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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万提斯：“雷邦多的独臂人”
《堂吉诃德》的作者塞万提斯是西班牙的爱国军人。雷邦多海战爆发时，他正发着高烧，躺在“马尔凯萨”号的舰舱里昏迷不醒。
但战斗一打响，他立刻清醒过来，挣扎着站立起来，戴上头盔，操起长剑和盾牌冲到了甲板上，向舰长请战。舰长见他烧得满脸通红，命令他回舱休息。
塞万提斯大声喊道：“我宁愿为上帝和国王作战而死，也不愿在舱里偷生而活！”
话音未落，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敌人的战船已冲了过来。转瞬间，土耳其人就冲上了甲板，塞万提斯立刻和战友们迎向船舷，痛击敌人。
击退了土耳其人后，“马尔凯萨”号又冲进中心战场，更残酷的浴血激战开始了。塞万提斯奋力拼杀，不知何时，他的左臂被子弹击中。塞万提斯用破布简单地缠了一下，忍住剧痛，随着大部队冲上了敌舰。不料，又有两颗子弹几乎同时射中他的胸膛，他昏死了过去。
战斗结束后，塞万提斯被送进战时医院治疗，医院里只有简单的设备和几个医术不高明的医生。他胸口的两处枪伤几乎是自己愈合的。至于那条被击碎了的左臂，医生眼看着它一天天腐烂却一筹莫展，最后只得截肢。塞万提斯也由此获得了一个响亮的雅号——“雷邦多的独臂人”。
席勒：追寻自由的“逃兵”
1773年，符腾堡公爵把14岁的席勒选入他的军事学校学法律，后来才同意他学医。詩人舒巴特曾称这座军事学校是“奴隶养成所”。在这个管束极严、与外界隔绝的地方，席勒度过了8年“青葱”岁月。为了缓解压抑，排解孤独，席勒开始了文学创作。
1780年，21岁的席勒从军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斯图加特步兵团做军医。步兵团的420人几乎都是老弱伤残。公爵命令席勒未经批准不得离开城市，甚至不准许他去看望住在附近的父母。席勒对自由更加充满了渴望，他于1780年创作的反抗封建暴政、充满狂飙突进精神的剧本《强盗》，正是他此时内心的真实写照。
1782年5月，席勒偷偷跑到曼海姆国家剧院。剧院经理热情接待了他，并且承诺，只要他能摆脱军职，剧院就会聘请他为编剧。席勒回到军队，公爵极为恼火，将席勒关了14天禁闭。
祸不单行，有人告发，《强盗》里有一句台词涉嫌侵害瑞士一个州的名誉，为了不引发外交纠纷，公爵颁布禁令，不许席勒再写任何戏剧。
文学创作是席勒的第二生命，加上他早就渴望成为一个自由世界的公民，因此，席勒想到了当“逃兵”。当年9月，俄罗斯的保罗亲王对斯图加特进行国事访问，借此机会，席勒逃到了城外。这次出逃标志着席勒正式迈上了追寻自由的文学之路。
司汤达：拿破仑的“粉丝”
有谁会想到法国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司汤达也是追星族中的一员？司汤达从小就有一个梦想——成为一个军事英雄，因此，他自然地成为“军事天才”拿破仑的粉丝。尽管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巴黎综合工科大学录取，但他还是决意投笔从戎，追随拿破仑。
1800年5月，拿破仑率军越过阿尔卑斯山南下意大利。17岁的司汤达随军前往。阿尔卑斯山山路陡峭、狭窄、盘曲，且终年积雪覆盖，一不小心，就会滑入万丈深渊。司汤达在浓浓大雾与透骨的寒气中骑着马，小心翼翼地向前移动。脚下是随处横卧的死马，头顶是不时掉落的石块，山谷里回响着敌军炮弹的轰炸声，军队不时停下来准备进行反击。
这是司汤达第一次经受战火的洗礼，当同伴问他是否害怕时，为了显示自己的勇气，他健步登上一块突出的岩石，将身体暴露在敌人的炮火之中。正由于表现英勇，在部队打败奥地利，抵达米兰后不久，司汤达就被任命为法军第六龙骑兵少尉。
托尔斯泰：险成“高加索的俘虏”
1851年4月底，托尔斯泰随同服兵役的长兄尼古拉赴高加索，以志愿兵身份参加袭击山民的战役，后作为“四等炮兵下士”在高加索部队服役两年半。
有一次，托尔斯泰和好友沙多违反规定，脱离战友，跑到一个山坡上去看风景。这一次冒险让他们差点成了鞑靼人的俘虏。
托尔斯泰和沙多刚刚到达山顶，就看见30个骑马的鞑靼人向他们奔驰而来。此时他们已经来不及撤回战友那里了，只能沿着山脊向军营飞奔，身后则是7个鞑靼人在穷追猛赶。托尔斯泰碰巧骑了沙多的那匹好马，而沙多却骑了托尔斯泰的那匹劣马。托尔斯泰可以轻松地逃掉，但他不愿意丢弃战友而独自逃生。
看来两人要一起完蛋了。可鞑靼人为了报复这些亲俄分子，打算生擒他们，所以并没有把他们打下来。紧急关头，军营的一个哨兵发现了他们，立刻发出了警报，并出兵救援，鞑靼人一看形势不妙，就转身逃跑了。托尔斯泰和沙多幸运地逃过一劫。
这次大难不死的经历，后来被托尔斯泰写进了《高加索的俘虏》。
莫泊桑：“战争闹剧”的亲历者
莫泊桑所在的部队原属驻守二线的部队，但由于准备不足、装备不良和指挥混乱等原因，法军的主力部队被包围在麦茨和色当。普鲁士军队则向法国内地长驱直入，所向披靡。
莫泊桑所在的部队，也转眼间从“二线”变成了“一线”。莫泊桑个人打算与正向巴黎推进的敌军拼个鱼死网破，但这一宏愿很快就破灭了。因为色当惨败后，法国新成立的资产阶级“国防”政府为保存实力，镇压已经自动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没有片刻犹豫便把自己变成了卖国政府”。
普法战争就这样匆匆结束了。尽管莫泊桑始终没跟敌人正面交锋，但他通过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清楚地看到了资产阶级的虚伪、自私和卖国本质，看到了侵略者的残忍暴虐和肆无忌惮，看到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无穷痛苦和巨大灾难。同时，也看到了人民的英勇反抗和同仇敌忾。这些，都为他后来创作普法战争题材的小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海明威：被237块弹片打得像筛子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海明威怀着要亲临战场感受战争的热切愿望，加入美国红十字会战场服务队，投身意大利战场。
一天夜里，他偷偷向敌军“单独宣战”。他抓起一支步枪向德军的阵地猛射，枪声招来了敌人的还击。几个意大利士兵立即跃出战壕，想突进到敌军阵地前沿，消灭德军已暴露的火力点。但几十秒钟以后，便见数人中弹倒地。 海明威纵身冲上前去，想把受伤的士兵救回战壕。这时突然一声巨响，密如暴雨的弹片在他身边迸射开来。等他从昏迷中清醒过来时，他的附近已经躺了3具意大利士兵的尸体，其中一具尸体被炸飞了双腿，另一具尸体被削去了半边面孔。
海明威活动了几下身子，发现自己安然无恙，便继续前进，他要找到那个最先栽倒的士兵。那个士兵已经昏迷，但还活着。海明威把他往肩上一扛，向意军阵地回撤。才走了不到50米，敌人一阵机枪扫射，一颗子弹击中了他左腿的膝关节……
海明威身上一共有237块弹片，医生们当即取出28块。医生们都惊叹这个身体被打得像个筛子的孩子能活过来，简直是个奇迹！
大战结束后，海明威被意大利政府授予十字军功奖章、银质奖章和勇敢奖章，获得中尉军衔。伴随这荣誉留给他的是身上几百处的伤痕和赶不走的恶魔般的战争记忆，他身上至死还有一些无法取出的弹片。
拉贝防空洞
“谢天谢地，我们仍然活着。”
“感谢上帝，我们仍然健康。”
在上海，中国军队与日本军队打得越来越激烈的那些日子里，这是南京城里的拉贝和市民们每天都在重复的两句话。
然而，毕竟南京已经不再安全，尤其是敌机的轰炸将人们的心情彻底地搅乱了。
现在我们都知道拉贝因为建立“国际安全区”而拯救了数万南京市民的生命，其实在日军进城之前，拉贝还有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曾被南京人称为“拉贝防空洞”的贡献。
从1937年8月开始，日本人在上海挑起事端并引发“淞沪会战”的3个月里，日军飞机不断袭击南京等地。大轰炸让无数无辜的生命逝于炮火之下，而这也是日本人犯下的屠杀之罪。“南京大屠杀”中日本人“杀害30万中国人”，实际上并没有包含在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之前几个月的大轰炸中死亡的中国平民的人数。而防空洞几乎就是平民唯一可以防身保命的设施。但由于百姓不懂如何来筑建防御设施，有不少人在轰炸带来的震荡之中，遭遇了被倒塌的地洞压死的悲惨命运。
拉贝发现了这个情况，他是德国工程师出身的专业人士，做事严谨认真，技术超群，他将自己修建防空洞的经验在民间广泛推广。“拉贝式防空洞”先是在德国同事、驻京外籍使馆人员及传教士中流传开，后又被南京市民甚至部分守城军队及政府部门的小型防空洞建设所采用，这让许多人免于因防空洞的不坚固而丧命或受伤。
拉贝把自己的这一经验通过书信的形式告诉了朋友，而朋友又通过报纸传播出去：
人们是怎样修建防空洞的？如果他有许多钱，就委托一位中国的防空洞建筑师承办一切，付给他500元至3000元。这样建筑师便可分别按照付款的多少，运来大方木料、厚木板、沙袋、铁轨、陶土、水泥管，以及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的大堆大堆东西，事情就完了。我是自己操办这事的，就是说，我雇用了10名苦力，吩咐他们挖一个深坑（矩形的），一直挖到双脚浸水为止，坑深1.5米时就出现了水。于是，我们在坑底铺一些墙砖和圆木头，然后再铺上地板。地板上必须留一个洞，以便我们能够取到地下水。
你们一定听说过怎样降低地下水位，真是简单极了！只要每天放一只桶或是空的食品罐头瓶下去。我们还在墙边竖了几根柱子，支撑住上面的横梁，再把方形厚木板放在上面，然后覆盖泥土，要许多泥土和沙，堆成一个约1.5米高的土丘，再把妻子的花盆放在上面，我们称这花盆是伪装，日本飞机就不会识别出下面藏着什么。
更使日本人不易察觉的是，我们把这个巧妙的地下坑洞建筑在一棵树的底下，树根这时可能就长在它的上面。我们给四周的墙壁蒙上干净的草垫子，开了两个门，一个门供人们进出，另一个门专供运送货物。后来还在这两个门外垒了沙袋路障，保护坑洞不受炸弹爆炸产生的气浪破坏。
在拉贝防空洞入口处，非常醒目地贴着一份“公告”式的通知，用德、中、英文写道：
致我的客人和本洋行成员的通知
凡经常使用我的耐轰炸的防空洞者，必须遵守下述规定：应该让孩子和妇女（无论是谁）占用最安全的位子，也就是防空洞中间的位子，男人只可使用两边的座位或站位。
有违本规定者，今后不得再使用本防空洞。
约翰-拉贝
周围邻居们看了拉贝的“通知”都笑了，说拉贝真是个好人。
10月24日，星期天。炸弹从天而降，在城北、城南雨点般落下，比任何时间里“下蛋”还要多。
“今天日本人是为了纪念他们下蛋700枚才这么干的！”拉贝的中国伙伴韩湘琳向他解释。
10月25日，是拉贝和爱妻结婚28年的纪念日，远在北平的妻子多拉托韩先生送来4盆菊花。拉贝还收到了妻子的两首诗，这让他兴奋不已。
妻子的诗这样写道：
朦胧的预测已经变得明晰
命运从不是偶然幸运的产物
人生的道路如同行星的轨迹
唯有大智之道在宇宙中运筹
才能决定是合是分
是啊，一个智者也决定不了与家人的合与分，这就是战争中的世界。拉贝对自己妻子的才情深感佩服，同时也因自己身处战争的旋涡中心颇有些伤感和担忧。
二战中的巴黎
君子
1944年，盟军攻占巴黎前夕，非作战部队的德国兵开始撤出这座城市，巴黎被一车一车地劫掠一空。
但在纳伊的维克多·雨果林荫大道，德军一个曾当过工程师的上尉临走前写了一张表示感谢的条子，留给“我的不知名的主人，感谢你们并不由衷的招待”。
他写道：“我离开这所公寓时，里面一切如旧。煤气、电、电话的账单都已经付清，看门人的小费也已给过。”他告诉房子的主人：“三卷本的《伏尔泰文集》，阅后已放归书架原处。”然后又附了一张钞票：“赔偿我借住期间不慎打破的两只水晶香槟酒杯。”
俘虏
1944年明19日，巴黎人民发动起义。中学老师路易·贝尔蒂有生以来第一次用枪指着德军，将两个正在饭馆喝白兰地的德国鬼子繳械，然后押着他们去区公所。一路上他赶开了三个跑上来想朝那两个人脸上吐唾沫的愤怒的同胞，他说：“他们是俘虏。”其中一个德国兵回过头来，一边擦脸，一边向他点头说：“谢谢。”
六小时后，路易·贝尔蒂和20名同样遭受镇压的同志被押往纳伊的德军指挥所，围成一圈。一个德国兵推开他们走到圈子里，这个德国兵正是贝尔蒂得意地俘获过的两个德国鬼子之一。显然，他是奉命来指认俘虏他的人。
那个德国兵直瞪瞪地注视着他的眼睛，做了_一个姿势，一个似乎是把脸颊上的唾沫抹掉的姿势，然后，就走向下一个人。
学问
法军第二装甲师的“西蒙”坦克在攻占心形广场。指挥官保尔·基尼翁中尉用战地望远镜看准一辆德军坦克，向炮手罗伯·马迪宣布射程：1500米。
马迪校准大炮瞄准器的射程后，犹豫了一下，没有告诉基尼翁，便将瞄准器又转了三格，把射程定在1800米一—马迪是巴黎的大学生，他记起自己很久以前在法国最通用的《佛尔摩年鉴》中读到，香榭丽舍大街从凯旋门到方尖碑之间的距离是1800米。
马迪开了炮。
年鉴是对的。他的第一炮就打中了德国坦克。
“谢天谢地，要是我的发射向右偏两米，纪念碑就被我打掉了！”马迪说。
《堂吉诃德》的作者塞万提斯是西班牙的爱国军人。雷邦多海战爆发时，他正发着高烧，躺在“马尔凯萨”号的舰舱里昏迷不醒。
但战斗一打响，他立刻清醒过来，挣扎着站立起来，戴上头盔，操起长剑和盾牌冲到了甲板上，向舰长请战。舰长见他烧得满脸通红，命令他回舱休息。
塞万提斯大声喊道：“我宁愿为上帝和国王作战而死，也不愿在舱里偷生而活！”
话音未落，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敌人的战船已冲了过来。转瞬间，土耳其人就冲上了甲板，塞万提斯立刻和战友们迎向船舷，痛击敌人。
击退了土耳其人后，“马尔凯萨”号又冲进中心战场，更残酷的浴血激战开始了。塞万提斯奋力拼杀，不知何时，他的左臂被子弹击中。塞万提斯用破布简单地缠了一下，忍住剧痛，随着大部队冲上了敌舰。不料，又有两颗子弹几乎同时射中他的胸膛，他昏死了过去。
战斗结束后，塞万提斯被送进战时医院治疗，医院里只有简单的设备和几个医术不高明的医生。他胸口的两处枪伤几乎是自己愈合的。至于那条被击碎了的左臂，医生眼看着它一天天腐烂却一筹莫展，最后只得截肢。塞万提斯也由此获得了一个响亮的雅号——“雷邦多的独臂人”。
席勒：追寻自由的“逃兵”
1773年，符腾堡公爵把14岁的席勒选入他的军事学校学法律，后来才同意他学医。詩人舒巴特曾称这座军事学校是“奴隶养成所”。在这个管束极严、与外界隔绝的地方，席勒度过了8年“青葱”岁月。为了缓解压抑，排解孤独，席勒开始了文学创作。
1780年，21岁的席勒从军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斯图加特步兵团做军医。步兵团的420人几乎都是老弱伤残。公爵命令席勒未经批准不得离开城市，甚至不准许他去看望住在附近的父母。席勒对自由更加充满了渴望，他于1780年创作的反抗封建暴政、充满狂飙突进精神的剧本《强盗》，正是他此时内心的真实写照。
1782年5月，席勒偷偷跑到曼海姆国家剧院。剧院经理热情接待了他，并且承诺，只要他能摆脱军职，剧院就会聘请他为编剧。席勒回到军队，公爵极为恼火，将席勒关了14天禁闭。
祸不单行，有人告发，《强盗》里有一句台词涉嫌侵害瑞士一个州的名誉，为了不引发外交纠纷，公爵颁布禁令，不许席勒再写任何戏剧。
文学创作是席勒的第二生命，加上他早就渴望成为一个自由世界的公民，因此，席勒想到了当“逃兵”。当年9月，俄罗斯的保罗亲王对斯图加特进行国事访问，借此机会，席勒逃到了城外。这次出逃标志着席勒正式迈上了追寻自由的文学之路。
司汤达：拿破仑的“粉丝”
有谁会想到法国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司汤达也是追星族中的一员？司汤达从小就有一个梦想——成为一个军事英雄，因此，他自然地成为“军事天才”拿破仑的粉丝。尽管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巴黎综合工科大学录取，但他还是决意投笔从戎，追随拿破仑。
1800年5月，拿破仑率军越过阿尔卑斯山南下意大利。17岁的司汤达随军前往。阿尔卑斯山山路陡峭、狭窄、盘曲，且终年积雪覆盖，一不小心，就会滑入万丈深渊。司汤达在浓浓大雾与透骨的寒气中骑着马，小心翼翼地向前移动。脚下是随处横卧的死马，头顶是不时掉落的石块，山谷里回响着敌军炮弹的轰炸声，军队不时停下来准备进行反击。
这是司汤达第一次经受战火的洗礼，当同伴问他是否害怕时，为了显示自己的勇气，他健步登上一块突出的岩石，将身体暴露在敌人的炮火之中。正由于表现英勇，在部队打败奥地利，抵达米兰后不久，司汤达就被任命为法军第六龙骑兵少尉。
托尔斯泰：险成“高加索的俘虏”
1851年4月底，托尔斯泰随同服兵役的长兄尼古拉赴高加索，以志愿兵身份参加袭击山民的战役，后作为“四等炮兵下士”在高加索部队服役两年半。
有一次，托尔斯泰和好友沙多违反规定，脱离战友，跑到一个山坡上去看风景。这一次冒险让他们差点成了鞑靼人的俘虏。
托尔斯泰和沙多刚刚到达山顶，就看见30个骑马的鞑靼人向他们奔驰而来。此时他们已经来不及撤回战友那里了，只能沿着山脊向军营飞奔，身后则是7个鞑靼人在穷追猛赶。托尔斯泰碰巧骑了沙多的那匹好马，而沙多却骑了托尔斯泰的那匹劣马。托尔斯泰可以轻松地逃掉，但他不愿意丢弃战友而独自逃生。
看来两人要一起完蛋了。可鞑靼人为了报复这些亲俄分子，打算生擒他们，所以并没有把他们打下来。紧急关头，军营的一个哨兵发现了他们，立刻发出了警报，并出兵救援，鞑靼人一看形势不妙，就转身逃跑了。托尔斯泰和沙多幸运地逃过一劫。
这次大难不死的经历，后来被托尔斯泰写进了《高加索的俘虏》。
莫泊桑：“战争闹剧”的亲历者
莫泊桑所在的部队原属驻守二线的部队，但由于准备不足、装备不良和指挥混乱等原因，法军的主力部队被包围在麦茨和色当。普鲁士军队则向法国内地长驱直入，所向披靡。
莫泊桑所在的部队，也转眼间从“二线”变成了“一线”。莫泊桑个人打算与正向巴黎推进的敌军拼个鱼死网破，但这一宏愿很快就破灭了。因为色当惨败后，法国新成立的资产阶级“国防”政府为保存实力，镇压已经自动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没有片刻犹豫便把自己变成了卖国政府”。
普法战争就这样匆匆结束了。尽管莫泊桑始终没跟敌人正面交锋，但他通过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清楚地看到了资产阶级的虚伪、自私和卖国本质，看到了侵略者的残忍暴虐和肆无忌惮，看到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无穷痛苦和巨大灾难。同时，也看到了人民的英勇反抗和同仇敌忾。这些，都为他后来创作普法战争题材的小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海明威：被237块弹片打得像筛子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海明威怀着要亲临战场感受战争的热切愿望，加入美国红十字会战场服务队，投身意大利战场。
一天夜里，他偷偷向敌军“单独宣战”。他抓起一支步枪向德军的阵地猛射，枪声招来了敌人的还击。几个意大利士兵立即跃出战壕，想突进到敌军阵地前沿，消灭德军已暴露的火力点。但几十秒钟以后，便见数人中弹倒地。 海明威纵身冲上前去，想把受伤的士兵救回战壕。这时突然一声巨响，密如暴雨的弹片在他身边迸射开来。等他从昏迷中清醒过来时，他的附近已经躺了3具意大利士兵的尸体，其中一具尸体被炸飞了双腿，另一具尸体被削去了半边面孔。
海明威活动了几下身子，发现自己安然无恙，便继续前进，他要找到那个最先栽倒的士兵。那个士兵已经昏迷，但还活着。海明威把他往肩上一扛，向意军阵地回撤。才走了不到50米，敌人一阵机枪扫射，一颗子弹击中了他左腿的膝关节……
海明威身上一共有237块弹片，医生们当即取出28块。医生们都惊叹这个身体被打得像个筛子的孩子能活过来，简直是个奇迹！
大战结束后，海明威被意大利政府授予十字军功奖章、银质奖章和勇敢奖章，获得中尉军衔。伴随这荣誉留给他的是身上几百处的伤痕和赶不走的恶魔般的战争记忆，他身上至死还有一些无法取出的弹片。
拉贝防空洞
“谢天谢地，我们仍然活着。”
“感谢上帝，我们仍然健康。”
在上海，中国军队与日本军队打得越来越激烈的那些日子里，这是南京城里的拉贝和市民们每天都在重复的两句话。
然而，毕竟南京已经不再安全，尤其是敌机的轰炸将人们的心情彻底地搅乱了。
现在我们都知道拉贝因为建立“国际安全区”而拯救了数万南京市民的生命，其实在日军进城之前，拉贝还有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曾被南京人称为“拉贝防空洞”的贡献。
从1937年8月开始，日本人在上海挑起事端并引发“淞沪会战”的3个月里，日军飞机不断袭击南京等地。大轰炸让无数无辜的生命逝于炮火之下，而这也是日本人犯下的屠杀之罪。“南京大屠杀”中日本人“杀害30万中国人”，实际上并没有包含在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之前几个月的大轰炸中死亡的中国平民的人数。而防空洞几乎就是平民唯一可以防身保命的设施。但由于百姓不懂如何来筑建防御设施，有不少人在轰炸带来的震荡之中，遭遇了被倒塌的地洞压死的悲惨命运。
拉贝发现了这个情况，他是德国工程师出身的专业人士，做事严谨认真，技术超群，他将自己修建防空洞的经验在民间广泛推广。“拉贝式防空洞”先是在德国同事、驻京外籍使馆人员及传教士中流传开，后又被南京市民甚至部分守城军队及政府部门的小型防空洞建设所采用，这让许多人免于因防空洞的不坚固而丧命或受伤。
拉贝把自己的这一经验通过书信的形式告诉了朋友，而朋友又通过报纸传播出去：
人们是怎样修建防空洞的？如果他有许多钱，就委托一位中国的防空洞建筑师承办一切，付给他500元至3000元。这样建筑师便可分别按照付款的多少，运来大方木料、厚木板、沙袋、铁轨、陶土、水泥管，以及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的大堆大堆东西，事情就完了。我是自己操办这事的，就是说，我雇用了10名苦力，吩咐他们挖一个深坑（矩形的），一直挖到双脚浸水为止，坑深1.5米时就出现了水。于是，我们在坑底铺一些墙砖和圆木头，然后再铺上地板。地板上必须留一个洞，以便我们能够取到地下水。
你们一定听说过怎样降低地下水位，真是简单极了！只要每天放一只桶或是空的食品罐头瓶下去。我们还在墙边竖了几根柱子，支撑住上面的横梁，再把方形厚木板放在上面，然后覆盖泥土，要许多泥土和沙，堆成一个约1.5米高的土丘，再把妻子的花盆放在上面，我们称这花盆是伪装，日本飞机就不会识别出下面藏着什么。
更使日本人不易察觉的是，我们把这个巧妙的地下坑洞建筑在一棵树的底下，树根这时可能就长在它的上面。我们给四周的墙壁蒙上干净的草垫子，开了两个门，一个门供人们进出，另一个门专供运送货物。后来还在这两个门外垒了沙袋路障，保护坑洞不受炸弹爆炸产生的气浪破坏。
在拉贝防空洞入口处，非常醒目地贴着一份“公告”式的通知，用德、中、英文写道：
致我的客人和本洋行成员的通知
凡经常使用我的耐轰炸的防空洞者，必须遵守下述规定：应该让孩子和妇女（无论是谁）占用最安全的位子，也就是防空洞中间的位子，男人只可使用两边的座位或站位。
有违本规定者，今后不得再使用本防空洞。
约翰-拉贝
周围邻居们看了拉贝的“通知”都笑了，说拉贝真是个好人。
10月24日，星期天。炸弹从天而降，在城北、城南雨点般落下，比任何时间里“下蛋”还要多。
“今天日本人是为了纪念他们下蛋700枚才这么干的！”拉贝的中国伙伴韩湘琳向他解释。
10月25日，是拉贝和爱妻结婚28年的纪念日，远在北平的妻子多拉托韩先生送来4盆菊花。拉贝还收到了妻子的两首诗，这让他兴奋不已。
妻子的诗这样写道：
朦胧的预测已经变得明晰
命运从不是偶然幸运的产物
人生的道路如同行星的轨迹
唯有大智之道在宇宙中运筹
才能决定是合是分
是啊，一个智者也决定不了与家人的合与分，这就是战争中的世界。拉贝对自己妻子的才情深感佩服，同时也因自己身处战争的旋涡中心颇有些伤感和担忧。
二战中的巴黎
君子
1944年，盟军攻占巴黎前夕，非作战部队的德国兵开始撤出这座城市，巴黎被一车一车地劫掠一空。
但在纳伊的维克多·雨果林荫大道，德军一个曾当过工程师的上尉临走前写了一张表示感谢的条子，留给“我的不知名的主人，感谢你们并不由衷的招待”。
他写道：“我离开这所公寓时，里面一切如旧。煤气、电、电话的账单都已经付清，看门人的小费也已给过。”他告诉房子的主人：“三卷本的《伏尔泰文集》，阅后已放归书架原处。”然后又附了一张钞票：“赔偿我借住期间不慎打破的两只水晶香槟酒杯。”
俘虏
1944年明19日，巴黎人民发动起义。中学老师路易·贝尔蒂有生以来第一次用枪指着德军，将两个正在饭馆喝白兰地的德国鬼子繳械，然后押着他们去区公所。一路上他赶开了三个跑上来想朝那两个人脸上吐唾沫的愤怒的同胞，他说：“他们是俘虏。”其中一个德国兵回过头来，一边擦脸，一边向他点头说：“谢谢。”
六小时后，路易·贝尔蒂和20名同样遭受镇压的同志被押往纳伊的德军指挥所，围成一圈。一个德国兵推开他们走到圈子里，这个德国兵正是贝尔蒂得意地俘获过的两个德国鬼子之一。显然，他是奉命来指认俘虏他的人。
那个德国兵直瞪瞪地注视着他的眼睛，做了_一个姿势，一个似乎是把脸颊上的唾沫抹掉的姿势，然后，就走向下一个人。
学问
法军第二装甲师的“西蒙”坦克在攻占心形广场。指挥官保尔·基尼翁中尉用战地望远镜看准一辆德军坦克，向炮手罗伯·马迪宣布射程：1500米。
马迪校准大炮瞄准器的射程后，犹豫了一下，没有告诉基尼翁，便将瞄准器又转了三格，把射程定在1800米一—马迪是巴黎的大学生，他记起自己很久以前在法国最通用的《佛尔摩年鉴》中读到，香榭丽舍大街从凯旋门到方尖碑之间的距离是1800米。
马迪开了炮。
年鉴是对的。他的第一炮就打中了德国坦克。
“谢天谢地，要是我的发射向右偏两米，纪念碑就被我打掉了！”马迪说。