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团队 山水自然保护中心
　　获奖理由：
　　他们让藏族牧民恢复了不收死牛羊的传统，让保险机构提供了赔偿雪豹伤害牲畜的服务，让更多村民注意到白色污染和垃圾分类，让志愿者们开始用品牌建设来保证生态葡萄的收益。
　　48岁的李卫红是云南迪庆州德钦县佛山乡古水村村民，这个生活在藏区卡瓦格博峰脚下的藏族阿妈。2011年，她被当地的文化社区工作者推荐，参加了北京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下称“山水自然”）支持的“乡村之眼”影像培训，学会了使用摄像机。如今，她用自己手持DV拍摄的纪录片《葡萄》，不仅改变了自己的邻居的生活，也让属于外面的城里人为她的村子的命运而哀叹。
　　澜沧江干热河谷地区（卡瓦格博）因为拥有雪山水源构建的供水体系，葡萄种植作为一种新的产业从2000年以后在这里逐渐展开。因为施农药、化肥与藏族不杀生的传统相悖，在昆明专家的指导下，李卫红试验生态种植，施农家肥，把油、鸡蛋、烟草水调和在一起喷洒在葡萄苗上驱虫。她用了一年时间证明了生态种植的收成并不差，然后用摄像机拍下了自己在葡萄地里实验种植生态葡萄的整个过程，并把经验分享给附近的村民们。在影片的最后，李卫红不厌其烦地将村里的每一家房子拍摄了一遍——因为即将修建的水坝，这个村子将在不久之后被水库淹没，她想记录下村子最后的样子。
　　这部略显粗糙的纪录片是“乡村之眼”在今年最好的作品之一，今年3月，《葡萄》制作完成并在昆明第一次放映，随后又在全国几个大城市放映。影片引起了不少观众的好评，李卫红也因此获得了阿拉善SEE“绿色推动者”奖项。

影像的力量

　　李卫红只是“乡村之眼”培训出来的80多名乡村影像记录者之一。但《葡萄》或许最能诠释“乡村之眼”项目设立的初衷：将摄像机交给普通老百姓，让西部的农牧民，懂得自己才是保护环境、传承文化的主体。
　　“乡村之眼”的前身是由云南省社科院的郭净老师发起的“将摄像机交给普通老百姓”的实践活动。吕宾大学毕业后不久就加入了进来，负责志愿者培训。现在，他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培训经验，是“乡村之眼”的项目策展人，正准备编写一本“乡村之眼”的《培训指南》。
　　因为看到了影像的力量，摄影师出身的耿栋加入了“乡村之眼”， 负责项目推广，与吕宾成了搭档。他们选择了五个大熊猫保护区和五个受灾社区，招收了12位学员，进行了3个月的社区拍摄，制作了11部影视作品。2008年的冬季，“乡村之眼”第一次尝试在5个受灾乡村社区组织纪录片巡展，彭州中坝村的肖大哥这样说：“地震把我前四十年都震没了，我想用摄像机为我的后四十年留下一些东西。”

从学员到培训者

　　2009年，“乡村之眼”的主题再次转回环保与文化方面，培训的地点是青海湖周边和年保玉则。随后，初步掌握了“学员”们带着各自的拍摄计划回到各自的社区。
　　半年后，吕宾与他的培训团队开始逐个对“学员”们“回访”。李卫红就是在回访时确定了她的拍摄主题—— 葡萄。
　　2010年，“乡村之眼”的不少作品受到关注：藏族小伙兰则的《牛粪》，记录了藏族传统中对于牛粪的循环使用的风俗；扎西桑俄的《我的高山兀鹫》，记录了人们因为经济利益的驱动，收走死掉的牦牛和羊，让以吃动物尸体为生的兀鹫数量减少的过程；僧人周杰的《索热家和雪豹》，记录了养羊的牧民与饥饿的珍稀动物雪豹的矛盾。
　　这些优秀的“原生态”作品后来被一家卫视重新压缩剪辑，以一个名为《望乡》的系列节目播出。
　　在这之前，吕宾曾思考一个问题：如何让“乡村之眼”每年培训出来的“学员”在项目“撤出”之后还能持续地保持拍摄的热情。2010年的“学员”们用自己的热情给了吕宾一个可行的答案：这些接受过培训的年轻人因为认识到影像的影响力，主动成为了一个个“培训者”，通过当地的公益、文化机构，走上讲台，开始培训更多有兴趣的本地人加入拍摄活动。“像兰则、扎西桑俄，都培训出了更多的拍摄者，加在一起有四十多人，他们干脆管自己称为‘年保玉则之眼’。”吕宾说。
　　正是这样的变化，“乡村之眼”正在尝试改变以往每年以一个新的培训地作为“主题”的做法，开始淡化“地点”，强调“共性”，让所有的“学员”持续挥洒着热情。这种力量或许正是点滴改变和保护西部传统生态、文化的火种：在过去几年，他们让藏族牧民恢复了不收死牛羊的传统，让保险机构提供了赔偿雪豹伤害牲畜的服务，让更多的村民注意到了白色污染和垃圾分类，让志愿者们开始用品牌建设来保证生态葡萄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