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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装台》改编自西安作家陈彦2015年创作完成的同名小说，以装台群体的视角描绘了西安社会中的百态人生与情感纠葛。与从2016年开始在《西安晚报》连载的小说一样，电视剧《装台》自在中央电视台与芒果TV开播以来，就作为当代现实主义作品的成功之作与西安市乃至陕西省的文化名片而备受关注。在当下以青春言情浪漫与“斗争”“爽剧”成为国产电视剧的主流趣味之时，《装台》以对都市边缘人的写实塑造与西安文化主体的描绘为今后的创作提供了诸多启示。
一、边缘人物的叙事视角与人文关怀立场
《装台》讲述了以刁顺子为首的、西安秦腔团雇用的一群“装台人”台前幕后的生活百态。“装台”指在空旷的舞台上进行包括布景、灯光在内的诸多布置，使舞台上呈现出戏剧故事发生的典型环境。现代演出中花样繁多、层次丰富的灯光则更加需要钢筋结构与专业设备的支撑，装台既是一项劳动量巨大的重体力劳动，又需要少量的艺术思维与对戏剧的理解，这个特殊的工种将本剧中一群特殊的装台人推到了前台。剧中，以47岁的刁大顺为首的一群从事舞台演出装台工作的精壮汉子，既为西安秦腔剧团常年工作，也在副主任铁扣的牵线下接各色商业演出、红白喜事之类工作，在没有装台工作的时候也骑着三轮车在西安街头闲逛寻找工作。
作为装台队的领班，男主角刁顺子善良朴实、顽强坚韧、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对工作和家人有责任心，尽管自己也力量有限，但他总能以微薄的力量帮助他人，因此得到了装台队队员与领导、同事的信服。刁顺子的形象在经典人物谱系部分地沿袭《骆驼祥子》中的人力车夫祥子，这些角色都是社会边缘朴实勤劳的小人物，为了挣到心安理得的血汗钱勤恳工作，且对强者经常忍气吞声、低三下四，形象層次丰富而饱满。对装台队的工友而言，刁顺子作为工作领队在干活时勤恳踏实，面对繁重的装台任务从不偷懒;分账时也力保公平公正，在甲方欠款跑路时为了装台队的合法利益一马当先，想出各种办法为众人争取工资，被大家敬称为“顺哥”;在与装台队员产生矛盾时，刁顺子也会从西安城中村原住民的身份中获取对其他农民工队员的优越感，抱怨自己作为在西安有房的“城里人”还要带着一群到处租房住的“乡下人”找活干。装台队员尽管有时对刁顺子的骄傲不忿，但出于对他人品的信任还是将自己放心地托付给他。在工作之外，刁顺子鸡毛蒜皮的家长里短也使这个人物更加立体生动。刁顺子在父母与二哥亡故后遭遇婚姻不幸，先后娶过三任妻子。第一任妻子在生下女儿刁菊花后用火钳打了刁顺子，抛弃女儿远走高飞，这使刁菊花养成了扭曲乖戾、好吃懒做、爱慕虚荣、蛮不讲理的性格;第二任妻子带着与前夫所生的女儿韩梅来到刁家，不久后因病去世，留下了内向敏感、温柔乖巧的韩梅。故事开始时，蹬三轮的顺子在城中村撞到了一个叫蔡素芬的外地女人，没钱送她去医院的刁顺子带蔡素芬回家擦酒，两人互生好感，温顺美丽、寡言少语的蔡素芬就此阴差阳错地成为了刁顺子的第三任妻子。从此，刁顺子既乐于在一天辛劳后与以诚相待、勤劳肯干的蔡素芬相处，又要因此遭受大女儿刁菊花的冷嘲热讽，调节女儿与继母之间的关系。《装台》在人物关系与剧情设置上的一大看点，就是做事有担当的刁顺子如何在工作与家庭的重重矛盾与困难中协调关系、尽量满足他人的需要。刁顺子多次将自己的工作“装台”解释为用各种方法帮助别人，相互成全，这一身处边缘位置却显示出对社会、对家庭责任与担当的人物经由知名演员张嘉译的体验派方法演绎，受到了各个年龄段观众的喜爱。
尽管成功塑造了刁顺子这一为人“装台”的核心人物，《装台》却没有陷入刁顺子的一己悲欢中。剧集以刁顺子的视角展开，展现了装台人的家庭关系、工作网络及其社会空间中遭遇的各色人等，从而将叙事视野辐射到了整个城市边缘人：家庭中的长女刁菊花蛮横无礼、爱慕虚荣，是性格最为鲜明的人物之一。刁菊花因母亲的抛弃与父亲的再三另娶怀着深深的自卑与不安感，因此对继母蔡素芬、妹妹韩梅冷眼以待;她将孤身在贫困家庭中长大的苦难迁怒于刁顺子的唯唯诺诺与安分守己，却始终怀着对完整家庭的深刻眷恋，“同病相怜”地收留了无家可归的流浪狗小黑，不惜花钱为其治疗伤口，并在蔡素芬因她遭到街坊围攻时挺身而出，这一转变既出人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超越了单一标准的道德审判，其中的深切同情与人文关怀角度令观众唏嘘不已。剧团办公室副主任铁扣头脑活络，常帮装台队拉拢活计并从中牟利。他自诩为艺术工作者与剧团的领导，对干体力活的农民工颇为轻视，对身为剧团演员的妻子到茶楼卖唱不甚满意。在受到甲方欺骗损失惨重时也上下奔走，拿出了自己的投资为装台队发放薪水，却又在张家堡偷偷扣下了装台队的工程款买了小轿车。这一本性善良但狡黠好利的小角色极为生动有趣。城中村社区中的房东黑总将家中数套房都租了出去，自己却睡在一辆淘汰的旧桑塔纳轿车里。他腰缠万贯，是全村第一个万元户，生活却能省则省，在剧集最后一集中他睡觉的轿车因影响市容市貌要被吊走时，众人才从轿车后备箱中散落一地的汇款单中知晓他省吃俭用是为了资助贫困大学生上学，而黑总则神色不变地捡起单页中落地的指甲刀，笑称丢失多年终于找到了。这一场景在富有与节俭的正反对立中以慈善行为合题，使剧中性情温和、矛盾不集中、存在感本不算强的黑总瞬间升华为具有榜样力量的重要人物，在对其人性迷宫的探寻幽微最终光华尽显，为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大多数电视剧聚焦舞台上的成功者时，《装台》呈现了文化视野中心的成功者背后众多边缘人的默默付出。在《装台》的叙事推进中，性格各异的装台队队员、不怒自威的瞿团长、热心冲动的二代、色厉内荏的疤叔、挥金如土的刁大军、勤劳上进的韩梅、贤惠隐忍的蔡素芬等后台小人物逐渐被推向前台，在底层生活的众生相中展现了一群地位卑微的边缘人物努力而有尊严的生活图景。
二、地域特征的影像再现中戏剧情节的编织
在电视剧的创作和传播中，电视剧的研究正由历史学转向地理学，由时间模式转向空间模式，由时间论转向空间论，媒介传播的地理性状和传播研究的转向日益明显。[1]除了在城外的简陋寺院，与去北京演出《人面桃花》的场景，《装台》的故事基本都发生在西安与西安周边的村镇中，这些场景为观众展示了当今西安市的真实一隅，令观众从中窥见其中的众生百态与人情冷暖。在当前电视剧尤其是现实题材电视剧中，对故事场景的呈现往往集中于林立的写字楼、高耸的玻璃建筑、豪华气派的高档宾馆等千城一面的城市景观，这样的城市景观不仅是“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实际所指，还作为一种中产阶级风格的能指符号标识出其中的精英化审美趣味。在地域影像再现高度的同质性下，《装台》别出心裁地通过大雁塔、钟楼、大唐芙蓉园、西安电视塔等视觉景观指认出地域空间的主体性。这些具有地域特征的符号，不仅宣告了陕西地域文化的在场，也作为故事发生的舞台布景服务于故事发展于人物塑造。例如，刁顺子的大哥刁大军带着女友与顺子一家人去高档饭店吃饭时，顺子与刁大军在饭店外的露台上看着大雁塔心生感慨，怀念起童年时一家人到大雁塔游玩的心酸往事。刁大军对顺子说作为兄长会一直照顾弟弟，希望顺子不要和他客气。这里的大雁塔成为身份地位已截然不同的兄弟二人之间情感纽带的具象化，象征不会因二人条件不同而改变的情感羁绊。在蔡素芬因刁顺子与杨波之间的争夺为难不已，搬出刁家另寻住处独居时，知道了蔡素芬住址的刁顺子与杨波多次登上西安城墙，从高耸的明城墙窥探蔡素芬的生活情况。两人不愿打扰蔡素芬的平静生活，只愿意在远处观望，比普通的老旧居民楼高出不少的古城墙成为演绎二人偷窥戏码的自然布景;同时，坚固雄伟、历久弥新的城墙又在象征意义上成为刁顺子内心情感的重要外显。当杨波一厢情愿地表示自己将对蔡素芬坚持不懈地追求时，内心成熟、处处为蔡素芬打算的刁顺子则哼着秦腔独自离开了。这个景深镜头中古老沧桑、向远处伸展开去的城墙与顺子坚定果敢的背影融为一体，以场景特征烘托出顺子勇于担当的为人。唱词中传奇宏大的帝王故事则与西安古城墙一起，反衬出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在历史长河中的飘渺无定，具有一种将个人情感升华为历史情感的崇高特性。在刁大军即将带领装台队随秦腔团踏上北京巡演之途时，刁大军怕杨波趁他不在夺走蔡素芬，约不肯听话离开的杨波在大明宫遗址广场上“决斗”。全景广角镜头中宏伟的宫殿建筑与开阔的广场空地中，拉开架势的刁顺子显得颇有大家风范，然而杨波的淡漠与经过的警察适时地打断了这场决斗，令这一庄严肃穆的场景霎时变得喜剧性十足。 除标志性的建筑景观外，《装台》的方言对白、饮食习惯等细节上同样具有浓郁的地域风格与鲜活的生活气息。各种妙趣横生的关中方言用语与风味不同的西安美食，层出不穷地被编剧、导演和演员搬到剧中，从简单的表现道具变成了支撑电视剧现实立意中的重要元素。人物对话中混杂的陕西中部方言如“嫽得很”“美得很”（很好）“哈人”“哈怂”（坏人）”“瓜迷失眼”“瓷锤”“瓜兮兮”（傻乎乎的）“势大得很”（厉害得很）等生动的方言带来了普通话所不能企及的喜剧效果。在经费不足的豫剧团越过铁主任直接联系装台队时，心生不满的铁主任在剧团外对“抢活”的装台队用陕西话气急败坏地骂道：“饿死你们这伙怂人……我撅你这伙子咋了，一个一个那怂样子，五马六道、龟五锤六、抹上来撸下去有一个好货吗？”这段台词的意思是“饿死你们这帮坏人……我骂你这伙人怎么了，一个一个那坏样子，良莠不齐、乌合之众，反复打量有一个好人吗？”铁主任碍于河南豫剧团人员在场不敢用普通话发难，又正气头上难以忍耐，特地换了陕西话教训众人。这段对白对于陕西观众而言，强化了场景的真实感与可信度，对省外观众而言则新奇有趣，结合字幕中对方言词“一本正经”的解释也避免了可能造成的理解障碍。除此以外，“拿啥铁啊，让铁主任拿钱”“喝酒以前，‘我是长安县的’;喝酒后以后，‘长安县是我的’”“碾盘砸月亮，分不清远近还分不清轻重了”等妙趣横生的当地俗语也为电视剧增添了地方特色文化，以及普通话难以达到的亲和力。
最后，丰富的日常饮食和令人垂涎三尺的菜色也构成了《装台》中西安地域文化特征的重要维度，中华菜色讲究色香味俱全，种种西安好菜从外形上就带给了观众视觉的震撼。特写镜头下的裤带面、坨坨馍、辣牛肉夹馍、胡辣汤、锅盔、炸油糕、酸汤饺子等美食交织在刁顺子等人日复一日的忙碌工作与情感生活中，构成了一幕幕苦辣酸甜、鲜活热闹的市井风情景观。青瓷大碗盛放的辣椒油泼面由于简单好做、便宜实惠成为辛苦工作的装台队最常吃的工作餐，热油浇上火红的蒜蓉辣子再浇到刚出锅的面条上，配上蒜瓣与馒头，在经费宽裕或工作繁忙时额外还有鸡腿，这样的美食令前来巡演的俄罗斯舞团也赞不绝口。在一道道菜肴中倾注的热爱与西安人分享美食的热心，使本身仅仅用来裹腹的美食成为了《装台》中表现的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刁菊花与二代凭借裤带面结缘终生、刁顺子与蔡素芬通过锅盔和辣子蒜羊血分享日常生活的酸甜苦辣、二代为装台队送上的免费“硬菜”凝聚着他对这些体力劳动者的尊重……这些纷繁复杂的美味佳肴令人眼花缭乱，而菜肴之中传递出微妙的情感则成为在《装台》在走出陕西的跨地域交流中无障碍接受的重要元素。
三、现实背景下边缘人物写作的主体意识觉醒
电视剧作为一种宏观表现生活全景的时空艺术，也是诸多电视类型中艺术性最强、最能展现社会关系的节目形态，“我国电视剧的一个叙事传统，便是‘小人物，大历史’的叙述方式，即把艺术形象放在扩大的社会背景和广阔的时代风貌中加以显现，从而凸显人们赖以生存的多维、复杂、浑融的社会环境。”[2]《装台》虽然体现的是小行当中的边缘人物，故事跨越的时间长度也不过三五年，但它却体现了具有深厚历史沉淀与人文积累的古都西安，在一个地方经济与市民文化的勃发期中形形色色的人、事、物。在小说原作者陈彦的理解中，现实背景放大了这一原本处于微末处的小行当，在西安为无数本地和外来者搭建起一个又一个希望放大、放飞、炒红自己的舞台之时，“装台”已不再独指文艺演出的舞台，“舞台”上的演员也将现代社会中种种新现象中的角色纳入其中。《装台》虽以居住在城中村、生活艰难的体力劳动者为主角，创作者却沒有以阶层和经济上的优越感对他们进行审视与批判，而是为边缘人群而创作的主体意识对各种“演员”进行全景式的体认与观照。剧中的种种人物关系与矛盾，就在现实背景下“大小演员”的轮番登台中展开。目前，在架空或非现实背景中以带领受众逃避现实、获取快感为主要目标的作品，正在成为当下国产通俗电视剧的核心机制，在戏剧性的巧合、误会与象征性的努力中实现从底层到上层的创作趋向，从而催生出一系列“升职加薪”“登上人生巅峰”的阶级跃升戏码。尽管处于奋斗中的劳动者确实需要以成功为梦想的情感抚慰，但电视剧创作不应该轻易拒绝表现真实生活的现实主义传统，不应该远离普通人生活的底层立场，脱离为人民创作的艺术传统。这一点在《装台》中表现得难能可贵。
以刁家为例，刁顺子的顽强坚韧与安贫乐道体现了边缘人物主体的价值观念，长期的经济窘迫使刁菊花养成了敏感泼辣与虚荣拜金的毛病，但她还是在父爱与母爱的感召下与生活和解，与二代过上了安稳的生活;韩梅为了不拖累没有血缘关系的父亲和姐姐从小独立自主，勤奋上进，这些都与这个城中村家庭有机会接触上层阶级生活，却无法根本上改变经济状况的事实有关。在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刁家人依然愿意直面并热爱平凡却充满乐趣的生活。在用心的一粥一饭与悠扬随性的秦腔间，刁家人身上始终彰显着边缘人朴素踏实的价值观;菊花为继母挺身而出、顺子毅然救助病逝工友大雀儿留下的妻女的时刻，也是普通人以人性的力量为窘迫的生活增添高光的时刻。由于现实生活中文化价值观念的变化，加上外来文化思潮的影响和冲击，为边缘人进行创作、为难以发声者代言的创作主体意识也在日渐觉醒。如同装台队用给别人“装台”的方式讨生活一般，当下越来越多的创作者也尝试着在电视艺术中为装台人等边缘人物“装台”。这种变化既是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是当代中国电影变化着的文化价值观念潜移默化产生的影响。中国当代影视文化价值取向与主体意识的变化，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进行的。[3]
结语
《装台》以“装台”作为人生舞台上的生命表演，其中性格各异、出身不同的装台人虽然身处舞台之后与社会边缘，却始终对工作尽心尽责、吃苦耐劳，生动演绎出城市边缘群体的众生百态。他们勤劳朴实、真诚韧性与充满善意、认真对待平凡的生活态度本身即充满庄严感，具有潜在的戏剧价值。
参考文献：
[1]邵培仁.媒介地理学当代传播研究的最新转向与热点[ J ].中国传媒报告，2011（3）：1.
[2]欧阳宏生.电视艺术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26.
[3]陈晓云，陈育新.作为文化的想象：中国当代电影文化阐释[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163-164.
一、边缘人物的叙事视角与人文关怀立场
《装台》讲述了以刁顺子为首的、西安秦腔团雇用的一群“装台人”台前幕后的生活百态。“装台”指在空旷的舞台上进行包括布景、灯光在内的诸多布置，使舞台上呈现出戏剧故事发生的典型环境。现代演出中花样繁多、层次丰富的灯光则更加需要钢筋结构与专业设备的支撑，装台既是一项劳动量巨大的重体力劳动，又需要少量的艺术思维与对戏剧的理解，这个特殊的工种将本剧中一群特殊的装台人推到了前台。剧中，以47岁的刁大顺为首的一群从事舞台演出装台工作的精壮汉子，既为西安秦腔剧团常年工作，也在副主任铁扣的牵线下接各色商业演出、红白喜事之类工作，在没有装台工作的时候也骑着三轮车在西安街头闲逛寻找工作。
作为装台队的领班，男主角刁顺子善良朴实、顽强坚韧、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对工作和家人有责任心，尽管自己也力量有限，但他总能以微薄的力量帮助他人，因此得到了装台队队员与领导、同事的信服。刁顺子的形象在经典人物谱系部分地沿袭《骆驼祥子》中的人力车夫祥子，这些角色都是社会边缘朴实勤劳的小人物，为了挣到心安理得的血汗钱勤恳工作，且对强者经常忍气吞声、低三下四，形象層次丰富而饱满。对装台队的工友而言，刁顺子作为工作领队在干活时勤恳踏实，面对繁重的装台任务从不偷懒;分账时也力保公平公正，在甲方欠款跑路时为了装台队的合法利益一马当先，想出各种办法为众人争取工资，被大家敬称为“顺哥”;在与装台队员产生矛盾时，刁顺子也会从西安城中村原住民的身份中获取对其他农民工队员的优越感，抱怨自己作为在西安有房的“城里人”还要带着一群到处租房住的“乡下人”找活干。装台队员尽管有时对刁顺子的骄傲不忿，但出于对他人品的信任还是将自己放心地托付给他。在工作之外，刁顺子鸡毛蒜皮的家长里短也使这个人物更加立体生动。刁顺子在父母与二哥亡故后遭遇婚姻不幸，先后娶过三任妻子。第一任妻子在生下女儿刁菊花后用火钳打了刁顺子，抛弃女儿远走高飞，这使刁菊花养成了扭曲乖戾、好吃懒做、爱慕虚荣、蛮不讲理的性格;第二任妻子带着与前夫所生的女儿韩梅来到刁家，不久后因病去世，留下了内向敏感、温柔乖巧的韩梅。故事开始时，蹬三轮的顺子在城中村撞到了一个叫蔡素芬的外地女人，没钱送她去医院的刁顺子带蔡素芬回家擦酒，两人互生好感，温顺美丽、寡言少语的蔡素芬就此阴差阳错地成为了刁顺子的第三任妻子。从此，刁顺子既乐于在一天辛劳后与以诚相待、勤劳肯干的蔡素芬相处，又要因此遭受大女儿刁菊花的冷嘲热讽，调节女儿与继母之间的关系。《装台》在人物关系与剧情设置上的一大看点，就是做事有担当的刁顺子如何在工作与家庭的重重矛盾与困难中协调关系、尽量满足他人的需要。刁顺子多次将自己的工作“装台”解释为用各种方法帮助别人，相互成全，这一身处边缘位置却显示出对社会、对家庭责任与担当的人物经由知名演员张嘉译的体验派方法演绎，受到了各个年龄段观众的喜爱。
尽管成功塑造了刁顺子这一为人“装台”的核心人物，《装台》却没有陷入刁顺子的一己悲欢中。剧集以刁顺子的视角展开，展现了装台人的家庭关系、工作网络及其社会空间中遭遇的各色人等，从而将叙事视野辐射到了整个城市边缘人：家庭中的长女刁菊花蛮横无礼、爱慕虚荣，是性格最为鲜明的人物之一。刁菊花因母亲的抛弃与父亲的再三另娶怀着深深的自卑与不安感，因此对继母蔡素芬、妹妹韩梅冷眼以待;她将孤身在贫困家庭中长大的苦难迁怒于刁顺子的唯唯诺诺与安分守己，却始终怀着对完整家庭的深刻眷恋，“同病相怜”地收留了无家可归的流浪狗小黑，不惜花钱为其治疗伤口，并在蔡素芬因她遭到街坊围攻时挺身而出，这一转变既出人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超越了单一标准的道德审判，其中的深切同情与人文关怀角度令观众唏嘘不已。剧团办公室副主任铁扣头脑活络，常帮装台队拉拢活计并从中牟利。他自诩为艺术工作者与剧团的领导，对干体力活的农民工颇为轻视，对身为剧团演员的妻子到茶楼卖唱不甚满意。在受到甲方欺骗损失惨重时也上下奔走，拿出了自己的投资为装台队发放薪水，却又在张家堡偷偷扣下了装台队的工程款买了小轿车。这一本性善良但狡黠好利的小角色极为生动有趣。城中村社区中的房东黑总将家中数套房都租了出去，自己却睡在一辆淘汰的旧桑塔纳轿车里。他腰缠万贯，是全村第一个万元户，生活却能省则省，在剧集最后一集中他睡觉的轿车因影响市容市貌要被吊走时，众人才从轿车后备箱中散落一地的汇款单中知晓他省吃俭用是为了资助贫困大学生上学，而黑总则神色不变地捡起单页中落地的指甲刀，笑称丢失多年终于找到了。这一场景在富有与节俭的正反对立中以慈善行为合题，使剧中性情温和、矛盾不集中、存在感本不算强的黑总瞬间升华为具有榜样力量的重要人物，在对其人性迷宫的探寻幽微最终光华尽显，为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大多数电视剧聚焦舞台上的成功者时，《装台》呈现了文化视野中心的成功者背后众多边缘人的默默付出。在《装台》的叙事推进中，性格各异的装台队队员、不怒自威的瞿团长、热心冲动的二代、色厉内荏的疤叔、挥金如土的刁大军、勤劳上进的韩梅、贤惠隐忍的蔡素芬等后台小人物逐渐被推向前台，在底层生活的众生相中展现了一群地位卑微的边缘人物努力而有尊严的生活图景。
二、地域特征的影像再现中戏剧情节的编织
在电视剧的创作和传播中，电视剧的研究正由历史学转向地理学，由时间模式转向空间模式，由时间论转向空间论，媒介传播的地理性状和传播研究的转向日益明显。[1]除了在城外的简陋寺院，与去北京演出《人面桃花》的场景，《装台》的故事基本都发生在西安与西安周边的村镇中，这些场景为观众展示了当今西安市的真实一隅，令观众从中窥见其中的众生百态与人情冷暖。在当前电视剧尤其是现实题材电视剧中，对故事场景的呈现往往集中于林立的写字楼、高耸的玻璃建筑、豪华气派的高档宾馆等千城一面的城市景观，这样的城市景观不仅是“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实际所指，还作为一种中产阶级风格的能指符号标识出其中的精英化审美趣味。在地域影像再现高度的同质性下，《装台》别出心裁地通过大雁塔、钟楼、大唐芙蓉园、西安电视塔等视觉景观指认出地域空间的主体性。这些具有地域特征的符号，不仅宣告了陕西地域文化的在场，也作为故事发生的舞台布景服务于故事发展于人物塑造。例如，刁顺子的大哥刁大军带着女友与顺子一家人去高档饭店吃饭时，顺子与刁大军在饭店外的露台上看着大雁塔心生感慨，怀念起童年时一家人到大雁塔游玩的心酸往事。刁大军对顺子说作为兄长会一直照顾弟弟，希望顺子不要和他客气。这里的大雁塔成为身份地位已截然不同的兄弟二人之间情感纽带的具象化，象征不会因二人条件不同而改变的情感羁绊。在蔡素芬因刁顺子与杨波之间的争夺为难不已，搬出刁家另寻住处独居时，知道了蔡素芬住址的刁顺子与杨波多次登上西安城墙，从高耸的明城墙窥探蔡素芬的生活情况。两人不愿打扰蔡素芬的平静生活，只愿意在远处观望，比普通的老旧居民楼高出不少的古城墙成为演绎二人偷窥戏码的自然布景;同时，坚固雄伟、历久弥新的城墙又在象征意义上成为刁顺子内心情感的重要外显。当杨波一厢情愿地表示自己将对蔡素芬坚持不懈地追求时，内心成熟、处处为蔡素芬打算的刁顺子则哼着秦腔独自离开了。这个景深镜头中古老沧桑、向远处伸展开去的城墙与顺子坚定果敢的背影融为一体，以场景特征烘托出顺子勇于担当的为人。唱词中传奇宏大的帝王故事则与西安古城墙一起，反衬出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在历史长河中的飘渺无定，具有一种将个人情感升华为历史情感的崇高特性。在刁大军即将带领装台队随秦腔团踏上北京巡演之途时，刁大军怕杨波趁他不在夺走蔡素芬，约不肯听话离开的杨波在大明宫遗址广场上“决斗”。全景广角镜头中宏伟的宫殿建筑与开阔的广场空地中，拉开架势的刁顺子显得颇有大家风范，然而杨波的淡漠与经过的警察适时地打断了这场决斗，令这一庄严肃穆的场景霎时变得喜剧性十足。 除标志性的建筑景观外，《装台》的方言对白、饮食习惯等细节上同样具有浓郁的地域风格与鲜活的生活气息。各种妙趣横生的关中方言用语与风味不同的西安美食，层出不穷地被编剧、导演和演员搬到剧中，从简单的表现道具变成了支撑电视剧现实立意中的重要元素。人物对话中混杂的陕西中部方言如“嫽得很”“美得很”（很好）“哈人”“哈怂”（坏人）”“瓜迷失眼”“瓷锤”“瓜兮兮”（傻乎乎的）“势大得很”（厉害得很）等生动的方言带来了普通话所不能企及的喜剧效果。在经费不足的豫剧团越过铁主任直接联系装台队时，心生不满的铁主任在剧团外对“抢活”的装台队用陕西话气急败坏地骂道：“饿死你们这伙怂人……我撅你这伙子咋了，一个一个那怂样子，五马六道、龟五锤六、抹上来撸下去有一个好货吗？”这段台词的意思是“饿死你们这帮坏人……我骂你这伙人怎么了，一个一个那坏样子，良莠不齐、乌合之众，反复打量有一个好人吗？”铁主任碍于河南豫剧团人员在场不敢用普通话发难，又正气头上难以忍耐，特地换了陕西话教训众人。这段对白对于陕西观众而言，强化了场景的真实感与可信度，对省外观众而言则新奇有趣，结合字幕中对方言词“一本正经”的解释也避免了可能造成的理解障碍。除此以外，“拿啥铁啊，让铁主任拿钱”“喝酒以前，‘我是长安县的’;喝酒后以后，‘长安县是我的’”“碾盘砸月亮，分不清远近还分不清轻重了”等妙趣横生的当地俗语也为电视剧增添了地方特色文化，以及普通话难以达到的亲和力。
最后，丰富的日常饮食和令人垂涎三尺的菜色也构成了《装台》中西安地域文化特征的重要维度，中华菜色讲究色香味俱全，种种西安好菜从外形上就带给了观众视觉的震撼。特写镜头下的裤带面、坨坨馍、辣牛肉夹馍、胡辣汤、锅盔、炸油糕、酸汤饺子等美食交织在刁顺子等人日复一日的忙碌工作与情感生活中，构成了一幕幕苦辣酸甜、鲜活热闹的市井风情景观。青瓷大碗盛放的辣椒油泼面由于简单好做、便宜实惠成为辛苦工作的装台队最常吃的工作餐，热油浇上火红的蒜蓉辣子再浇到刚出锅的面条上，配上蒜瓣与馒头，在经费宽裕或工作繁忙时额外还有鸡腿，这样的美食令前来巡演的俄罗斯舞团也赞不绝口。在一道道菜肴中倾注的热爱与西安人分享美食的热心，使本身仅仅用来裹腹的美食成为了《装台》中表现的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刁菊花与二代凭借裤带面结缘终生、刁顺子与蔡素芬通过锅盔和辣子蒜羊血分享日常生活的酸甜苦辣、二代为装台队送上的免费“硬菜”凝聚着他对这些体力劳动者的尊重……这些纷繁复杂的美味佳肴令人眼花缭乱，而菜肴之中传递出微妙的情感则成为在《装台》在走出陕西的跨地域交流中无障碍接受的重要元素。
三、现实背景下边缘人物写作的主体意识觉醒
电视剧作为一种宏观表现生活全景的时空艺术，也是诸多电视类型中艺术性最强、最能展现社会关系的节目形态，“我国电视剧的一个叙事传统，便是‘小人物，大历史’的叙述方式，即把艺术形象放在扩大的社会背景和广阔的时代风貌中加以显现，从而凸显人们赖以生存的多维、复杂、浑融的社会环境。”[2]《装台》虽然体现的是小行当中的边缘人物，故事跨越的时间长度也不过三五年，但它却体现了具有深厚历史沉淀与人文积累的古都西安，在一个地方经济与市民文化的勃发期中形形色色的人、事、物。在小说原作者陈彦的理解中，现实背景放大了这一原本处于微末处的小行当，在西安为无数本地和外来者搭建起一个又一个希望放大、放飞、炒红自己的舞台之时，“装台”已不再独指文艺演出的舞台，“舞台”上的演员也将现代社会中种种新现象中的角色纳入其中。《装台》虽以居住在城中村、生活艰难的体力劳动者为主角，创作者却沒有以阶层和经济上的优越感对他们进行审视与批判，而是为边缘人群而创作的主体意识对各种“演员”进行全景式的体认与观照。剧中的种种人物关系与矛盾，就在现实背景下“大小演员”的轮番登台中展开。目前，在架空或非现实背景中以带领受众逃避现实、获取快感为主要目标的作品，正在成为当下国产通俗电视剧的核心机制，在戏剧性的巧合、误会与象征性的努力中实现从底层到上层的创作趋向，从而催生出一系列“升职加薪”“登上人生巅峰”的阶级跃升戏码。尽管处于奋斗中的劳动者确实需要以成功为梦想的情感抚慰，但电视剧创作不应该轻易拒绝表现真实生活的现实主义传统，不应该远离普通人生活的底层立场，脱离为人民创作的艺术传统。这一点在《装台》中表现得难能可贵。
以刁家为例，刁顺子的顽强坚韧与安贫乐道体现了边缘人物主体的价值观念，长期的经济窘迫使刁菊花养成了敏感泼辣与虚荣拜金的毛病，但她还是在父爱与母爱的感召下与生活和解，与二代过上了安稳的生活;韩梅为了不拖累没有血缘关系的父亲和姐姐从小独立自主，勤奋上进，这些都与这个城中村家庭有机会接触上层阶级生活，却无法根本上改变经济状况的事实有关。在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刁家人依然愿意直面并热爱平凡却充满乐趣的生活。在用心的一粥一饭与悠扬随性的秦腔间，刁家人身上始终彰显着边缘人朴素踏实的价值观;菊花为继母挺身而出、顺子毅然救助病逝工友大雀儿留下的妻女的时刻，也是普通人以人性的力量为窘迫的生活增添高光的时刻。由于现实生活中文化价值观念的变化，加上外来文化思潮的影响和冲击，为边缘人进行创作、为难以发声者代言的创作主体意识也在日渐觉醒。如同装台队用给别人“装台”的方式讨生活一般，当下越来越多的创作者也尝试着在电视艺术中为装台人等边缘人物“装台”。这种变化既是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是当代中国电影变化着的文化价值观念潜移默化产生的影响。中国当代影视文化价值取向与主体意识的变化，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进行的。[3]
结语
《装台》以“装台”作为人生舞台上的生命表演，其中性格各异、出身不同的装台人虽然身处舞台之后与社会边缘，却始终对工作尽心尽责、吃苦耐劳，生动演绎出城市边缘群体的众生百态。他们勤劳朴实、真诚韧性与充满善意、认真对待平凡的生活态度本身即充满庄严感，具有潜在的戏剧价值。
参考文献：
[1]邵培仁.媒介地理学当代传播研究的最新转向与热点[ J ].中国传媒报告，2011（3）：1.
[2]欧阳宏生.电视艺术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26.
[3]陈晓云，陈育新.作为文化的想象：中国当代电影文化阐释[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163-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