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友人聊天的时候，偶尔言及徐梵澄先生，觉得有一种高远之气，我们这些俗人跟他不上。当年在鲁迅博物馆工作时，我留意过徐梵澄寄给鲁迅的信件及诗文，印象很深。徐先生年轻时气盛，在鲁迅面前并不拘谨，自负的一面也是有的。比如他1931年在海德堡写给鲁迅的联句，是有一点六朝感觉的，而1936年旧历元旦致鲁迅诗，起笔奇崛，大有屈子与杜甫之风。他与鲁迅的友情，都在这些诗句里得到印证。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帮助鲁迅博物馆鉴定鲁迅文物，说过许多有趣的话，可惜我错过机会，未能一睹先生风采。
　　明人傅山说，“风节往往不能以儒生传也！无已，传诗”。于是便想从诗文行迹里寻找智者的精神温度，也算是一种补救吧。
　　徐梵澄因为学识的丰厚而被学界称道不已。在众多的域外文化研究与习得中，他的母语经验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我们看他翻译尼采的书与古印度的书，其实有中国传统的诗文之趣的支撑，这些在他晚年的回忆文字可以看出一二。因为深味古代诗词的妙处，对于审美之路有深厚的理解，故其翻译域外典籍时，能够在不同语境转换中传达出诸多美意。遣词造句里，晚清以来读书人的经验被不断召唤出来。
　　人们通常以为他只是鲁迅的弟子，遵循鲁夫子的文章之道而行，其实并非如此。他的学问，从鲁迅那里开始，不是以鲁迅经纬而形成认知之网，而是像鲁迅那样，在驳杂里形成自己的精神之界。学习鲁迅而又走出鲁迅，在更高的层面与鲁迅相逢，才是他高于鲁迅诸弟子的地方。
　　我对徐先生的学问知之甚少，但他的一些短章，则能与我们不隔。比如他的诗话，就多有趣味，智性的因素很多。在众多作品里，我喜欢他的那篇《蓬屋说诗》，因为走笔轻灵，又不玄奥，能与读者多有启迪。《蓬屋说诗》乃徐梵澄晚年的随想录，不像学术文章那么深奥。作者谈诗，带出许多古典学的感觉，和王国维那样的顿悟不同，除了体味古代诗词的妙处，还多了对于近代诗文的对话。他礼赞左翼诗人，也欣赏陈散原这样的旧式人物;注重章太炎传统，同时对黄晦闻也多同情;早年的尼采式的叛逆之句有之，儒家敦厚词章亦多。先秦之风缕缕，晚清之意浓浓，跨度之大让人吃惊。他写鲁迅时，文字里有血的蒸汽，可是言及同光时期诗人，则柔情暗生，诗趣全不见德国近代以来的峻急之风。《蓬屋说诗》对于反士大夫气的诗文多有喜爱，但那些士林里的悠远之音则被其礼赞有加，其眼光有别人没有的亮处。
　　他在文明观上是一个多元主义者。古希腊哲学，德国的思想史，印度的宗教，中国的儒道之学，都是其研究对象。每每有其所爱，又不遮蔽各自欠缺。他对于近代文学有自己的特别见解，谈鲁迅时有奇气漫来，讲遗老能探入心底。似乎不喜欢从热闹里去寻找话题，于冷僻之处悟出诗之玄机，阅之让人爽然。
　　比如他特别看重诗歌中的“契会”之意，文章写道：吾人生活于识境中，见色闻声，皆知觉之妙用也。诗人扩大其知觉性至与众生万物同体，有所契会——即古人所谓“会心”——发之声诗，其感人也，宜固其然。则非但闻声观察，即虫音竹间，亦起感兴。散原老人有《枕上听蟋蟀》一绝云：“雨歇窗棂漏月明，凉痕满屋夜凄清。啼秋蟋蟀重围合，换去承平是此声”。
　　“契会”的感觉，乃内觉的幻化，是诗学里有趣之点。但“契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呼应，还有对陌生之所的捕捉与发现。徐梵澄就是一个会发现的人，他于《苏鲁支语录》里看到德语的第三条路，在《薄伽梵歌》中嗅出“超上神我”的气味，从孔子语录深处得通达之意。他不觉得孔学与希腊思想的对立，也反对佛教和基督教的相隔。钱锺书当年期待的那种打通古今与中外的人，徐先生算是一个吧。所以，对于人间各自不同的文化路向持欣赏的态度，从不在原教旨的层面思考问题。而他的诗学理论则有宽厚之风，比如他有一種“得体”之论，“青年不作老耄语，僧道不作香艳语，寒微不作富贵语，英雄不作闺彦语……如此之类。譬如人之冠服，长短合宜，气候相应，颜色相称，格度大方，通常不奢不俗，便自可观。是为得体。不必故意求美。善与美，孔子已辨之于古。诗要好，不必美。如书如画皆可”。这种看法，已经远离尼采、鲁迅之趣，回到了孔子的中和之音里。但又非腐儒对于孔子诗学僵化的考释，灵动之气蔓延，诗话的语境拓展了许多。
　　徐梵澄在诗论里一再提及马一浮，对于此一硕儒倍加赏识。他认为马一浮的诗学思想乃正途里的奇音，不似一般士大夫那么偏执。彼此对于审美理念的思考，多有暗合之处。他们都喜欢古典学里的精华，不屑于中古之后的文章之道与诗歌趣味。从词语的源头梳理审美之道，便多了古风里的智慧。但他并不都同意马一浮以学理代替诗学的思路。比如，马一浮谈诗歌艺术时说：“言乎其感，有史有玄”，徐氏则以为“感属情识，史属思智”，还是细细申辩为好。在徐梵澄看来：孔子与佛陀的经验里有许多好的东西值得探讨，不必把文学归于“玄”与“史”中，他似乎更欣赏鲁迅那种文史哲兼通的精神漫步。
　　与马一浮一样，徐梵澄认为先秦的诗文自有价值，回归古典学是自己的使命。新儒学那些人是从古代讲到今天的，徐梵澄则由今天回溯到古代。不仅仅从中国人的视野讨论问题，而且从域外哲学的参照里重返先秦诸子，就多了新儒家们没有的东西。而他的诗话，则峻急之语深藏，宽厚之情弥散，说出学林未有之言。
　　早年在印度工作时，他就说过：尝叹两汉经师及古天竺论师，家法师承，守之弗失。非特其学朴茂，抑其人皆至深纯，雍容大雅。余于诗学实有所受，然早逾检括，有忝传承。秊少优游，不懃于力，中间颇求西学，近复摩挲梵典，盖未尝专意为诗。于今偶读师门前辈之作，高华清劲，貌不可攀，嚮使煖煖姝姝，守一先生之言，其成绩或不止于此。风雅之道，如何可言。间尝闻之古之深于诗者，温柔敦厚而不愚，学诗亦学为人之道，斯则拳拳服膺，有以自期。
　　我看现代以来的诗话，多是在新文学背景里展开的。顾随《驼庵诗话》，俞平伯《读诗札记》等，五四的语境起了很大作用。徐梵澄不是这样，他跳出了那代人的话语方式，其文字在古希腊与古印度的经典里浸泡过，在母语中既寻先秦余绪，又得晚清之风，思想衔接五四，而趣味则不定于一尊。我们近代以来有此风范者不多，唯其如此，他的文字的珍贵，可想而知。
　　摘自《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