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教育”是一个颇有历史积淀感的词，提到它，马上想起的是晏阳初早期在旧中国开展的教育实验和运动。那是一场历史意义深远、国际影响广泛的运动，而且主要为民间的力量所推动。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力量渗透到了社会的边边角角，教育成为了一项完全彻底的国家事业，很长一段时间民间力量几乎没有了主动发起或以重要的角色身份参与教育事业的必要和机会，晏阳初的那场教育实验和运动也就几乎成了被人们遗忘的东西，仅仅作为教育史研究的一个对象一个领域，出现在教育学、教育史的教材和论文当中。在去年3月14日的十届人大四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由于温家宝总理谈到教育问题时特别强调了“平民教育”，指出中国要使教育成为面向平民的教育，从而人人能受到教育，这个词重新吸引了人们的眼球，又回到了我们谈社会和教育问题的主要问题域，并一跃而成为理解我们这个时代和社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词。
　　在贫富差距巨大、社会不公问题愈演愈烈的当下中国，重倡平民教育自有它不容置疑的社会现实意义，这一点已有多人谈及，笔者无意一一整理复述。笔者主要想从对“平民教育”概念的把握入手做一些粗浅的思考。
　　本文首先想讲的是，平民教育是个多层次的概念，我们要多角度地去把握。
　　多角度地去把握，主要是指以下两点：一是这一概念本身有几个层面的意思，我们不应单一呆板地去理解；二是理解了这个概念，我们还应多角度地和我国目前的社会现状联系起来谈平民教育的展开和推动。
　　平民教育的“平”字，可以理解为一是治国平天下，二是人人均有受教育的机会，三是人格平等（参见《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1期姜荣耀的文章）。关于第一点的“治国平天下”，温总理已经作了精辟的阐述：教育可以提高人的素质，只有所有人的素质提高了，一个国家和民族才能不断进步。人民是国家的根本，要建国，先要建民；要强国，先要强民；要富国，先要富民。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必须把平民教育放在国家兴亡的战略高度上去思考去重视。
　　平民教育的“平”字，还可以在受教育机会均等的意义层面上去理解。重倡平民教育，无疑针对的是当下教育机会严重不平等的现状。城市教育与农村教育之间表现出的物质条件等方面的巨大反差，社会弱势群体子女就学升学的艰辛以及失学辍学率的居高不下，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在教育资源分配方面体现出的严重的社会不公，等等，使得平民教育更凸显出其巨大的社会现实意义。如果说教育公平的问题可以从起点的公平、过程的公平和结果的公平这样三个层面来探讨，那么受教育机会均等意义层面上的“平民教育”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首先是指向起点的公平的。
　　平民教育的第三层意思是“人格平等”。人格平等意义层面上的“平民教育”似乎更关系到过程的公平问题。相对于受教育机会均等问题比较容易引起人们关注而言，人格平等、教育过程公平问题却不太容易进入人们的视线。有时发生的事情是，人们在强调受教育机会均等、起点公平的同时，却牺牲了对人格平等问题的关注和思考。比如最近报纸上频繁出现的有关对农民工子弟学校封校的报道。如上海某区以办学条件不合格为由勒令某民工子弟学校停办，并试图将在这所学校学习的学生转移到公办学校，结果遭到了民工子弟学校校方和教师的抵制，最后在强行转移学生的时候引发了一场动用了警察的肉搏。将学生转移到办学条件更好的公立学校就读，从起点公平的角度讲似乎是一个进步，但从人格平等的角度讲却涉及到一些复杂的问题，起码“强行转移”这样的手段与人格平等这一概念要表达的意思相距甚远。人格平等意味着首先要学会尊重，尊重对方的人格，无论对方的社会地位如何“低下”，经济地位如何“弱小”，文化状态如何“愚昧”。强行转移学生事件或许能引发我们对一些问题作更多的思考：面对在他们眼前、为他们而展开的肉搏，民工子弟学校学生自己的感受是什么？他们的声音是什么？作为被转移的当事人他们是如何看待进入公立学校的？民工子弟学校教师的声音又是什么？作为阻挠转移的当事人他们为何而肉搏？如果说失去学生或许意味着失去了生存的可能，那么谁又来负责为他们的生存提供新的可能？尊重对方的人格首先意味着尊重对方发出声音的权利，然后我们努力去做到全身心地倾听对方的声音。
　　多角度地去把握的第二点指的是我们应该考虑我国巨大的区域差距，分层次地去展开和推动平民教育。
　　我国区域差距巨大，作为一个不争的社会现实有目共睹。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几乎与发达国家相差无几，而同时，中西部地区的贫穷落后却一再为我国仍然还是发展中国家反复提供不容置疑的证据。面对这一社会空间结构上的不平等格局，平民教育的开展与推动也应该分层次地进行。简言之，在经济尚不发达文化相对贫瘠的中西部地区，平民教育的重点应该放在起点公平的层面上，也就是首先我们努力去保证，或者退一步讲，去促成人人均有受教育的机会。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社会弱势群体，为他们提供受教育的机会乃是平民教育的一个主要目的。而在东南沿海地区，我们在强调“人人均有受教育的机会”的同时，还要进一步关注人格平等意义层面上的平民教育。在受教育机会得到充分保障的前提下，以普通市民、中产阶级为对象，而不是以农民工等社会弱势群体为对象的“尊重人格”的教育，或者可以成为平民教育的一个主要内容。美国上世纪60年代由于在学校制度上实行黑人白人同校政策而曾引发过“白人逃离”现象，即白人家长因为不希望自己子女与黑人同校而从公立学校退学大量转入私立学校的现象，在当下的我国某些城市，有时也能找见一些颇为相似的问题的苗子。比如报上曾有报道的，即便转入了公立学校，但由于某些市民拒绝自己的孩子与民工孩子同在一个班上学习因而学校中便出现了一个特殊的民工子弟班这样的问题，在引发我们对“市民逃离”现象（当然，还只是一个问题的苗子，尚未成为大规模的社会问题。另外，用“市民逃离”这一概念来指称这样的问题是否妥切也是一个可争议的问题，毕竟这一概念暗含了比如农民工这样的流动人口不是市民的意思）思考的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只有在关注人格平等意义层面上去理解平民教育，“市民逃离”现象的大规模发生或许才能得到有效的防止。
　　本文还想讲的是，平民教育的“平民”两字既是教育的对象也是主体，这个词既可以理解为“为平民而展开的教育”也可以理解为“由平民发起的教育”。
　　关于“平民”意指教育的对象，平民教育可以理解为“为平民而展开的教育”前面已经做了一些论述，在此着重就平民也是教育的主体，平民教育也可理解为“由平民发起的教育”讲几句。
　　记得在网上读过一篇社会学色彩很浓的文章，谈作者对《北京平民教育之现状》一书的读后感，其中一些观点颇发人深思，比如“这几年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学者，都非常注意中国社会的民间活动，就是因为在国家之外，确实有社会在发生作用，这是了解中国社会的一个起码常识”，“在国家之外，社会总能保持它的活力。北京当时的平民教育，主要经费并不出自国家，而在民间，民间并没有把教育看成是一个生利的行业，而是把它作为社会公益来看的，这在中国本来有非常好的传统”，“在国家之外给民间预留空间，是一个常态社会的主要特征”等等。作者就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假借北京平民教育的一个历史片段的资料，谈其对民间力量作为第三部门存在价值的认识。我们在谈当下中国的平民教育时，也一样应该充分认识到平民作为主体来开展和推动这一教育实践和运动的可贵性。作为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社会的一极，许多NGO组织开展着国家政府目前顾及不到、或不方便顾及的许多领域的工作，产生着巨大的社会现实影响，其中不乏一些意义深远的教育项目。平民教育具体可以怎样来展开，我们可能还需要做多次反复的探讨，但在一些国家暂未涉及以后也不方便涉及的领域开展一些有特色的教育实践和活动，或许是我们思考问题的一个切入点。比如作为期刊，《中国教师》完全可以为社会草根阶层的民工子弟学校教师提供一个他们能够发声的地方，让他们为社会精英、中产阶层以及其他的一般民众讲述他们自己的生活史，他们的辛酸快乐他们的工作意义生活意义，他们对教育本质的理解对师生关系的把握，以加深社会阶层之间的沟通和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再比如即便不能开展宗教教育，但是否可考虑为社会精英、中产阶层以及其他的一般民众提供宗教理解的教育，培养更多的人有一种宗教式的情怀有社会慈善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