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奖理由
　　作为当今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他从上海出发，思索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的内在逻辑，并将理论作用于实践，为政府决策建言献策;他是复旦大学最年轻的文科资深教授，时刻保持学者的清醒与自觉，主张经济学人应该跟上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步伐，积极探索新技术对于经济理论与现实带来的影响。

　　张军在2015年出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后，变得异常忙碌，但他仍不排斥与媒体打交道。无论是对公众还是政府，他始终在寻找经济学施加影响力的着力点。“经济学有很大的外部性，对于比较严谨的经济学研究，只要能够把它跟现实衔接好，我觉得在社会公众当中还是会受欢迎的。”
　　就在今年，他出版了《我的经济学思维课》，讲的便是如何利用经济学思维理解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问题，而他真正担忧的，正是经济学研究正在变得与现实越来越远。

中国经济的客观评论者

　　“北京还是来得最多的，但极少坐飞机，以前没有高铁时也会选择乘卧铺火车。”作为经济学家，面对不确定的未来，张军总是希望推演出更多的确定性。国际政治学者与经济学者都属于活跃于公共媒体的群体，两者的共同点之一便是都需要对未来做出预测，但张军认为其中的分别并不小。
　　“经济学与政治学不一样，政治家们怎么想，学者可能永远不知道。但经济学不同，基于数据，至少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再由此反推未来。当然这里面也有风险，但还是有百分之七八十的把握可以说明白一件事。”但对于拜登当选美国总统后的经济政策，特别是对华贸易政策会发生哪些改变，张军只是谨慎地说，“可预测性变强。”
　　不过误判也会发生，就像关于疫情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判断，他说，“当时认为影响不大，现在来看低估得很厉害。”
　　其实，张军还是更乐于谈论他所熟悉的上海，一些评论甚至颇为犀利。关于长三角一体化，他直言一体化的道理其实很简单，但是个需要破解的难题，“就是如何弱化行政力量对经济资源的管控。”而对于上海的定位，他表示，上海已经承担了太多的国家战略，“就像一所综合性大学，什么学科都有，却都不突出。”
　　作为一名来自上海的经济学家，从1981年就读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开始，用张军的话说，除了出国的时间，他一直在上海，没有离开过复旦大学。尽管如此，张军却不认同“海派经济学家”的标签。“只是在北京之外，上海经济学家的影响力相对来讲更大一些。”但作为经济学家，工作、生活在上海终究稍显寂寞，张军承认，“北京同行的规模确实大，20年前我们还会在春节进行学界团拜会，动辄到现场的就有二三百人，而且还是各个细分领域比较有影响力的学者，但在上海能有二三十人就已经很好了。”
　　由于常年开会交流，张军对于北京经济学家圈的细节都颇为熟悉，比如谁讲话有南方口音，谁的脾气特别火爆。如今又到了接近年底的时候，张军的日程已经被各种论坛、会议塞满。“12月5日这一天，已经收到10个邀请，包括在深圳举办的中国经济学年会，在开幕环节我会进行一个主旨演讲。”张军说。
　　“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只需要保持客观。”他说，“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在十几年前时找到我撰写专栏，中间因为生病停了几年，后面又开始写，两个月写一篇，一年写6篇。我的定位就是写中国经济，只要客观就可以，不会放入很多政治立场。”
　　今年7月，正是在报业辛迪加的一篇专栏文章中，张军关于“国内大循环”的观点达到了“刷屏”的效果，他称，“应该把中国最近提出的要尽快形成并将经济发展立足国内大循环的说法看作是对加快向全球更大开放中国国内市场准入的承诺。”这似乎与人们对于“国内大循环”的直观理解相悖。
　　随后，张军撰文《怎么才叫形成了国内大循环？》进一步解释称，“我们今天提出要形成国内大循环，不是说我们拥有别人没有的巨大国内市场，也不是说我们依赖我们自己的国内市场就能很好地发展经济，说这个是没有什么太大意义的。我们要明白，一个市场如果做不到高度开放、安全和自由流动，对经济发展是没有意义的。”
　　“现在世界对于中国供应链的依赖，远远大于中国对全球的依赖，换句话说，现在全球经济格局对中国有利，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不跟别人玩儿了呢？如果仅从直观意义上理解‘国内大循环’容易让人产生中国要跟世界脱钩的联想，让一些人感到紧张。”张军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了当初对“国内大循环”进行解读的背景，并称作出这样的解读前并未与任何人沟通。

经济学家如何影响现实？

　　努力做一名中国经济的客观评论者，这并不意味着张军不希望自己的观点对现实产生更大的影响。作为复旦大学智库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主任，张军说，他对于“国内大循环”的看法，就被编入到提供给决策者看的简报中。“我在2013年前后提出‘经济韧性’，当时也向上打过报告，而官方话语体系中使用这个概念可能是在2015年之后。”
　　去年，张军出版了修订的《改变中国》一书，增加了关于浦东开发的记述。他特别提及了在浦东开放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土地批租的缘起，即复旦大学教授张薰华在1984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其观点先后受到上海市委研究室和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关注。“张薰华先生认为，级差地租的概念在我们国家应该被采纳，在不违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情况下找到了突破土地免费使用和不能出租的線索。”在张军于1981年进入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学习时，张薰华正是当时的系主任。
　　对于经济学家与政府的关系，张军说，“现在感觉学者和政府离得远了。”在他看来，经济学家影响现实还有另一种可能。“经济学家给政府出主意，这当然是需要的，但是经济学家能够通过自己的理论创新，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进而能够影响到监管，让监管能够更好地适应现实，我认为贡献更大。” 　　对此，他习惯于举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的例子，“在上个世纪80年代，威廉·鲍莫尔的理论就带给当时的公用事业监管一个很大的突破。”
　　当时为了防止航空公司垄断，美国的州际商业委员会限制航空公司自由进入另外一个州经营，需要审批才能开通一些航线，导致美国航空业缺少竞争，效率很低，票价很贵，服务越来越糟糕。里根入主白宫后希望将一些监管门槛移开，让美国航空业恢复竞争，但是当时理论上没有突破，对监管的看法还存在争议。
　　“威廉·鲍莫尔就证明了即使让航空市场自由竞争，一家航空公司占有的市场份额很大，也并非垄断，提出了可竞争的市场（Contestable market）的概念。也就是说航空业的门槛没有想象的那么高，因此在这样的市场中，一家航空公司经营一条航线，如果把票价定得很高，其他航空公司可以很容易地经营同一条航线，也就是说潜在竞争永远存在，而一家航空公司要防止其他公司的竞争，永远要保持竞争者的行为，让票价维持在让其他公司无法进入的水平。”
　　“这个理论让deregulation（去监管化）一度在美国成为高频词，人们发现其可以被运用到很多领域，甚至監狱管理、垃圾回收处理也开始市场化改革，对美国政府的监管行为有比较大的影响。”
　　“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我们一直在争论什么理论更适合中国，这个时代已经过去，现在经济学越来越变成问题导向。”张军认为以问题为导向的经济学与政治、意识形态无关，如同反对自己被贴上“海派经济学家”的标签一样，他也反对给各种经济学理论贴上标签。
　　“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上大学时，一直都在说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思潮、西方经济流派，我们真的到了西方以后，就发现如果问一位教授属于哪个流派，没人说得清。我们喜欢贴标签，货币主义、凯恩斯主义、新凯恩斯主义。国外很少有这些标签，研究的内容都针对具体问题，比如机制设计理论，就是研究不同情形下的定价原理，找到最好的解决办法，比如上海拍卖汽车牌照，机制怎么做到公平又有效率？”
　　由此也可以理解张军对于经济学研究的内容已经“落后”的忧虑，他曾坦言，中国经济发展得太快了，太多的知识分子没有跟上。“现在无论在国内发表的期刊论文，还是在国际顶级期刊上中国年轻学者发表的论文，总体上我觉得都还是遵循这样一些传统的命题。比如说经济增长、生产率、结构变化。劳动力市场，总还是这些东西。即便是一些有趣的问题，研究中只不过改用了中国的数据来做验证的，有原创思想的东西不多。”
　　在谈及今年蚂蚁集团引发的关于金融科技监管的巨大争议时，张军就直言，“我们的监管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而他认为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不只是监管，“我们探讨监管当局怎么去监管金融科技，其实我觉得作为经济学家首先在理论上要有创新，然后再用这种理论改变我们的思维，进而对监管产生影响。”
　　“时代因为技术的冲击真的发生很大的改变，现在宏观经济学根本不谈区块链，比如区块链到底怎么改变我们的经济？怎么改变我们的信用？2013年我在上海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科尔斯对话，他当时跟我讲到block chain，我不知道是什么，录音整理出来后，那两个英文单词就留在那里没有翻译。后来我出版《顶级对话》时收录了这篇文章，我把block chain翻译成‘块链’，那个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区块链。整个数字经济的经济学原理跟传统经济是不一样的，经济学的范式会老化、方法会陈旧，研究内容过于传统，基本上跟现实经济没什么关系，而且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
　　2015年，因为对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经济转型问题的研究，张军同林毅夫、樊纲共同分享了第七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其实过去几十年里，中国的经济研究和国家转型过程是高度联系的。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参与到这一过程中了，所以我们在基础理论、原创研究这些方面还比较滞后。”张军坦言，他期待年轻人做更多基础性的原创研究。
　　张军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著名经济学家，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并入选国家“万人计划”。曾获霍英东奖、张培刚奖、第七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