敦春堂的见证者。
　　洋人落户“城里”的消息不胫而走，许多上海市民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大摇大摆地进入敦春堂，像观赏野生动物一样来看洋人的西洋镜，令巴富尔非常尴尬。窥得他者隐私的市民心满意足地回家了，在菜油灯下当作聊斋故事来讲给别人听，但他们绝对预见不到异质文明的强行植入，将不可阻挡地改变上海人的生活以及观念。
　　巴富尔的办事效率相当高，11月14日领事馆开张，11月17日即与上海道台商议后划定了外国人居留地界址，并宣布上海正式开埠。上海由此开始新的篇章。
　　接下来的故事可以用“峰回路转”或“波澜壮阔”来形容，当然，在主流历史叙事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触摸西姚家弄的墙砖与门环来回望。比如影响市民生活与话语的细节非常庞杂，过去中国人对外来事物的话说总是居高临下的，比如“胡床”、“胡麻”、“胡萝卜”、“胡椒”等，还有“胡说八道”、“胡思乱想”、“胡作非为”，带一个“胡”字的似乎就有原罪，至少不是好货色。后来是“番”字，戏文中有“番邦”，食物中有“番薯”、“番茄”，最早在上海经营的西菜馆叫“番菜馆”，洋人被叫作“番鬼佬”，洋太太、洋小姐则被称作“番妇”。再后来，随着文化冲突的加深，称异质文明为“夷”，租界为“夷场”，公园为“夷园”，在办洋务时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但是，实事求是地说，开埠后的半个世纪里，殖民者对租界的规划设计与整治是卓有成效的，他们在第一时间引进了西方文明及工业化成果，也通过收税理财、筑路修桥、驻军设警、引进现代司法制度、开办西式医院和育婴堂、传播基督教、开办教会学校等手段强化掌控城市的能力。特别是自来水、煤气、电报、电话等新玩意儿对中国经济及社会生活产生了直接影响，大大提升了上海的文明程度与生活质量。中国人只得放低身段，而且越来越低，在日常语境中也不知不觉易“夷”为“洋”了，即使是民族工商业开始艰难崛起的岁月，即使在抵制洋货的呼声中，“洋火”、“洋钉”、“洋油”、“洋皂”、“洋灰”等俗语仍以水银泻地之势，昭示着当时的现实：中国经济已土崩瓦解。
　　让我们来个闪回吧。镜头切到1893年，上海迎来了开埠50周年之际。租界当局对这个时间节点极其重视，早在一年前就登报公告，征集纳税人对这一庆典的意见、建议。当年4月还专门成立了“上海租界50周年庆典委员会”，由工部局总董亲自挂帅，另有11位名媛太太组成“女士辅助委员会”。西方列强来到上海，除了贸易，还希望在上海区域性克隆资本主义制度与国际商贸城市的模式，同时也为他们的代理人及中国民族工商业者创造了竞争的机会。所以，开埠50周年大庆也成了租界当局炫耀政绩、强调价值观的极佳机会。
　　于是租界当局忙着定制纪念章、发行纪念邮票、在外滩公园里安装喷泉，连黄浦江上的兵舰也披红戴绿。他们还上门联络租界内的华人会馆，跳个舞吧，一起“华洋同庆”。1893年11月17、18日两天，上海租界内的主要马路张灯结彩、五光十色，除了军事演习、演说、游园、焰火和灯会外，动员人数最多的还是庆祝游行。一百多年后，当我面对记录这一庆典的照片和《点石斋画报》、旧校场年画时，足足惊愕了一小时。有图有真相，这一盛况以及当年中国民众所投入的热情，以及媒体对此的积极报道，对我读小学时就被植入的宏大观念形成坚硬的冲击：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人民狂欢？
　　当然，事情也并非那么简单。后来通过对史料的梳理与解读，我终于明白，对开埠50周年大庆这档事，上海“土著”的态度比较冷淡。洋鬼子来了，占地为王，吸金如魔，上海延续了数百年的农耕文明受到极大破坏，小农经济空前凋敝，到处充斥着物欲、欺诈、贪婪与自私，士绅阶层大扼腕长叹今不如昔：“每作别有天地非人间之想”，“今人不能耐之，思欲求一心旷神怡之境界杳不可得。”而从庆祝游行队伍中处于华人主体的两大族群来看，是宁波帮与广东帮，他们高举写着“丝业会馆”、“通商大庆”、“广肇公所”、“广帮瑞狮”等字样的旗幡、灯牌甚至极富戏剧色彩的万民伞等中国风格道具，浩浩荡荡行进在外滩与大马路之间，所到之处，万众喧腾。先富起来的宁波人和广东人似乎都理直气壮地认为：是租界这种模式给他们提供了大量的创业机会，使他们毅然走出地少人多的故乡，登陆上海实现自己的梦想。历史地看，这两大族群的移民对上海之所以成为上海，是做出重大贡献的，他们是上海开埠最勇敢的实践者和最直接的受益者。而租界当局召集华人投身于这场庆典的另一层用意在于：让公共租界的华洋双方谋求合作发展的共同心愿得到宣泄与肯定。租界的成功辟建与后续发展，都在表明要处理好与华人商社的关系，在利益分割和城市管理时保持美妙的平衡。
　　于是，我们接下来就看到，工部局和公董局在庆典之后不久的1899年、1900年、1914年、1915年，多次通过越界筑路或强租等手段，使租界向西、向北扩张，“疆域”数倍于《上海土地章程》共同拟定的面积。
　　上海开埠有50周年“大庆”，但没有100周年“大庆”——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例被废除，租界已收回。在改革开放后的1993年，在史学界和坊间却几乎没人提及上海开埠150周年这档事。而今年上海开埠170周年之际，却被人经常提及。“华洋同庆”及万民伞是没有必要了，但审视与思考却可以向着广度与深度而去。经过35年的改革开放，大踏步行进在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的中国人民，已经获得了足够的自信，可以在历史大事件、大动荡、大变革面前多一份从容、大度与深刻。
　　西姚家弄的那棵枫杨树，根深叶茂、饱经沧桑，但愿在旧区改造中能够延续其顽强的生命，在新时代的和风细雨中，夜夜谛听外滩海关的钟声。
　　老上海的水电煤
　　煤气灯：19世纪60年代中期上海进入煤气照明阶段。1864年3月，上海第一家煤气公司大英自来火房开张。次年制成煤气灯，在多家洋行试用后于12月18日在南京路正式点燃第一盏煤气灯。
　　电灯：1882年4月，上海电光公司创办，7月26日，公司在英美租界装成弧光灯15盏，在虹口招商码头、福利洋行、礼查饭店等处试灯，这是上海第一次亮起电灯。1897年，英美租界街道的煤气灯全部换成电灯。
　　自来水：1860年旗昌洋行在外滩开凿了第一口深水井，供内部使用。1872年租界建成第一座小型水厂。1875年，西商在杨树浦建成第一座自来水厂。1880年，英商上海自来水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其他市政设施：洒水车、垃圾车、救火会、自鸣钟等都在19世纪70年代前传入上海。
　　生活用品方面：缝纫机、自来风扇、火柴、肥皂、洋伞、牙刷、牙粉等也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输入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